“公知”的汙名化及其背後
吳法天在環球網上刊文評論《新快報》記者陳永洲被抓一事，題目是《善良的讀者以後請謹慎為“兩根骨頭”感動》。文中這樣寫道：“知道網友怎麽評論嗎——中國大謠公知都有兩根骨頭：一根見利忘義‘賊骨頭’，一根崇洋媚外的‘賤骨頭’。”
2012年7月，就是這個作者，與四川電視台女記者周燕微博約架，在北京的朝 陽公園，稱自己遭到“公知”群毆，惹得網上網下沸沸揚揚。在微博上經常痛斥“公知”的方舟子以一錘定音的語氣評論道：“公知，已成為推動中國民主、自由、 法治進程的一大障礙。”到了“賊骨頭”和“賤骨頭”之說，2011年以來已持續兩年的“公知”汙名化過程，似乎達至最後結論。
利 用漢語的諧音，近年來中國有一串淪為貶義的職業性的或群體性的稱呼，比如“叫獸”（教授）、“磚家”（專家）、“妓者”（記者）、“精蠅”（精英）等等， 奇特的是，他們大都跟處理信息與知識的工作相關。這些人傳統上被視為往往具有很強的社會責任感，以關懷天下為己任，自認為能夠排除特殊利益幹擾而站在集體 或公共利益的立場上發言。具有濃厚侮辱意味的汙名既現，顯示相當一部分社會公眾對這些知識人不認可、不信任，懷疑他們是特殊利益的工具，打著公共利益的旗 號售賣私貨，以便最終獲取自身的名利。
毫 不奇怪，囊括這些群體的一個更廣泛的稱呼——知識分子，必然隨之進入淪落通道，這一淪落是以一個縮略詞——“公知”——的迅速貶值而體現的。所謂“公知” 是“公共知識分子”的簡稱，同近代中國的許多詞語符號一樣，這個詞是一個舶來品，也就是說，中國公共知識分子的源頭，要追溯到西方現代知識分子那裏。自 然，也同近代中國的許多舶來概念一樣，概念的推行者會著力挖掘中國漫長曆史當中這些概念的結合點，就知識分子概念而言，那也就是“士”。中國儒家所推崇的 “士”精神，可以視為中國的“公共知識分子”文化傳統，隻是在清末民初中國內憂外患的情況下，中國傳統的“士”逐漸轉變為現代意義的“知識分子”，並且自 覺擔負起“喚起民眾”的責任。
對 於這些“士”的社會功能，中國社會的看法一直是矛盾的。讚揚者認為，知識分子作為思想啟蒙者和變革實踐者，對近現代中國的政治變遷、經濟發展、文化重建和 社會轉型，起到了無可替代的巨大推動作用。貶低者認為，知識分子自身陳疾困擾，對中國的種種積弊更是難辭其咎。比如中國現代的著名政治學者張東蓀就把20世 紀前幾十年中國的一切問題，都歸咎於“士階級之腐爛”。具體表現在：“隻知苟且；隻知規避責任；隻知迎合意旨；隻知從中取利；隻知說假話；隻知在夾縫中討 生活。”張所抨擊的這一切現在似乎更加變本加厲了。顧炎武論廉恥的一段話“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常常被今人引用，仿佛中國許多問題的根源都在於士風 不正。
到2011年， 情況發生了新的變化，網上開始出現對公共知識分子的大規模醜化，看上去有板有眼。有些人用力甚多，比如吳法天說：“做公知太容易了，以受迫害心態切入，痛 陳言論不自由，看到謠言就轉發，批批體製罵罵大街，說幾句俏皮話”，暗指“公知”通過罵政府來消費政治與公共事件，為自己博取利益。有幾家網站更是用充滿 民粹意味的口號反對“公知”，把“公知”等同於“漢奸”和“帶路黨”。
給 “公知”貼標簽，這種手法無須論證、無須理由，整體性地將一個群體汙名化，就跟文革中流行的“臭老九”一樣，通過將這樣一個髒詞扔到對手身上，對方不攻而 破，己方則獲得了純潔性，並相應擁有了“批倒批臭”對方的正當性。問題的關鍵還在於，批判的靶子並非僅僅指向具體的個人，更指向“公知”所代表的價值觀， 如自由、民主和普世價值。
在這種語境下，“公知”被視為欺世盜名、顛倒是非、裏通外國之徒，原本高尚的詞匯——自由、民主、普世價值——也一一獲得了“民煮、柿油、撲屎”等諧音表達。奇怪的是，很多知識分子自己也使用這類詞匯，先假裝自己不是公知，然後再抹黑公知，把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90年代發揚的反智主義進一步推向極端。“母知”這樣的惡搞詞匯也隨之而生。後者尤其令人厭惡，在反智的同時，累加上對女性的歧視。
在“公共知識分子”剛剛露頭時就有人想要打壓之，但未能完全實現，現在借助一場網絡汙名化運動，目的終於達到了，“公知”現在成了人民公敵，套用方舟子的一個說法，“全網都在批”。2012年 的一段時間，“全網在批”的是韓寒，韓寒甚至為此寫了篇博客，宣稱“就要做個臭公知”：“是的，我是個公知，我就是在消費政治，我就是在消費時事，我就是 在消費熱點。我是消費這些公權力的既得利益者。大家也自然可以消費我，甚至都不用給小費。當公權力和政治能被每個人安全的消費的時候，豈不更好……”
現在，公知被進一步同流氓和漢奸劃上了等號。公知=流氓以及公知=漢奸的等式被設定以後，倒公知成了倒偽民主，一場冗長的滑稽劇就此達到高潮。
這出戲的代價是，本來就混亂不堪的中國觀念市場更加混亂，知識分子在這個社會中的話語權與公信力更加下降，社會更加撕裂，共識付之闕如。唯一一個可能的好處是，知識階層的祛魅加快公眾的覺醒，不再指望“公知”的代言和帶路，而是自我做起一點一滴建設公民社會。
但這樣還必須有一個前提：相信普遍價值的存在，以此作為社會的“共約”。如韓寒所說：“拋棄一些人的名字不代表必須拋棄一個向善的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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