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難能可貴的是，據曾與他共事過的老同誌高鎧回憶，在80年代從廣東調任中央、主持全國人大法案委員會時，習仲勳再三講到“保護不同意見”的問題，並考慮製定“保護不同意見法”，而這也正是基於他的切身體會：“我們天下多少‘反黨集團’，我經曆過十幾二十個，有中央的、地方的，絕大部分都是不同意見、不同看法，結果被搞成了‘反黨集團’”。所以，他對法律如何保障民眾的言論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十分重視。
能夠設身處地地理解他人、體恤他人，感受群眾的疾苦、哀樂，在感同身受的基礎上發現問題，找到解決的辦法，這是真正的群眾路線。無疑，習仲勳在79年代末複出，能夠迅速地抓住時代脈搏，不受極左思潮幹擾，主政南粵，不負重托，為改革開放“殺出一條血路”，與他這種時時體恤他人、不走極端、嚴以律己、寬以待人的人格修養境界是大有關係的。
習老一百周年誕辰之際，也正是改革開放進入深水區、整裝再出發之際，在這個時刻紀念習老、學習習老，正其時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