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想做官，胡適之肯定比郭沫若做得大，曾經有貴為總統、行政院長之邀都被拒絕了，郭沫若最大的官就是一個副總理。可是，各自對於當時的統治者的態度差別之大，簡直就是天地之別，胡適之表現了對蔣介石的應有尊重，但對蔣的政府有不恰當的地方從來都是公然批評的；那個郭沫若，對待專製，除了一幅十足的奴才嘴臉外，什麽都沒有了。二者比較，要是胡適落到毛手裏如何？要是郭沫若落到蔣介石手裏又如何？是不是郭沫若具有了胡適之的人格，胡適之有了郭沫若的人格呢？不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毛是可怕專製獨裁者，胡適之落到毛的手裏，不是人格不保，而是性命不保；相反，郭沫若落到蔣的手裏，大不了當不成官，你的學者兼批評家的使命是剝奪不了的。
也許是都為《新青年》撰稿的緣故，人們常常把胡適與魯迅相比較。印象比較深的是朱學勤的說法：“我擺脫不了魯迅的內心感受，卻想追隨胡適的目標……我在理智上知道胡適的選擇比魯迅正確……但在切身感受上，我實在去不掉魯迅的黑暗，魯迅的‘鬼氣’。”他似乎還說過胡適是飯，魯迅是藥這樣的話，意思是胡適一天也離不了，魯迅隻有在有問題時才有用。
可我最近越來越感到，胡適和郭沫若更有可比性。他們都是五四前後出現的文學大師，都是新文學的開創者，都是學貫中西的人物。胡適出生於1891年，郭比他晚生一年。胡適1962年死於台灣，郭1978年死於大陸。胡適早年留學美國，學習哲學；郭早年留學日本，學醫。在創作上，胡適出版了第一本新詩集《嚐試集》，郭出版了有影響的詩集《女神》；胡適有獨幕劇《終身大事》，郭則有《棠棣之花》、《屈原》、《孔雀膽》、《蔡文姬》；在學術上，胡適有《中國哲學史大綱》、《白話文學史》，郭則有《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甲骨文字研究》等。他們不但都能創作，而且都能翻譯，還都是學術界的領導者。1949年之後，郭一直擔任中國文聯主席、中國科學院院長，胡適則擔任了台灣中央研究院院長。成就相似，地位相似，更有一點相似的是，他們都和最高統治者有較為密切的來往，這一點是魯迅無法與之相比的。也恰恰是在這一點上，他們二人顯示出了個性的不同。如果說郭在創作上有時要勝胡適一籌，在做人上胡適則勝郭不止一籌。
胡適是美國式民主的追求者，他主張由好人組成政府，他不願直接做官，更願為帝王師。他主張專家治國。他曾在1932年送給蔣介石一本《淮南王》書，意在要蔣介石去人治，講法治，當好總導演，不必事必躬親，以製度之優越，無為而治天下。蔣介石經常與胡適共進晚餐，探討國事，但他卻拒絕任職。他的理由是做一個諍友、諍臣比在政府中說話更方便。因此，汪精衛讓他當教育部長他不幹，蔣介石讓他當考試院院長他堅辭不就，隻是留戀北大做他的學術。在他一生中有多次做大官的機會，包括行政院長直至總統，但他都放棄了。隻是在抗戰時為了共赴國難不得已當了駐美大使，當完之後，立刻回到北大搞他的《水經注》研究。當有人問胡適，如果他真被提名當選總統怎麽辦，胡適說：“如有人提名，我一定否認；如果當選，我宣布無效。我是個自由主義者，我當然有不當總統的自由。”
郭沫若就不同了，這隻要看一下他的履曆表便可了然：1926年南下廣州，出任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同年，投筆從戎，先後擔任北伐革命軍政治部秘書長，政治部副主任、代理主任。抗日戰爭時出任軍委政治部第三廳廳長和文化工作委員會主任。1949年後，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副總理，中國科學院院長，中國文聯主席，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這還不是全部，一些不重要的職務還沒列在裏麵。郭也不是沒有推辭過官職。那是在1938年，陳誠任政治部主任，讓他當第三廳廳長，他看給他安排了複興社的人當副主任，又在〈政治部組織大綱〉中看到“一個主義、一個政府、一個領袖”的提法，就怪陳誠不尊重他，跑到長沙躲了起來。
胡適、郭沫若都與蔣介石、毛澤東兩位打過交道，胡與蔣介石打交道多些，郭與毛澤東打交道多些。抗戰結束後，毛派董必武爭取胡適，後來，又通過胡適的學生傅斯年代向老師胡適問好。胡適不但不買帳，還對他勸降，親自寫信給毛，讓他做不靠武力的第二大黨，令毛氣而不理。在圍困北京時，毛曾說：“隻要胡適不走，可以讓他做北京圖書館館長。”胡適聽後冷笑一哼：“不要相信那一套！”他逃走後，我黨立即宣布胡適為戰犯。
郭沫若也曾經在權勢麵前無所畏懼。但那是自己1927年3月寫的《請看今日之蔣介石》，把蔣罵了個狗血噴頭。後來他從日本歸來參加抗戰，蔣介石親自接見了他。在會見中蔣介石對郭表現得和藹可親，關心他的甲骨文研究，並請郭多多做些文章，並要給他一個相當的職務。郭回答說：“文章我一定做，但名義我不敢接受。”蔣介石立即許願說：“一切會議你都不必出席，你隻消一麵做文章，一麵研究你的學問好了。”
可誰能想到，當年敢痛快淋漓罵蔣介石的人，在晚年竟那樣小心翼翼，甚至變得卑微，對最高統治者曲意逢迎。這也許和郭走進了官場有關。官場是一個哈哈鏡館，誰進到裏麵都要走形。在專製下的官場，不僅心靈扭曲，外形都要扭曲，或是挺胸腆肚做不可一世狀，或是摧眉折腰，做卑躬屈膝狀。官場是個絞肉機，什麽原則、感情、什麽尊嚴、人格，統統要被絞碎。
郭曾寫了大量解釋毛詩詞的文章，在一篇叫《紅旗躍過汀江》的文章中，他寫道：“主席並無心成為一個詩家或詞家，但他的詩詞卻成了詩詞的頂峰。主席更無心成為書法家，但他的墨跡卻成了書法的頂峰。例如這首《清平樂》的墨跡而論，‘黃粱’寫作‘黃梁’，無心中把粱字簡化了。龍岩多寫了一個龍字，‘分田分地真忙’下沒有句點，這就是隨意揮灑的證據。然而，這幅字寫得多麽生動，多麽瀟灑，多麽磊落。每一個字和整個篇幅都充滿了豪放不羈的革命氣韻。”明明寫錯了還要加以讚美，就像古代的佞臣麵對皇帝的順口溜大加讚賞一樣。用王元化老先生的評價是肉麻，如果讓後人評價，可能就不止是肉麻了。
光肉麻也就罷了，還要自我貶損。1966年，林彪、江青炮製了《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全盤否定了幾十年來的文藝成就。郭在出席人大常委會會議時說：“幾十年來，一直拿著筆杆子在寫東西，也翻譯了一些東西……但是，用今天的標準來講，我以前所寫的東西，嚴格的說，應該全部燒掉，沒有一點價值。”這番講話為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及時提供了理由，經毛澤東親筆批示，在《人民日報》上發表。至今30多年過去了，還有人能把這些話背下來，可見影響多麽巨大。
隻是逢迎最高統治者也還罷了，他竟然連最高統治者的夫人江青也逢迎起來。1967年6月5日，在亞非作家常設局舉辦的紀念《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25周年的討論會上，他以《做一輩子毛主席的好學生》為題致閉幕詞，他說：“請允許我把我粗糙的詩朗誦出來，獻給在座的江青同誌。”他在詩中稱“親愛的江青同誌，你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不知郭老在念這些句子時是否有些難為情。即使當時風黑浪惡，他不去這樣諂媚江青，江青又能把他怎麽樣呢？
那個時候，他總是急於表態，惟恐表得晚了上麵怪罪。九大召開，他斥責劉少奇“大公賊，黃粱夢”。反右傾翻案風時，他又罵“鄧小平，複辟狂。”當然，四人幫倒台時，他也表了態：“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幫”。但到底哪個是他的真感情呢？
也許，激進的人容易變得保守，狂熱的人容易變得冷漠。可這個過程是怎樣完成的呢？政治的高壓是一個重要的因素，沒有政治的高壓，誰肯輕易丟掉尊嚴？政治的高壓讓人心靈扭曲，無法做一個正常意義的人。寒風刺骨的嚴冬，大地一片肅殺，這並不奇怪。
人為了保護自己，有時不得不給自己塗點保護色。可郭的所作所為，有時超過了保護自己的範疇。在這些問題上他暴露了自己人格上的缺陷。人格高尚，可以拒絕名利的誘惑，在高壓下保持沉默；人格低下，往往汲於名利，拍馬逢迎，甚至為虎作倀。
在高壓下，人難免違心地表態，說一些言不由衷的話。可我們不必諂媚，不必曲意逢迎，更不必落井下石。這是一個做人的底線。可惜郭有時竟沒守住這個底線。
盡管他和毛有過詩詞唱和，可在人格上他與唱和者並不平等。在所有的史傳中，沒有看到他對毛澤東勸戒的記載。相反，毛一點點對他不滿的表示，都讓他戰戰兢兢。郭曾對秦始皇寫過批評文章，題目叫《十批判書》，後來，毛寫過一首詩，裏麵有一句：十批不是好文章。他知道後，仿佛末日來臨一般。
在這一點上，胡適與他完全不同。在關於胡適的傳記中，屢有對蔣介石勸戒的記載。有時甚至當大家的麵反駁蔣介石的話。說起來，蔣介石對胡適是夠器重的，經常請他共進晚餐，幾次提名讓他當副總統，甚至拿自己的稿費為胡適買房安家。最高統治者如此厚愛，一般人，早就在思想上完全繳械，在人身上完全投靠了。可胡適沒有，他自始至終，保持了他自由主義的高貴品格。在為蔣介石70壽辰所寫的文章中，他講了艾森豪威爾的兩個故事，奉勸蔣介石學老艾的榜樣試試《呂氏春秋》中說的“無智、無能、無為”。希望蔣介石守法守憲，節製自我，更有效地保證言論自由。
1958年4月10日，台灣舉行第三次院士會議開幕式，蔣介石到會讚揚胡適品德高尚，並號召發揚“明禮義、知廉恥”的道德力量。一般人對此可能會感激涕零，回敬無數好話。可胡適似乎不明白這些禮數，當麵反駁了這一提法。他說：“剛才總統對我個人的看法不免有點錯誤，至少，總統誇獎我的話是錯誤的。我們的任務還不隻是講公德私德，所謂忠信孝悌禮義廉恥……，所有一切高等文化，一切宗教，一切倫理學說，都是人類共有的。總統年歲大了，他說話份量不免過重了一點，我們要體諒他。我個人認為，我們學術界和中央研究院應做的工作，還是在學術上。我們要提倡學術。”沒有一絲諂媚，沒有一點吹捧，甚至連官場上的應酬話都沒有，隻是依照自己的心願講自己想說的話。
按理來說，蔣介石對他如此高看，他應感恩戴德，對蔣介石的錯處睜一眼閉一眼才是。可他似乎覺得感情是感情，原則是原則，不能混淆，對總統也不例外。1960年3月，又輪到6年一次的總統選舉。當時蔣介石已73歲，已連任一次，如再連任，顯然違反憲法。胡適對此極為不滿。在選舉之前，他就請張群轉告蔣介石，盼望蔣介石不做第三任總統，樹立一個“合法的、和平的”轉移政權的風範。
這樣的話，郭沫若不要說不敢說，他恐怕連想都不敢想。有一件事可以證明。文革開始時，他的兒子被人抓走，當晚他和周總理在宴會上見麵，他連這件事都沒敢提。結果，第四天，他的兒子被整死了。同樣，胡適的兒子在胡適離開大陸後，公開表示與胡適劃清界限，報紙登出這個消息後，蔣介石親自把胡適叫到家裏予以安慰。
除了思想背景、政治壓力和個人品格不同的原因外，也許就是由於他們對自己的定位不同。胡適一直將自己視為統治者的諍友、諍臣，並不想在官場上混個什麽頭銜。他對最高統治者采取一種平視的角度，甚至俯視的角度。所以，在他的內心中，沒有誠惶誠恐的感覺。由於對統治者的無所求，他想說就說，想說什麽就說什麽。
而郭沫若從開始就把自己擺在詞臣的位子上，對毛采取一種仰視的角度。他對毛五體投地，有一種近乎盲目的崇拜。他不敢去想毛也會犯錯誤。在毛麵前，他不但交出了思想的權力，也交出了感情和人格。而且，他將感情與原則混在一起，總是誠惶誠恐，完全失去了自己。所以，毛發動的曆次運動，它都緊緊跟隨，從反胡風到反右，到文革，他有時甚至比發動都走得還遠。毛說要百花齊放，他就為一百種花寫了一百首詩；毛喜歡李白，他就專門寫了一本〈李白與杜甫〉揚李抑杜，大風卷走了杜屋上的三重茅，也被當作杜是大地主的證據，令人哭笑不得。他對毛極盡歌功頌德之能事，處處看毛的臉色行事，從不敢有絲毫拂逆。他把毛看作神，至死都沒有覺悟。他病重期間，還把家人叫到身邊，要他們記下他的話：“毛主席的思想比天高，比海深。照毛的思想去做，就會少犯錯誤。我死後，不要保留骨灰。把我的骨灰撒到大寨，肥田。”‘這段遺囑，可以解釋他一生中的行為。盲目的信仰鑄成了他晚年的悲劇，我們不能不為之歎息。
現在回頭看兩位大師，胡適始終是一個人，在權勢麵前從來沒有失去尊嚴，形象越來越高大。而郭沫若地位雖然很高，卻顯得像個侏儒，有時竟然像個小醜，想起他寫〈女神〉和〈屈原〉時的風姿，實在叫我們這些晚輩心裏難過。總結兩位大師的一生，我們不能不得出這樣的結論：無論對誰，不必仰視；無論什麽時候，不能交出思考的權力，更不能失去自己的尊嚴和人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