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實話，下筆時我猶豫了很長時間。作為一個湖南人，我受不了湖南人的自我吹噓，今 天，網上隨便哪個湖南人都知道幾句楊度的《湖南少年歌》，湖南人對自己讚美的說辭之多，搞得湖南人像是中國境內另外一個完全不同的種族，而長沙人自我認知 的自負，更是世上絕無僅有，因為長沙人的精神是“心憂天下，敢為人先”，這可是
年長沙十萬市民自己投票選出來的。惟一可與這種自大相媲美的，是在嶽麓書院一副不太著名的楹聯：吾道南來原是濂溪一脈，大江東去無非湘水餘波。
長 沙人確實有理由自負，數一數嶽麓山上那些大墓，數一數它周邊幾十裏內埋著的英名，你就讀完了半部中國近現代史，與其他擁有光榮曆史的城市不同，長沙人從曆 史中得來的自負是如此真切，——它不富也不大，隻在中西部地區勉強算經濟最發達城市，卻擁有與其規模不相稱的超強文化輻射力，而且，它活力如此旺盛，其普 通市民日常生活和文化的豐富性，甚至超出沿海發達城市。
但它的“心憂天下，敢為人先”，在今天無論如何是個巨大反諷。
每個周末下午，北京飛往長沙的航班，經常會有一小批隻為趕來長沙看夜總會的北京人，雖有語言的障礙，但不妨礙他們認為這裏歌舞晚會水平中國最高。十多年來夜總會長盛不衰，長沙當然是中國娛樂之都，當然，長沙也是中國的“腳都”，每個晚上，一半長沙人給另一半長沙人洗腳。
雖 然，長沙人可能會說，長沙有多少著名工業企業，工業增長速度甚至一度超過第三產業，他們還會說，長沙現在是中國新興的動漫之都，但本質上，長沙是一座快樂 大本營，沒有哪裏有這樣高密度的歌舞廳和酒吧，沒有哪座城市的人民這麽舍得而且懂得吃喝玩樂。而這個城市標誌性的品牌，是“電視湘軍”，它的定位和方向是 中國所有媒體中最旗幟鮮明的：娛樂！娛樂！娛樂！
自我認知與事實悖離最大的人群，莫過於長沙人，他們自認是具有慷慨果敢英雄氣概的群體，而實際上他們卻是中國最有娛樂精神和娛樂天賦的群體，後者恰是對前者最絕妙的反諷。這座城市市民的惟一公共生活，可能就是娛樂吧。
不是沒有人注意到口頭的英雄主義與事實上的巨大落差。
2006
年 長沙公交車上一起竊案，上前製止歹徒施暴的是個湖北人，而無數長沙人全都是看客，這在紅網引發湖南人的血性是否被狗吃了的議論，爭論擴張到了報紙、電視， 結論你猜得到，大部分人認為這壓根就不能證明他們的懦弱，怒火更多衝著那位試圖反思的可憐蟲，特別可笑的是，最後人們再次從曆史書上找到了自己有血性的證 據。這就是長沙人的娛樂精神。
我 在長沙生活多年的同鄉多對長沙人印象不佳，說他們普遍輕薄浮誇世故，這個城市全部的創造力和熱情集中在享樂主義的浮華追求上。而一百年前，長沙士紳們發現 本地出現葉子牌時，曾驚呼這種使江南和粵人奢靡的遊戲長沙人怎麽也會接受。我總在懷疑，長沙人說自己“心憂天下”時，多半把自己當成了一百年前的長沙人。
在我看，“策”或者“娛樂”才能代表今天長沙人的精神。我不認為娛樂精神有什麽不好，其實，在正常情況下，充滿娛樂精神的市民一定遠比“心憂天下，敢為人先”的市民更幸福，社會也更安定正常。
但 是，長沙這樣的城市，稱自己“心憂天下”特別可笑。廈門人可以說自己心憂天下，起碼他們會為了自己的家園走到一起集體散步，廣州深圳新市民可以說他們心憂 天下，他們不像政治觀念保守的長沙人，一點不愛談政治，但是，他們有中國最發達的民間基層社團組織，扶貧幫困從來不絕如縷，汶川地震，沒有任何命令，無數 民間誌願者立即動身，長沙則在好些天後才對瘋狂的娛樂緊急踩一腳，也有各式人等捐贈物資，他們鏡頭感特別好。
當然，長沙人確實很特殊，他們擁有某種跨階層的英雄想象，一個街頭小憤青可以把自己想象成隨時能芒鞋千裏鋤不平的義士，一個端著咖啡的小資讀著本鄉英雄傳會覺得自己血管裏也有英雄因子。甚至，娛樂本身也成為他們特殊性的證據：湖南人做電視做這樣牛，是因為他們敢為天下先！
如 果尼爾·波茲曼有幸能在長沙有一個月的生活體驗，我想他會把《娛樂至死》這本書重新寫過，裏麵的例子和場景統統改成長沙。沒有什麽比波茲曼的原話更能體現 一種文化批判視角下的長沙：“這是一個娛樂的時代，一切公眾話語都日漸以娛樂的方式出現，並成為一種文化精神。我們的政治、宗教、新聞、體育、教育、商業 都心甘情願地成為娛樂地附庸，毫無怨言，甚至無聲無息，其結果使我們成了一個娛樂致死地物種。”
有哪座城市的人群被自身的娛樂文化如此程度地改變？——外地人或許很難分清長沙與株洲的口音，但如果你知道什麽叫“策”，那麽一定能從人群分出誰是長沙人。而置身娛樂業本身也成為很多人的夢想，我家一位小妹妹說，在長沙，“H”形的湖南廣電大樓，是無數少男少女心中通往邁向榮耀與希望之門，為此她考進了北京一家新聞學院。不過，她沒有選擇進那幢“H”型大樓，雖然她同時接到衛視和經視的邀請，除了高強度的勞動與回報不成比例，最重要的是，對在北京裏受過理想主義熏陶的人來說，那裏與“理想”二字無緣，在廣電大樓裏，新聞部門是最不掙錢也不被重視的部門。
我讀到過好幾篇論文討論電視湘軍的娛樂至死現象，這與老羞成怒的一群CCTV人紮堆聲討湖南衛視的惡俗不同，它們大都留意到湖南衛視娛樂產品的生命周期在同質化競爭中迅速變短，基本都把這種過度娛樂化視為商業化和產業化的必然結果，這仿佛是在呼應“娛樂至死”的理論。不過，作為一個看了20多年湖南電視的觀眾，我要說，不，不是這樣的，他們努力的方向並非如此，1986年湖南台就有《焦點86》，一個喜歡晃著大圓腦袋說話的家夥每天準時能把我們全家喚到屏幕前，我清晰記得，這個叫施華耕的人用“警方”這個詞代替“公安機關”時，給我這個初中生的震撼和憤怒：這不是學西方的腔調刻意拉開與人民公安的距離麽？我批評湖南電視的娛樂化，但永遠不會忘記它20年前就曾推出過施華耕。
我還記得，湖南台曾有過一係列很受歡迎但卻悄悄下馬的非娛樂類節目，譬如《新青年》、《新聞觀察》、《有話好說》、《今日談》等等，部分節目水平在我看，要遠高於CCTV。在今天的中國，地方台沒有機會經營社會時政類欄目，在CCTV的《焦點訪談》都日漸變成《新聞聯播Ⅱ》時，電視湘軍輕裝上陣全麵娛樂化，實在是對生存環境的主動適應。說實話，我想即使是波茲曼本人，經過調研後也該對湖南電視的全麵娛樂報以深刻同情的理解。而且，長沙的娛樂化應該沒有波茲曼概括的那樣嚴重吧。因為與西方不同，中國在民間不曾產生過真正有關政治、宗教、新聞的公眾話語，從來不曾有過，自然談不上被娛樂化，在長沙這樣一座已經快樂大本營化的城市，也看不出人們對此有何渴求。
長 沙不像京滬穗深那麽有錢，可以有更多元的休閑選擇，所以它更易被大眾媒體調動，所以，徹底娛樂化的湖南電視與歌廳文化合夥重塑了長沙人。中國是個市民完全 沒有真正公共政治生活，也缺少公共文化生活和公共娛樂的國家，長沙人好歹還有本土豐富的娛樂產品自選，長沙人應該是幸福的。
其實，我寫到這裏，已不知如何收尾。我不能忘記，在寫這個題目谘詢幾位湖南老鄉時，電話那頭傳來胸膛深處的歎息：
你 應該把它寫出來！這種全部心思和智力都用在娛樂上，然後又被自己的產品徹底征服，這種幸福，其實和大白鼠被乙醚麻醉前的興奮是一樣的。你看這次大地震，人 們被畫麵和音樂感染，一起領略過悲壯和莊嚴之後，突然就覺得自己經過一次洗禮，一次人格的升華，其實這都隻是一種自我想象，其實，是大家有意無意與媒體一 起合謀，集體完成了一次對自己的欺騙。這就是我們的一切都訴諸於娛樂表達的悲劇。
原 諒我沒有能力展開陳述這樣殘酷的觀念，因為我覺得，娛樂行為本身，在中國實在已承擔了太多的道德指責，就如麻將之於中國人民，實在是上蒼賜下的最好禮物。 我曾見到有個城市，在火炬到來之前一天，僅市內交通管製引發的好奇，就招惹得全城老百姓空巷出來看熱鬧，看到那一張張空洞幸福的臉，我真想為這個城市大哭 一場。
相比之下，長沙人是多幸福，娛樂至死就娛樂至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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