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金融時報》駐京記者吉密歐（Jamil Anderlini）最近采訪了位於北京西郊的中共中央黨校，探討中共高層貪腐、執政合法性等問題。 隨中國經濟增速放緩以及中產階級不滿情緒蔓延，不僅 是境外學者，就連黨校內部也開始有人思考過去無人敢想的問題：中共的終結。
創建於1933年的中共中央黨校，長期以來是中共培養幹部，灌輸馬恩列斯毛，以及後來鄧小平思想的基地。曆任校長包括毛澤東，以及現任總書記習近平和他的前任胡錦濤，可見受到重視的程度。
隨著近年來中國社會發生的飛速變化，中央黨校的課程也開始引入經濟學、法學、宗教、軍事以及西方政治思想等內容。
《金融時報》
"如今，與其說中共是無產階級的革命政黨，不如形容它為世界上最大的工商協會，一個希望贏得大合同的商家必須加入的俱樂部。"
當被問到中共是否會崩潰的問題是，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中央黨校教授私下對《金融時報》記者說：“老實講，這是個全中國人都在問的問題，但是卻很難回答。”
天命已殆？
自從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和蘇聯及盟國分崩離析之後，毛澤東1949革命的繼承人究竟能繼續掌權多久一直是個大問題。其間曾有不少的悲觀分析，不斷預測中共政權垮台，結果卻是中共政權非但沒有垮掉，反而似乎自1990年代允許資本家入黨後變得更強大了。
如今，與其說中共是無產階級的革命政黨，不如形容它為世界上最大的工商協會，一個希望贏得大合同的商家必須加入的俱樂部。
在不到5年的時間裏，中共將超過蘇共和墨西哥的革命製度黨，成為有史以來未間斷執政時間最長的政黨。 現代化政治理論認為，隨著一個國家的經濟逐漸富裕，中產階級人數增多，社會就更可能會開始向民主和法製階段過渡，而嚴重的社會不公和高端貪腐也將成為製度轉型的推動力。
盡管上述可以推動轉變的因素在當今中國都已經存在，但是包括中央黨校人士在內的很多有影響的中國思想界人士都不認為中國可能發生類似“阿拉伯之春”式的革命浪潮。
與此同時，也有不少中共高層相對自由派的人士和很多知名境外漢學家都認為，如果中共不盡早推進政治體製改革，那麽共產黨家天下時代的末日已經不遠了。
沈大偉
"隻需看看有多少中共幹部都已經把子女後代和財產送往國外 就可以了解中共高層對自己的製度有多少信心。"
“千秋萬代”
繼續是毛澤東思想原教旨派的中央黨校人士認為，“中國危機論”或“中國崩潰論”完全是“西方的理論”。而外部壓力隻能讓中共變得更加團結，更有能力創造奇跡。
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中共在中國的統治將延續“千秋萬代”，而他們也預測中共2049年將能夠慶祝執政100周年。
不過，即使是原教旨的毛派學者也承認，黨內貪腐現象嚴重，已經成為可能“亡黨亡國”的重症。
民主v專製
日裔美國作家法蘭西斯·福山在1992年的《曆史的終結與最後一人》一書中論述認為，人類曆史的前進與意識形態之間的鬥爭正走向“終結”，隨著冷戰結束，“自由民主”和資本主義已經成為普世標準，象征著“資本主義陣營”的勝利。
截止到21世紀初，全球192個國際承認的國家中，已經有120個擁有民選政府並實施定期選舉製度；60%的地球人生活在民主國家。
現任斯坦福大學資深研究員福山深信，中國也必將像世界其它國家一樣，通過逐步的經濟和政治自由化進程，最終演變為一個民主法製國家。 他也同時預測，如果中國實現不了漸進變革式轉型，那最終必將導致又一次革命。
福山說：“中國的現行政治模式難以維持，因為隨著收入增加和中產階級人數增加，新一代受到更好教育、更富有的人必然會有新的要求，比如要潔淨的空氣、清潔的水、安全的食品等等，而這些訴求並非依靠經濟增長就能解決。
另有專家估計，中國距離台灣、韓國當年民主轉型時期的人均GDP還有一些差距，因此預測中國民主化轉型可能還需要一些時間。
末代王朝
支持專製主義的理論家經常用中國作為論據，認為可以不斷適應變化和挑戰的專製體製與傳統意義上的專製體 製不同，有更強大的生命力。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中國政策研究係主任沈大偉（David Shambaugh）就曾經一度持上述觀點。不過，他現在已經改變了看法，認為今日中國與晚清時期以及中國曆史上的任何末代王朝無異。
末代王朝的征兆包括：連共產黨都不相信共產主義理論，貪腐深入政權骨髓，無力提供社會保障和公共福利，民眾普遍恐慌、不安、不滿和無奈。末代征兆還表現在社會和民族矛盾日增，缺乏法製，統治階級內部派係矛盾日增，稅負日益沉重，貧富差距日益嚴重。
沈大偉指出，隻需看看有多少中共幹部都已經把子女後代和財產送往國外 就可以了解中共高層對自己的製度有多少信心。
他說：“這些人隨時都可以出逃……他們還留在中國是為了在政權崩潰前榨取最後一元人民幣。”
再創奇跡？
在過去30多年裏，鄧小平的市場經濟改革使得中國取得了年均10%以上的高速增長率，使得數以百萬計的民眾脫貧。 被稱為“市場列寧主義”的中國模式是否真的將成為世界上的例外，可以避免民主法製變革呢? 不少中間派中外學者則認為現在下結論可能還為時過早。
中國2012年的人均GDP在消費能力同比後達到約9200美元水平，還遠低於台灣與韓國民主化使的13000-15000美元水平，也低於蘇聯和匈牙利變革時的17000和12000美元水平。依照這個水平看，中國的民主法製轉型可能還需要數年時間。
也有經濟學者指出，中國以往依靠高投資、高出口的國家帶動增長模式已經不可能維持，因此未來多年的經濟增長率將不可能維持兩位數。與此同時，掌握權力的少數幾大家族也同時控製著中國的絕大多數財富，而因此造成的貧富懸殊現象在今後幾年中會進一步擴大。
宏觀經濟學家茅於軾就預測認為，上述大背景必然會醞釀一次大規模經濟危機。
他表示：“經濟危機對中國來說可能是件好事情，因為它能迫使政府實行經濟和政治改革。”
他同時也指出，如果和平變革不可能，那麽在中國一旦發生革命，結果可能是類似埃及似的長期政治混亂和經濟衰退。
奧運魔咒
研究現代曆史的人士都會注意到專製政權的命運與奧運會之間的巧合聯係。自1936年柏林奧運會以來，所 有專製政府在舉辦奧運之後都逐漸轉型或解體。納粹德國1936年主辦了奧運會，1945年垮台。 蘇聯1980年舉辦了奧運會，1991年解體。韓國1988年舉辦奧運會之後也逐漸走向民主化。
很多人形容2008年北京奧運史中共政權的“成人禮派對”，有助於支持專製製度不一定會輸給民主製度的理論。
但是即使是中共黨內主張專製優勢的人也不能不麵對民間日益高漲的對改善環境、改善民生、杜絕腐敗等方麵 的呼聲。即使是中共黨內的很多有識之士也認為，習近平政府可能是中共從政府內部推動改革，緩解執政危機的最後機會，如果習近平繼續采取“穩定壓倒一切”的 鐵腕手段，最終迎來的可能是再一次大規模的“社會爆炸”。
（編譯：晧宇 責編：路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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