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童層出不窮，高爾夫球的未來在中國？ (zt)

NEW YORK TIMES
神童層出不窮，高爾夫球的未來在中國？

人物BROOK LARMER2013年10月09日

對於8歲的謝乘風來說，生活的目標隻有一個：成為下一個老虎伍茲。

Sim Chi Yin/VII Mentor Program, for The New York Times

謝乘風（音譯）發燒了，要不然，這個6月的早晨，這位中國高爾夫球手本應開著他的橘紅色小車到練習場去，而不是留在有四層樓的家中，額頭敷著冷毛巾痛苦地躺在床上。五年前，謝和全家搬到觀瀾湖(Mission Hills)——中國南方城市深圳一處寬闊的高爾夫度假勝地，他們來此隻有一個目的，就是要讓謝成為下一個老虎伍茲(Tiger Woods)。

一年到頭，隻要不參加巡回賽，謝乘風都會在早上鍛煉體能。在可以俯瞰樓下環礁湖的二樓起居室裏，他使用沙包袋、醫療球和牛皮鞭（用來增強腕部力量）來鍛煉。然後他下樓到隻對會員開放的發球場做兩小時訓練，輪流用袋中的每一隻球杆擊球。午飯後，謝做一些滾地球和推杆練習，之後在觀瀾湖的22個球場之中的某一個打一輪比賽——這裏自稱世界上最大的高爾夫俱樂部。謝的幾乎每一項活動都是圍繞著高爾夫球量身定製：鋼琴課是為了增強手指力量，數學課是為了幫助他計算距離、風速和果嶺地形；每天的英語課是幫他為最終進軍PGA巡回賽做準備。

謝乘風今年8歲。

上個月，當我去他家的時候，這個男孩的父親謝小春（音譯）遞給我一盤他家後院長出的木瓜，以及一本他的獨生子還是嬰兒時的影集。其中一組照片上，這個天使般的小男孩穿著深藍色的背心，揮舞著高爾夫球球杆。“他兩歲半就開始擊球了——比老虎伍茲還早！”這位父親用普通話對我說。43歲的謝小春來自東北，靠做物流起家，兒子開始打球之後不到半年，他就買下了這棟隨贈高爾夫球場會員資格的房子，讓兒子可以在世界級的球場打球，並接受世界級的指導。

謝乘風算不上是輟學生。他從沒去過學校。“他真的不想上學。我覺得上學是浪費他練高爾夫球的時間，”他的父親說。當同齡人在上小學一年級時，這個活潑外向的男孩已成為一係列高爾夫球學校的學員。先是在觀瀾山的辛迪瑞高爾夫學校(Cindy Reid Golf Academy)，校名是以一位美國教練的名字命名的；之後他又去了海南島上一個由老虎伍茲的前教練漢克·哈尼(Hank Haney)開辦的學校；最後又去了日本一個夏季高爾夫球訓練營。父子兩人現在回到家中，按自己的方式進行訓練。謝的父母仍然叫他“小寶”，他比8歲的同齡孩子要高大很多，身高已經接近5英尺3英寸（約1米6——譯注），比父親矮兩英寸，體重120磅（約55公斤——譯注。盡管父母身材都不高，但在他們的家鄉中國東北出了很多高個子）。問他最喜歡的球杆是什麽，謝答道：“當然是木杆！”他可以揮舞木杆，擊出220碼的球，幾乎是成人業餘選手的平均成績，比同齡人的平均水平遠50碼。

謝乘風說，他昨天比賽時就有點發燒了。我並沒注意到，因為他黝黑的臉龐總是紅撲撲的，特別是襯著那套粉紅色的高爾夫球裝備。比賽他獲得了第三名，但他的母親悄悄告訴我：“他一打不好球就生病。”雖然發燒了，但當我問起車道上的車子時，謝還是慢慢走到樓下，給我看那輛中國製造的完整規格電動汽車——這是父親送他的6歲生日禮物。汽車後窗上貼著“實習”的標記；汽車的標誌在側麵，是“Speedway”，但“S”被故意撤下了，所以就成了“Peedway”。“他夠大了，可以開車了，”父親說，“但他不能把車開出觀瀾湖。”

中華人民共和國可能不太像培育高爾夫天才的好地方。畢竟，1949年，毛主席把這項運動和其他很多小資產階級消遣一起禁掉了；共產主義革命之前建造的少數幾個高爾夫球場也消失不見。這一禁令持續了35年。其後中國建造的第一個高爾夫球場至今隻有不到30年的曆史——比老虎伍茲的年紀還小。即便在今天，國家在表麵上仍然禁止在中國大陸地區建造新的高爾夫球場，因為它們占據了太多寶貴的土地資源和水資源。該禁令盡管在一些地區無人遵守，但仍然限製了這項運動的發展。所以行業內也沒有什麽榜樣可言：從跳水到乒乓球，盡管中國在許多體育項目上可以包攬奧運金牌，但隻有兩男兩女四個職業高爾夫球選手進入了世界排名前300位。

然而中國神童們開始向高爾夫球的最高級別賽事進軍了。先是14歲的張華參加了去年的美國公開賽。今年4月，同樣14歲的關天朗在美國大師賽(Masters)上技驚四座。這個穿彩色褲子的男孩是曆史上參加這一賽事的最年輕選手。盡管受到少見的擊球過慢判罰，但他還是取得了進入後兩場比賽的資格，這個判罰令他的新球迷們感到憤怒——說唱歌手利爾·韋恩(Lil Wayne)發推特說：“大師賽真丟人。”這個8年級學生有著令人折服的成熟，四場比賽中， 最差成績也是高於標準杆一杆，他成了這次比賽的焦點。格雷·普雷爾(Gary Player)說：“記下我的話：我們在見證我這一生中高爾夫球史上最重大的曆史性時刻。”

這些神童們的年紀愈來愈年輕。5月，12歲的葉沃誠（幾乎連“少年”都算不上）在中國公開賽上亮相，成了歐洲巡回賽上最年輕的高爾夫球選手，打破了他的中國同胞關天朗去年創造的最年輕選手記錄。葉沃誠從4歲就開始打球，也就是說，他人生的2/3都在打高爾夫球中度過，所以戴著牙套的他說的這句話並不是開玩笑：“我從小就夢想著這一刻。”

7歲的程涵宇（音譯）在上C·K·譚的課，母親姚玉（音譯）在一邊。

Tony Law/Redux, for The New York Times

這三個男孩可能不過是個開頭。除了他們，還有一些更年輕的中國高爾夫球手（比如隻有七八歲的謝乘風），這個群體人數雖少，但卻在不斷增長；他們刻苦訓練，已經開始在國際賽事上獲獎。我們熟悉中國製造早熟奧運體操選手和女子舉重選手的流水線——從貧困家庭中挑選出來的年輕選手被蘇聯模式的國家體育機器塑造成冠軍。但高爾夫神童的模式更加奇異複雜，可以成為了解現代中國的一扇特別窗口。

中國經濟發展大潮中，出身於富有家庭的“富二代”兒童們經常被貶稱為“小皇帝”，他們嬌生慣養，根本不用經曆任何奮鬥和痛苦。在很多時候，這個說法確實名副其實，在觀瀾湖的百慕大草坪上打高爾夫球，這確實和在鋼鐵廠或製衣廠做工有著天壤之別。盡管如此，這些孩子們受到個人欲望或家庭壓力的驅使，往往全年無休地不停訓練，父母對他們的管束與中國體育體製下最嚴厲的教練不相上下。

當然，到處都有執迷於望子成龍的父母。但在中國，突然的財富大爆發與大量獨生子女（強製性獨生子女政策在中國許多地方仍然很普遍）增強了父母的焦慮，為了把自己唯一的孩子變成下一個老虎伍茲，他們願意采取任何極端手段。許多國外的教練都擔心，如果過分逼迫小孩刻苦訓練，可能會使他們尚未到達巔峰期就到頭了。但是“大師賽上的中國男孩”這幅畫麵實在太誘人，令許多家長變本加厲地逼迫自己的孩子。“關激勵了很多人，”在北京的一個外國教練說，“但是現在不少13歲孩子的父母紛紛來問我：‘我兒子的水平能打大師賽嗎？’有這種態度，你要麽幹脆退出，要麽就得付出雙倍努力。”

為了打造中國明星，付出雙倍努力的不止是家庭。鑒於這項運動如此吸引身份意識強烈的中國精英階層，大公司也在渴望尋找這項體育活動的代表人物——也就是籃球明星姚明的高爾夫球版。如今中國政府這個更大的玩家也開始投資高爾夫領域。2016年，高爾夫將重返奧林匹克賽事，渴望獎牌的中國政府又開始關注這個一度遭到蔑視的運動。

中國高爾夫球協會是一個政府機構，擔任負責人的張小寧說，高爾夫運動強調技巧和意誌力，而不是純粹的運動能力，所以“十分適合”中國人（中國甚至聲稱，在將近1000多年前的宋朝，中國精英階層有一種用球和棍子玩的遊戲，它是高爾夫球真正的前身）。目前高爾夫球幾乎是一種富裕階層的專利，如何增加運動員數量是很大的問題。迄今中國高爾夫球協會已同企業合作，主辦巡回賽，在小學教授高爾夫球，並建立了高級的國家高爾夫球訓練中心。3月，中國甚至同世界前排名第一選手格裏格·諾曼(Greg Norman)簽約，幫助建立一支國家隊，以求贏得奧林匹克獎牌。2016年的奪牌希望並不大，但有了關、葉和目前湧現出來的眾多神童，高爾夫球的未來似乎在向中國傾斜。

不久前的一個周六清晨，一隊豪華轎車駛進北湖九號(Bayhood No. 9)，北京一家高爾夫球俱樂部，也是最受歡迎的訓練中心。車隊中有寶馬、攬勝陸虎和保時捷，還有一輛銀藍色的勞斯萊斯，從每輛車裏都走下一個穿鮮豔高爾夫球服的孩子。在俱樂部工藝卓絕的樹脂玻璃房裏聽頭牌教練講課要花費每小時250美元。二樓有一排貴賓套間，屋裏鋪著地毯，有寬屏電視和兩塊高爾夫球擊球墊，租金是75000美元一年。當我在前台詢問時，招待員笑著說：“貴賓套間已經預訂到明年了，我能把您的名字排進輪候名單嗎？”

上午9點，十幾個小高爾夫球手在綠地上練習滾地球和推杆，每人身邊都有一個親屬或教練。一個戴墨鏡的母親為一個穿亮藍色褲子的矮個子男孩擺好20個球，看他打壞了一個滾地球，就低聲責備他，等他推一個球滾入洞中，又高興地捏了捏他的臉。幾步之外，一個穿橘紅色上衣，頭發也染成橘紅色的男人站在沙坑旁邊一支接一支地抽煙，他11歲的兒子在沙子裏一個接一個地打球。“手腕要穩！”父親叫道，“再高點！”兒子每擊完一個球他都這樣喊道。他倆今天打算練多久？男人笑道：“我們要一直練到天黑看不見！”

中國正在製造世界上最優秀的年輕高爾夫球手，在中國經濟改革中致富的家庭開始小規模地複製社會主義國有體育製度的模式——迫使孩子們早早培養特長，之後用殘酷的訓練讓他們“吃苦”。“在中國有各種各樣的家庭，”每周六日陪10歲的兒子練習8小時高爾夫球的父親陳立（音譯）說，“在美國，你們給孩子們一個大盤子，裏麵有很多選擇，對吧？我們給孩子們一個小盤子，讓他們早早選擇，最後裏麵的東西會堆得很高。”他把手越舉越高，然後搖晃著，“壓力也會很大。”

這種壓力存在於整個中國社會，家庭哄著孩子們學鋼琴、芭蕾、英語和數學。高爾夫是最近才加入的選項，父母們雖然很多人自己不打球，卻被這項與身份、特權和光鮮衣著密不可分的戶外家庭活動所吸引。30年前，在中國大陸根本沒有高爾夫球手或高爾夫球場。如今已有40萬人定期打高爾夫，隨著中產階級階層的擴大，到2020年，這個數字或許會輕易翻番。2004年，中央政府禁止了新建高爾夫球場，但出於經濟和政治的考慮，這一禁令被若幹地方政府推翻。因此，中國高爾夫球場的數字從2004年的170座增長到如今的600座。預計2020年將達到1000座（目前美國有15000座高爾夫球場，日本有2500座）。

不僅是場館、競賽與教練的短缺，這些設施的價格之高昂也令少年高爾夫球成為奢華的運動。高爾夫球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也多少算富人運動，但在美國，少年兒童可以以較為便宜的價格進入市營的高爾夫球場和練習場。本地和國家少年高爾夫球巡回賽網絡在中學和大學十分普及。中國卻沒有這些基礎建設與相關文化。高爾夫家庭們沒有簡單的路可走，隻能辛苦地為大有前途的子女們摸索自己的模式。

10歲的丹尼爾·唐在北京的北湖9號，是該年齡組的全國頂尖選手，他家有一塊400平方英尺的果嶺，漫長的冬天可以在家練球。

Tony Law/Redux,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在北湖俱樂部裏，10歲的丹尼爾·唐(Daniel Tang)穿著淡黃色褲子，在上受歡迎的馬來西亞教練C·K·譚(C. K. Tan)的課，而我則在一邊觀看。唐打高爾夫球6年了，過去4年間都在接受職業訓練，他目前在全國的同年齡組裏排名已近榜首。他的揮杆近乎完美無瑕，他能擊出190碼的遠球，父親希望他增加這個距離。譚錄下了這個男孩揮杆擊打沙袋的動作，以便分析他的身體旋轉、揮杆角度和杆頭擊球速度。

上完課，這個男孩摘下帽子，禮貌地同我握手，仿佛我們剛剛結束一場18洞比賽。但他的訓練還沒結束，他還要花幾個小時做滾地球和推杆練習，之後是一個小時的高爾夫球體能訓練（他的刻苦鍛煉取得了回報。 同樣是在這塊長城邊的山地球場，上個月他在那裏完成了第五次比賽，而在6月的巡回賽上，唐以三球優勢獲得了該年齡組的冠軍，以低於標準成績三杆的成績完成了27洞）。

看著丹尼爾·唐在落日下推杆，我問他的父親唐輝（音譯），他的兒子是怎樣開始迷上高爾夫球的。“他5歲的時候，”唐輝說，“我告訴他，‘聽著，如果你專心練高爾夫球，我花多少錢也願意。’”他說，他的兒子“沒有表示反對”。

從那以後，他們的家庭生活就完全向這個獨生兒子的高爾夫球生涯傾斜。他們搬到了一座高爾夫球場附近的房子，唐輝在家裏的三樓鋪上了一塊400平方英尺的果嶺，北京漫長的冬夜，兒子可以晚上在家練習。每年寒假，丹尼爾·唐和母親都會到中國南部的高爾夫球聖地呆上一個月，和另一個精英高爾夫球手一起訓練。那是一個相貌歡快的女孩，名叫倪家曼（音譯）。去年家人決定讓唐轉學，離開嚴格的公立學校，轉到北京倪家曼就讀的國際學校，這個決定也是為了高爾夫球：國際學校家庭作業負擔較輕，課程安排靈活，方便他有更多時間訓練。不過每天的英語課對他來說最重要，是為了他初次赴美參加巡回賽做準備，也許將來還要到美國大學就讀。

這種職業訓練花費非常巨大。從剛起步時開始，許多高爾夫家庭的花費就已達到每年3萬美元，用於學費、果嶺費和參賽與去訓練場地的交通費。當他們赴美參加少年組巡回賽、在美國高爾夫球協會給孩子登記或在中國聘用全職外籍教練後，費用還將直線上升。在北湖9號，我問另一個孩子的父親，他在高爾夫球方麵的投資是否物有所值。“啊，我不把這當做投資，”這個總是給兒子當球童的父親說，“我覺得這是和兒子長時間相處的機會。”他揚起眉毛，“如果不這樣，我就把時間和錢都用來包二奶了。”

在北京紫禁城的紅牆以北，熱鬧的八車道馬路旁邊，就是政府開辦的什刹海體校，這裏被視為冠軍的搖籃。有600多個運動員整年住在這裏。自1958年創建以來，這個北京運動員培訓基地已經培養出了幾十個奧運金牌得主，涵蓋多個項目，從跆拳道到乒乓球，從體操到羽毛球。中國影星李連傑也是在這裏學的武術。

6月的一個下午，在什刹海體校的一個地下室裏，教練帶著一群年輕的高爾夫球手在一麵巨大的中國國旗下做體操，我看見球手們臉上露出痛苦的表情。他們是第一批住進什刹海的高爾夫球手，這證明高爾夫球運動重返奧運後，中國計劃發展這項運動。8歲的羅君逸（音譯）長著圓圓的小鼻頭，是其中最年輕，也是最有希望的選手之一。她有時能在周末見到父母，但全天都住在什刹海體校，遵守“三集中”的體校製度——吃、睡、訓練都和其他運動員們在一起。

什刹海體校的教練們看中的是羅在巡回賽中的優異成績，能進入體校是一種恩惠，因為她的父母負擔不起少年高爾夫球“軍備競賽”的高昂費用。我第一次見到羅和她的父親是在5月的巡回賽上，她獲得第二名，當時她和7歲的男孩埃裏克·周(Eric Zhou)打了一局練習賽，周的父母說他們每年在周的高爾夫球生涯上花費5萬美元（去年夏天，周在拉斯維加斯獲得國際6歲及以下年齡組的第一名，這次巡回賽也獲得第一，在最後一洞才決出勝負，羅在自己的年齡組獲得第二）。羅的父親告訴我：“我們沒有別人的經濟條件，所以什刹海給我女兒一個名額，我們就接受了。”這座北京體校每月收取350美元作為食宿、文化課和高爾夫球訓練課費用，這點錢和其他父母花的錢相比簡直太少了。如果她能入選北京隊，費用還可免除。

2009年，高爾夫球被重新列入奧運賽事，中國體育體係受到激勵，希望彌補失去的時間。迄今中國高爾夫球協會已經建立起職業選手、業餘選手和國家少年隊三層體係，並把高爾夫球列入全運會項目，借此促使各省建立起自己的高爾夫球隊。為了增加年輕高爾夫球手基數，中國高爾夫球協會和匯豐銀行合作，主辦少年高爾夫球巡回賽，在小學開設高爾夫球課，麵向上萬名孩子授課。相對於這個國家的13億人口，這個數字很小，就連中國高爾夫球協會的培訓主任李大正都抱怨，中國的高爾夫球培訓中沒有其他運動項目裏的那種“流水線”。然而中國女子奧運隊總教練，蘇格蘭出生的邁克爾·迪基(Michael Dickie)說：“世界上沒有其他任何一個國家像中國一樣，在高爾夫球領域擁有那麽多資源。這是絕無僅有的。”

羅君逸是什刹海體校內的唯一女高爾夫球手，在少年巡回賽中，男孩也遠比女孩要多，但中國的體育體係以培養擁有同等能力的男女運動員而自豪。“我們關注女選手，”中國高爾夫球協會主任張小寧說：“因為中國女選手更有機會在國際賽事上取得突破。”她們已經做到了——23歲的馮珊珊贏得了去年的重要賽事，LPGA錦標賽，目前世界排名第6。有兩位十幾歲的頂級女選手在杜克大學和喬治敦大學獲得高爾夫球學位。馮珊珊是中國女選手中唯一一個進入世界排名前100位的，很多高爾夫家庭把韓國視為更大的榜樣：韓國女選手有35人打入LPGA賽事前100名，這是個十分驚人的數目。

中國高爾夫球協會最大的動作是斥資8000萬美元打造的國家高爾夫球訓練中心，去年在中國東海岸的山東省南山落成。這座設施由中國高爾夫球協會修建，由中國大企業南山集團讚助，旨在超越西方最先進的訓練中心。中心裏有配備四種沙子的沙坑，被修剪成奧運五環的彩色灌木，除了這些小花樣，還配備了數台價值數十萬美元的最先進的數碼揮杆練習器材。不過這些機器很少用得上。一個少年高爾夫球協會在練習場裏訓練，但器材主要是為國家隊留著的，他們不時來到這裏集中訓練。“這種設備有點像X光機，”一個教練說，“一年也就用上一兩次。”

什刹海體校的市級訓練場地就沒那麽高級了，它是由一個拳擊館改造的，裏麵有七塊帶球墊和練習網的人工高爾夫球草皮。一周有5天時間，上完上午的文化課，羅君逸和隊友們就來這裏把高爾夫球揮入網中，周末他們在本地的球場上打球。他們的兩個中國教練沒什麽專業技能：一個是年輕的大學畢業生，有高爾夫球管理研究學位，另一個是空手道前國家冠軍，盡管他對訓練十分狂熱，但向我坦白說，在去年分配到這個隊之前，他從來沒打過高爾夫球。有外國教練每月來給他們上一次課，但每次都換一個人。“我們希望能讓同一個外國教練來上課，保持連貫性，”羅的父親說，“但我們有什麽選擇呢？”

中國少年高爾夫球的先驅者關天朗和葉沃誠都住在廣東省南部，兩家相距隻有兩小時車程。在某些方麵，葉自從第一次拿起球杆之日起，就在追趕自己這位年長競爭者的步伐。那完全是一次意外，發生在他4歲那年。有那麽一分鍾，發球訓練區隻有他一個人，他試著揮舞父親巨大的卡拉威木杆，把它磕在隔牆上摔壞了。“我氣壞了，”他的父親，一個建築公司老板說，“那球杆值一千多美元。”第二天，他在當地高爾夫球用品店給兒子買了一套小型球杆，給他看一個練球網。“讓他擊球，能打多遠就多遠，”他告訴店主，“等他出汗才能給他喝可樂。”隻有4歲的葉打了一下午球，直到汗流滿麵。

等待兩個男孩的獎勵變得愈來愈甜美迷人。6歲那年，關天朗已經開始在本地巡回賽上贏得獎杯，並為初次赴美參賽做準備。他的父母沒讓他退學，但他們放棄了自己的生意，把自己的時間和相當一部分財富投資在兒子的事業上。關的父親過去是，現在也一直是兒子的基礎教練。但關為美國巡回賽做準備時，他也去上丹·韋布(Dan Webb)的課，韋布是一位加拿大教練，當時居住在廣州。那會兒關已經打了兩年高爾夫球，韋伯說：“他能模仿四個職業選手的揮杆：老虎、福瑞克(Furyk)、埃爾斯(Els)和迪馬科(DiMarco)。”這個男孩穿著母親親手縫製的原色球褲，他不隻是穿得像個職業選手，也有了巡回賽老手那種不可思議的冷靜。“他真正的天賦就是他的自信，”韋布說。

中國的頂尖少年選手並不是個個都擁有完美的技巧——關天朗的揮杆也有很大缺陷——但精神力量和自信讓他們出類拔萃。在大師賽上，14歲的關用溫和的聲音宣布：“我希望今後可以在一年內贏得四項重大賽事。”記者們不禁為之震驚。在現代，從來沒有人在一年內贏得高爾夫四項賽事的大滿貫，就連伍茲也做不到。關的宣言太過天真，不能被視為傲慢，但它確實反映了現代中國人的無限雄心壯誌。

無論是在成績還是在自信方麵，葉沃誠都與關天朗相去不遠。他8歲那年就打出了低於標準杆的成績。9歲那年，他贏得了中國同齡組大部分賽事的冠軍。他的家是一棟3層小樓，書架上已經陳列了100多個獎杯，但這絕不是他的終極目標。前些時候，在電視裏看PGA巡回賽時，葉目不轉睛地盯著伍茲，不僅是因為他的揮杆技術或人格魅力，而是因為他承受壓力打出了好球。“我9歲時就夢想著成為世界第一，”葉告訴我。

中國家庭或許有能力為高爾夫神童創造完美的培養環境：紀律、專注、勤奮、毫不動搖的支持。但打造世界級高爾夫球手需要更深的專業知識，這是葉的本地中國教練無法提供的。在2010年一項少年賽事上，有人把大衛·沃特森(David Watson)介紹給葉和他的父親，他是一位資深英國巡回賽教練，吸引著中國少年選手們趨之若鶩。沃特森6英尺5英寸高（約1米9——譯注），身材像球杆一樣筆挺，他嚴厲地望著這個9歲的孩子：“為了成為最好，你願意付出巨大的犧牲嗎？”葉點了點頭。之後沃特森開始每周給他上課一次，再後來就成了葉的全職教練（同時還教另一名男孩）。接著就有了回報。2010年，葉獲得了聖地亞哥少年大師賽冠軍，2011年又蟬聯冠軍。“你已經可以看出他是為這項運動而生的，”沃特森說。

世界也注意到了這一點。5月，我在中國公開賽上看著葉打第一回合，12歲的他穿著橘紅色和淡紫色的耐克衫，他的隨行人員中有一位特殊的成員。除了幫他背包的沃特森和他的父母，還有一位年輕的耐克代表。葉的父親說，耐克自從他9歲那年起，就開始讚助他免費的高爾夫球服和球杆（這是一種常見的做法，簽署商業廣告會令選手失去大部分少年與業餘賽事的資格，更不必說加入美國大學校隊資格）。耐克還與沃特森簽約，讓他作為品牌的全球顧問到美國工作室參與健身和訓練。如果葉成了明星，他將來肯定會被耐克的鉤子商標所包圍。

當然，中國國旗也會披在他的身上。葉還沒有入選為2020年奧運會做準備的國家少年隊，但國家已經開始支付沃特森一部分的年薪。所以，這是一種培養高爾夫明星的中國新模式：政治、商業與家庭興趣的集合，每種力量都有不同的動機，但目的隻有一個——讓這個12歲的男孩成為世界上最好的高爾夫球手。

在過去的30年裏，從汽車到電腦，中國每一個從零開始的行業最初都是從引進外國技術開始的。在汽車工業，技術引進是從引進工程師和設計師開始；在高爾夫球行業，是從引進外國教練開始（當然還有場地設計師），他們大批趕到中國。

15年前，中國幾乎沒有全職外國教練，如今已經有幾百人之多，既有西方人也有亞洲人，他們可以收取比在美國高的費用，每小時100美元到250美元不等。深圳的一個教練收費500美元一小時，學生仍然絡繹不絕地上門。6月的巡回賽開賽之前，一個12歲女孩的父母帶她飛往深圳，花5000美元上了這位教練的12堂課，然後又坐飛機趕往競賽場地（最後她仍然輸了）。

外國教練們發現，在中國他們要經常勸家長們放慢速度，這令他們處於尷尬的位置。“我說兩周上一堂課就夠了，這令他們感到不安，”北湖9號的教練C·K·譚說。他的一個同事說得更直率：“自從關天朗之後，所有人都在這條路上追逐他。沒有人知道這條路通往榮譽還是深淵。”

幾年前，美國高爾夫球學校對中國市場大潮還頗有信心。但是有幾個著名教練在中國開辦的分校相繼關閉了——諸如高爾夫名人大衛·利德貝特(David Leadbetter)和辛迪瑞(Cindy Reid)，通常是因為他們和本地父母們意見相左。外國人在中國做生意通常都是這種模式：中國工廠一旦掌握技術，本地公司一旦建立起自己的實力和知名度，就會把外國合作夥伴推出去。

但中國高爾夫球學校仍然依賴外國教練，因為客戶需要他們。比如丹·韋布，他在深圳的沙河高爾夫球俱樂部經營著一個多層揮杆訓練場，他把它稱為“一個高爾夫工廠”。韋布聘請了10名外國教練，還請來了兩個丹麥心理學家，研究運動員的心理狀態，分析學員擊球時大腦前額葉的活動。他說，他的理想是“創建一座高爾夫球的少林寺”，學員們在這裏接受武僧式的訓練。他的中國老板野心更大，他希望韋布在未來三年內在中國開辦50座高爾夫球學校。

韋布是關天朗兒時的教練，這在中國給了他特殊的威望。自從關在大師賽上成名後，其他家長也開始學習關的方式——跟外國教練上課，早早參加國際競賽，長期呆在美國訓練和比賽。這帶來的影響是，過去幾個月裏，至少有十幾個頂尖中國少年選手報名參加美國專業住宿式高爾夫球學校，有些學校每年學費要6萬美元。而且有誌於此的人年紀年紀愈來愈小。在北京，我遇到一個4歲的男孩，名叫朱和（音譯），6月，父母帶他去了佛羅裏達和加利福尼亞，考察三座備選的高爾夫球學校。“等他5歲就可以去了，”他的父親說。

8歲的匡陽在中國深圳觀瀾湖高爾夫球俱樂部。

Tony Law/Redux,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很多孩子似乎渴望這種競爭氛圍。在深圳的一處練習場地，我遇到8歲的匡陽（音譯），他穿著亮橙色褲子和涼鞋，看上去像個小小的職業選手。他激勵一個朋友：“看你能不能做到。”這周早些時候，匡以11杆的優勢贏得了一場巡回賽，擊出了驚人的一輪比賽67杆低於標準杆5杆的成績。他樂於向見到的每個人挑戰，甚至是成年人。朋友失球後，匡做了個長長的推杆讓球進洞。父母為他歡呼，他向這邊看著，露出友好的微笑。“他喜歡贏球，”他父親說，“因為這為他帶來很多表揚。”

但也有劉彥偉（音譯）這樣的例子，他是我在深圳采訪的一位頂尖業餘選手。兩年前，他13歲時，父親讓他從北京的學校退學，把他送到1300英裏之外的南方，生活在觀瀾湖的一個賓館套間裏。父親沒有把他送進高爾夫球學校，而是在他周圍打造了一個“學校”。一位澳大利亞教練每月有10天坐飛機過來指導他，這位富裕的工業家父親還雇了一個年輕的美國教練當兒子的陪練、一個全職健身教練，每天指導他健身兩次；還有兩個雇員隨身照顧這個男孩，因為父母仍在北京生活。在訓練綠地上，一輪比賽開始之前，我問劉，父親會不會讓他放假，“從不，”他笑著說，“隻有工作。”每當工廠工人都會放假的春節，劉的父親會來深圳呆兩個星期，評估兒子的進展。這不但不像假期，劉說：“對我來說就像坐牢。”

高爾夫運動中不乏沒能充分實現自己早期潛力的神童，比如年輕的美國人米歇爾·韋伊(Michelle Wie)。過度疲勞和受傷是任何早期就承受大量訓練的運動員都要麵對的風險，特別是在父母借他們實現自己夢想的情況下。“子女心不甘情不願地受父母驅使，這對他們來說並不輕鬆，”佛羅裏達州奧蘭多市科爾高爾夫學校的湯姆·傑克遜(Tom Jackson)說，學校裏有51個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也包括來自中國的學生。“到達某個階段，他們就會說：‘我不想要這個。這一直都是你的夢想，不是我的。’”

謝乘風笑個不停。他來到中國南方島嶼南沙參加一次少年巡回賽，這是他一個月內第六次參加比賽。開賽後的第一個晚上，謝和一群吵鬧的8歲孩子們一起從俱樂部的樓梯衝下來。巡回賽的讚助者，佛羅裏達的科爾高爾夫球學校剛剛為85名參賽者舉辦了自助餐晚宴。特意沒有邀請父母們。在這個歡樂的混亂場合裏，我發現了謝為什麽這麽喜歡比賽：它們提供這樣的少有時刻，讓他可以真正和其他孩子們一起玩耍。在家裏他要獨自訓練，也不去上學，過著孤獨的生活。此時是個很好的放鬆機會。

第二天早上，一切回到正軌。上午6點45分，謝穿著粉紅色比賽服在發球場上擊球，父親站在他身邊，長長的幾排小選手和父母們站在他們兩旁。孩子們不再說笑。賽場盡頭站著比賽的著名選手，身穿格子褲和橘紅色耐克上衣的葉沃誠，在清晨的空氣裏匆匆發球。葉的教練大衛·沃特森輕聲重複著揮杆要點，他的父母靜靜地看著。這個巡回賽是科爾學校為招募中國學生而組織的，也是葉在赴美參加一係列國際少年巡回賽前的調整。但葉的父親和謝一樣，對科爾學校很好奇，它聲稱擁有老虎伍茲的教練之一：肖恩·弗利(Sean Foley)。

這對於葉來說是個很方便的時間。自從在中國公開賽亮相以來，他已收到兩個PGA巡回賽球童的申請，希望被他雇傭，此外還有一個體育代理機構的申請和兩項歐洲巡回賽事的邀請（他已經全部拒絕）。5月底，我和這個12歲的男孩一起在俱樂部酒吧看電視裏的高爾夫頻道。突然他的麵孔出現在電視上，是一個關於他的特別報道節目。葉一直盯著電視，嘴半張著，露出一個不敢置信的笑容。“真是奇怪的感覺，”他說。

過去的兩個月裏，葉一口氣贏得了三項少年巡回賽，因為參賽較晚，還付了相關費用，他建立起了比賽終結者的名聲。沃特森現在為他製定了另一個目標：每個少年巡回賽賽事要贏得至少10杆。在科爾主辦的這項為期兩天的比賽上，第一天，葉保持領先，緊隨其後的是15歲的薛寒（音譯），他在佛羅裏達一個小學校裏接受專業訓練，學校裏有11到15個中國學生。最後一天，葉遠遠甩開了其他人，在最後三洞取得了低於標準杆一杆的成績，總成績是68杆低於標準杆4杆。他以8杆的優勢獲勝。“還是差兩杆，”沃特森半開玩笑地說。

葉的父親理解要調整兒子的步調，為長期做打算。“從少年選手到職業選手的道路是一場馬拉鬆，不是短跑衝刺，”他說。盡管如此，也別指望葉能馬上休息。如今他的目標似乎是打破所有關天朗保持的紀錄。成為巡回賽上最年輕的高爾夫球手是一座裏程碑，贏得更多國際少年賽事的冠軍又是一座裏程碑，他的下一個目標是奧古斯特賽場。為了獲得大師賽資格，葉需要在這個秋天拿下亞太業餘選手賽，關天朗在去年已經做到了。這是一個可以直接與關競賽的珍貴機會，年長一些的關已經在美國參加過5次PGA賽事，被認為更有勝算。

我站在賽場之外，看見謝乘風在第6賽道。他很醒目，一個穿粉紅色衣服的高個子男孩，比周圍的對手都要高一頭，一個球打偏了，他發出大聲的悲歎。離開果嶺，謝滿臉擔憂，搖著頭說：“我打得真差。”最後他獲得第三名，父親輕輕地安慰了他。

和謝的父親交談時，他似乎正在反思。“我的想法和一開始相比改變了很多，”他說，這時兒子正在用他的iPad玩遊戲。“孩子早早開始打高爾夫球會有優勢，但通往頂峰有很長一段路要走，”他說，“我不想把他逼得太緊。我希望他堅持打球是因為打球有意思，而且他也感興趣，不是因為我希望他成為下一個老虎伍茲。”謝抬起頭來說：“我都快不認識老虎了，爸爸。他最近起伏太大，一星期打得好，一星期打得差。”

這家人最終的雄心依然沒有改變。謝是不會某天就突然回去上小學的。他會繼續自己的訓練計劃，每天仍會開著電動車去俱樂部。謝的父親拿了科爾學校的宣傳手冊——隻是備用——他把兒子的球杆放進雷克薩斯轎車的後備箱，準備開回觀瀾湖。他們得早點回家，好好休息，迎接明天。翌日，大多數孩子都要去上學，但謝仍要在中國少年高爾夫球的競技場裏艱苦訓練。

Brook Larmer在北京生活，著有《運作姚明》(Operation Yao Ming)。
本文最初發表於2013年7月14日。
翻譯：董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