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對企業和國家來說，是賴以發展、實現繁榮的必 經之路。但中國企業創新，成功者幾無，嚐試者寥寥，而失敗者眾。症結在哪裏?經濟學家胡祖六直言不諱，中國市場中的政府力量過大，計劃經濟色彩太濃厚，是 壓抑中國創新的最重要的因素。作為企業家代表，王石坦言，中國“山寨”成風，當局也不重視知識產權保護，企業創新無利可圖，自然意興闌珊。張維迎則直接建 議企業家，想創新，先謙遜。
胡祖六：環境和製度因素嚴重壓抑中國企業創新
春華資本董事長、經濟學家胡祖六在參加博鼇觀察與博鼇亞洲論壇舉辦的“經濟學家六問”活動上直言不諱，胡祖六：資金、人才，還是環境，哪些因素阻礙著中國企業的創新諸多因素中，中國市場中的政府的力量過大，計劃經濟色彩過重，才是壓抑中國企業創新的重要因素。
胡祖六舉例說，日本等國在發展的初期都是靠模仿來發展，下一步才是依靠效率來創新。而對中國來說，創新領域的阻礙因素有資金、人才和環境等等。單就資金來說，中國不缺錢，比如說一些創投PE很好地幫助了企業的創新;人才也是個重要因素。但最重要的是阻礙因素是環境和製度。
胡祖六進一步闡釋，目前中國市場中，政府力量過大，計劃經濟的色彩太濃厚，恐怕這才是壓抑中國創新的最重要的因素。
馮侖：光有素質，沒有土壤
美國市場經濟的生命力通過喬布斯、紮克伯格等“創新楷模”得到體現。
萬通控股董事長馮侖接受博鼇觀察采訪：從民營企業來說，中國所有企業家的創新能力，和喬布斯都是大同小異的。但是，我們能不能讓這種企業家精神在現實環境中長出一個蘋果這樣的企業，確實偶然性很大。
我們民營企業都有喬布斯的素質，比如冒險、偏執，甚至是很古怪的那些性格，另外，做事情非常有想象力，很執著，執著到幾乎不能讓人忍受，周圍的人都不堪忍受。這些素質，所有的企業家，中國的民營企業家全都有。那為什麽長不出蘋果這樣的企業?
不 是說中國企業家能不能成為喬布斯，而是中國企業家這種喬布斯式的素質，能不能長出蘋果來，其實是這樣的。如果沒有蘋果，喬布斯不值錢，你再古怪的性格也沒 有用。問題的關鍵就是，在一個充分競爭的、鼓勵創新的、權益保障的、法製完善的環境中，這樣一種個人的企業家的能力和素質，長成了蘋果。
當 然，我們馬上看到這已經不稀罕了，為什麽？28歲的紮克伯格，比喬布斯還懸乎呢。所以我們應該去思考的，更重要的是，這種能力和什麽樣的製度結合能長出蘋 果來，能長出現在Facebook這樣的東西來。美國的這種市場經濟的生命力，不在於有怎樣的企業家，在於人家還有這個體製。可能Facebook過幾年 也落後了，但又冒出別的什麽東西來。
但是，我們這邊就的確光有素質，沒有土壤。稍微有點土壤，你看我們的公司都是在 國外的體製下長起來的、在境外上市，什麽百度、騰訊、阿裏巴巴、網易，都是在外麵上市。為什麽我們自己不能有這個土壤呢?從這個角度來說，我本身沒有什 麽，我不是喬布斯，我擁有的所有的創業過程中形成的一些性格特點，或者說一些想象力，一些想法、做法，中國的民營企業家都有。我現在最關心的是，為什麽我 們不能夠有長出蘋果的土壤。
王石：不缺能力，就缺動力
沈陽奧體萬達廣場的精品街上赫然出現了國際奢侈品店被成批“山寨”的情況，“愛馬仕”成了“愛我仕”。
萬科企業董事會主席王石為博鼇觀察撰文說：如果僅僅將創新定義為科學、技術甚至一定程度上的管理創新，我當然認同科斯先生和許多其他經濟學家的評論，即“中國在創新方麵略遜一籌”——中國乃至許多亞洲國家，在工業化的過程中的技術創新是有不足的。
不過，企業家的首要任務是創造價值，如果科技領域的創新相比其他領域的創新並不能創造更多價值，那麽企業家們就很難有動力去從事創新。
我 不認為中國的企業家們在創新方麵麵臨太多困難。首先，中國的一線城市的工資率正在迅速趕上發達國家，使得我們在競爭國際高級人才方麵也不再處於劣勢。其 次，中國的教育體係和技術裝備在過去20年中也取得了長足進步。第三，過去30年來，中國企業家們也在製度、管理、物流等無法直接從西方學習的領域進行了 很多創新。
我認為企業家們麵臨的問題是，相比其他經營方式，科學技術方麵的創新無利可圖。中國是一個“山寨”大國， 當局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麵一直意興闌珊。就我的觀察，這是中國目前創新麵臨的最大的障礙。問題不在於中國的企業家是否有能力創新，而是一係列製度安排是否讓 他們有動力進行科技創新，而不是集中在政府關係、庫存管理、營銷策略甚至公司金融等方麵創新。
排除市場過小的新加坡、香港等城市國家，以及緬甸、朝鮮等在製度上尚無法讓企業家存在的國家，處在工業化過程中的亞洲國家都尚未建立起有效的激勵機製以促進創新。
首 先，創新需要得到保護。產權製度和相關的司法獨立至關重要。創新還需要促進溝通與交流，需要獨立自治並且運轉良好的學術機構。這些都需要對政府部門進行深 層次的改革。我不認為亞洲國家的企業或者人民缺乏創新的能力，這更和集體主義的文化沒有關係——日本應該算亞洲最強調集體主義的國家之一，但日本卻是亞洲 國家中最擅長創新的。
對於許多亞洲國家而言，還有最重要的一點是，政府與企業之間的關係必須更清晰一些。企業家每天都麵臨著不同的選擇，就如在很多東南亞國家，如果和政界人士搞好關係就能拿到壟斷權益，那麽即使創新成功的收益很高，但考慮風險之後，其對企業和企業家的誘惑就遠不如前者。
另一方麵，大企業很難在自己擅長的領域推動革命性變革，曆史告訴我們的是，革命性創新往往來自小企業，來自市場挑戰者。這需要整個政治經濟製度不能向大企業傾斜。而應對每一個市場競爭者都公平對待。這在很多亞洲國家都還未實現。
所 謂亞洲人的文化中害怕冒失敗的風險，不願意標新立異，甚至缺乏創意，是很難說的過去的——亞洲在很長一段時間中與歐洲並沒有深入的交流，但無論藝術、文 化、科技、宗教、思想，近代以前的亞洲都不比歐洲差太多。隻是近代以來，我們並沒有創製出有效的製度以在全社會激勵更多的創新。
徐樂江：障礙中國創新的是機製
急功近利的GDP主義、尚未完善的知識產權保護體係及“官本位”的社會價值吞噬了創新的空間。
寶 鋼集團董事長徐樂江為博鼇觀察撰文說，首先，我認為中國從來沒有發生過工業革命，因為稱得上“革命”的一定是要有具有影響世界的顛覆性技術創新，比如 18 世紀英國的工業革命是蒸汽機的發明帶來的機械化，19 世紀美國的工業革命是電力技術的發明帶來電氣化，20 世紀日本的工業革命是微電子技術帶來的信息化。反觀今天的中國，盡管工業化轟轟烈烈且到了中後期，但中國的工業化過程沒有伴隨突破性的技術創新，反而帶來 資源的極度消耗和環境的極大破壞。
中國的工業化實際是製造業的聚集過程，加工與組裝是製造業的主要形式。這種工業化 的方式基本上無需新技術的支撐，隻需傳統技術的轉移支撐。所以，現在都通常認為中國是全球製造中心，但沒有人認為中國是新世紀的工業革命中心。按照傑裏米 •裏夫金教授在《第三次工業革命》一書中的描述，新的工業革命應該是能源革命，就是如何實現將分散的新能源通過突破性的傳輸技術進行歸集。
因 此我不完全認同科斯所說的“中國在技術創新上‘稍遜一籌’”。這個評價是對中國留有麵子的評價，實際不是“稍遜一籌”，而是“差距很大”。創新能力不足是 目前中國社會最大的問題，中國企業的技術創新同樣如此。就企業而言，我個人認為影響創新能力的最大障礙還是體製和機製問題，主要體現在：
第 一，中國尚未形成完善的知識產權保護體係，影響了企業創新的熱情。技術創新是需要大投入的，如果大投入換來的發明創造被輕易模仿，發明者的投入就無法及時 得到彌補和回報。中國製造模仿成風、“山寨”成害、造假成災是與此有關的。有關知識產權保護問題，國際上也有對中國的指責，但應該看到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 體係正在完善過程中;
第二，“官本位”的社會價值體係抑製了創新精神。我們雖然提倡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實際上千百 年來中國人骨子裏都崇尚做官。中國擠破頭的國家公務員考試就是這一現象最好的注腳。當一個大學的高級教授的社會地位低於這個學校最低行政級別的官員時，這 個國家已經喪失了創新能力。在中國對優秀科研人員的最高獎賞就是提拔為官員，這樣中國的優秀人才都被吸引到了官員隊伍中，剩下的隻能是二流人才搞科研創 新;
第三，急功近利的GDP主義流失了技術創新的“水土”。創新是需要“細水長流”的，可能在三五年甚至更長的時期 內見不到成效，GDP 的政績導向需要的是立杆見影的增長，至於 GDP 的技術含量則不在考核的範圍內。中國股價最高、市值最大的公司是貴州茅台，而美國股價最高、市值最大的公司(可能現在不是了)是蘋果公司，前者是釀酒的不 需要什麽科技含量，後者是典型的高科技公司。這就是中國 GDP 與美國GDP 成色的差別;
第四，中國的民營企業 普遍缺乏技術創新的實力。民營企業從製度等各個方麵來看天然比國更有創新的熱情，它們應該是中國技術創新的主力軍。但是中國的金融體係是個偏好於服務大企 業的體係，民營企業因為規模較小，在享受金融服務上普遍受到歧視，正是受製於中國不完善的金融體係，中國的民企融資困難，再加上大多集中在低端產業，競爭 激烈，盈利狀況普遍不佳，所以無法大手筆高投入從事研發，而現代技術創新拚的就是實力。
王均豪：缺人又缺錢
均瑤集團副董事長王均豪為博鼇觀察撰文：推動自主創新的障礙原因很多，我個人認為主要有以下兩點：
一、 企業尚未成為自主創新的主體。在當下中國，雖然各個企業在創新方麵也做出了不少努力，但沒有形成氣候。特別是在科技創新的前沿領域，作為市場主體的企業尚 未成為創新的主體，目前依然主要靠政府的投入。而政府又特別鍾情於以國有科研機構為代表的供給方，這些供給方又往往容易產生迎合政府的“喜好”，加上政府 本身的目標取向往往具有較強的行政性，由此主導下的創新成果要麽脫離現實經濟的需求，要麽通過政府相關機構鑒定後不了了之，政府“埋單”的成果無法通過企 業轉化為生產力，導致與企業和市場的需求脫軌現象較為普遍。而在歐美國家，科技創新主要依靠企業來完成，並且直接轉化為生產力，從而形成強大的創新動力， 形成創新投入和經濟效益增長的良性循環。
二、資本進入與退出機製不健全。從市場化的角度而言，創新需要巨額的資本投 入，借鑒國外的經驗，風險投資是解決資金來源的主要渠道，但由於資本具有天然的“逐利性”，所以必須優先解決風險投資的退出機製問題。外資的風險投資能夠 風生水起，主要原因就是它們大多采取投資於成長期或成熟期的企業，而後快速在境外上市，達到股本退出獲利的目的。但目前由於中國資本市場的缺陷，沒有建立 起適合不同企業融資的多層次的資本市場，不能為風險投資的退出提供多渠道、高效率的股權交易平台，造成其投入的資金無法及時變現退出，使境內風險投資機構 的資金流動性嚴重下降，產生行業萎縮。實踐證明，隻有借助資本市場才能建立起市場化的退出渠道，並促進風險投資不斷循環增值。
諾貝爾獎得主：政府放開大學生 完善金融體係 向富人多征稅
2011年10月7日，在美國首都華盛頓自由廣場“占領華盛頓”的運動中，一名抗議者舉著標有“向富人征稅”字樣的雨傘，反對大企業的貪婪。
200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經濟學家費爾普斯在參加博鼇觀察舉辦的閉門對話會上認為，公共領域占用了太多的出色的大學畢業生，事實上中國的私營企業需要這些傑出的人才。政府應轉變政策，改變態度，以促進創新。
我覺得兩個方麵吧：第一，讓私營企業參與人才的競爭，中國的創業企業需要傑出的人才做一些創新型的項目。而這件事是政府的政策可以改變的。
第 二，政府本身可以做很多工作來改變改善金融體係，以促進創新。不過，在我的印象中，銀行業以及二級銀行業，他們服務的對象並不是商業企業，特別是那些創新 型的企業和項目。在美國也是這樣的情況。以前大銀行都是向公司貸款的，也向這些創新型的項目貸款，但現在不是這樣了，大銀行就買政府的債券，買住房。做很 多的投機生意。我認為，這種投機生意似乎沒有什麽社會價值。
另外，政治家真的認為，自己可以提供很多額外的保護措施來保護民眾，而這不會阻礙經濟活力，也不會損害創新的發展。這種想法是天真幼稚的。如果一個政府非常關注和加強就業安全、社會保障等，就一定會看到創新或者說探險的價值被稍稍削弱。
我 更讚成這種收入分配的方式，那就是一種遞減式的稅收。從中產階級及上層階級那裏收取了很多錢，其目的就是為了能夠幫助一些低收入的人群。我自己大力支持這 種觀點，多年以來都是這樣。這種方法對創新沒有害處，因為對於中等收入和上層收入的人來說，他們的稅收、稅率還是合理的。與此同時，如果我們能夠讓那些低 收入的人去工作、就業，可能對創新是一件好事，勞動大軍人越多，創新者想有的市場就會越大。所以我覺得，其實並不需要犧牲經濟學的基本觀點，或者說基本的 公正觀點，才可以建立起一個真正高度創新型的經濟。
張維迎：企業家要謙遜 培養教育程度高的團隊
經 濟學家、北大光華管理學院教授張維迎在參加“經濟學家六問”認為，中國企業家想要創新，必須要有謙遜的心態，要懂得隻有站在西方的肩膀上，才能做出真正的 創新。近代以來中國的創新有限，對人類整體的貢獻不大。目前中國發展取得的成績是建立在西方幾百年來的技術創新和管理創新之上的。目前中國最具創新精神的 企業家，與西方企業家相比，仍有較大差距。因此，中國企業家必須謙遜，擺正好心態才能更好地創新。
2006年諾貝爾 經濟學獎得主、美國經濟學家費爾普斯認為，任何創新的努力要想獲得成功，就必須要有高層的商業見解。也就是說，必須要從比較高的角度才能理解什麽樣的方法 會奏效，什麽會失敗。當我看到技術行業的人向我們炫耀他們新的產品，我會有點擔心：他們根本不知道市場需要什麽，市場真的需要這些產品嗎?所以，創新失敗 的一個原因，是創新的活動被完全下放到了一些沒有商業見解的人手中。我們應該記住，即便是最聰明的團隊，即便是最有智慧的創新團隊，也會發現，最終市場可 能也不需要他們提供的產品。
另外我還想要強調一點——教育。在我的早期著作當中，我往往會提到，教育並不一定能夠提高生產率，並不是那麽輕而易舉的就能提高生產率，但是實際上教育也是有價值的。
如果消費者能夠接受大量的教育，他們就更願意嚐試新的產品;如果說經理接受了更多的教育，他們也會嚐試更多的生產方式;當然創新者明白，如果他們知道這個市場消費者擁有較好的教育水平，他們會更願意把新的產品推到這個市場，也會更有自信自己的產品會被更多的人嚐試。
我最近撰寫了一篇論文，研究結果是：很多創業型的公司，如果整體教育程度相對較高，其創業成功幾率就會更高。因為他們更傾向於應用更新的技術，創新的頻率、成功的幾率都超過受教育程度較低的團隊。
而且，我覺得創業公司可能是最嚴格管理的公司，因為每個人必須參與進來，否則他們的創業就會失敗，但是在大型的已經有所成就的公司中，雇員已經不再具有冒險性、實踐性、創新性，他就是來領工資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