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仲勳，好人，好官，
轉習遠平的文章。
習仲勳生平簡介
1913年－2002年，陝西富平人。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8年轉入中國共產黨。曾在西北地區從事學生運動、農民運動和在西北軍中從事兵運工作。1933年後任陝甘邊遊擊隊總指揮部政委、中共陝甘邊特委軍委書記、陝甘邊革命委員會主席、特委代書記、陝甘邊蘇維埃政府主席、中共關中特委書記等職。
抗日戰爭時期，曆任中共中央西北局黨校校長、綏德地委書記、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政委等職。解放戰爭時期，任中組部副部長、西北局書記、西北野戰軍副政委、西北軍區政委等職。
新中國成立後，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兼政務院文教委員會副主任、政務院秘書長、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等職。1965年9月起任洛陽礦山機器廠副廠長。“文革”中受迫害。1978年4月起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二書記、第一書記、廣東省省長、廣州軍區第一政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央書記處書記等職。
中共七屆中央候補委員、八屆、十一屆（十一屆三中全會增補）、十二屆中央委員，十二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十一屆（十一屆六中全會增選）、十二屆中央書記處書記。
父親走了11年了。今年10月15日，是他老人家的百年誕辰。
作為他最小的兒子，站在他的墓前，對著他的雕像，我想說些什麽呢？我能說些什麽呢？他老人家走過的這百年，是中國扭轉乾坤、翻覆天地的百年。這百年的中國曆史太豐富了，他的人生曆程也太豐富了，我看不盡，聽不夠，也享用不完。我隻能在我的思念中尋找，尋找他老人家在我一生中留下最深烙印的東西。
少兒時，父親就教育我們說：對人，要做“雪中送炭”的事情。他還不止一次寫給孩子們：“雪中送炭惟吾願。”“雪中送炭”的待人情懷不但貫穿了他自己的一生，也從小給我們子女樹立了一生待人的準則。縱觀父親一生，在黨內生活非正常期間，曆經冤屈、坎坷、磨難，卻從來無怨無悔、顧全大局，一生都在 “雪中送炭”。該謙讓的，他謙讓了；該忍耐的，他忍耐了；該承擔的，他承擔了；該挺身而出時，他都挺身而出了。他由衷地說：“我這個人呀，一輩子沒整過人。”人所共知，在黨成長的漫長歲月中，無論是在“左”的或“右”的錯誤發生時，“沒整過人”，就是在人一生最艱難的時刻幫了人。在那些蒙冤歲月裏，父親對汙蔑不實的所謂“問題”，能攬過來的就堅決攬過來，寧可一個人承擔責任，也絕不牽連他人。他說：“我身上的芝麻，放在別人身上就是西瓜；別人身上的西瓜，放在我身上就是芝麻。”許多人聽了這話落淚。“沒整過人”應該是他老人家一生中做過的最重要的“雪中送炭”的事情。
小學課本裏有一篇《孔融讓梨》的故事，一字一句我記得特別清楚，那是父親從小對我—他這個小兒子的特別家訓。父親不止一次拿著課本，給我念這一課，拉住我的手，給我講這一課。謙讓，是父親教給我最重要的人生課程之一。在家，謙讓父母，謙讓兄弟姐妹；在外，謙讓長輩，謙讓同學同事；謙讓榮譽、謙讓利益、謙讓值得謙讓的一切。謙讓，既意味著自己對個人榮譽、利益、所得的放棄，也意味著自我人格的升華。我感謝父親，走入社會以後，我終於明白，父親讓我從小養就的謙讓習慣，在麵臨複雜社會關係，處理個人與他人、個人與集體、家庭與國家利益時，獲益良多。不僅使複雜關係、棘手難題的處理容易獲得公平、公正的結果，同時容易贏得群眾的普遍認同和普遍尊重。
在我心目中，父親是了不起的英雄。13歲上初中時，父親就因參加進步活動，進了國民黨陝西省監獄。1962年，他因小說《劉誌丹》遭遇康生誣陷，蒙受不白之冤16年，其中“文革”冤獄7年半。“文革”期間，家人包括我們這些孩子無法探望他。當時，社會上傳說很多：有說他提著花崗岩的腦袋去見馬克思了；有說他一次批鬥以後重病而死了；還有說他自殺了，或失蹤了，眾說紛紜，杳無音信。我們一家人心上陰雲籠罩：父親可能早已走了，早已不在人世了。
直到1972年，我們一家人利用春節千辛萬苦聚首北京，打聽到羅瑞卿伯伯的孩子們通過給周總理寫信的方式與羅伯伯重逢相見，全家人才重又燃起希望，一起商量說：我們也給周總理寫信。給總理的信發出時間不長，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來人了，其中兩位還是父親擔任國務院副總理時候的老人。來人傳達總理的批示說：你們的父親還健在，不久會安排與家人見麵。我們既興奮又激動，相約見到父親時，誰都不許哭，不讓父親擔心。
1962年，父親蒙冤時，我才6歲，離開父親時，我才9歲。在我心裏，父親早已是一個遙遠的、可思而不可見的夢。夢裏的父親一頭烏發、身材偉岸，既威嚴又慈祥，可當他一旦走近，我撲過去要抱住他時，他卻消失了。7年後，得知他還在人世，我悲喜交集，見父親的前夜，竟一夜無眠，浮想聯翩：父親的形象一次又一次被我重新描摹，父親見我的第一句話一次又一次被我反複猜測……
見到父親時，我震撼了。父親與我幼小心靈中的父親形象已截然不同：一頭烏發已然不見，瘦了，蒼老了，兩鬢斑白。他凝視著我們，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可誰都沒想到，父親與全家人相互打量著，見到我時，他問的第一句話竟然是：“你是近平還是遠平？”聽到他這樣問我，大家都哭了，父親的淚水也奪眶而出。他一麵擦著眼淚一麵說：“我高興！這是我高興的眼淚！”唐朝詩人賀知章有詩雲：“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7年生離，我識父而父不識我，真是徹底顛覆了詩人的語境。一家人最大的欣慰是父親依然健在。與父親團聚，長相廝守，是此刻全家人唯一的期盼。一家人感到最振奮的是：雖然歲月無情，但父親依然是一派壯心不已的氣概，我們放心了。
隻是，我們心裏都有一個疑團：這麽多年，沒人探望，沒人說話，遠離親人，與世隔絕，“他是怎麽熬過來的？”後來，聽他慢慢談起往事，我們才知道，對父親那些沉重歲月的表述，用“熬過來”這個說法是個天大的謬誤。
身在冤獄，父親對人民、對黨的信念沒有過絲毫動搖，他一直準備著為親愛的人民、敬愛的黨繼續工作。他說，馬克思的晚年，不是背誦拉丁文的詩歌，來保持敏銳的思想和記憶嗎？沒人說話，我就對自己說話！他開始背誦《矛盾論》、背誦《實踐論》、背誦“老三篇”，不但磨礪思想，也磨礪語言。慢慢地背誦如流，晝夜不舍，晨昏無輟，本應度日如年的日子，就這樣不知不覺地悄悄流走了。
為了保持一個好身體，父親堅持了長年鍛煉，把枯燥的身體鍛煉做成了一天最愉快的事情：每天，他先是做一日兩次的鬥室轉圈，先邁步正著轉圈，從1數到10000，然後退步倒著轉圈，從10000倒數到1；接著，他用肩膀撞牆，用後背撞牆，用拳、用掌擊打全身；最後，仰麵躺在床上，做仰臥起坐。仰麵躺著，是當時監管方要求的睡覺姿勢。監管方固執地認為，側身睡不易觀察到自殺行為，堅持要求被監管人仰麵睡。為了這個“奇葩”規定，父親仰睡了多年，上千個日夜，這需要多大的意誌力啊！我想，父親的身體鍛煉中奇特地增加了“仰臥起坐”的情節，肯定是為了對這個“奇葩”規定“以毒攻毒”。
還是為了有可以持續作戰的身體，父親對自己多年抽煙的習慣也實行了“嚴格管製”。他原來每天要抽兩包煙，逐步減少到每天隻抽一支煙。早飯後，點燃煙，隻抽上一口就掐滅；吃完午飯，點燃再抽，這次，抽到一支煙的一半，又掐滅，放在一邊；晚飯結束，才是他真正享受抽煙愉悅的時間：這次點燃煙後，可以抽完餘下的半支煙，直抽到手指掐捏不住煙卷的時候。
沉冤得雪的父親回到戰友們身邊時，大家都十分吃驚。小平和葉帥當時就愣住了，葉帥說：仲勳同誌，你16年備受磨難，身體竟然還這麽好？！毫無疑問，父親在逆境中長年砥礪的敏捷思維和健康體魄，對他後來主政廣東，大膽施行改革開放，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石。
及至年齒漸長，閱世日深，我對父親蒙冤人生中鍥而不舍的身心砥礪有了更深的理解。16年蒙冤，父親為什麽能夠天天如一地無畏麵對，是因為在他心裏，人民至上，黨至上，為黨和人民而戰鬥、奮鬥，是他心裏的無上快樂。“戰鬥一生，快樂一生，天天奮鬥，天天快樂”，這16個字是他晚年對自己一生的總結。順境如此，逆境亦如此。在這樣無私的精神世界裏，個人榮辱得失毫無位置。無私方能無畏，父親蒙冤生涯中的無畏，正是源自他的無私。
父親一生，參與完成了黨的兩大曆史使命：一個，是與劉誌丹、謝子長一起，創建了眾所周知的陝甘邊革命根據地；而另一個，則是在鄧小平、葉劍英的親自支持、中央的直接領導下創建了廣東經濟特區。陝甘邊革命根據地後來成為中央紅軍的落腳點和紅軍抗日的出發地；而經濟特區的創建“殺出一條血路”，對此後中國的經濟騰飛，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起到了“先行一步”的引領作用。參與完成這兩大曆史使命，父親都是“受命於危難之時”，沒有無私無畏的政治胸襟，這兩大使命的完成是根本無法想象的
廣東經濟特區的建立，我親曆其時其事，有一點集體記憶中的個人補充。改革開放至今35年了，深圳、珠海、汕頭、廈門4個老經濟特區日新月異，帶動浦東、前海、橫琴、南沙、上海自貿區等一批新的經濟特區成批崛起。父親要是還在，看到他在中央支持下親身參與決策、參與實施的特區建設事業發展得這麽快，他該多麽欣慰啊！不止一個人問過我，你父親甫一複出，臨危受命，主政廣東，《光明日報》第一天發表解放思想的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廣東媒體第二天就全文轉載，並在全省開展“真理標準”的大討論；不久，又代表省委向中央提出放權，要廣東的改革開放先行一步；他的政治靈感是從哪裏來的？我總是從不猶疑地回答說：“無私無畏！”
因為在當時的政治氣氛下，政治禁區比比皆是，衝破禁區的政治勇氣首先來自無私無畏的政治胸襟。要像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所說，為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實實在在“殺出一條血路來”，沒有無視安危、不怕犯錯、責無旁貸、義無反顧的無私無畏精神，就不敢大膽顛覆禁錮思想的政治教條，也無法提出任何新觀念、新政策、新辦法，去麵對和解決實踐提出的新問題。如我父親者，當時有一大批老同誌，由於無私無畏，變得有識有謀，為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做出了複出履新後的曆史貢獻。
1978年，我已考入洛陽外國語學院。因為是部隊院校，管理甚嚴，暑假隻有7天假期，我匆匆去廣東探望父親。沒想到一見麵，父親就給我出了題目，要我陪媽媽到深圳去，一路多看看，了解第一手資料，要大膽談看法—一個年輕大學生的看法。沿途，我看到地裏幹活兒的幾乎都是婦女，當家男人多數跑了，逃港了。我看到被抓的渾身濕漉漉的偷渡者，被銬著，武警牽狗押送著，因為當時偷渡是“敵我矛盾”。我看到深港兩地的白晝：深圳這邊，沉寂漁村，香港那邊，繁華鬧市；而兩邊的夜景，深圳這邊，漁火昏暗，香港那邊，燈光輝煌。強烈的反差，讓我有了強烈的訴說衝動，父親鼓勵年輕大學生說看法，我是“匹夫有責”。
我回到父親身邊時，帶去了所見所聞。我說，明擺著，這邊貧窮，那邊富裕，誰不向往美好生活呢？這邊姓“社”，那邊姓“資”，老一輩革命一生，要的就是這樣的社會主義嗎？還不如500多萬人的香港呢！這類議論，也是當時社會上的私下話題。父親聽著，記著，沉思著。
後來我慢慢知道，父親為了了解第一手資料，不僅跑遍了廣東的23個市、縣，還與秘書經常悄悄上街買菜，碰見誰，不管認識與否，就家長裏短地與人聊天，多方麵了解了廣東當時的窮困：5500萬人，1000萬人吃不飽，“魚米之鄉”的老百姓幾乎既沒魚吃也沒米吃；粵北的主食是紅薯，而吃的主菜是空心菜。這可不是今天我們吃的又細又嫩的空心菜，那時的空心菜，又粗又長，產量很高，卻難以下咽，號稱“無縫鋼管”。同時，他也了解了“逃港潮”的一時泛濫，不隻是沿海人覺悟出了問題，更是我們的經濟出了問題。父親希望從不同方麵得到最真實情況的印證，以形成自己的政治思考、政治決策。我探望父親的假期之行，恰好被他抓了一今天，特區已經發展變化得認不出來原來的模樣了。誰能想到，今天深圳第一家上市酒店深圳新都大酒店，當年隻是貴州生豬出口基地；而處於更中心位置的深圳五星級陽光大酒店，當年則是湖南生豬出口基地。今天，“那邊”，香港人絡繹不絕遷居深圳，在深圳安家落戶；而“這邊”，美麗富足的深圳令民眾樂居，“逃港潮”已成為一個曆史名詞。當時，許多優秀企業家參與了改革，一批國有企業、股份企業、民營企業，現在都已成為享譽世界的企業航母。父親的百年誕辰，他們紛紛表達哀思之情，共同的心聲是：廣東的先行改革開放，使他們和他們領導的企業提前享受了改革開放的紅利；而改革開放的紅利也給南粵大地帶來巨變，無數年輕人享受了伴隨巨變而至的穩定工作和舒適生活。我相信，父親的在天之靈一定會麵含微笑，注視著這一切。父親當年實施廣東先行開放的壯舉，遭受過多少無形的政治壓力，經曆了怎樣艱難的政治選擇，父親沒有說過，我們亦無從猜測。但有一條是肯定的：父親內心的使命感來自人民，人民的追求就是對父親的命令，父親隻是又一次聽從了人民的召喚而已。
父親是農民的兒子，人民是父親的根。50周年國慶大典，父親在天安門上觀看焰火，焰火十分壯觀。當璀璨的光彩一次次照亮父親麵龐時，陪同的領導同誌說：“江山是你們老一輩革命家打下來的！”父親感慨地說：“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啊！”父親一生，始終對得起毛主席給他的評價：他“是從群眾中走出來的”。父親對人民的那個親，人民對父親的那個好，我有特別的記憶—
1975年，父親雖然“解放”了，但還沒有結論，在洛陽耐火材料廠“休息”。組織上安排了一套三室的房子給我家，在工人宿舍區。當時，家裏熱鬧，不斷人，“談笑有鄉鄰，往來皆百姓”。工人們常來串門，誰家來客，我家裏準多一份好吃的；我家裏有了夥食改善，也短不了端給左鄰右舍。至於廠裏熱氣騰騰的大澡堂子，工人們喧嘩嬉鬧的聲浪，更是我一生最難忘的場景。當時，父親有了一個泡澡的“癖好”：每天早晨9點，大澡堂子剛換上新水，他就下水泡著；隻要我在他身邊，就招呼我一起泡。一塊兒泡著的，還有下夜班的幾十個工人。我至今記得，父親那時是最快活的：額上掛滿汗珠和水霧，身子泡得紅紅的，臉上洋溢著發自心底的笑，大聲與工友們說著工廠的事、家庭的事，還有國家的事。現在，改屬中鋼集團的洛陽耐火材料廠舊址還在，印象中，大澡堂子還熱氣騰騰地開著呢！回想起來，父親的泡澡“癖好”其實是與人民“泡”在一起的“癖好”，是與人民坦誠相見、交流無礙的“癖好”。
我能感覺到：父親鼓勵、敦促乃至命令他的孩子們走近人民、與人民不離不棄、與人民同甘共苦，似乎是他內心本能的呼喚。無論什麽時候，孩子們隻要與最底層人民貼近了，他就特別高興。記得父親在洛陽耐火材料廠時，我19歲，在北京服務機械廠當工人，先當翻砂工，後來改變工種當車工。當車工時，起先幹 16車床，後來“進步”了，幹18車床、20車床，直至幹30車床。30車床加工大部件，走刀時間稍長，走刀間隙，師徒倆夠時間互相點顆煙。記得我節假日回到洛陽看父親，很得意於自己的“進步”，告訴父親說，終於幹上30車床啦，我可以不那麽累啦！父親沉默半晌，語重心長地說：我看你去幹翻砂工更好，在最髒最累的崗位上，才能與工人的心貼得更緊，知道幸福來之不易！
父親的話，對我影響至深：當工人4年，一天沒敢懈怠。師傅見我幹活踏實，可每天隻吃一盒白飯、一勺豬油、一撮鹽加白菜，就常常把卷著大蔥豬頭肉的烙餅塞在我飯盒裏。那4年，我幾乎每年都評上先進生產者、師徒模範，至今，媽媽還珍藏著已發黃的當年的獎狀。
為了讓我這個小兒子離人民近些、再近些，父親還對我提出很嚴苛的要求：1975年秋天，我和哥哥都回到洛陽看望父親，待了沒幾天，父親就攆我，說：“遠平啊，讓你哥帶著，去他插隊的梁家河看看吧。你當了工人，工資雖然低，比起你哥呆的地方，可幸福多了，陝北農村才是最苦的！順路，去你大姑那兒看看，別忘了大姑一天一碗羊奶的情意！”大姑是父親的親妹。1968年，哥哥15歲，因父親問題的牽連，被有關部門多次關押審查，出來時，身體非常虛弱，全身都是虱子。哥哥到關中富平老家大姑家裏休息很長時間，大姑一天一碗鮮羊奶喂著，他才慢慢調養好。
我和哥哥先到了富平縣城關鎮大姑家，我至今不能忘記，見到父親的親妹妹大姑時心裏的震撼：大姑一輩子在老家當農民，雖然才50多歲，但頭發已經灰白，蒼老得讓人心酸。家徒四壁，沒有一件像樣的家具。富平地處八百裏秦川，曾是漢高祖的糧倉，是陝西的富庶平安之地，當時也處於困厄之中。我們當時過得苦，可老家的農民更苦。這時，我也才理解了為什麽父親臨行前，親自張羅那麽沉的禮物帶給老家，好幾瓶河南當時的名酒，都是父親一點一點攢下的：鹿邑大曲啦，寶豐大曲啦，張弓大曲啦，林河大曲啦。他在對大姑表達救回哥哥生命的感激。同時，也是在盡自己當時能盡的最大努力，力圖犒勞一下在我們一家艱難時伸出援手的老家鄉親們。父親的禮物分給大姑和鄉親們的時候，真的激起了一片歡騰。可吃飯時，酒可不是一人一杯那麽奢侈，而是倒在一個小盅裏，一人一小口，轉著圈喝。
接下來的行程讓我體會了父親催我陝西之行的深意：他老人家是要讓他未到過黃土地的小兒子，認識陝北農民，認識陝北農民的生活。那時，從富平到銅川，坐兩小時火車；從銅川到延安，坐一天長途汽車；從延安到延川，坐大半天汽車；從延川到文安驛公社再到梁家河大隊，幾十公裏，徒步。這樣的行程讓我累得精疲力竭，早早睡下了。可一樣行程的哥哥，到達梁家河的當晚，就召開大隊黨支部會議，直到深夜。陝北農時晚，7月麥收，正是農忙，也正是陝北農村支部書記們最忙的季節。
第二天，哥哥投入緊張的農活，我也上了“火線”。陝北土地貧瘠,廣種薄收，村裏最遠的地遠在10裏路外。這時，我才發覺，與陝北農民相比、與哥哥相比，我差得太遠啦！他們力氣可真大啊，近百斤重的一捆麥子上了肩膀，10裏山路要一氣兒走下來，中途不能落地休息，一落地，麥子就散了。就這樣，在黃土高原的山路上來來回回，扛著一捆捆麥子，像是小跑，一扛就是一天，直到天黑，衣服被汗濕得能擰出水來。
晚上，哥哥特意把窯洞裏他的鋪讓給我睡，因為他的炕席下麵撒了六六粉，可以防虱子、跳蚤、臭蟲。可是第二天，我還是被咬了一身水泡，癢得沒處抓撓。我問哥哥怎麽樣，因為他睡的炕席下麵沒撒六六粉。哥哥笑了，說：“我的皮肉已經被咬結實了，現在，任什麽東西再咬，也咬不動啦！”
在梁家河鄉親們眼裏，我是遠道來的稀客，又是陝北“老革命”的親子、本大隊支部書記的親弟，由此，我獲得了最高禮遇：一家一家派著吃飯。鄉親們用白麵饃款待我，而這是他們成年累月也吃不上一次的東西。我清楚地記得，即便是全村孩子最多、最窮的那一家，也用醬油膏煮了湯,下了十幾個荷包蛋，做了白麵餄餎來管我的飯。隻有一件事，家家都是共同的：不上桌的老人婦女後生，吃的全是黑黑的糠饃。我心裏流著淚，享受著陝北農民的崇高禮節和深厚情義。
父親吩咐我的這次陝西之行，既讓我終身難忘，也讓我終身受益。此後，我不止一次回到陝西農村。我慢慢認識了陝西農民和他們的生活，再沒有什麽苦和難，能在我的眼裏稱得上是苦和難；也再沒有任何障礙，能分離我與陝西老家鄉親們的血肉之情。父親的葬禮上，我記得一個讓我永難忘懷的特別畫麵：他靜臥在鮮花叢中，遺體正前方安放著陝甘的小米、家鄉的黃土，送他最後一程。
父親晚年，守望深圳，守望廣東，守望這塊他付出心血汗水的南粵大地，默默注視、關心著它的變化。他不說什麽，也不做什麽，隻是每年國慶、元旦、春節等重大節日，在《深圳特區報》上發表一篇“祝辭”，表達他對這塊熱土的期待和對這裏人民的摯愛。新世紀的2001年國慶，父親對深圳市的“祝辭”這樣寫道—
“今年以來，深圳市堅決貫徹落實黨中央和廣東省委的重要工作部署，把握大局，大膽開拓，科學決策，調整產業結構，以建設高新技術產業帶為新的起點，在把深圳建成高科技城市方麵邁出了可喜的一步，為在2005年深圳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力爭在2010年左右趕上中等發達國家和地區水平方麵開了好頭。我在深圳近十年，對廣東，尤其是深圳有很深的感情。對深圳前進的每一步、取得的每一個成績，我打心眼裏感到十分欣喜。”這是他老人家對南粵人民最後的祝福。234天之後，2002年5月24日，父親安然離去。
2000年時，父親在深圳蘭園種了一棵榕樹。如今，父親走了，榕樹還在，它在蘭園長大了，根深葉茂，它在父親的第二故鄉，吮吸著故鄉人民給予的雨露甘霖，鬱鬱蔥蔥地生長著。我一見到這棵榕樹，就想起了父親，在我心目中，這已成為他老人家紮根在南粵大地人民心中的一個象征，他沒有離開廣東，沒有離開深圳，他還和南粵大地這片熱土上的人民在一起。
父親離開工作崗位以後，諸多方麵不止一次請求他寫回憶錄。父親說：“我的一生，是為黨為人民工作的一生，個人是渺小的，個人沒什麽東西要寫的，由曆史、由後人去評說吧，我什麽也不寫！”當然，他確實不必寫什麽，他服務於黨和人民事業的赤誠，幾乎是“存乎於心，發乎於情”的一種天然，不必刻意記載。他不希望被人記住。
父親百年誕辰，家裏陸續收到一些各方麵送來的紀念文稿，情濃意摯。文章敘說父親一生中參與完成黨建立陝甘邊根據地和建立廣東經濟特區兩大曆史使命的光榮，寄托著對百年父親的哀思，也告慰父親：人民想著您呢，您在人民中是受到尊敬的。我想，父親如果天堂有知，黨和人民繼續著改革開放的事業，在為實現中國夢而努力奮鬥，他老人家一定會含笑欣慰的。
好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