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楊俊鋒 來源：文摘日期：2013-09-22
今天上午10點，舉世關注的薄熙來案 一審宣判。這場轟轟烈烈的大戲，終於塵埃初定。其實，此案的判決結果如何，已無關宏旨。薄案之所以如此備受關注，其實並不在於允許微博直播或庭審紀錄公 開，更重要的原因在於他主政重慶期間，以“唱紅打黑”為符號的一係列大張旗鼓的強權、民粹和極“左”措施。這固然為他博取了廣泛的關注和不少的喝彩，但也 因此招致了更多的憎惡，尤其是自由派，以及不少體製內人士。
這還在於，薄在中國官 場中顯得如此卓爾不群，極具個人魅力，距離權力頂峰也隻差一步，無疑可謂中國政壇上一顆奪目明星。無論如何，薄都算得上能員幹吏，他精力充沛、雄心勃勃、 敢想敢幹；而且形象灑脫俊朗、能言善辯，並擅長表演造勢，博取民心，不乏忠實擁躉。總之，即便在真正的民選體製下，薄也完全可能在政壇脫穎而出。國民黨主 席吳伯雄嚐言“薄書記是大陸的馬英九”，這不僅是對其外在形象的嘉許，也不無對其政治前途的肯定和期許。
同時，他又有著馬英九所不具備的雄厚政治根基和家底：其父乃新政權元勳，後來還位列真正掌握中國最高權力的“八老”前茅，又以長壽而成為“三朝元老”……其妻同為高幹之後、嬌美幹練；愛子帥氣倜儻，相繼就讀世界各頂尖名校……無論如何，他都會為大多數人豔羨乃至妒忌。
然而，眼看他起高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步步升，眼看他搞黑打，眼看他唱紅歌，眼看他烈火烹油、轟轟烈烈；再眼看他轟然倒台，夫妻相繼受審於世人麵前，公然互訐；乃至為自辯脫罪，不惜自爆心腹屬下與其妻偷情的驚人家醜……這一切，怎不令人感慨萬千、一言難盡？
表 麵上看，薄實在很“不幸”：如果沒有那一記耳光、沒有王立軍夜奔美領館這些極富戲劇性的小概率“事故”，他至少可以安全著陸。但其實，正是當下這種權力不 受製約的高度集權體製，一方麵既成就了薄，但另一方麵卻又恰恰導致了他的優勢自我膨脹為剛愎自用、野心勃勃、肆無忌憚、為所欲為，以至於最後局麵不可收 拾。
這從薄案審判中，就可以清晰地看出其中的端倪——這也正是薄案公審的一大意義，即：把中國政治生活前麵厚厚的幕布，無意間掀開了一角，讓普通人也得以更為真切地窺見其一斑。這裏姑且略舉幾例：
例 如，在審判過程中，重慶市市長黃奇帆指證薄有罪的證言，被公訴人作為證據向法庭出示；其實早在薄出事後，黃就已多次正義凜然、痛心疾首地討伐過薄。但薄在 位時，黃對薄是何等的畢恭畢敬。黃這種前後矛盾、自我掌臉的表現，為許多人所詬病。不過，他雖在法律上是重慶人大選出的當地行政首長，但在實際政治地位卻 比薄要低得多，也仍不過是薄的高級馬仔。由此說來，黃當時的表現也並非完全不可以理解。
庭審中控辯雙方均無異議的事實是：即便是王立軍這樣 的地方副部級高官，薄熙來也可以當著其他官員的麵，怒摑其麵，並厲聲斥罵。薄熙來撤免王，無論是出於什麽樣的目的——無論是檢方指控的為掩蓋其妻殺人，還 是薄自辯的對王立軍人格的不齒，都明顯超越了現行法律和體製內的組織人事製度，而又幾乎不受人任何阻礙，都說明了“一把手”實際權力是何等巨大而又不受製 約。
本來，從法律的層麵上講，無論是依照憲法還是地方人大與政府組織法，撤免王立軍的公安局長職務，應當由市長提請人大決定。同時，依照真 實的組織人事製度，撤免王立軍還應報公安部同意，並要由重慶市委常委會依照集體討論通過（在此過程中，對薄撤免王的提議，依照黨內民主集中製的原則，市委 常委們本可以多數票否決），最後作出正式的書麵決定。
但對於如此嚴重違法違紀的重大人事任免，至少在已經公開的報道和庭審紀錄中，並未看到當時有官員表示反對；而在庭審中，檢方向給法庭出示的證據中顯示，有個別官員表示當時曾提醒過薄，撤免王立軍要報請公安部批準，並需要作出正式的書麵決定。這一“提醒”是否真的存在姑且不論，但至少沒有起到作用。
這也可以使我們更為清晰地看到，在中國， 法律規定、真實製度和潛規則這三者的微妙、複雜的差異與張力。比如，公共官員任免由人大決定乃屬於法律的明文規定，而黨管幹部才是真實製度，站隊、忠誠或 砸錢跑官則是潛規則。而這也正是中國法治不彰的一個重要標誌。因為這至少說明，在真實的政治生活中，真正起作用的並非是法律製度，而是（黨內）內部規章製 度，甚至是潛規則。
薄對其妻殺人的籌劃到實施，原本都並不知情，對此控辯雙方都並無異議。在薄不知情的情況下，薄妻就能夠輕而易舉、肆無忌 憚地殺死尼爾伍德。這並非因為薄妻其手段有多麽高明，而首先是利用手中的權力。警方本來是打擊犯罪、保護個人生命財產的公共部門，然而以王立軍為首的警方 官員，竟然不僅事後掩蓋殺人，還在事前積極謀劃、協助和慫恿。而且，隻是一把手夫人的薄妻，竟可以擅自帶人查抄王的公辦室，並非法羈押、審查不夠馴服的警 方領導。而一把手夫人如此巨大的“影子權力”，則無疑正說明一把手的實際權力是何等巨大而不受約束。
也正是在這種高度集權體製下，薄才可以 絲毫不用做任何表示，就有那麽多商人挖空心思、不惜成本地給其家庭輸送利益——薄辯稱他並不知情，其實反而恰恰說明其權力是何等的巨大；也正是在這種體製 下，才會有一幹女性願意投懷送抱，與他“發生或保持不正當性關係”，而絕不僅是因為他的個人魅力……
薄在法庭上被指控的罪行，無論是涉案金 額2千餘萬的貪賄、非法打罵、解職王立軍致其潛逃，在當下中國的官場上，其實都無甚稀奇。薄被指控的罪行和其之前被披露的濫權行為相比，可能隻是冰山一 角。但這次審判中，薄之前的濫權罪行被有意切割了。例如，薄在重慶時，大搞“文字獄”，哪怕網民匿名發幾句牢騷都可能被濫施以勞教。如果說這未必直接體現 薄的意誌，那麽黑打企業家卻無疑是在薄一手決策和領導下實施的。具體方式是以公安部門為主導、檢察院和法院配合，有罪推定、先定後審、政法一體、聯合辦 案、刑訊逼供、暴力取證、迫害律師……
其直接結果是，重慶不僅三位最富有私營企業家在打黑中傾家蕩產、家破人亡，還有一大批次富有的私營企業家也傾家蕩產、家破人亡。他們利用“黑社會性 質組織”定義的模糊性和“涉黑”罪名的易株連性，任意追訴和濫用刑法中涉黑條款，即使是身家數十億的企業家，其財產、自由乃至生命，都可以隨意處置。而且 據稱，打黑中公安部門代替法院主導財產刑執行，涉黑當事人和親屬甚至連知情權都沒有；“打黑”所沒收的千億財產，隻有9.3個億進了國庫（盛洪：《重慶模 式隻是“中國模式”的一種極端形式》，共識網）。
以彭治民案為例。彭治民不僅是當地的第一大私營企業家，還是當地的人大代表。然而僅僅是因 為彭對打黑提出過一些微弱的異議和批評，彭就被斥為“誹謗打黑除惡成果”、“挑釁司法尊嚴”、“影響了重慶形象”。最終人們隻在報上看到一個他被判處無期 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的通稿（參見童之偉：《重慶打黑型社會管理方式研究報告係列》，國際財經網）。
薄在重慶的一係 列做法，將絕對權力濫用的危險，展現地淋漓盡致。也許正是上述如此惡劣違法的手法，才會使王立軍更為深刻地感知到這種體製的厲害。哪怕是王立軍這樣的高級 警官，也會感到一旦觸怒薄，完全可能莫名橫死，於是才不得不孤注一擲，選擇夜奔美領館的這招險棋、下策和不歸路。事遂不可收拾。因此，作為薄落馬導火索的 王立軍事件，看似偶然，但在這種高度集權體製下，又何嚐沒有一定的必然性？
可見，薄被指控的貪腐，其實並非其主要罪行；在中國當下官場，就被指控的數額而言，薄甚至可謂清廉，至少許多百姓的觀感恐怕會如此。而相比之下，薄踐踏法治的危害遠甚於貪腐。因而，其實更應該起訴的是他踐踏法治的罪行。否則，對推動社會進步意義不大，也難以讓薄的同情支持者所心服口服。
而 之所以做這樣避重就輕的選擇，直接的原因可能在於，上一屆最高領導層中，除了胡溫兩位之外，都曾親臨過重慶並對薄的做法給予過肯定和讚譽；如果審判薄在重 慶的做法，無疑也是給那些領導人難堪。當然，最根本、深層次的原因恐怕在於，其實薄唱紅打黑為代表的重慶模式，其實隻不過是中國模式的極端化而已，都是人治、官治而非法治。因此審判重慶模式，又何異於審判中國模式？
總之，薄作為當地黨委一把手，無疑可謂是隻手遮天。有學者認為薄熙來敗在其極權人格上。這當然不無道理。但竊以為，討論官員的道德問題其實意義不大。依照大衛?休謨著名的“無賴假定”，應把所有的掌權者都先假定為一心隻為私欲的無賴。關鍵是在於通過合理而又有力的製度約束，確保即使是魔鬼掌權，也能使其既積極為民眾盡職而又不能違法作惡。
試想，如果薄的權力能夠受到有效地製約和監督的體製下，薄還能夠如此為所欲為，以至於走到如此不可收拾的境地？這種絕對權力恰如大片《指環王》中魅惑和魔力無邊的魔戒。現實中鮮有人能抵擋住對絕對權力的誘惑，一如電影中人物之於魔戒。絕對權力與魔戒一樣，也會害人。人們總是試圖俘獲更大的權力，但又何嚐不是被權力所俘獲？絕對權力不止是榮耀與地位的權杖，也可能是身敗名裂的陷阱。
而 高度集權的體製，必然會激發和縱容為官者內心的為所欲為的衝動和快感。這種體製對為政者自律性的要求無疑也是最高的——這也這正是中國總是不斷推行旨在加 強黨員幹部思想政治的運動的根本原因。然而，這種思維和做法早已被曆史證明，其作用隻能是暫時和局部的；要從根本上約束官員濫權，就必須通過外在的製度約 束，即麥迪遜所言的“以野心對抗野心”。
而正是此高度集權的體製下，一方麵既成就了薄，但另一方麵卻又恰恰導致了他的優勢自我膨脹為剛愎自 用、野心勃勃、肆無忌憚、為所欲為，以至於最後局麵不可收拾。這也說明，人的優點和缺點其實正如一個硬幣的兩麵，隻不過在不同的環境下，表現不同而已！這 一切，套用本朝紅色經典歌劇《白毛女》的台詞，再形象不過：“好的製度使鬼變人，壞的製度使人變鬼！”
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薄何嚐不是高度集權體製的受害者，薄家的悲劇又何嚐不值得同情？盡管這首先在於他咎由自取。
在 法庭最後陳述階段，薄鄭重宣稱：“在法庭上我如實陳述自己的意見是法律賦予我的權利。我希望公訴人不要把我在法庭上講我的意見當作是惡劣的行為。當作是翻 供。我國法律為了防止冤假錯案，設置了公、檢、法相互製約的製度，特別是檢法的互相製約的機製，還包括辯護人，就是為了防止冤假錯案，如果隻聽檢察機關的 一麵之辭，會導致冤假錯案大量發生”。
薄的這一席話，可謂形象地道出了法治對於製約權力濫用、保障個人權利的關鍵意義。隻是，此言出於薄熙 來之口，多少有些諷刺意味。相比被他主導的黑打傾家蕩產、身陷囹圄甚至掉了腦袋的“黑老大”和李莊們，他至少享受到了公開而且至少形式上公正的審判，尤其 是可以充分地行使辯護權。
薄在他自己淪為被告時，才又呼籲法治與人權，令人既唏噓又憤恨。與當年劉少奇主 席被批鬥時才想起憲法，不無相似，盡管其“待遇”和結局不可同日而語。早知今日，何必當初。為何在自己掌權時，不能想到這一點，反而對法治等這些權力製約 機製置若罔聞，甚至還極力反對、踐踏之？這也正是人性的可悲之處。須知，憲政、民主和法治這些權力製約機製，不單單有利於平民百姓，也同樣有利於廟堂之上 的官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