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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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少奇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 評劉少奇在四清運動中推行的極左路線和政策

在文化大革命中，身為國家主席的劉少奇遭到批鬥，並被解除一切職務，開除出黨，其後悲慘逝世。但是研究文革曆史的專家宋永毅認為，劉少奇既是文革的受害者，也是這一罪惡曆史的製造者之一。

   在文革後幾乎所有的悼念劉的文章裏，都隻是強調了他“最大的受害者”的身份，並強調他在六十年代初經濟政策上和毛的區別。許多關於劉的文章用經濟政策上的區別來模糊和掩蓋他們在政治思想上的一致性，而對於劉少奇對發動文革的態度和他領導的文革初期的運動中實際上做了一些什麽，極少提及。然而，曆史的真相卻往往是矛盾的。中共五十多年的政治運動中，中共黨內的受害者也常常先是迫害者，受害者在意識形態上，和迫害者並沒有任何不同。相反，受害者也曾為最後迫害他致死的政治運動推波助瀾，即便在他被迫害致死的前一刻和平反以後，他和他的家屬仍然認同把他迫害致死的意識形態、政治製度乃至迫害者本身。文革初期大量受整的被迫自殺者的遺書中，很多都不約而同地高呼：“永別了，孩子們永遠聽黨的話，聽毛主席的話！我們的黨永遠是光榮的、正確的、偉大的！”和“我們敬愛的領袖毛主席萬歲！”之類的口號。劉少奇被迫害致死的十餘年後和他被正式平反後，他的遺孀王光美竟然對藝術家新鳳霞說：“鳳霞，我們都是毛主席的好學生”。以至純樸真誠的新鳳霞都十分鄙視地說：“她男人都被毛主席整死了，她還說這樣的話，你說壞不壞！”

   事實上，劉少奇被迫害致死根本就不在於他對毛澤東發動文革的什麽“分歧”和“抵製”。無論是他和當時一線中央的領導製定的文革方案，還是他決定派遣工作組指導運動，都是事先得到毛澤東同意和批準的。劉少奇悲劇的根本問題是在於猜疑成性毛澤東已經認定劉少奇是自己身邊的“赫魯曉夫”，嚴重地威脅著自己的權位，絞盡腦汁除之為快。

   如果沒有對曆史罪惡的聲討和清算，如果沒有對其製度根源的發掘，那麽一代人的犧牲，包括劉少奇本人的生命在內，便成了一場毫無意義的災難，也就無法向文革時代作永遠告別。追究曆史責任、清算政治罪惡——不僅僅是為了死者和受害者，而是為了警醒後來人，埋葬一個罪惡的時代。

   1966年5月文革拉開序幕，那時中國大地上還正進行著另外一場號稱“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政治運動，又稱“四清運動”。四清運動是劉少奇直接領導的文革的預演。這場運動的第一線領導人，便是劉少奇。在今天中共官方有關劉少奇和毛澤東在“四清”運動的關係的論述中，大都說成是“深刻分歧”。縱觀劉少奇在整個“四清運動”中的真實表現，劉少奇非但跟著毛澤東的“左”調亦步亦趨，在不少方麵更有自己的獨創。考諸史實，毛澤東的“文革”思想與劉少奇領導的“四清運動”，實有互相啟發、相互影響之效。也可以說，在幫助毛澤東形成和發展他的文革思想上，劉少奇大有推波助瀾的“貢獻”。

   劉少奇在1963年2月11日至28日的北京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以和蘇聯堅決鬥爭的“反修專家”的身份作了《關於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鬥爭問題》的報告，他強調指出：“我們需要在經濟上，在政治上，在思想上，在黨和國家的組織上，包括軍隊的組織上，保證不蛻化變質。因此，就要想一種辦法來保證，不隻是要保證我們這一代，而且要保證我們的後代不蛻化變質。這個問題，是生死存亡的問題，是亡黨亡國的問題，使人民當權還是少數剝削者當權的問題。”很顯然，劉少奇是把即將展開的“四清運動”作為一種文革式的政治運動來思考的。他恐怕還是第一個中共的領導人把這個政治運動提高到“亡黨亡國”的嚇人高度的。3個月後，毛澤東寫下了和這一說法非常相似的批語：“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複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請同誌們想一想，這是一種多麽可怕的情景啊！”毛的這一論斷，不僅在當時就把“四清運動”定位為“關係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修正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後來更成了他發動文革的重要的理論基礎之一。在毛形成他文革理論的過程中，劉的一些激烈的“左”調對毛無疑是有著啟發性和鼓勵性的。

     隨著四清運動的全麵展開，劉少奇越來越左。他的一係列的極“左”言行不僅極大地助長了運動的左傾傾向，更堅定和鼓舞了毛澤東的許多還處於萌芽狀態或正在形成中的極左思想。例如，劉少奇是提出用“造反”來對付“中央出修正主義”的第一人。在一次會議上，毛澤東講話提出了“ 中央出修正主義怎麽辦”的問題。劉少奇的回答是：“一個省可以造反，也可以獨立。”劉少奇對當時全國階級鬥爭的估計，比毛澤東還要黑暗的多。毛澤東最初是估計有20％的生產隊的政權不再共產黨手裏，而劉少奇認為：“我們這個國家有三分之一的權力不掌握在我們手裏”。國內學者普遍認為四清運動中劉少奇和毛澤東極“左”思想的高度一致,並提出了一個有趣的模式：“毛主席出了題目，劉少奇又要做文章了”；然後是“毛澤東要表達的意思先從劉少奇口裏說出來了，他接過劉少奇的話，道出了他的核心思想。”劉少奇的獨創性和他對毛澤東反影響力是顯而易見的。

     如果我們今天再閱讀一下“四清”經驗，尤其是劉少奇和他的夫人王光美一手創立的“桃園經驗”，便會驚訝地發現：它們是毛的文化大革命的某種形式的預演，至少為毛的文革在方法上、形式上和思想上都提供了難得的經驗。而劉少奇的悲劇在於：這些他創立的經驗，卻都最終成了毛澤東打倒他本人的利器。

      首先，劉少奇的“桃園經驗”在中共的最高層開創了“夫人參政”的極壞的範例，使毛澤東隨後啟用江青作為他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的先鋒和打手有法可依，有章可循。1963年11月，劉少奇派遣夫人王光美以河北省公安廳秘書的名義到唐山專區盧王莊公社桃園大隊任“四清”工作組副組長，在劉的直接指示下創立了“桃園經驗”。然後，又在劉的安排和授意下，在中共河北省委工作會議上作了《關於一個大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總結》的報告。隨後，劉少奇又安排王光美到各地作報告，傳播他們夫婦共同的“桃園經驗”作為全國“四清”運動的樣板。當時的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隻是說了一聲“不能盲目執行”，劉少奇便大發脾氣。

1964年8月19日，劉少奇又以中共中央的名義擬了批語，直接寫信給毛澤東要求作為“四清”樣板批發給全國。8月27日，毛澤東批示同意；9月1日便作為一個中共的“有普遍意義”的典型向全國批發了。姑且不論“桃園經驗”的極左和荒謬，它更大的危害性還在於劉少奇向全黨，從而也向毛澤東提供了一個利用自己的夫人參與上層政治的範例。在劉少奇之前，任何中共領導人，包括毛澤東，都還沒有這麽幹過。劉以後，毛澤東在文革發動期搞的“中共中央批發《林彪同誌委托江青同誌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1966年4月10日）和“桃園經驗”就有異曲同工之妙。隻不過毛澤東大大地發展了劉少奇開創的“夫人參政”的經驗，在文革中已經直接任命江青為中央文革小組的副組長和政治局委員了。事實上，王光美在全國作“桃園經驗”報告的風光，就極大地刺激過江青的政治野心。其次，劉少奇的倡導的“桃園經驗”等都采取“群眾運動”（其實是“運動群眾”）的方式，主張另組“階級隊伍”，進行“奪權鬥爭”，又為毛的文革提供了在體製外另組“階級隊伍”，進而“奪權鬥爭”的思路。劉少奇的所謂的“四清”經驗中，逼、供、信和殘酷的體罰現象比比皆是。為文革中的逼、供、信和打、砸、搶提供了極壞的樣板。

    劉少奇一手領導的“四清運動”為毛澤東發動文革作了政治上，理論上乃至方法上具體準備。在文化大革命的發動過程中，劉少奇所主持的一線中央領導對毛澤東關於文化革命的思想、綱領和步驟並沒有什麽“抵製”，而是千方百計地揣摩緊跟，唯唯諾諾，亦步亦趨。

    總之，劉少奇在文革中被逼害至死，其中一個原因是：他自食他自己締造的惡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