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時我上完了小學，還被學校鼓勵貼過大字報，我指正一位老師體罰學生的錯誤。

   我不完全後悔那份大字報，體罰學生文革中認為是野蠻的，現在看還是錯誤的，在西方是要當罪的，黃帥當年做得也沒有錯。我隻是覺得我的大字報讓他有些尷尬，學校並沒有為難他，沒有人們現在想象的所謂“迫害“。那位老師當然有些不高興 。現在的說法往往是，文革中學校不重視學生的學習，其實未必都是那麽回事。我們這位老師就是因為他管理學生嚴，學生成績好，他的班每學期都被評為三好班級。雖然他是複員軍人，文化程度不高，隻教低年級，但因為學生成績好，他很受歡迎。他的劫難不在文革中，而恰恰在文革結束之後，論到所謂專業化了，作為民辦教師的他被趕回家重新務農了，晚景淒涼。而惦著念著他的，還是貼過他大字報的我，我們家後來回城多年之後，我去看過黝黑貧困的他，那時他早已重新成了滿麵滄桑的瘦弱農民。我成長於文革時期，見識過文革的偏激，但也感受過文革合理的一麵（比如對平等理念的空前推廣，對作為大多數的工農政治權利的重視，對自下而上對管理者監督、挑刺的提倡等等），我有資格對文革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