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妨設想：當314講話造成輿論大反彈後，如果高層處理薄案能變“外（按照法律途徑處理）為內（按路線鬥爭處 理）”，這既能以“嚴重錯誤”阻止薄入常，又不至於引起混亂，何樂而不為？但高層卻一錯再錯：從314啟動到410雙規，從928雙開到1025宣判，已 不留任何餘地，結果搞出了一個難騙公眾 的“公審”，一個記錄了高層集體犯瀆職罪的鐵證！這反映出他們已喪失了對重大政治問題的判斷和處理能力，而這背後所暴露的，則是執政黨的四個“徹底失 敗”；自此，中共將這個本來可以走上正路的國家，從舊路帶上了黑路，且正一步步走向險路。
1、“以法代線”的徹底失敗
溫家寶關於重慶搞“文革”講話，開宗明義薄案是路線鬥爭，但後來雙規、移交司法等等，又意味著采用了“以法代線”、即用法律手段解決路線鬥爭問題的手法。
此手法起自鄧小平，審判林彪、四人幫時用過。當時是想迎合官意，已不甚得民心。而到了極右派揭露“913事件內幕” 時，即暴露出以法代線經不起曆史檢驗。它有四個致命弊端：其一，長官意誌在前，先定罪後審查，下麵為迎合“聖旨”不惜羅織假罪證，冤案率甚高。其二，辦 “政治案”，下麵認為是上麵的事， 上麵又認為下麵負具體責任，中間又夾雜著一個不負法律責任的中紀委，案件實際無人負責，提高了冤錯率。其三，法律處理正規而又繁瑣，處理後難以糾正，後患 無窮。其四，搞“以法代線”須有權威領袖壓台，才能壓製異見強行辦案。
當年處理林彪、四人幫案，盡管前三個弊端存在，但因有威望尚高的鄧坐鎮，得以秘密延存20多年；整“二陳”時，雖引起質疑，但第二代尚有“準權 威”，勉強維持了一個“安定”外表；而薄熙來案，權威領袖條件已不具備，又加上一個治下民眾公開擁薄的因素，遠非林彪、四人幫與二陳案可比。結果，從拖延 公審時間到微博公布諸多內情，把一個明明白白的冤案擺在了世人麵前，以法代線弊端前所未有地充分暴露。眾所周知，借大人物的冤案發難，往往是搞垮一個政權 的由頭，而薄案就完全具備了這一條件，埋伏下了一個極大隱患，顯然是執政黨政治上的一個徹底失敗。
2、“王儲製”的徹底失敗
西方國家甚至FLG都把薄案說成是“奪嫡之戰”，認為薄是因威脅到了“習王儲”接班而獲罪。
“王儲製”源自毛澤東的接班人製度，本來其中有“在大風大浪中培養”的要求，但“文革”中將接班人寫入黨章，便蛻化成“王儲製”；鄧小平怕後人改變 其路線，也玩起這種把戲。此製度已成為了執政黨一大弊端：一是，充滿封建色彩，“王儲”為保地位，平庸者唯唯諾諾，狡詐者兩麵三刀，“王儲”逐漸喪失領導 者應有素質，且傳宗接代越久，素質越低；二是，使政權中平白生出“君儲”關係、“儲”與“非儲”關係，導致不確定因素大增；三是，在過去利益單一情況下尚 不複雜，而到了利益多元分化時代，官民、勞資、內外矛盾不斷加入，這往往迫使“王儲”被最強勢利益集團所推擁，引來政治對手不滿，矛盾四伏，地位難穩。
在林、華、胡三個王儲時代，上述第三個條件尚不具備，最後仍垮台；而到了胡、習時代，利益衝突激烈，各種力量乘機上台攪局亂政。薄案一起，先是演出 三代王儲介入的“三家分晉”局麵，後又出現新、老兩代太子黨參與的“五馬分肥”，最後是外國勢力、FLG、公知大舉進入的“八王之亂”，把2012、 2013兩年的中國搞得顧此失彼，內外交困。習儲君扶正後，出言出爾反爾，路線朝秦暮楚，將地震災民置於腦後不顧，紀念“王父”活動搞到至神至聖，在公眾 中演出一個活脫脫政治紈絝，“最差王儲”形象，揭示了“王儲製”的腐朽不堪與徹底失敗。
3、反腐敗的徹底失敗
處理薄案，先後有“政變案”、“殺人案”、“黑打案”、“腐敗案”四個選項，前三個要麽站不住腳，要麽有難言之隱，結果高層最終選擇了最愚蠢的“腐敗案”。
在鄧小平“反腐會反改革”和顧及家族私利的私念支配下，全麵腐敗已是執政黨的既成事實，但在薄案事發前，搞那種“發現一個抓一個”辦法尚可以糊弄百 姓。但薄案一發，溫氏家族27億美元驚天大密隨即揭開，江、朱、胡等，及太子黨家族斂財，也都一個個擺在那裏。要查，必須從“巨虎”溫、江、胡等開始，結 果勢必是洪洞縣裏無好人；不查，意味者拒絕反腐。其實，從查薄拖出查周，從周案又拖出曾、江甚至更多，“岐山版反腐”已分明露出“借反腐除政敵”本質；而 紀念習仲勳時讓溫家寶出鏡，更是大流氓派頭：隻要是老子的人，即便是“中國首虎”也要堅決保！最具諷刺意味的是：反腐倒是幫助薄熙來成了時任政治局委員中唯 一一個可以通過廉政審計的官員，成了大連、重慶、山西老百姓願意集資贖“罪”的“貪官”！
可見，倒薄無異於公開宣布：所謂“反腐”，純粹是整肅政敵的手段，已徹頭徹尾地喪失了實際作用。
4、“一百年不變思維”的徹底失敗
說重慶搞“文革”貌似可笑，卻意義非凡：這使薄熙來成了第一個敢於突破“一百年不變思維”、探索新改革路線的“路線犯”。
“基本路線一百年不變”，本是鄧擔憂改革中斷的一道禁令，卻違反了其所“信仰”的唯物史觀：曆史會波浪式前進，路線應與時俱進，本來是執政黨基本思 想路線。事實上，江時代就發現“先富論”已出問題，提出了“兩個大局”的共富思想；到了胡時代，被官民、勞資兩大矛盾壓迫，又拿出了盡管空泛但還算合理的 “科學發展”，實際上已在糾正僵化陳腐的“一百年不變”。
而通過倒薄試圖回到“不變”的可悲之處在於：由於“縮差共富”、“打黑反腐”這些正確做法，動了黑幫資產階級的奶酪，所以都要蓋上“薄姓”印記，成 為了新的“禁區”，使“改革”翻雲覆雨，無章亂法。習上台時迎合民意說了句“共同富裕”，但後來講改革時又取消了這個說法；甚至悄然否定“打黑”，致使維 穩失據。可見，所謂“路線”已成為一具高層隨意玩弄的*****。
5、倒薄加速了四個“徹底失敗”
必須肯定，鄧小平“先富”路線，在1979到1999年這20年裏是正確的，有效的；但自本世紀初以來，其正作用漸弱，負作用漸強，勞資、官民兩大 矛盾日趨嚴重，指明“先富”路線已開始失效。故江、朱執政時，改革路線就曾搖來擺去；及至胡、溫上台，兩大矛盾突然激化，被迫提出“以人為本”等新的路線 調整。然而，由於堅持鄧氏“接軌論”，更用“三個代表”法定中共的“資本立場”，使大資產階級地位日益坐大。因此，無論怎麽“調整”，都隻能在不允許觸動 資本家利益的前提下進行。於是“調整”不斷反複，2009年的陳國軍、鄧玉嬌兩大事件，就是“邊調整、邊激化”的集中表現。由於調整僵持，前述政治路線、 組織路線、思想路線上的四個方麵的問題，在倒薄前已積重難返。
薄熙來個人或許有一些缺點（但查“腐敗”已表明他比所有其他同級高官要好上千萬倍），但他在重慶真心實意地探索新改革路線，是中共第一明白人。盡管 他打破了改革的僵局，也找到了均衡勞資雙方利益的辦法，但他的探索畢竟觸動了資本利益，尤其是傷及了有太子黨背景的黑幫資產階級的利益，真正進入了“改革 禁區”。所以，在看清薄要在“資本立場”和“中產立場”之間選擇後者的態度後，高層決心以血腥凶殘的陰險手段，把倒薄作為保衛舊路線的一場殘酷的“祭旗之 戰”。正是在這場新、舊改革路線你死我活的鬥爭中，高層用行動向世人宣示：政治上堅持用法律手段擊倒新改革路線，誓死保衛舊路線；組織上堅持王儲製度，用 “反腐敗”黨同伐異；思想上堅持“一百年不變”。這些都要作為“改革正統”確立下來。
也正是堅持這種僵化思維，高層才犯下倒薄這一彌天大罪，把上述政治、組織、思想路線推到了極端，最終導致了四個“徹底失敗”。沿著這條失敗的道路，中共高層迅速使中國完成了從走舊路到走黑路、再從走黑路到走上險路的危險轉變。
6、中共正從走舊路、黑路，迅速走向險路
筆者早就指出，倒薄將把中國變成一個黑幫資產階級國家，把中國推向險路。現在看來，這一趨勢比想象的來的更快：
——“王儲製”，已延伸到太子黨全麵掌控高層權力。某些善良人以為“紅二代”會珍惜老一輩打下的江山，實一大謬，種種跡象表明倒薄係太子黨主謀：其 最先起自李莊案，就有鄧、彭家族背景；倒薄手段之凶殘狠毒，非此輩所難以作為；922宣判前，常委齊集於“鄧殘”處開“禦前會議”；溫家寶出鏡《習仲勳》 同時，太子黨齊集其人紀念會。太子黨徒除了在乎自己爹媽那點“功勞”外，早在中共“內鬥”中拋棄信仰；又毫無人民性，移民者眾（習就是“家族裸官”），可 以“早中晚西”，不負責任；無知無畏，膽大妄為，專橫霸道。在他們看來，倒薄，就是要保住他們黑幫大資本家的地位，保住能維護他們利益的“習王儲”
——此 亦即其“保紅色江山”的真實內涵。但其內部幫派鬥爭又十分激烈：鄧殘就要取曾某“太子黨魁”地位而代之；反腐搞到李小琳頭上，就是有人要除掉李氏家族代 之，而李則也陰以反擊；……凡此種種，都預示著這是一個已經開始給中國帶來巨大危險的特權階層。
——自倒薄開始的政治大清洗，已延伸為王岐山的韋昌輝毀黨式的“反腐除敵”。權貴之間的矛盾不斷激化：傳說中周永康已被羈押，但周卻一次又一次現 身；二、三代領導“家底”紛紛被曝光，卻又紛紛“亮相”；朱鎔基、李瑞環的突然巨額“捐款”，令習李輩難堪……都在透出一種權貴集團之間互咬狠鬥的十足火 藥味。麵對此亂局，連右翼理論家公方彬都心驚膽戰地談起了蔣經國“打虎”的可怕教訓：“一是老虎打不掉，政黨和領袖的權威必垮，黨的執政力量隨之瓦解；另 一個是腐敗到了一定程度，群眾運動式反腐不僅不會解決問題，還會化作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堅持“掠勞贈資”的舊改革道路，已延伸到李克強的丘拜斯滅國式的“徹底改革”。李所謂“大手筆改革”走得更遠：一方麵，公然拋棄連胡溫都不敢拋 棄的“減少兩極分化”、“提高勞動報酬占GDP的比例”，代之以“保基本、兜底線、促公平、可持續”，對勞動階級實行“利益最小化原則”；另一方麵，急速 推進市場化和私有化，將僅存的國有資產變為資本家的最後盛宴，使資本利益達到極大值。如此，胡溫時代多少緩和了一點的社會矛盾，又將埋下新的激發因素。
——倒薄使“國內外敵對勢力”第一次與中共高層“站在一起”。不僅張鳴、賀衛方、陳有西、楊恒均、方紹偉等一大批公知興奮超乎FLG，甚至積極為當 局公審做詮釋出主意，西方國家更是感到中國即將“顏色”，紛紛為倒薄做大量“宣傳教育”。但是其要價決非僅隻倒薄，而是要倒共。在1025宣判前，希拉裏 對薄王案做了一次重要“指示”，而極右翼人士鮑彤、張思之等人，更是不依不饒要求辦成政治案件。這些都威脅到靠保江山保財產的太子黨的根本利益，相互翻臉 在朝夕之間，屆時，被高層縱容坐大、深入內部的敵對勢力，就不那麽好對付了。
當今中國的主要矛盾是勞資、官民兩大矛盾，但中國公眾擔憂內亂，加之多數人經濟條件有很大改善，都期盼國穩家安，拒絕“顏色”。這本是中共執政僅存 的合法性，但夢中衙內全不顧危機日重，你腦滿腸肥地揮霍政治本錢，我大腹便便地浪費經濟資源，殊不知東西已然不多，隻會激化黑幫之間的矛盾，一旦再與勞 資、官民矛盾疊加，中國將勢必從禍國亂政走到分疆裂土……
7、無論前景如何，拋舊擇新都將是從亂到治的選擇
在民眾不願亂、高層已經亂之下，中國將可能出現“上亂下不亂”、“上下一起亂”兩種前景；亂的可能性很多，包括政 變、逼宮及至內戰等等，而無論怎麽 改變，由誰主政，要想脫離險境從亂到治，都必須棄舊擇新：拋棄已經失效的鄧氏舊改革路線，選擇包括重慶探索在內的新改革路線。要對“四個徹底失敗”根本糾 錯：思想路線必須變，不能再說“100年不變”；改革路線必須變，不能再“掠勞贈資”；路線鬥爭的方式必須改，不能再“以法代線”；王儲製必須廢除，實行 競爭上崗製；“反腐除敵”必須扭轉，走重慶“先治人、後立法”的真反腐道路。
舍此，中國將沒有前途，將逐漸消耗掉毛、鄧兩代積攢下的和平與穩定的本錢，使中國逐漸進入一個西西裏式的長期不穩定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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