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億萬兒童每天為了學業披星戴月，熬得深度近視，榨幹靈魂和活力，隻為爭得一張進入大學特別是重點大學的門票，而重點大學中又尤拚盡精力都要進入清華北大。但這所謂的一流學府還值得學子擠破腦袋、耗盡青春去奮鬥嗎？北大，還是那個北大嗎？
北京大學是中國最早的國立綜合大學，也是中國學術界思想界的明珠——然而，這一切都隻是在1949年之前，這之後的北大，雖然還叫北大，但已如《紅樓夢》中所雲“這鴨頭不是那丫頭，頭上怎著桂花油”，名不副實了。
不妨先來看看北大的名聲是怎樣建立起來的。1912年5月，京師大學堂更名為國立北京大學，是中國曆史上第一所冠名“國立”大學，嚴複出任首任校長。然 而，因為積重難返，讀書做官的傳統思想依然統治著這個號稱大學的地方，屍居餘氣，毫無作為。北大真正建立起它“學術重鎮民主搖籃”的名聲，是從1917 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時開始的。蔡元培上任之初，就提出“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之義”的辦學理念，使得北京大學思想解放，學術繁榮。是時也， 林紓，陳獨秀，李大釗，錢玄同，胡適，魯迅，劉半農，劉師培，周作人，吳梅，黃侃等時代嬌子或指點江山，或埋頭故紙，或宏揚西學，或破除陳腐，或麵向未 來，真個是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盛一時之況。其繼往開來，無論思想，文化與學術等，均取得了非凡成就，為中華曆史上所罕見。也因此，北大成為開風氣之先的 “新文化運動”中心和多種社會思潮的策源地。1919年5月4日，“五四運動”爆發。北京大學等北京多所學校的學生在天安門前集會，羅家倫、江紹原、張廷 濟為學生運動三個代表，羅家倫起草了《北京學界全體宣言》，隨後舉行示威遊行。軍警當場逮捕學生。蔡元培等學校領導當時為了營救學生，不惜發動全國工商界 罷工罷市。北京學生的愛國運動，得到了各地青年學生和人民群眾的同情和支持，學生愛國運動的烈火迅速燃遍全國，發展成為全國性的反帝愛國運動。1930 年，國民政府首任教育部長、蔡元培先生的高足、曾三度代理北大校長的蔣夢麟開始執掌北大，翌年一月正式就職。就任後蕭規曹隨，繼續蔡元培的辦學理念，並動 工興建新圖書館、地質館、灰樓學生宿舍等三大建築，修建了大操場；理科各係設施得到相當的改善。1935年，北大已建成實驗室40多個，實驗儀器6716 件，標本15788種，藥品及實習用具3100多件，設備條件居於全國高校前列。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北京大學與清華大學、南開大學遷往長沙，共同組 成長沙臨時大學。1938年初再遷昆明，改稱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在艱苦的環境下，不僅繼續培養出大量戰時和戰後國內戰爭建設所需的各類人才，而且為世界貢 獻出了李政道、楊振寧這樣的諾貝爾獎獲得者，也因此成為世界一流大學。抗日戰爭勝利後，北京大學複員北京，於1946年10月正式複校，胡適出任校長，整 合了北平大學醫學院、農學院以及北洋工學院在北平的部分師資和學生。北大在內戰烽火中繼續她造就人才繁榮學術的崇高使命。
縱觀此時的北大，其特點，正如魯迅在《我觀北大》中所言：“第一，北大是常為新的，改進的運動的先鋒，要使中國向著好的，往上的道路走。雖然很中了許多 暗箭，背了許多謠言；教授和學生也都逐年地有些改換了，而那向上的精神還是始終一貫，不見得弛懈。第二，北大是常與黑暗勢力抗戰的，即使隻有自己。”
可是，這一特色在49年後，就不落花流水春去也，不再存在。這首先體現在人才的流失上。1948年末，根據國民政府訓令，科學教育界能搬遷的人、財、物 盡量搬遷，先以台灣大學為基地，而後慢慢站穩腳跟，以達“求生存、圖發展”的目的。到11月29日，共產黨所屬東北野戰軍會同華北軍區主力共100萬人， 在北平、天津、張家口地區聯合發起平津戰役，與國民黨軍傅作義部60萬人展開決戰。國民政府風雨飄搖、大廈將傾的危急時刻，朱家驊、傅斯年、杭立武、蔣經 國、陳雪屏等在蔣介石授意下，於南京緊急磋商謀劃“平津學術教育界知名人士搶救計劃”細節辦法，很快擬定了“搶救人員”名單。名單包括四類：（一）各院校 館所行政負責人；（二）因政治關係必離者；（三）中央研究院院士；（四）在學術上有貢獻並自願南來者。因這一計劃的實施，當時被“搶救”到台灣的學人不 少：著名的有沈剛伯、錢思亮、毛子水、鄭通和、餘又蓀、台靜農、姚從吾、王國華、東方美、夏德義、李宗侗、英千裏、楊樹人、潘貫、薩孟武、杜聰明、彭九 生、陳振鐸等三十幾人，此外尚有史語所抵台的李濟、董作賓、淩純聲、芮逸夫、石璋如、勞榦、高去尋、屈萬裏，連同晚一輩的陳槃、王叔岷、嚴耕望、周法高等 年輕學者，這其中不少是北大的中堅。比如台大校長傅斯年，便是在五四運動中赫赫有名的北大學生領袖。傅斯年於1913年考取北京大學預科乙部，1916年 升入北京大學國文門，受到章太炎門下弟子劉師培與黃侃等人的栽培。蔡元培校長革新北大後，傅斯年在胡適與魯迅等五四先鋒思想的影響下，與羅家倫、毛子水、 顧頡剛等誌同道合的同學，於1918年發起創立新潮社，創辦《新潮》雜誌，發表了大量鼓動新文化、新思潮的文章，成為五四運動的一員中堅力量。除了史學上 的卓越建樹外，傅斯年還曾擔任北京大學教授（1929-1937）、北京大學代理校長（1945-1946），直至生前擔任台灣大學校長 （1949-1950），對中國高等教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又比如傅斯年去世後，接替他出任台大校長的錢思亮是著名的化學家和教育家，也與北大淵源頗深。 此外如台大中文係主任台靜農。曆史係教授姚從吾等，都是原來北大教授。也就是因為這個原因，北大中文係原係主任陳平原教授才會這麽說：“我在台灣大學教過 一個學期的書。台大跟北大有很深的淵源，抗戰勝利以後，幫助創建台大中文係的，好些是以前北大的教授或學生。所以，我在那兒教書很親切。”
這還隻是數量上的損失，北大精神或者說北大特點的消逝更體現在其質量上。這首當其衝的就是解放初期的院係調整與思想改造。政府於1952年對高等院校進 行院係調整，清華大學、燕京大學、輔仁大學的文理科並入北京大學，北京大學工學院機、電、土、建4係合並到清華大學，化工係合並到天津大學，農學院、醫學 院、政法專業等脫離北京大學，或組建成新的高等院校，或並入其他相關院校。院係調整後的北京大學遷校址於原燕京大學校址，成為一所以文理基礎教學和研究為 主的綜合性大學，這個調整的最大特色是把民國時代的現代高等院校係統改造成“蘇聯模式”高等教育體係。在院係調整時北大也無例外地進行了“大換血”。當清 華大學的186位教師喧賓奪主，進入燕園時，北大的八成科學家卻告別了“紅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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