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玫瑰壩》是加拿大華裔作家謝寶瑜的長篇小說，由加拿大綠野出版社出版。
玫瑰壩是中國西南邊陲一個由河流衝積而成的山間盆地，夾在東山和西山之間，北麵峽穀橫阻，南麵有一條通往外界的山路。以林王兩大姓為主的幾百戶人家住在壩子上的五六個小山村裏，男主外女主內，民風頗為淳樸。二十世紀初，一個玫瑰色的夢想從西方傳到東方，小說裏漂亮的年青幹部範淑君，在學生時代就被這個夢想完全吸引住了：“那是多麽美好的社會啊！沒有剝削，沒有壓迫，沒有貧困，沒有饑餓，沒有苦難，沒有戰爭”。對於一無所有的城市貧民和鄉村雇農，對於追求社會公正的知識分子，對於富有同情心的富家子弟，共產主義這一抹玫瑰色，是相當有吸引力的。小說的男主人公，溫文爾雅的馮東明，就是他們當中的一個。這些尋夢者為社會公平的理想所激勵，被野心勃勃的政客所利用，漸漸形成了一股不可小覷的河流，我們權且稱它玫瑰河。這條玫瑰河，籍抗日之水和蘇聯之助得以壯大，因戰後政府執政不力得到失望民眾的支持，最終澎湃洶湧，以千百萬中國農家子弟（國共士兵皆為中國農家子弟）和城市市民（譬如圍城中的長春市民）的生命為代價，在四十年代末衝決了由當時的國家軍隊築成的堤壩，肆意泛濫。五十年代初，諾大個中國大陸，不再有一塊土地可以躲避玫瑰河水掀起的狂濤巨浪，哪怕這個世外桃源一樣的玫瑰壩。
並不是所有的人都為這股潮流所裹挾。男主人公馮東明的舅舅馮子虛，就是一個麵對這股潮流的清醒者。馮子虛這個人物在小說裏是虛寫，可是，如同贈送給馮東明的那支刻著奔馬的鋼筆一樣，他的存在貫穿始終。這個人物使我想起胡適。還在一九四一年，胡適在密歇根大學演講時就提到，極權主義的所有特點，在共產主義國家都能找到。馮子虛跟胡適不同的是，他是個名畫家，從未參與政治。不過，在一九四九年國民黨退守台灣之際，去與留，對於他這樣的名人，是一個必須做出的決定。顯然，不做決定也是一個決定。抱著觀望的態度留下的人，除了極少數幸運者，絕大多數後來再也無法離開大陸。有些人覺得自己與政治無涉，共產黨奈我如何，沒有想到在共產黨當政之後，“一個人不但沒有言論的自由，而且也沒有沉默的自由”。胡適選擇了去，胡適的兒子胡思杜選擇了留——胡思杜的選擇是致命的：盡管他上交了胡適留下的財物，撰文批判胡適以與其劃清界線，卻仍然被視為異類。一九五七年，胡思杜被打成了“右派”，同年九月自殺。
小說裏寫到馮東明對這個從不過問政治的舅舅的不解——他去了台灣。其實，馮子虛隻是不參與政治，並不是不過問政治。在一個正常的社會環境，不過問政治是可以的；可是到了曆史的緊要關頭，他就不得不考量每一股政治力量，不得不為自己的後半生做一個性命攸關的選擇。馮子虛想必意識到，在共產黨統治下不會有精神上的自由。否則，他就不會定意告別故園，前往當時風雨飄搖的台灣，更不會在去往台灣之前，給自己鍾愛的外甥匯去留美的費用。回顧留在大陸的知識分子和藝術家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遭遇，我們不得不佩服馮子虛的清醒和果斷。
馮東明被這個疼愛自己的舅舅的連累了。馮子虛不但去了台灣，後來還擔任了偽職。我們當然可以爭論：美術館副館長算什麽偽職？難道美術館館長不應該由藝術家擔任麽？但在當時，提出異議，無異於自投羅網。可惜，馮東明連藏在內心的異議都沒有。他知道舅舅是個好人，可是，麵對共產黨員譚偉民那似笑非笑的目光，他為自己有一個“反動”舅舅感到羞愧。以馮東明的工作能力及革命資曆，如果不是因為有馮子虛這樣一個舅舅，即使出身於富裕家庭，他也可能作為被改造好的子女入黨。那樣一來，他不是與範淑君就是與王春花結婚，然後就會迷失在黨的森林裏，逐漸變成一根沒有靈魂的枯木。
馮東明沒有被黨接受。他被黨推向了他真正所愛的女人。從戀愛順序上看，範淑君是馮東明的初戀，可是從馮東明心靈的底片上看，陳素芬始終都是馮東明最愛的人。素芬和東明青梅竹馬，小時候一起拜過無數次天地。他們十四歲不得已分開，重逢時兩個人雖然都沒有認出對方，可他們“癡癡地對看，眼神都有些異樣”。馮東明與素芬重逢的時候，範淑君已經愛上了馮東明，馮東明卻還沒有報之以同樣的情感。馮東明是個十分敏感的人。第一次在壩上見到陳素芬後，陳素芬的影子就“老是在他腦海裏晃動，搞得他心神不寧”，可是當他為陳素芬說話使得範淑君“眼睛裏噴出怒火”，他便“自知理虧，趕緊低下頭去”。正如麵對譚偉民的目光他為自己有一個“反動舅舅”感到羞愧一樣，他為自己被美貌的“地主婆陳素芬”迷住而痛罵自己。
小說中寫道：
範淑君突然叫了一聲馮東明過去的名字，問：「鄒耀祖，你的鋼筆呢？」馮東明不明白範
淑君爲什麽要叫他的舊名，愣了一下，才從自己的上衣口袋裏掏出一枝鋼筆，說：「你想用？」
「不是那枝。」範淑君搖著頭說。
馮東明一邊把鋼筆插回去，一邊茫然地說：「哪一枝呀？你知道，我就這麽一枝鋼筆。」
範淑君撇了撇嘴，輕蔑地說：「你送給別人的那一枝。」
馮東明笑著說：「第一，我沒有送鋼筆給誰。第二，我要是送了，又怎麽能夠拿出來給你看呢？」
範淑君發火了。她恨恨地說：「哼，還想狡辯！」她把一枝鋼筆塞進馮東明的手裏，譏諷地說：「送東西也不揀個時間！」
馮東明接過來一看：這是一枝黑色的舊式鋼筆，上麵刻著一匹奔騰著的駿馬，還刻著「鄒耀祖」三個字。他的心猛地往下一沉，臉色也變了。
這段對話既沒有提到陳素芬，也沒有提到馮子虛，可是那支刻著駿馬的鋼筆正是馮子虛贈給東明，又由東明轉贈素芬的。馮東明的心猛地往下一沉，一方麵是由於他因此知道了素芬的身份，另一方麵馮子虛鄒耀祖陳素芬這三個名字都令他心驚。馮子虛給馮東明帶來的，是不被組織信任的屈辱；而鄒耀祖，正是馮東明急於拋棄的與自己家庭出身相聯的過去。承認自己對於馮子虛的親情和對於陳素芬的愛情，對於年僅二十歲，懷抱共產主義理想，追求進步的馮東明，要付出的代價是太大了。他下意識地逃到範淑君那裏去——他們有一個共同獻身的偉大事業，可以是誌同道合的戀人。
陳素芬是另一個麵對共產主義潮流的清醒者。當長她三十歲，儒雅和善的地主丈夫王秉文還在對共產黨抱有幻想的時候，陳素芬卻意識到，在土地被剝奪的同時，潘多拉的盒子將被打開。
小說中寫道：
郝勇等人不等通報就闖進了王秉文的家裏，沒有給他交出地契的機會，甚至沒有給他說一句話的機會。在去王家祠堂的路上，他幾次想說自己情願交出地契。可是，郝勇總是惡狠狠地打斷他的話，命令他不許出聲。
最初，他感到有些困惑，不知道自己麵臨的是個什麽樣的命運。後來，他想起了陳素芬對綠林好漢的評論，立即明白，這將是他活在世界上的最後的一天了。他想，正像陳素芬所指出的那樣，此時，很多人夢想已久的機會已經到來。他相信，就在這一天，那些共產黨綠林好漢們肯定要玩那一套『替天行道』、『劫富濟貧』的把戲。他們在殺他之前，還會送給他一個惡霸地主的惡名，以顯得更加理直氣壯。王秉文感慨萬千地想：「我真是白白啦啦地活了幾十年，白白啦啦地讀了那楷家多的書。之個在素芬看來是非常簡單的道理，我卻要付出生命的代價，才可以領悟得到。」
素芬是一個冰雪聰明的女子。在共產黨來到玫瑰壩之前與王秉文的對話中，她對綠林好漢的評說切中要害，顛覆了中國人對於綠林好漢的傳統看法。共產主義理想像一個大大的肥皂泡，被她一點就破。共產黨奪取了地主的田地，分給了農民，然後通過互助組，合作化，人民公社，不到十年，就把所有的土地掌握在自己手裏。“他們要大秤分金銀，大碗飲酒，大塊吃肉”，不這樣怎麽辦得到呢？財產私有，原是天經地義。為了維持一個違反人類天性的製度，政府必須擁有絕對權力。中國社會民主自由法製的缺失，特權與腐敗的產生，道德觀念的淪喪，無一不與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私有財產被非法侵占有關。
素芬不喜歡這樣的製度。她勸王秉文逃到緬甸去。王秉文的長子二戰時駐軍緬甸，後來成家留在那裏。可是王秉文對共產黨抱有幻想，他沒有認真考慮素芬的建議。王秉文死了。馮東明幫助素芬找到了她的哥哥，已是闌縣縣長的陳進。無論哥哥如何勸說，素芬執意不加入那個殺死了王秉文的隊伍。
素芬說：「我不喜歡你們的那個共產黨。你們共產黨來到玫瑰壩就亂捆亂殺。你們已經打下了天下，就應該有個坐天下的樣子。俗話說，『人命關天。』以前殺一個人，要過幾次堂，要給人家一個喊冤的機會，要把文書送進京城，由皇帝親自批準，還要等到秋後才問斬。你們共產黨呢？連堂都不過，上午把人抓出去，下午就把他殺了……不管共產黨是什麽，反正我很怕它。郝組長和範幹部平時說話和氣，樂於助人，尊老愛幼，不偷不搶。總之，他們看上去就像任何世界上最好的人一樣。可是，在轉眼之間，他們就可以變得殺氣騰騰，就可以做出窮凶極惡的事情來。二哥也變得同他們一樣了。他平時還是像過去那樣溫文爾雅。可是，幾分鍾之內，他搖身一變，就變得凶神惡煞的了。他殺了人之後，還來找我要『子彈費』。你說嚇人不嚇人？他們就像是患有羊角風的人。平時好好的，可是在突然之間就會抽起風來，抽過之後又像沒事兒的人一樣。」
此言不虛。共產黨的確常常抽風犯病。肅反反右大躍進是大發作，另外伴有多次間歇性小發作。不過，這些發作有其功用。隻有通過發瘋一樣的運動，社會的緊張氣氛才能製造出來，對民眾的威懾力才夠強大，極權集團也才能夠統治下去。
馮東明和陳素芬的戀愛過程曲折複雜，美麗動人。十幾年之後，有情人終成眷屬，東明和素芬有了自己的家，而且將有自己的孩子。不久，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國，馮東明遭到紅衛兵的批判毆打。素芬被巨大的恐懼壓倒了，她覺得十七年前的悲劇就要重演。這時，她建議馮東明逃離玫瑰壩。
小說中寫道：
馮東明掏出手帕，爲妻子擦著眼淚，回答說：「上次我就給你說過了嘛。軍營裏不能住老百姓。我怎麽能往守成那裏躲呢？」
「現在軍人吃香。守成是連長，受人尊重。他可以在軍營的附近找戶人家，讓你躲起來。」陳素芬說。
馮東明搖了搖頭，苦笑著問：「那我吃什麽呢？大家的糧食都是有定量的。我吃了別人的定量，別人就要餓肚子。」
………
陳素芬沉默了好一陣，決斷地說：「我們一起逃吧。逃到緬甸去。逃出這個整人害人的火坑！」
馮東明的臉色變得慘白。他聲音顫抖地說：「那可是叛黨叛國呀！」
「那個黨，那個國，有什麽好？」陳素芬說。「今天叫一夥人來整這個；明天叫另一夥人來整那個。這種整人害人的黨和國，有什麽不能叛呢？」
「胡說！」馮東明從震驚中恢複了過來，嚴厲地嗬斥道。「你怎麽能夠說出這種話來呢？你不是共產黨員，可以不愛我們的黨。可是，你是一個中國人，你必須熱愛我們偉大的祖國。背叛祖國，當漢奸，那是十惡不赦的罪行！你要再有這種罪惡的想法，我就……我就……」他費了很大的勁，卻找不到適當的詞來說完這句話。
馮東明接受了統治者的邏輯。他從來都沒有像素芬那樣清醒過。不過，與五零年不同的是，即使他們試圖逃離，成功的可能性其實也很小；一旦被抓到，他們就會被判處死刑。
我想起了王友琴博士的一篇文章。上網找到王友琴博士建立的中國文革受難者紀念園，我從受難者名錄裏點擊了婁瘦萍的名字：
“婁瘦萍， 1904年生，男，1938畢業於湖南長沙湘雅醫學院，外科醫生，解剖學教授，1957年被劃成“右派份子”，文革中被“揪出來”成為“牛鬼蛇神”。1967年，他的女兒婁玉方隨他妻子的哥哥、醫生韓國遠一起離開出走，被抓獲，定為“叛國投敵”的“現行反革命”。婁的女兒被判刑10年，妻舅韓國遠被判死刑。婁瘦萍本人被指控為同謀，在1968年被逮捕，1970年被判刑15年。他被關在湖南津市的勞改營裏。缺乏營養加上繁重的體力勞動， 1974年1月，婁瘦萍死在勞改營中，時年70歲。”
王友琴博士寫道：
僅僅因為試圖逃離文革逃離中國，就被判處死刑！文革中有一批人因此罪名被槍殺，比如，“網上文革紀念園”中的顧文選。把試圖逃離的人判處死刑，這是從來沒有過的殘忍的死刑標準。在奴隸製度下，逃亡也不至於被殺害，奴隸主需要奴隸作為勞動力，中國的文革領導人控製了八億人口，不在乎這些人口的死活，他們要的是無邊的威懾力、無上權威的鞏固，順著他們的思路，則容易理解他們為什麽這樣作。對試圖逃離中國的人施加死刑，對他們的“革命”非常有利。當時，舉國上下，殘忍的迫害到處進行，不但手段殘酷，而且打擊的對象也越來越多，在迫害麵前，如果不能忍受，人們隻有兩種選擇：反抗或者逃亡。
然而，當時有嚴格的戶口製度、各個單位和居民區的嚴格的監視係統，加上糧票發放方麵的控製、每家住房的狹小、殘酷的株連製度，這些使得人們很難幫助別人躲藏。因此，躲在國內的某個地方以逃避毆打和虐待，幾乎是不可能的，要想逃離文革的迫害，唯一的出路是逃離中國。
試想一下，如果人們可以自由出入國境，文革根本不可能進行。對文革領導人來說，封鎖國境，不準任何人離開，是保護文革得以進行的必要手段。他們的設計相當清楚：鑄造一個鐵籠子，在這鐵籠子裏他們可以肆意虐待迫害人們。在一個開放的國度裏，不可能實行文革的殘酷迫害。正因為這樣，對中國和外部世界的隔絕，對任何試圖逃離中國的人的懲罰，在文革中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殘酷程度。
素芬沒有逃走。她被十五六歲的紅衛兵捆綁起來掛牌批判，然後強製勞動。在蘇要武的領導下，闌縣紅衛兵玫瑰壩支隊和多壯誌分隊決定殺死玫瑰壩全部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和他們的孩子。陳素芬的預感應驗了，十七年前的悲劇重演了。隻是，這一次被殘害的，不是她的丈夫，是她自己，她的兒子，還有她腹中四個月的胎兒。
“陳素芬被捆在村外路邊的一排刺槐樹上。清晨的微光中，陳素芬見蘇要武正在將一個炸藥包往她的胸前綁，意識到這些無產階級的革命小將正打算用炸藥來炸死她，就含淚哀求道：「小妹妹……」
“「誰是你的小妹妹？」蘇要武嗬斥道。………
陳素芬胸前的導火線冒著煙，發著嗤嗤的聲響。她驚恐地盯著那條像蛇一樣地跳動著的導火線，她的汗水像泉水一樣地湧了出來。她終於忍不住了，聲音淒厲地尖叫了一聲：「東明……」
陳素芬死了。
在一棵刺槐樹下，馮東明抱著陳素芬的屍體，正淒厲地尖聲嚎叫著，聲音像一隻正在捱打的狗發出來的一樣。魏錦雯費了很大的力氣，這才聽清楚他反複嚎叫的是：「素芬，我們一起逃吧！逃到緬甸去！逃出這個整人害人的火坑！」
………
羅蘭音走上前去，輕輕地拍著馮東明的背，說：「老馮，別叫了。老馮，快別叫了。」
馮東明慢慢地轉過身來。他半張著被鮮血染紅的雙臂，兩眼直勾勾地看著羅蘭音，仍然繼續嚎叫著：「素芬，我們一起逃吧。逃到緬甸去。逃出這個整人害人的火坑。」
羅蘭音發火了。她雙眼一瞪，厲聲喝道：「你給我住口！不準再這麽說了！」
馮東明不再嚎叫了。他兩眼直勾勾地看著遠處，喃喃地低聲重複道：「素芬，我們一起逃吧。逃到緬甸去。逃出這個整人害人的火坑。」
我讀不下去了。巨大的悲哀壓倒了我：太晚了，東明醒悟得太晚了。素芬的生命，愛情，還有她的孩子，都埋葬在了這片玫瑰河水肆虐的地方。至於東明，希望他逃走，逃離玫瑰壩，逃出這個殘酷恐怖的牢籠。隻是，恐怕他再也沒有逃離的機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