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帖]習仲勳——深圳人永遠的懷念

習仲勳——深圳人永遠的懷念
  
今年5月24日，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我黨、我軍卓越的政治工作領導人習仲勳逝世11周年的日子。
習仲勳，1913年10月15日出生於陝西省富平縣丹村鄉中和村。他1933年起任陝甘邊革命委員會副主席等職，1950年代起先後擔任中宣部部長、政務 院秘書長、國務院副總理等職。 “文革”期間，遭誣陷被關押16年。“文革”結束後，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一手促成深圳特區的建立。晚年為看著深圳發展，他決定留在深圳養老，一直住了 12年。
在他的忌辰，深圳人特別地懷念他！
習仲勳——逃港潮中迎來的省委第一書記
今天的深圳繁華、時尚，但深圳也有一段不能磨滅和忘記的曆史。
深圳（原寶安縣）在中英雙方於1951年封鎖邊界後的20年裏，曾出現過4次大規模偷渡逃港事件。官方數據說，曆年來參加外逃的計有119274人次，其 中已逃出港的有60157人。但本地老人卻對上述數字表示懷疑，據他們估計，外逃成功者至少有30萬人，參與逃港者不下100萬人。那些年代，當地公安的 主要任務是監視“三偷”：偷聽敵台；偷竊集體財產；偷渡出境。盡管從中央到地方一直對這個問題嚴防死守，但是偷渡之風卻愈演愈烈。
1977年11月11日，主管廣東省經濟的廣東省委領導人王全國突然接到緊急電話：“速來南湖賓館向中央領導同誌匯報，臨行時帶好有關材料。”他來到賓館 會議室，見到了沉寂多年的鄧小平，心中一陣陣激動。“全國，你說說——”聽了其他人的匯報後，當時的廣東省革委會主任韋國清韋國清點將說。王全國談的主要 是經濟，他從廣東是僑鄉，又毗鄰港澳等有利優勢，談到在粉碎“四人幫”後，全省正加緊恢複經濟；但百廢待興，問題依然不少，市場供應緊張，老百姓說我們 “四季長青吃菜難”，“海岸線上吃魚難”，“邊防寶安一帶，偷渡外流嚴重”。
“跑了多少人？說具體數字——”韋國清也許是在有意提醒。
“據匯報上來的數字是——”王全國翻著材料“19萬4千2百74人。”
鄧小平不說話，他聽著，靜靜地抽著煙。“老百姓也有說法，”韋國清插話，“他們說，生活太苦，河那邊經濟發達，兩地差距太大了，所以很難留住人。”
沉默，片刻的沉默。感覺得到房間中所有的人，從鄧小平到當時廣東省的領導人，都在為這件事情焦心！“我們加派了部隊，”韋國清說，“也沒解決問題。”
半晌，鄧小平撣了一下煙灰：“這是我們的政策有問題。”稍有半刻，他又說“不是部隊管得了的——”
鄧小平兩句話很快傳達到寶安。縣委搞經濟的李廣鎮看到些苗頭：“從這話看，可能政策要調整呢！”但是，新的政策沒有來，一位新的省委書記倒是真來了。他就是曾被打成“反黨分子”，剛剛平反出山的原國務院副總理習仲勳。
而習仲勳就從這裏開始，推動了整個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
深圳逃港農民向習仲勳要“政策”
原深圳特區報記者、著名作家陳秉安在《大逃港》中，描述了一個深圳農民如何向習仲勳要政策，如何“頂撞”當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的習仲勳的軼事。
習仲勳一上任，就讓人通知寶安縣委說，他要來寶安縣看看。習老一來到深圳，就對圍著他的一大群縣委幹部說，“別都圍著我。你們光用耳朵哪行，得用眼睛，最 主要的要靠這——”他拍拍腿杆子，“同我下農村去——”。本來，寶安縣委想對這位遭受過迫害的“老一輩革命家”表示一下“特別敬重意：準備第二天去“考 察”南山“荔枝”的生產，第三天去“考察”沙井“蠔”的生產……。但監獄的生活卻告訴這位省委書記，那些“陽光”的東西恰恰是不用看的，會看的領導要看陽 光背後的“黑暗”。
當時的寶安縣委書記方苞就領他去沙頭角一帶看。汽車沿著邊境往前行，路過一大片一望無際的蘆葦，蘆葦叢中不時傳出來警犬的叫聲。習仲勳拉開窗簾，從車窗中 望去，見蘆葦地上蹲著幾個衣服襤褸、象叫花子一樣的農民。“你們又抓人啦？”他對這事特別敏感。“停下——我要去看他們。”
三個農民反綁著手蹲在地上。旁邊兩個背槍的民兵跑過來敬禮：“報告首長，偷渡的，剛剛抓到——他媽的，看你還跑！”順勢在逃港者屁股上踢了一腳。“哎—— 你怎麽踢人啦！”習仲勳喝道，回過頭來問方苞：“你們要訂個製度。不準打人。”方苞：“訂了，說了好多遍了。”“好多遍，好多遍就要執行嘛！”習仲勳不高 興地說，又繞著三個農民看了一圈：“把手解了——”民兵便上前給偷渡者解了綁。習仲勳看見其中一個青年兜中有個紙片，就抽了出來看：“哈哈，小夥計，你還 畫逃港路線圖呢。圖畫得挺利索的嘛，讀過多少書啊？”
被“領導”鬆了綁，又被叫他“小夥計”，這青年顯然膽子大了：“報告首長，初中畢業——”習仲勳看著他厚厚的胸脯：“小夥計，你讀了這麽多書，身體又這麽壯，留著建設家鄉不好嗎？怎麽還要跑啊？”
“小夥計”沒回答。方苞便向秘書周煥東使了個眼色。“書記讓你說話啦——”周煥東給“小夥計”打氣。
“你是大官吧？”小夥計突然問。他聽出習仲勳說的是北方話。習仲勳笑了一笑：“大又怎麽樣？小又怎麽樣？”
“官大我就說，官小我不說，沒用。”他又看了一眼方苞：“我認識你，你是方書記，跟你說就沒用啦。”方苞脾氣好，“嘿嘿”地笑了笑，沒嗬斥。
“這是省委習書記來啦！”周煥東在一旁提醒小夥子，又在他耳邊加重聲音：“還不大呀！”這話等於說“還等啥呀！”
“啊，那我就說吧——”小夥子說。“你們共產黨天天開會說社會主義好，好在哪裏呀？別人資本主義不好嗎？逃過去的，每月都是幾百幾百的寄回來。共產黨有錢 給嗎？我們村那些逃港的家屬，家家都蓋新房子。”蹲在地上的另一個逃港青年性頭也來了：“我們在家不跑的，跟你們走的，倒遭了罪——替那些跑過去的交公 糧、養老婆孩子！……你是大官，你給我們搞個政策吧。”小夥子要求說。“政策——”習仲勳有點驚愕。“什麽政策？”
“就是你放我們過去一個人，到了香港後，我們每年給政府交兩百塊港幣。”
“真是亂彈琴——”習仲勳坐上車後搖著頭，“你們這裏思想很混亂啊，老方——”他有些不滿意。“不瞞你說，習書記。我們思想工作也做了，階級鬥爭也抓了， 就是沒把這股歪風扭過來。”方苞說，“３０年了，還這樣，隻能怪我們工作沒做好。”習仲勳點點頭：“關鍵還是要抓這呀——”省委書記指了指腦袋，“要加強 思想教育呀，老方。讓他們同舊社會比比，舊社會吃什麽？現在吃什麽？新社會好了，還跑嗎？一比，就清楚了嘛。”
“書記呀，可不能比呀——”在車後排插話的是周煥東。“——吃不過人家呀，他們說香港人天天上茶樓、吃海鮮。社會主義天天吃番薯根根喲。”
這話很有說服力，習仲勳一時不知怎麽回答。
深圳農民支書“頂撞”習仲勳
“不對——”習仲勳突然想起來了，偏過頭來，“那是什麽？那是資產階級糜爛的生活方式嘛！”他激動地說：“地主階級剝削農民，天天大魚大肉啦，我們能去吃 嗎？能這樣比嗎？”方苞馬上轉移說：“書記說得不錯，不能那樣比，還是思想教育重要。所以，我已經把那些逃港較嚴重的大隊的支書都召集起來了，加強學習。 現在正在辦學習班呢，就在黨校。已經集中三天了，習書記要不要去看看？”心細的方苞又在盤算著。聽說辦了大隊支書思想教育學習班，習仲勳轉過了語氣：“這 就對了嘛，那我去看看，給他們講講當年打日本的艱苦生活。當年幹革命，比現在艱苦得多呀，為什麽還能堅持？為什麽不往日本人那邊跑？”但“老革命”很開 通：“當然，他們有意見，也可以提，我也聽，調查嘛——。”
一進“教室”，  習仲勳就感覺情況有些異樣：這批支書，對把他們集中“開學習班”，看來心有意見：昏暗的燈光下，東一團、西一堆。省委書記來了，沒有掌聲，一些人連身子都不轉過來。但習仲勳看見隨來的保安人員還帶著槍，揮揮手：“你們都出去——”氣氛輕鬆多了。
習仲勳把凳子朝那一堆“逃港大隊”的支部書記移了移，更近了。
方苞介紹說：“這位就是省委新來的習書記。習書記來，不是來為難大家的，是來看望大家的。大家心裏有話，也可以抓住機會說。你們知道嗎？習書記本人就是受 過四人幫迫害，坐過牢的。”方苞特意把後麵幾句話加重了語氣。方苞又說：“大家放心，習書記說了的，一不打棍子、二不扣帽子、三不抓辮子！”
“三不”下去後，下麵似乎有人想說話，但隨即又冷下去了。習仲勳忽然想起在路上看到的年輕人：“是嫌我官還不夠大？”他問。但還是沒反應。習仲勳說：“大 家放鬆，剛才方書記說了，我也是受過迫害的。我很清楚，平時大家講的很多話都是虛的、假的、吹的！那是逼出來的嘛，哪能怪你們呀？我這次來，就是想聽你們 說實話，說錯了不怪你們。”
也許是省委書記後麵這番話掏了“心肝”，這時屋角上傳來個悶聲悶氣的聲音：“我看，不要治——”
習仲勳有點奇怪，仰起頭往後麵看，“什麽？不要治？不治，那人不是都跑光了嗎。”
說話這人約莫四五十歲年紀，一臉的“老農皺”，報紙卷著煙葉的“喇叭筒”，在黑暗中緩緩地一閃一閃。“讓老百姓自由去不就行了，抓別人做什麽呀？”
習仲勳奇怪了：怎麽這樣說話？但他還是忍下了。“香港怎麽可以隨隨便便去呢？”習仲勳很和藹，“政策也不允許的嘛！”
“憲法不是說居住自由的嗎？”這位深圳農民支書突然蹦出一句，“是我們共產黨說話不算數呀——”
應該說，大隊支書的這句話，很有“殺傷力”。習仲勳顯然沒想到農民書記會這樣說，他有點激動了：“你……怎麽這樣說！你是不是共產黨員？”
“是啊。20年黨齡。”硬梆梆的頂回來一句。
“你……你什麽成分？”習仲勳火了。
“我三代貧農，土改根子——”
“你……征購任務完成了嗎？”習仲勳再問。
“完成啦，我年年超產——”
方苞趕忙貼在省委書記耳朵邊說：“習書記，他們大隊生產上是個先進呢。”
“什麽先進？”習仲勳再也忍不住了：“這種書記還先進？你……你叫什麽名字？”習仲勳問。“文富祥——”屋角上傳來的聲音堅定而平靜。半天，再冷冷地頂了一句：“寶安縣福永公社鳳凰大隊，共產黨員文富祥——”。
這時，這位監牢中出來的省委書記反而沒有發火了。文富祥把“喇叭筒”從嘴上摘下來，在腳下踩滅：“習書記，你也是吃過苦的，所以，我才對你講了這些真話——咱們共產黨政策要還這樣下去，還不改，人都會跑光啦！”習仲勳沒再說話。這些話已經深深地打中了他。
離開深圳後，習仲勳向中央要“政策”
兩天後，習仲勳離開寶安，他沒有說太多，隻是若有所思地對寶安縣委的人說：“香港九龍那邊很繁榮，我們這邊就冷冷清清，很荒涼。你們要下決心改變這個麵 貌。”思想有了微妙的變化：“我們自己的生活條件差，問題解決不了，怎麽能把他們叫偷渡犯呢？犯，就是罪犯了。這些人是外流嘛，是人民內部矛盾，不是敵我 矛盾。”“要把我們自己建設好。經濟搞好了，逃過去的人又會跑回到我們這邊來。”他強調的不再是抓“思想革命”而是抓“經濟”。
方苞最關心的還是給經濟政策的問題，希望省委書記能“開口子”。習仲勳說，“我同意你們提的辦法，過去文革搞錯的現在都要改正過來。”
方苞等的就是這句話。有了這句話，就可以把以前被錯誤批判的政策都恢複過來，包括1962年搞的“三個五”。
回想後來，共產黨人中，改革開放要求最強烈，“殺出血路”走在最前麵的，不正是這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衝擊最大、與群眾接觸最直接的共產黨人嗎？
1979年的1月，廣東省委準備召開擴大會議。根據習書記來寶安縣所表明的態度，寶安縣委向省委呈遞了一份報告，要求省委在經濟開放上給予更多的“權”。恢複和擴大“三個五”政策，以治理群眾外逃問題。
方苞回憶：“省委擴大會議一開，我就在小組上發言。要求省委放權。散會後，我又守在習仲勳的房間的門口等答複。”聽見腳步聲方苞就迎上去：“習書記——” 習仲勳看了看方苞，很熱情，“老方——你還在這啊。都散會啦。你是在等批示吧。”這樣催領導，方苞感到有點不好意思。但他沒辦法，沙井、鬆崗幾個公社來的 “情報”說，又有好幾個村有群眾在準備“行動”，要“跑”了。如果早點有“政策”出台，就能穩定民心。“田夫——”習仲勳回頭來對跟著來的省長劉田夫交代 說，“寶安的問題，你們先研究一下吧，盡快給他們一個答複，他們這是急事。還有靜波——”他又把主管這方麵工作的黃靜波拉過來，“你們一起研究一下，盡快 解決寶安縣的問題。”
方苞回憶：“當天晚上，黃靜波就來找我了。說你們再寫個報告來吧。同意你們把‘三個五’再搞起來，還可以搞大些，門再開大些。你們先代省革委起個草，有些 什麽要求，都要寫上。他考慮了一下又說，不僅你們那裏搞，將來珠海也會要搞的。你就通知一下麥庚安也來吧——麥庚安是當時珠海的縣委書記。他一走我就忙著 打電話回縣，當時縣委準備讓李廣鎮接手抓經濟，就通知廣鎮快點到廣州來，說他的估計不錯，省裏真的答應要給新政策了。第二天廣鎮就火急雷急趕到了廣州，我 們兩人躲在賓館裏商量了幾條，由李廣鎮起草成文。最後弄出了一個報告給省委。”
1979年2月2日，廣東省革委批準了寶安縣革委恢複邊境小額貿易的要求。1979年3月6日，已由寶安縣改為深圳市的深圳市委，發出了文件《關於發展邊防經濟的若幹規定》，這就是所謂“對外開放第一聲”的“13條”。
“13條”比1961年以李富林為首的寶安縣委的“三個五”，又有了發展。政策更寬了。不僅允許邊境的村莊與香港做生意，而且還擴大到允許寶安縣的十四公 社都可以這樣做。如果說1961年還隻允許農民經營小河鮮、草皮、稻草、吊鍾花……等外貿部門不經營的小項目的話，這一次的“對外開放”，擴大到隻要是農 民完成了上交國家的任務物資，所有的農副產品，包括豬、禽、魚、鮮果、蔬菜……都可以拿過河去同香港人做生意了。如果說1961年的小額貿易，還主要是個 人、生產隊的行為的話，這次寶安縣還專門成立了外貿公司，同國務院的外貿部門一樣幹，自行組織農副產品等的出口。寶安縣實行這項‘優惠政策’的多達十四個 公社、鎮。也就是說，在中央開辦特區之前，深圳實際上已經形成了一個實行特殊政策的地區。其範圍基本上就是後來辦特區的區域。
當文件正式下達到深圳各基層時，整個深圳河邊都沸騰了！全深圳市很快掀起了一個麵向香港，抓活經濟的熱潮。隻用了兩年時間,全市就挖了7萬畝魚塘,改種7萬畝蔬菜田。大量的蔬菜、魚鮮運往香港，深圳人民的生活，很快富裕起來。
當時橫崗鎮有個姓鍾的農婦。兩個兒子都外逃到香港打工了。13條新政策一來，姓鍾的女人又要磨豆腐、又要養豬、養雞,一個人搞不過來了，就寫信給逃港了的 兒子說：“你們還是回來吧，兩邊掙的都差不多了。”結果兩個兒子都從香港又回來了。一家人養了一萬多隻雞，掙的比在香港打工的還多。而記錄深圳曆史的檔案 顯示，最早進入深圳投資辦廠，“試水”中國改革開放的那批人，不少便是在香港發了財的當年的逃港者。
隨著港商過河，三來一補工廠也辦起來了，南下打工的外省人也一天天多起來。建工廠，建出租房，地皮越來越金貴了。當年逃港的家屬們寫信給丈夫說：“你們要 再不回來，就分不到地皮了！”一些村幹部逗樂說：“當年困難的時候，你們往外跑，現在好了，你們又跑回來要分地皮了！”投資者說：“過去的事就別計較了 吧，誰能想得到呢？我們在香港賺的錢，全拿來村裏，人和錢都回來，還是讓我們做村裏人，行不行？”
人們的眼光特別注意到兩個離香港最近，曆史上跑人得多的地方，一個是漁農村生產隊。這裏在1975年以前外逃170多人。自從來了“13條”後，再沒有一 個人外逃。另一個地方是前麵說過的沙頭角鎮，就是這個隨便跨一步就可以過去的地方，也沒有人跑了。還有幾戶跑過去的家庭，後來也又回來了。……
1979年2月，寶安縣召開常委擴大會議，參加者除縣委成員外，還包括了各公社的幹部。就是在這次會議上，第一次有群眾提出了“特區”二字。在討論到各公 社如何搞活經濟，利用香港建設寶安時，邊沿公社提出要“劃分經濟區域”。有人提出蛇口“……可以劃為特區，專搞加工、補償貿易。”這是基層群眾最早提出辦 “特區”二字的文字記錄。
“好哇！”情況上報到習仲勳那裏，他一拍桌子：“經濟上來了，老百姓的熱情上來了！”
習仲勳向中央要“政策”
1979年4月，當中央工作會議即將召開時，滿懷信心的習仲勳決心在到北京去，向中央和鄧小平匯報。屆時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習仲勳和王全國等人在會 上提出了讓廣東先行一步的問題，並要求劃出一些地方來，搞特殊政策，辦出口加工區。鄧小平和華國鋒等對於廣東的要求十分支持。在談到“劃出一塊地方”的事 情時，鄧小平說：“就叫特區嘛，陝甘寧就是特區！”鄧小平又說：“中央沒有錢，可以給政策，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
1980年8月26日,在葉劍英主持召開的五屆人大會議上，正式宣告了深圳經濟特區的誕生。廣東省委任命吳南生擔任了創辦經濟特區後的第一任深圳市委第一書記。從此，深圳市（寶安縣）變作了深圳經濟特區，擔負起為中國改革開放探路的曆史重任！
一個寶安縣的新的紀元，一個中國的新的紀元，從此開始了！
習仲勳——“用腳投票”一詞的發明者
2000年深圳經濟特區成立20周年的時候，陳秉安在深圳迎賓館見到了習老，曾問起他為何後來去北京、找華國鋒、找鄧小平、反複向中央要“權”，要求讓廣東在全國發展經濟中當先行官。
改革開放的決心會那樣大？發展經濟的要求會那樣急迫？習老的回答是讓人深思的：“那應該同下麵的反應也有關吧。我們共產黨人的認識也是逐步提高的。方苞曾 經領我到邊防去看過，好像還開了一個黨員學習班，有個支部書記對我印象很深。”習老還說：“千言萬語說得再多，都是沒用的，把人民生活水平搞上去，才是唯 一的辦法。不然，人民隻會用腳投票。”
習仲勳對深圳的貢獻，沒辦法衡量
習老晚年住在深圳，就是以實際行動表達對深圳最大的支持。有一次，任仲夷和劉田夫來看他，他說，我們這幾個人積極辦特區、上書中央，還有人說這說那，但特區終究是成功了，你們有空要多來深圳看看我啊。
習老在深圳定居後，隻參加過兩次活動，一次是建國50周年，登上天安門城樓，還有就是特區10周年慶典。有時候老人想看看深圳的發展，就會讓工作人員開車帶他出去。他曾對工作人員開玩笑說：我不會寫詩，但我要說，深圳真是日新月異，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招人喜歡！
2002年2月，習仲勳病重回北京治療，5月24日清晨，89歲的習仲勳老人在北京與世長辭。按照他“和家鄉人民在一起”的遺願，他的骨灰安葬在家鄉陝西省富平縣。
在習仲勳晚年生活中，陪伴他最多的除了夫人和子女，就是時任深圳市政府接待辦主任的張國英。老人生病，張國英有時在身邊一守就是24小時，習老一輩子都不 會喊痛，痛苦的時候就緊緊抓住張國英的手，兩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習老常對張國英說，人生的一切順其自然，不要強求，這樣才想得開，工作才會愉快。實際 上，“順其自然”是晚年習仲勳自己的座右銘，他隨身攜帶的一把折扇上，就題著這4個字。
習老送給張國英很多書法字，在一幅贈送給張國英夫婦的書法中寫道：熱愛深圳、服務深圳、宣傳深圳、奉獻深圳。
連題字都不離深圳！習仲勳對深圳的貢獻，沒辦法衡量。
至今，習仲勳的夫人齊心還習慣來深圳冬休，住在老兩口曾經共同生活過12年的蘭園。她曾表示：仲勳同誌在深圳的一切活動，都由深圳人民自己評說。
吃水不忘挖井人。深圳有如今的繁榮，深圳人有如今的幸福，很大程度上要感謝習仲勳。
習仲勳，是深圳人永遠的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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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mitting -risky101- ♂ (0 bytes) () 10/15/2013 postreply 17:02:03

• 可歎啊！習老弟被一夥小人包圍著。難怪上台後，盡管決心很大，但錯事已做了不少。 -白鏡天- ♂ (0 bytes) () 10/15/2013 postreply 19:02:34

• 這是suck誰嗬？口味重嗬！ -秋閣鬆韻- ♂ (0 bytes) () 10/15/2013 postreply 20:08: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