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1959年廬山會議上，他（毛澤東）與彭德懷發生爭論時，便禁不住突然發作了。他在7月23日的講話中說：“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再隔一段，他對此作了解釋：“中國的習慣，男孩叫有後，女孩不算。我一個兒子打死了，一個兒子瘋了。我看是沒有後的。……始作俑者是我，應該絕子滅孫。”
本文摘自：《炎黃春秋》2002年第10期，作者：汪澍白，原題：彭德懷的厄運是如何注定的
李銳的《廬山會議實錄》（以下簡稱“實錄”），以其親身經曆對1959年廬山會議的本末始終作了極為翔實的記述，中外學者均奉之為信史。11年前，我就帶著興奮的心情，初讀過此書的內部發行本（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那次主要是因為1959年自己在地方上也曾被羅織入罪，頗想到中央的會議中去尋根探源。最近又重讀了作者惠贈我的增訂本（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這回是出於學術研究的需要，對毛澤東原擬在會上繼續糾“左”，後來卻轉向反右傾的原因，思忖較多。
提起1959年的廬山會議，—般總以7月23日毛澤東批判彭德懷的講話為界，將會議分為前後兩期。在前期，毛澤東開列18個問題讓大家漫談討論，氣氛比較輕鬆自由。7月1日夜晚，召見周小舟、周惠、李銳等人，談話尤其隨便，周小舟說，刮共產風不能怪公社書記，主要怪上麵。哪裏有什麽萬斤畝，“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實錄”增訂本，第62頁）這樣麵折其非，主公亦毫不在意，照樣談笑風生。李銳說，去年是唯心主義，小資產階級急性病大發展的一年，敢想敢幹起了許多副作用。“以鋼為綱”、“三大元帥”等口號不科學。毛澤東當即表示同意，說以後不提這些口號了。又說：“我這個人也有胡思亂想。”有些事不能全怪下麵，怪各部門。否則，王鶴壽會像蔣幹一樣抱怨：曹營之事，難辦得很。說到這裏，他自己和三個聽者，—齊哄堂大笑起來，久久不息。（“實錄”增訂本，第63頁）
彭德懷參加西北組的討論，從7月3日到10日在小組會上有7次發言與插話，坦誠地提出了一些問題與意見，但有的意見並沒有來得及暢談。彭德懷感到糾“左”仍不夠有力，便於12日下午去180號（美廬）向毛澤東麵陳所見，因毛正在睡覺，未果。13日便決心寫信，14日下午送呈。“我當時對那些‘左’的現象是非常憂慮的，我認為當時那些問題如果得不到糾正，計劃工作迎頭趕不上去，勢必要影響國民經濟的發展速度，我想這些問題如果由我在會上提出來，會引起某些人的思想混亂，如果是由主席再重新提一提兩條腿走路的方針，這些問題就可以輕而易舉地得到糾正。”（《彭德懷自述》）這就是寫信的動機。
彭的信分兩部分。第—部分講“大躍進的成績是肯定無疑的。”列舉了工農業增長數字，增長速度，“突破了社會主義建設速度的成規”。基本建設項目過多過急了一些，“基本原因是缺乏經驗”。關於公社化發生的問題，經過中央一係列會議，“基本上已經得到糾正”。關於全民煉鋼，多辦了一些小高爐，浪費了一些人財物力，雖然付出了一筆學費，但也是“有失有得”的。（“實錄”增訂本，第101頁）
第二部分，是“如何總結工作中的經驗教訓”，“現時我們在建設工作中所麵臨的突出矛盾，是由比例失調而引起各方麵的緊張。就其性質看，這種情況的發展已影響到工農之間、城鄉，各階層之間和農民各階層之間的關係，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
“我們在處理經濟建設中的問題時，總還沒有像處理炮轟金門、平定西藏叛亂等政治問題那樣得心應手。”
“過去一個時期，在我們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風方麵，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問題。這主要是（1）浮誇風氣較普遍地滋長起來……浮誇風氣吹遍各地區各部門，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跡也見之於報刊，確使黨的威信蒙受重大損失。”“（2）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使我們容易犯‘左’的錯誤。在1958年的大躍進中，我和其他同誌一樣，為大躍進的成績和群眾運動的熱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傾向有了相當程度的發展，總想一步跨進共產主義，搶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風；把黨長期以來所形成的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的作風置諸腦後了。”“政治掛帥不可能代替經濟法則，更不能代替經濟工作中的具體措施。……糾正這些‘左’的現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傾保守思想還要困難些，這是我們黨的曆史經驗所證明了的。”（“實錄”增訂本，第101—102頁）
彭德懷的這封信，除了“有失有得”、“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等幾句略帶鋒芒的話以外，通篇都是心平氣和、言辭懇切的。其內容既切中時弊，又富於建設性，比周小舟、李銳等在會議前期被毛召見時的直言無忌，顯然更易為人所接受。但毛澤東卻反而感到刺耳，認為其中有重大問題。7月16日，他給這封信加上一個標題：《彭德懷同誌的意見書》，又批了幾個字：“印發各同誌參考”。從17日起就對這個“意見書”展開討論。到23日毛澤東作長篇講話，便直指彭德懷以及與他觀點相同的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為“動搖分子”，“離右派30公裏”。從此，會議的中心由糾“左”轉向反右，來了一個180度的大轉彎。接下來，8月2日至16日在廬山召開中共八屆八中全會，進一步開展對“右傾機會主義”的批判鬥爭，並通過了《關於以彭德懷同誌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
廬山會議的前期，毛澤東明言意在糾“左”，還準備形成一個“會議紀要”，為什麽後來突然轉向反右傾，並恰好選定彭德懷來開刀祭旗呢？這是一個相當複雜和微妙的問題。我考慮，至少有三點需要特別注意。
彭德懷出身貧苦，小時候要過飯，長大了當過堤工和挖煤工。以後投軍，又組織“救貧會”和參加共產黨。1928年7月，在白色恐怖濁浪滔天的時刻，他發動了著名的平江起義，開辟了湘鄂贛革命根據地。同年11月，他率領紅五軍主力奔向井岡山，與毛澤東、朱德率領的紅四軍相會合。從此，他在毛澤東的直接領導下，指揮千軍萬馬，和兄弟部隊相配合，縱橫馳騁於湘江、贛水與閩山之間，以艱苦卓絕的鬥爭粉碎了蔣介石一次又一次的“圍剿”。跨越千山萬水，衝破國民黨數十萬大軍的圍追堵截，勝利地進行了二萬五千裏長征。
在那些戰火紛飛的歲月，彭德懷與毛澤東的交往是很邃密的，彼此以“老毛”、“老彭”相稱。有事商量，如果碰上一個還在睡覺，把被窩掀開就是。縱然平日也可能有爭論，總還是一種兄弟般的平等關係。彭德懷1958年4月從廣州到武昌開會時同李銳談起往日的情景，還流露出依依不舍之情。
新中國成立，毛澤東身居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地位。1957年反右以後，其絕對權威與蘇聯的斯大林在世時相當。如果撇開社會形式的差異，也可以說同我國曆朝的皇帝相埒。毛澤東並不忌諱這一點，他多次自比於秦始皇。至於昔日戰爭年代的功臣宿將，此時都雁行有序地安排在各個部委，按照國法朝章各司其職。彭德懷擔負著國防部長的重任，地位可謂顯赫，但他與毛的關係卻再不可能像戰爭年代那般親切與隨便了。有事求見主席，現在要先打電話相約，還要經過中央辦公廳批準安排。1951年有一次，因朝鮮戰場上的軍情十萬火急，彭德懷從前線趕回北京搬兵，一到毛澤東住宿的玉泉山別墅就被警衛擋住，彭德懷等得不耐煩了，便一手推開阻攔他的警衛，大步闖入毛的寢宮。這樣犯禁的事，可一而不可再。從1949年到1959年，兩人同住在北京城，10年間彭向毛一共打過9次電話。毛怪彭聯係太少，彭就怪每次電話都無下文。（“實錄”增訂本，第190頁）除此之外，彭德懷生活格外儉樸，律己責人都很嚴厲。他一向反對幹部特殊化，尤其討厭一些人變著法子向中央領導人獻媚取寵。1953年朝鮮戰爭結束，“誌願軍文工團”歸國，被改編為“中南海歌舞團”，實際上以陪侍中央首長跳舞作樂為主要任務。彭德懷聞訊大怒，斥為“選妃子”，並下令予以解散。
1985年4月，年屆80的老作家丁玲重返延安，她在延安革命紀念館陳列的一張毛澤東與其他革命前輩合攝的照片前駐足良久，並深有感慨地說：“當時他們是兄弟，可後來卻成了君臣。”（見《炎黃春秋》第88期，第56頁）這一句話，講得相當深刻。
在一個封建宗法意識影響深重而又缺乏民主體製的群體中，很容易把上下級關係扭曲成統治與服從的關係，甚至宣揚“馴服工具論”，提倡對領袖個人盡“忠”。彭德懷秉性高潔，一向厭棄那一套封建倫理，他對革命事業忠心耿耿，卻不慣於對領袖個人俯首稱臣。為此，毛彭之間難免產生一些隔閡。再加上，彭德懷是一根直腸子，他不像毛澤東那樣有一肚子的權謀韜略。在軍事鬥爭中，他一貫英勇善戰，但在更為複雜與曲折的政治鬥爭中，他的認識卻多少有一些跟毛澤東不合節拍的時候。
1959年8月1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常委會上對彭德懷說：“我們的合作是三七開。一、二、三次反‘圍剿’，反張國燾、抗戰、解放戰爭中合作。但整個抗戰八年，難講是合作。其他時間你獨立自主。”（“實錄”增訂本，第193頁）。所謂“抗戰八年難講是合作”，最突出的內容就是百團大戰。曆史事實表明，此戰對打破敵人對我的“囚籠政策”和對國民黨的誘降陰謀起到了極為重要的正麵作用；由此引起了日本侵略軍的警惕，以加倍兵力對根據地進行瘋狂掃蕩，也的確給我們帶來了嚴重困難。但既然主張全民抗戰，就不能總是強調“保存實力”，隻有待機主動出擊和消滅敵人，才能保存自己和奪取勝利。為此，作出一定的犧牲也是必要的。多年來，對百團大戰的是非功過一直爭論不休，諸如此類曆史上的疙瘩和性格上的矛盾糾纏在一起，往往會形成難解的“宿怨”。
第二，毛岸英在朝鮮遇難所造成的傷痕
1950年6月25日，朝鮮內戰爆發，美國總統杜魯門下令其海空軍入侵朝鮮，並指派第七艦隊進駐我國領土台灣。9月15日，美軍又在朝鮮西海岸仁川登陸，然後大舉向北推進，我國安全受到嚴重威脅。10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澤東主持下開會討論，作出了以中國人民誌願軍的名義出兵朝鮮的戰略決策，並提請彭德懷出任誌願軍司令員。10月5日，彭德懷臨危受命，表示堅決服從中央的決定。10月7日，總參謀長聶榮臻和總參作戰部長李濤商定調毛岸英充當誌願軍總部的俄文翻譯。毛岸英表示服從黨的安排，當晚回家告別了父親和妻子，8日即同指揮所人員隨彭德懷飛抵沈陽。
10月19日，彭德懷率領中國人民誌願軍4個軍、3個炮兵師和一個高炮團約26萬人秘密渡過鴨綠江。從10月25日至11月7日，經過13個晝夜的艱苦奮戰，殲滅敵軍1萬5千餘人，贏得了初戰的勝利。稍事休整，又準備展開新的戰役。
彭德懷的指揮所設在朝鮮北部昌城郡的大榆洞，敵軍常派飛機前來偵察騷擾。11月23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聶榮臻接到蘇聯方麵發來的一封密電，告知美軍近日將派機轟炸誌願軍指揮所，提醒中國方麵預作防備。中國方麵得報後，聶榮臻和毛澤東接連給彭德懷發出兩封電報，要他設法轉移指揮所。但由於當時正處於誌願軍發動新戰役的緊急關頭，指揮所來不及立即轉移，隻好把離指揮所200多米的一個大礦洞，暫時作為誌願軍的防空掩蔽部。24日，參謀長解方下令：明晨4時開飯完畢，除值班者外，其他人員全部進洞。
25日上午10點多鍾，敵機破例沒來，毛岸英和參謀高瑞欣離開礦洞回到指揮所。11點左右，響起了防空警報，毛岸英等急忙進洞隱蔽，見F—80戰鬥機12架呼嘯著掠過指揮所向北飛去，毛岸英和高瑞欣又重新回到指揮所。不料遠去的敵機群中的一架忽然掉頭飛回，對著指揮所的木板房進行俯衝，投下了幾十顆凝固汽油彈，指揮所頓時火光衝天。值班的作戰處副處長成普、參謀徐畝元急忙跑了出來，毛岸英和高瑞欣鑽入桌子底下躲避。當彭德懷聽說毛岸英沒有出來時，心知不祥，一邊大呼：“快去救人”，一邊拔腿往外跑。警衛員景希珍抱住彭總不放，彭總急得大罵：“你放開老子，放開，再不放開我斃了你！”小景哭泣著說：“你斃了我也不鬆手。”敵機還在盤旋，轟炸，凝固汽油彈爆炸後產生了高達華氏2000度的液體岩流，誌願軍副司令員鄧華、洪學智等人都急赤白臉，無計可施。毛岸英、高瑞欣就這樣為國捐軀了。
誌願軍赴朝參戰以後，為了防備敵機空襲北京城，毛澤東臨時搬到萬壽路新六所一號樓。當中央辦公廳的葉子龍拿著彭德懷的電報去新六所麵見毛澤東時，剛剛說到誌願軍指揮所被炸，毛澤東便生氣地說：“這個彭德懷！我拍電報讓他轉移的嘛！”及至聽說岸英遇難，毛的身子微微一顫，半天沒有作聲。他想鎮靜一下情緒，伸手去拿煙，手抖得厲害，兩次都沒有從煙盒裏把香煙抽出來。警衛員李銀橋幫他拿煙點上，他怔著神吸煙，眼圈一紅，便滾淌下大滴大滴的熱淚，稍後又發出一聲悲愴的歎息：“誰叫他是毛澤東的兒子呢！”
毛澤東有過幾次婚姻，生育並不少，但在戰亂中長大成人的兒子隻有兩個：次子岸青幼年流落上海街頭時就因腦部受傷致患精神分裂症，無法治愈；長子岸英幸而在艱難困苦中茁壯成長，為父者正好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一旦遭此劫變，父親的殷殷寄望便化作了深深的隱痛。
埋藏在心底的傷痛，平日總是隱忍不發，但到1959年廬山會議上，他與彭德懷發生爭論時，便禁不住突然發作了。他在7月23日的講話中說：“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我有兩條罪狀：一個，1070萬噸鋼，是我下的決心，建議是我提的。結果9000萬人上陣，補貼40億，‘得不償失’。第二個，人民公社，我無發明之權，有推廣之權。北戴河決議也是我建議寫的。”（“實錄”增訂本，第137頁）這是表示他對彭德懷有意見的“大躍進”和公社化問題承擔肇始者的責任。這段話何以要以“始作俑者，其無後乎”這句成語開頭，有些令人費解。再隔一段，他對此作了解釋：“中國的習慣，男孩叫有後，女孩不算。我一個兒子打死了，一個兒子瘋了。我看是沒有後的。……始作俑者是我，應該絕子滅孫。”（“實錄”增訂本，第139頁）這些話似乎偏離了廬山會議的主題，隻是由於彭德懷對他提出批評觸發了往年毛岸英在彭德懷身邊遇難的隱痛，舊恨新嫌一齊湧上心頭，便並發出這一腔怨忿之情。
第三，蘇共二十大以後的思想分歧
更為嚴重的問題是，蘇共二十大以後，毛澤東就犯上了一塊心病。他擔心反對個人崇拜的浪潮可能要波及中國，特別是1958年他拋出“三麵紅旗”釀成災難以後，更擔心中國也會有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出來跟他算賬。那樣的人物是誰呢？最初他想到的並不是“文革”時被稱為“中國赫魯曉夫”的劉少奇，而是他認為曆史上有“犯上”表現，近來又公然倡議反對個人崇拜的彭德懷。
早在七大時，彭德懷就不讚成黨章上寫進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思想這一條。蘇共二十大以後，他佩服赫魯曉夫，認為中國也需要反對個人崇拜。劉少奇1959年9月9日在軍委擴大會議上說：“所謂個人崇拜，在蘇共1956年二十次代表大會反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以後，那時候，在中國也有人要反對個人崇拜。……中央內部的代表就是彭德懷同誌，……他在西樓政治局會議上兩次提出來反對唱《東方紅》這個歌，反對喊毛主席萬歲。”這是一方麵。另一方麵，毛澤東也為此對彭德懷深具戒心。1958年5月，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講要對付分裂，就是指的彭德懷。（“實錄”增訂本，第193頁）1959年4月，毛澤東在上海會議上作報告，批評了彭德懷：“我這個人是被許多人恨的，特別是彭德懷同誌，他是恨死了我的；不恨死了，也有若幹恨。我跟彭德懷同誌的政策是這樣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實錄”增訂本，第73頁）。查毛著《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中有這樣一段話：“但在抗日統一戰線時期，同頑固派鬥爭，必須注意下列幾項原則。第一是自衛原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這就是說，決不可無故進攻人家，也決不可在被人家進攻時不予還擊，這就是鬥爭的防禦性。對於頑固派的軍事進攻，必須堅決、徹底、幹淨、全部地消滅之。”（“實錄”增訂本，第744頁，1996年上海合訂本）把1958年4月與1940年3月這兩段話聯係起來看，毛澤東對彭德懷的政策同他當年對國民黨頑固派的鬥爭策略竟是一模一樣的。無怪乎三個月後（1957年7月），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寫信向他反映“大躍進”和公社化運動中的情況與問題，毛澤東立即判定為“下戰書”，給他逮個正著。
7月23日在廬山會議上的長篇講話，毛澤東又說：“我在少年時代、青年時代，也是聽到壞話就一股火，我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後犯人。這個原則，現在也不放棄。”（“實錄”增訂本，第132頁）十六字訣這次又加上了“人先犯我，我後犯人”八個字，更見係統完整了。而且這一套東西早在青少年時代就開始形成，已經熔鑄成為一種性格了。現在一再聽到彭德懷“犯我”的“壞話”，能不重重地給予回報嗎？！
必然性總是通過偶然性為自己開辟道路，而偶然性則是必然性的實現形式。假若當年彭德懷沒有發出那封向毛澤東反映情況和問題的信，1959年廬山會議的結局可能是另一個樣子。但根本問題是毛澤東不能容許反對個人崇拜。既然他早就從彭德懷的身上看到了赫魯曉夫的陰影，一場排除“隱患”的鬥爭就勢不可免。時間或早或遲，等候著彭德懷的是注定了的厄運。
話又說回來，假若1959年的廬山會議沒有彭德懷上書而平安無事，那也並不等於從此天下太平。隻要中共中央沒有從根本上糾正個人崇拜的獨尊意識與超高速、窮過渡的戰略思想，中華大地就免不了災禍頻仍。獻身革命的精英中總會有人出來為民請命，毛澤東也勢必會為維護“三麵紅旗”和領袖權威而發動針鋒相對的鬥爭。鬥爭的形式可能由起因的偶然性而有差異，但反右傾的方向和必然性卻又是鐵定無疑的。（作者為廈門大學教授、湖南省社會科學院原院長）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xiandaishi/detail_2012_10/24/18523596_0.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