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診室備有辣椒水”，“調解室椅子固定”，在醫患矛盾頻發背景下，跳出公立醫院密集門診日程，選擇自由執業的知名醫師在增多。
100多位身穿白大褂的醫務人員，在一座孫中山雕像下無聲集結，現場打出的橫幅上寫著，“沉痛哀悼溫嶺遇害同仁”。上海中山醫院“巴林特小組”成員，和他們短暫離崗的同事，一起默哀了三分鍾。
10月31日上午，溫嶺市第一人民醫院耳鼻咽喉科主任醫師王雲傑的追悼會舉行。自25日事發起，當地官方不斷通報這起傷醫事件進展。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作出批示，要求高度重視因醫患矛盾引發的暴力事件。
默哀結束後，一位女醫生淚流滿麵。她握住上海中山醫院醫務處副處長楊震的手說，“謝謝”。楊震在微博賬號“快樂是一棵樹”上說：我們表達哀傷，我們呼喚正義。
相似的場麵令楊震記憶猶新。一年多前哈爾濱醫生王浩遇害後，在中山醫院緊急組織的巴林特小組心理討論中，一位研究生尚未畢業的女住院醫向大家哭訴，她的室友聽到消息，難過地躲在被窩裏哭了一夜。
2009年9月這家上海著名的三甲醫院引進“巴林特小組（Balint Groups）”。每兩周活動一次。20世紀50年代匈牙利精神分析師米歇爾·巴林特創建了這種訓練全科醫師處理醫患關係的方法，它假設“潛意識在每個人心裏，不僅是在病人那裏”。
越 來越能直接感受的醫患糾紛，究竟到了何種程度？曾連續五年在上海市衛計委負責醫患糾紛調節的孫梅對記者說：到上海任何一家二級醫院坐上一天，肯定會遇到醫 患糾紛。原衛生部2012年統計顯示，全國共發生惡性傷醫案件11起，造成35人傷亡，其中死亡7人，受傷28人。而2013年見諸報道的傷醫案件已有 20起。10月下旬連續發生3起醫療暴力事件。
“診室備有辣椒水”
在醫患調解室裏，連熱水瓶都不能放。經驗還告訴他，甚至手表、手機等稍微值錢些的物什，也不能帶進去。
溫嶺“10·25”傷醫事件發生之後，從同屬於台州的黃岩，到相鄰的上海，乃至更遠的地方，無數的醫務工作者表達了他們的哀悼和聲援。
案件發生第五天，巴林特小組活動的主題是“醫路的愛與哀愁”。楊震對未來並不樂觀，他在接受本報采訪時說，“醫患糾紛一望無際”，但“我們必須到達彼岸”。
深圳市一名70後牙科醫生，將微信頭像換成了一團漆黑。他在微信群裏對初中同學們說，溫嶺傷醫事件，比去年3月哈醫大王浩案更“令人發指”。他覺得包括王雲傑在內，醫生和醫院都是無辜的。
孫梅當年分工負責上海普陀區的有關工作，她遇到過最厲害的一次糾紛，48位家屬一起前來。而創下上海之最的，是某次100多個家屬圍堵華山醫院。
糾紛頻發，醫院不得不加強防護。孫梅回憶，當年醫院裏普遍專設一個談話室用於醫患溝通，在這個特殊的房間裏，連熱水瓶都不能放，以防激動的家屬隨手抄家夥傷人。
楊震感覺現在的情況有過之無不及。談話室裏椅子必須是固定的，也不能吸煙——隻要一點火消防設施就會自動啟動。經驗還告訴他，甚至手表、手機等稍微值錢些的物什，也不能帶進這個房間。
北京同仁醫院耳鼻咽喉科主任醫師王琪介紹，兩年前其同事徐文主任被患者砍傷，現在診室裏備有辣椒水，醫師一旦有人身危險就會用。
溫嶺傷醫事件三天後，10月28日，楊震受邀去複旦大學附屬兒科醫院演講有關醫患糾紛的應對技巧。他特意強調是“應對”而非“防範”——“根本防範不了”。
“醫患衝突沒有得到任何緩解，甚至還在加劇”，楊震說，長期頂著各種壓力超負荷工作的醫者需要自愈，而巴林特小組實際上是一種“集體治療”。
“這麽多年來，我並不恨任何一個‘醫鬧’”，楊震說他慢慢學會了包容和寬恕，何況疾病才是醫生和患者的共同敵人。
密不透風的日程表
檢討一下，如果能再壓縮難為情的吃喝拉撒的生理需求，這樣就能給每個病人3分鍾了。
11 月1日，上海一些醫生的微信朋友圈裏，流傳這樣一段話——今天我7：20開診，共看診192個病人，到最後一個病人看完離開是17：18，一共是598分 鍾。出去四次上廁所共8分鍾，中午吃飯10分鍾，數次喝水耗時約6分鍾，用於看病人的時間是574分鍾，平均每個病人用時2.99分鍾！檢討一下，如果能 再壓縮難為情的吃喝拉撒的生理需求，這樣就能給每個病人3分鍾了——段子據傳是以骨科診療見長的上海第六人民醫院醫師所寫。
根據上海國際醫學中心引入的新加坡著名醫療管理集團百匯集團的標準，每個病人的首診時間不能少於15分鍾。去年底離開體製自由執業的原上海東方醫院血管外科主任張強醫生，向預約病人承諾首診不少於30分鍾，複診不少於15分鍾。
密不透風的日程表，造成了醫療質量和醫患關係的諸多隱患，這背後是醫療資源配置和使用的極度不合理，也是新醫改致力改變，卻收效甚微的地方。
即便如此，孫梅認為醫生並不是無可作為，因為溝通中70%以上是情緒，醫者的冷漠會造成難以想象的後果。
孫梅告訴記者，自己前一周在上海某三甲醫院就診時，親眼看到一位護士橫眉冷對首次前來該院求醫的江西患者，一連用五、六個“不知道”打發了關於專家出診時間這樣的基本問題。而五年的醫患糾紛調解生涯使她相信，醫者良好的態度本可以避免許多悲劇。
擁有257萬粉絲的前協和醫院急診科大夫於鶯在微博上表示，其實患者體驗的醫療，從跨進醫院第一步就開始了。冷暴力一點一點積累起來，到醫生那裏達到高潮，直到爆發。“醫生所受到的遭遇是在為患者遇到的每一個不如意買單。”
當年工作分工使然，孫梅經常出入上海各大三甲醫院的高幹病房，“醫護人員像對親人一樣”，“醫界也要自省”，孫梅說。
自由執業轉暖？
涉及事業單位體製改革，推行自由執業完全改變現在的體製格局不太可能。
10月28日，著名心血管病專家周樂今醫生，參與聯署了就醫院暴力向公眾發出的公開信，呼籲推行全國醫院暴力“零容忍”。
和他一起聯名的有正在台灣學習、準備將來自由執業的於鶯，不久前跳出體製的民營上海德濟醫院院長宋冬雷，以及以“非典型醫生”之名在微博上為醫師自由執業大聲呐喊的廣州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中醫師張子謙等10位醫生。
10月30日上午，周樂今又在一個討論“醫改”問題的微信群裏，宣布了他最新的想法——進行自由執業的新嚐試，個人開店，提供慢性心血管病管理方麵的個人化服務。
他在微博中宣布，藥品請到藥店和醫院自購。診費合理，但絕不是公立醫院專家號的“白菜價”。
對於在此時宣布這一消息，周樂今說得很直白：當今醫療體製下，政府才是醫者的衣食父母，患者不是！當醫師成為自由執業者，完全靠自身醫技服務掙錢之時，醫患關係就必然和諧了。
“反正我早已是‘先烈’了！”周樂今在這個誌同道合的朋友群裏自我調侃。數年前，他率先掙脫體製，放棄雲南省第一人民醫院心血管科科主任職務，受聘於民營醫院，後一度陷入與後者的法律糾紛。
這段曲折使周樂今更堅定了自由執業的決心，有望擺脫受製於體製或受雇於資本的地位。迄今為止，周樂今的微博已被轉發近千次。
中國社科院經濟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鵬指出，自由執業“解放”了醫生，能夠促進醫療資源實現最佳配置，從而緩解看病難看病貴。
朱恒鵬解釋，自由執業不是說一定自己單獨執業，而是說有選擇執業方式的自由，包括是否當醫院雇員的自由——自由的真正含義是有選擇權，聲譽機製和競爭機製，會讓醫生認真行醫合理定價。
但 他也指出，因為這涉及事業單位體製改革，推行自由執業完全改變現在的體製格局不太可能。朱恒鵬建議，借鑒國企改革的經驗，離退休的醫師按照現行製度繼續發 放退休金，在崗醫生保留國有事業編製身份及相應待遇。但從此取消國有事業編製製度，新人全部采用合同製，繳納統一的社保基金。
“這樣一來，醫生不必再去爭編製、爭身份，而是把更多精力放在治療技術和患者身上”，朱恒鵬說。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孫梅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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