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您的曆史使命（寫在十八屆三中全會前）
（白鏡天）
孫中山讓中國巨龍醒過來了！
毛澤東讓中國巨龍站起來了！
鄧小平讓中國巨龍富起來了！
習近平讓中國巨龍建康起來了！
---七尺男兒中國夢，不作阿鬥作英雄。---
毛澤東讓中國巨龍站起來了！
鄧小平讓中國巨龍富起來了！
習近平讓中國巨龍建康起來了！
---七尺男兒中國夢，不作阿鬥作英雄。---
（一）當務之急：內修國政
“吾日三省吾身”，這是古訓。戰神林彪在東北戰場兩年之內，將十萬敗軍變戲法似的變為上百萬。除遵循毛澤東的建軍路線外，有一個法寶就是，每次戰役之後，要求各級官兵，“認真總結經驗教訓”。
改革開放三十年，成績很多，問題不少。十六，十七，十八大，都未提及“認真總結經驗教訓”，讓遊子失望。我捫心自問：難道執政黨真要“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嗎？
沒有提及和強調“認真總結經驗教訓”八個大字，是前三次黨代會的最大缺憾。
現在急需強調的不是“改革開放”，而是“建康發展”。“改革開放”的門沒有關，不強調也是開的。不強調“認真總結經驗教訓”，就很難作到“建康開放”，“建康改革”。其結果，中國大地會成為“金融投機家”的樂園，“房地產投機家”的樂園，“貪官汙吏”的樂園。時間長了，人民是無法容忍的。
鄧公提出“韜光養晦”。時至今日沒有錯。這同毛澤東當年指出的“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有異曲同工之妙。
“韜光養晦”有兩大要素：一是對外，伏首稱臣；二是對內，內修國政（包括發展生產）。內修國政是本質，伏首稱臣是表象。中國三十多年，隻作到了“伏首稱臣”，隻重視了“發展生產”，沒有致力於“內修國政”。上屆十年的國家管理，可以說是“一塌糊塗”。各種問題和矛盾，堆積如山，大有積重難返之勢。
實現中國夢，有很多事要做。但基礎的基礎，是內修國政。
鄧公及其他開國元勳，深切認識到，人民公社大鍋飯，徹底摧毀了農民的積極性。糧荒阻滯了國家的發展。“包產到戶”徹底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兩年解決糧食問題。這為之後的改革開放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因此，“包產到戶”是內修國政的第一大有力舉措。“包產到戶”阻礙了農業水利化和機械化的發展，應該說是個倒退。然，沒有這一“小退”，也不會有之後的一“大進”。這叫“退一步，進三步”。沒有智慧和魄力，是下不了決心的。
文革後期，國家工業發展幾乎停頓。鄧公毅然決定“改革開放，招商引資”。製造業技術，以最短的時間趕上先進國家。不到二十年，中國取得了舉世囑目的驚人發展。這是內修國政的第二大有力舉措。然，這一成果的取得，卻讓共和國民眾付出了巨大的代價。經濟腐敗，思想腐敗，文化腐敗，官場腐敗，道德腐敗，滲透到社會各個角落。民生問題突顯，官民衝突不斷。這些負麵狀況，都是沒有重視“內修國政”的惡果。
“內修國政”有一些最基本的原則，必須堅持。例如，國家管理要作到“公平合理”。改革開放三十年，糧價增長幾倍，工資卻增長近百倍。這種亂印鈔票，亂發工資，使社會極度失衡。加之教育產業化，醫療衛生產業化，高昂的學費，高昂的住院費，農家子弟碰到了大困難。再例如，國家發展要作到“公平竟爭”。如果放任一部分人依靠權勢，關係“先富”起來，民眾不服。這種不公平竟爭，是“仇富”社會現狀的根源。若袖手旁觀，放縱“仇富”現實漫延，國無寧日。“官商勾結”是不公平竟爭的禍害之最。常此以往，老百姓沒有指望，感到沒有活路，隻求變天。
（二）重舉毛澤東旗幟
鄧公主持召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在中共黨史上是一個裏程碑式的重要會議。許多重要決議都寫入了黨章。特別是“改革開放，招商引資”，確定了其後半個世紀的發展方向。三十年的改革實踐，也證明了其大方向的正確。
然而，鄧公上台，拋棄了他那“永不翻案”的“仟悔書”，極端感情用事（“小平無大度，用事好感情”）。十一屆三中全會也塞進了鄧小平的重大錯誤。除繼續文革的荒唐，重複“林彪反革命集團”外，“全盤否定文革”“簡單否定文革”和實質上的“否定毛澤東主席”“否定毛澤東思想”是另一重大錯誤。否定偉人毛澤東，留下荒誕的曆史性錯誤。
文革有錯，有大錯，但“全盤否定”“簡單否定”是錯誤的。“全盤否定”就意味著“簡單否定”。而“簡單否定”就等於對文革錯誤“沒否定”，危害極大。億萬人民參加的文革，有其正確的方麵。偉人毛澤東把文革同推翻蔣家王朝，並列為他一生為中華民族所做的兩件大事，文革有她正確的內涵。常人要理解她需要時間。林彪的天才是無人置疑的。就是這樣的天才，深信毛澤東的決定，“八九不離十都是對的”。經常告誡自己和他的部下，“對毛主席指示，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這是林彪同他的戰將們少犯錯誤，取得豐功偉績的重要原因之一。
文革有她正確的內涵。文革的真諦就在於，她要“徹底翻轉官民關係，全麵打擊官僚主義，完全實現人民民主”。這是偉人毛澤東一生的追求。幾千年的舊中國，從來都是“官”管“民”，“民”怕“官”。毛澤東要將它翻轉過來，要“官”永遠“為人民服務”，永遠作人民的老黃牛，永遠是“官”怕“民”。這種關係的顛倒，是“全麵打擊官僚主義，完全實現人民民主”的根本。其實，偉人毛澤東的這一偉大報負，早就呈現在他的多次講話中。不讀書不看報的鄧公，將毛澤東的講話當作耳邊風。
毛澤東和他的朋友們（開國元勳），建立新中國，洗刷了中華民族的“百年恥辱”。但毛澤東說“這隻是萬裏長征走完了第一步”。他深切地理解，陳腐的封建文化，特別是“八股科舉製度”，讓中華民族在科學發展的道路上徹底迷失了方向。年輕人都去追逐“文人搔客”，“學而優則仕”。文化人隻知道做官當老爺。老祖宗發現的“火藥”，被用來造煙花，戲耍玩樂。但洋人卻用它造火炮，發動戰爭，製造中華民族的“百年恥辱”。毛澤東深知，就是這落後科技的“千年恥辱”，造就了“百年恥辱”。毛澤東發動文革，就是要向舊有的封建文化和“八股科舉製度”宣戰。常人不理解偉人，卻硬說偉人錯了。曆史總是在開這種玩笑。
毛澤東一生都在致力於中華民族的“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文化革命”。前卅年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然而，這些豐功偉績，在第二個卅年，被“敗家子”幾乎徹底摧毀。境外腐朽的政治，腐朽的思想，腐朽的文化，象洪水猛獸，湧入中國大陸。直接導致了改革開放卅年來的政治腐敗，思想腐敗，和文化腐敗。當今中國大陸上的所有汙泥濁水泛濫成災，其根源都在於此。
正因為十一屆三中全會全盤否定文革，簡單否定文革，否定毛澤東主席，否定毛澤東思想，讓共和國的敵人，發現了“共和國的掘墓機”。他們第一步，全盤否定文革，簡單否定文革；第二步，醜化毛澤東，醜化開國元勳，否定毛澤東思想；第三步，全盤否定前三十年；第四步，徹底否定共產黨；第五步，徹底否定新中國。這是國內外反華舞台上的五步曲，是共和國的掘墓機，是共產黨的掘墓機。三十年前，共和國的敵人也無時無刻不在醜化和否定共和國，但遠不及近三十年那麽囂張，因為這三十年，天上掉餡餅，他們得到了足以埋葬共和國和共產黨的掘墓機。那是一台現代化了的，馬力巨大的掘墓機。其實，敵人的心花怒放很好理解，因為那是他們的本性。然而荒唐的是，在共產黨內，竟然也有一大批“共產黨人”，按這“五步曲”相擁載舞。最為糊塗的是，有些“紅二代”，也在汗流夾背地運轉著“共和國的掘墓機”。那些“紅二代”正在挖掘的墳墓不是為了他們的敵人，卻是為了他們的先人。為了埋葬他們先人的基業，為了埋葬無數先烈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人民政權。所幸，習總已經多次強調“不能用第二個三十年否定第一個三十年”。但更重要的，要明白產生這種錯誤思潮的根源，就是十一屆三中全會的重大錯誤。（對於黨內這些糊塗蟲，要向他們大喝一聲，“毛澤東犯錯誤，你高興什麽？”）。
無獨有偶，斯大林生前，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畢恭畢敬，稱斯大林為“父親”。斯大林逝世後，赫氏原型畢露，在蘇共二十大上全盤否定斯大林。之後的蘇共垮台，首枚勳章被曆史授予了赫魯曉夫。
蘇共垮台，前蘇聯解體。完全證明了偉人毛澤東的正確。中共至今不垮台，從另一麵證明了毛澤東反修防修的思想及他為之而努力的貢獻是正確的。有人日日夜夜在預言中共馬上垮台。我卻從不那樣認為，因為我深知毛澤東的老本還在，還未被吃光。反麵教員的作用，隻能使毛澤東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更高，更穩固。有些所謂的“精英”，無視廣大老百姓對毛澤東的熱愛，不自量力的楊言，要將毛澤東拉下神壇。事實卻恰恰相反，廣大老百姓要將毛澤東拉回神壇。毛澤東有關雲長“傲上憐下”，同情弱勢群體的秉性，深受百姓愛戴。“關帝廟”聳立中華大地兩千年。毛澤東廟也會遍佈中華大地。“人民，隻有人民，才是曆史的創造者”。“精英”最終隻會成為曆史的拉圾。
文革不能全盤否定，也不能簡單否定。必須仔細地，認真地，象小姑娘梳小辮一樣，把那蓬亂的頭發梳理一遍，每一根都放在正確的位置上。該劄進左邊辨子的那根頭發，絕不紮進右邊辨子。比如說，武鬥，派性，體罰，淩辱，逼供信，打砸搶，血統論，無限上綱，扣大帽子等，都是錯誤的，都是應該認真批判和否定的。然而，廣大民眾，熱心參與國家大事，唱革命歌曲，緬懷革命先烈，打擊和遏製黑惡勢力等，都是對的，都是應該肯定的。如果不肯定正確的，就會發生“‘唱紅打黑’就是‘複辟文革’”的荒唐罪狀。這種荒唐罪狀，竟然出自中央政治局常委溫相的口中。廣大人民不僅要問，“中央政治局向何處去？”。
對於應該否定的，必須深入批判。比如“打砸搶”。如果有一天，中國學生民眾上街遊行請願，不發生一起砸廚窗，搶財物，燒汽車，仍石塊，打行人等，僅僅是和平遊行，表達政治訴求，那才能說明，對“打砸搶”的批判，深入人心了。否則，那不叫批判“打砸搶”，也不叫“批判文革”，更談不上“否定文革”。那種“全盤否定”和“簡單否定”等於對文革錯誤“沒否定”。
用偉大思想家毛澤東的話，“事物總是一分為二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有對，也有錯。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人們認識的深化，實踐的深化，和感知的積累，人們總是在正反兩方麵澄清過去的錯誤。“全盤否定文革”“簡單否定文革”是錯誤的，是極其有害的。“否定毛澤東主席”“否定毛澤東思想”是反動的，對中華民族是有罪的。
民族崛起要有偉人，有偉人才能崛起。這個偉人，不可能是任何其他人，他隻能是“毛澤東”。一個“人民的大救星”，一個“民族的紅太陽”，一個“崛起的掌舵人”。
（*）鄧小平不是思想家，“小平無大度，用事好感情”
鄧公如其他開國元勳，能力不凡。但同毛澤東相比，一個地上，一個天上。鄧公主政，好事很好，錯事很錯。鄧公不是思想家。除天資外，喜歡喬牌，麻將，不喜歡讀書，也許是另一個原因。鄧公的許多說法，經不起仔細推敲，經不起時間的考驗。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三十年的曆史已經證明，“先富”是“官僚暴發戶”的代名詞；“先富”是不平等竟爭的理論根據；“先富”是中國“仇富”社會現狀的根源；“先富”是拉大貧富差距的罪魁禍首。“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同“讓一部分人先窮下去”是兩個孿生子。
“白貓黑貓，逮住老鼠就是好貓”。白貓逮住了老鼠，鄧理論說，“白貓是好貓（黑貓不是）”。當天晚上，白貓咬掉了鄧理論半歲小孫女的小腳丫子。白貓還能是好貓嗎？好糊塗的鄧理論。“全盤西化”，發展了經濟，也給執政黨挖好了墳墓。
“摸著石頭過河”。你可以“摸著石頭過河”，我可以“摸著石頭過河”，淹死了，也就你我而已（家人還在）。一個十三億人口的大國，能“摸著石頭過河”？國家的方針，政策，必須論證在先，執行在後。看看US，政策法令的論證，幾乎二十四小時從不間斷。中華大地，人才濟濟，青年學子，各有千秋。獨缺政策論證的平台，皆因鄧理論：“摸著石頭過河”。
“發展是硬道理”。如果說“建康發展才是硬道理”，哪個更正確？加了“建康”二字，才能經得起時間的檢驗。偉人毛澤東，晚年一直擔心的問題是，“衛星上天，紅旗落地”。就是說，把經濟搞上去了，政權丟掉了，“有人又要取小老婆了”。廣大底層民眾又要回到解放前。三十年時間，反麵教員鄧理論，讓民眾懂得，“發展不是硬道理”，“建康發展才是硬道理”。“紅旗不落地”才是最硬，最硬的“硬”道理。
“毛澤東思想是大家思想”。鄧公上台，為了推行他的“全盤西化”，首先要否定的是毛澤東思想。於是精心刨製了他的又一說教：“毛澤東思想是大家思想”。沒有毛澤東，能有“毛澤東思想”？沒有馬克思，列寧，能有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偉人總歸是偉人，常人隻能是常人，庸人永遠是庸人。不過，鄧公還算半個偉人。隻不過，曆史上永遠也不會有“鄧思想”而已。
“文革是浩劫”。鄧公上台，拋棄了他那“永不反案”的“仟悔書”。全盤否定文革，簡單否定文革。還扣上“文革是十年浩劫”的大帽子。可是，他從未否定過“劉鄧五十天文革”。在那五十天，劉鄧號令天下，抓批“五七”式右派。全國高校學生食堂，高帽子林立。我中華優秀兒女，又一次被“右派”的鐵帽子壓得喘不過氣來。如果沒有偉人毛澤東，“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號召學子“造反有理”，“革命無罪”，將形勢徹底翻過來，劉鄧會象五七年一樣又一次得逞，中華優秀兒女，又一次遭殃。如果文革按“劉鄧五十天”的模式一直走到底，鄧小平絕對不會全盤否定文革。也絕對不會說，“文革是十年浩劫”。相反，他會高呼，“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偉大的勝利”（又一次五七式反右派的偉大勝利）。文革有大錯，但是，“全盤否定文革”，“簡單否定文革”是錯誤的。三十年來，在鄧理論的指導下，牛鬼蛇神紛紛出籠。他們按照鄧理論的步驟，先，“全盤否定文革”，再，“全盤否定毛澤東思想”，其次，“全盤否定偉人毛澤東”，再其次，“全盤否定前三十年”，最後，“徹底否定新中國”。鄧公不是思想家，他看不了那麽遠。
“實踐是撿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鄧公的這一“理論”同“實證論思潮”有異曲同工之妙。革命導師列寧，在他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一書中，有力地批判了馬赫主義這一現代西方哲學中影響最大的實證論思潮的典型代表。鄧公抓埔江青，送上法庭，世紀大審判。判官宣佈“判處死刑”，故意停頓很長時間，不說下半句“緩期二年執行”時，江青毫無懼色，破口大罵“反革命修正主義”。淋漓盡致地展示了一個“不怕殺頭”的革命者。按鄧公“理論”，老百姓可以認為，江青是“一位堅強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因為她的英雄形象被檢驗了。然而，鄧公卻沒有“被檢驗”。按他的“理論”，老百姓有一萬個理由懷疑，他在敵人的屠刀下，完全有可能“屈漆投降”（多麽荒唐的“唯一標準”）。
幸哉，現政府已經很少重複那“理論，代表，發展觀”的大話，空話，和套話。
（三）堅持“社會主義”道路
非常欣賞“不能用第二個三十年否定前一個三十年”的忠告。黨內外的糊塗觀念的確需要及時製止。
產生這種錯誤思潮，有多種原因。其中一種是所謂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開國元勳鄧小平，他的很多提法經不起時間的考驗。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咋聽起來沒有錯。但對照當前中國的眾多問題，苦不堪言的底層民眾說那是“掛羊頭賣狗肉”。 貪官汙吏，官僚暴發戶，金融投機家，房地產投機家，等不法分子，期待著共產黨變色。他們所理解的“特色”，就是舊中國的複辟。三十年紙醉金迷的“樂園”生活，自然使他們要否定第一個三十年。
其實，“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讓一些人譏諷為“掛羊頭賣狗肉”，是有原因的。因為他們在人類社會發展史上從來也找不到什麽“中國特色的封建主義”，或“美國特色的資本主義”等。因此，這個提法的漠糊性，最終會被歸類於“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它不可能獨立存在。
事實上，在中華民族的曆史長河中，新中國的兩個三十年都是“社會主義”。不同於第一個，第二個三十年開始了“新經濟政策”。這個“新經濟政策”包括鄧小平提出的“改革開放，招商引資”，包括江澤民提出的“允許資本家入黨”。“新經濟政策”的特點是，允許“中小型企業，中小服務業，中小型製造業私有化”。但大型企業，服務業，製造業牢牢地控製在國家手裏。
中國共產黨在不斷地尋找著“正確的社會主義道路”。新中國的兩個三十年，從“反”，“正”兩個方麵證明了“新經濟政策”的合理性，正確性。在社會主義道路上，“新經濟政策”是不可缺少的，是社會主義發展的必然。不僅中國，任何想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國家，都避免不了“新經濟政策”。因為這種政策承認人類社會發展的連續性，和不間斷性。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後，不可能把資本家從思想上全部殺掉，不可能消滅資本和資本市場。隻能如偉人毛澤東所說，對他們要實行“團結，利用，改造”的方針。
所以正確的提法應該仍然是“社會主義”，而非“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正確的發展總路線，正確的口號，應該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堅持社會主義正確方向，深化新經濟政策偉大實踐”。以此取代以往的口號：“以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為主導，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我相信，“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堅持社會主義正確方向，深化新經濟政策偉大實踐”，這一提法，將貫穿共和國崛起的另一個三十年。
讓我們記住新三字經的忠告：“義不正，行易歪”；“道不清，路難通”！
（*）“政治改革”的誤解
三十年“改革開放，招商引資”，使得製造業技術和經濟得到長足發展，舉世囑目。但自由化派卻認為，這隻是“經濟改革”，沒有“政治改革”。而且力倡，下一步應該致力於“政治改革”。
事實不是如此。人類社會的發展，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兩大要素總是相輔相成和相互製約的。絕對不會出現隻有“經濟基礎”高速發展，卻沒有“上層建築”發展，或者，隻有“上層建築”發展，卻沒有“經濟基礎”發展的怪事。
三十年“改革開放”不但有“經濟改革”，而且有“政治改革”。最顯著的“政治改革”是，（1）私有化，和以法保護私有財產；（2）允許資本家入黨。前者屬於社會層麵，後者屬於黨性層麵。也就是說，“社會”和領導這個社會的“黨性”都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這種變化，是極其深刻的政治改革。
自由化派認為沒有“政治改革”，是因為自由化派以他們的需要，重新定義了“政治改革”。給“政治改革”塞進了他們所需要的東西。比如說，“全民公投”，“多黨輪流坐莊”，“軍隊國家化”等，不一而足。
一些高層領導（溫相），也不間斷地提出過“政治改革”。然而，從未說明他的“政治改革”是什麽？改什麽？怎麽改？其實，人民將國家管理的最高權力交給他，他想幹什麽正經事，都可以幹。然而，為什麽他卻隻喊不幹呢？原因很簡單：在他主政期，國家管理一蹋糊塗。他想用“國家需要政治改革”，將國家管理不善的責任全部推給總書記（溫相心術不正啊！）。當然，對於那些隻圖沽名釣譽，八麵聆龍，四方討好的奸人，他的“政治改革”還有另一個目的，那就是取悅自由化派。（他確實讓自由化派高興了一陣子）。（他的“政治改革”是否有篡取總書記的野心，曆史將來也許會揭示）。幸好，政治局不是他一人說了算。多數常委堅持“五不”，實乃國家之幸也。
三十年改革開放中的主要問題，不是什麽“沒有政治改革”，而是一踏糊塗的“國家管理”和“社會管理”。該有的法令沒有。該出的政策沒出。該及時出台的政策，出得太晚。而國家的發展卻極其迅猛異常，社會的變化非常快速。其結果，國家管理一蹋糊塗，社會管理一蹋糊塗。因而出現了當今中國社會的諸多問題，大有“積重難返”之勢。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國家管理和社會管理與社會製度無關。（有點偏頗，但可以突出我的主題）。比如說，封建社會，如果有個好宰相，也可以作到“路無拾遺，夜不閉戶”。資本主義社會，比如US，法令比較建全，國家管理和社會管理相當有條有理。所以，當今中國的主要問題是，一踏糊塗的國家管理和社會管理。比較國家管理和社會管理，國家管理更重要。國家管理是綱，社會管理是目，綱舉才能目張。
發揮海外遊子的優勢，利用遊子接待站，理解消化國外已經成熟的國家管理和社會管理政策，加以修改，以適合中國實際。比如說，US的稅法管理，房產管理，銀行帳戶管理，公路交通管理，食品衛生管理，中小企業和服務業管理，等。三十年來，學習國外的科技產品，雨後春筍般地出現在中國大地上。然國家管理和社會管理方麵，學的太少。或者說，學的太慢，學的太晚。遠不適應國家和社會的快速發展。
（四）必須開展“刮骨療毒，扒皮換血，洗手洗澡”運動
開放三十年，貪官越來越多，貪髒越來越大。盡管黨有“紀檢委”，民有“大法院”，“雙規”了很多，“法辦”了不少，但腐敗風仍然是愈刮愈烈。
其實，殺貪官，不是“反腐敗”（僅是“反貪官”）。雖然二者有緊密的聯係，但在治理辦法上，卻有根本的差別。“紀檢委”和“大法院”隻能整肅貪官，不能根除腐敗。反腐敗必須從“國家管理”和“社會管理”上下功夫。必須製定行之有效的管理政策，杜絕所有可能腐敗的漏洞。不給貪官汙吏，金融投機家，房地產投機家，以任何機會。
比方說，美國的個人銀行帳戶管理政策，縣政府的房地產管理政策，聯邦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個人稅收管理政策，等，都非常嚴格有效。國民的貨幣流動，一萬美元以上，都在FBI的眼皮底下。想公布國民個人財產，易如翻掌。敲打計算機鍵盤，一分鍾打印出結果，一目了然。行賄受賄徹底被堵死。可以說，貪官無處藏身，腐敗無風可刮。
美國的這些管理政策，完全可以借用。根據中國國情，稍加改動即可。海外遊子十分不解，開放三十年了，這些好東東，為什麽沒有學到。
網友不無感歎地說，毛澤東僅殺了兩個貪官：張青山和劉子善。政府清廉了很長時間。改革開放三十年，殺貪無數，然，貪官汙吏越殺越多。在基層，甚至很難找到廉潔官員。因為官員們都明白，當今社會，誰清廉，誰丟官。
這種可怕的現實，足以說明，共產黨喪失民心，威信幾乎掃地。這也說明，在貪官汙吏和共和國的敵人眼裏，社會已經變天，毛澤東老本吃光，共產黨氣數將盡。
有網友說，“沉屙需猛藥，亂世用重典”，社會信任危機發展至此，非猛藥不足以正之；社會道德危機發展至此，非重典不足以正之。網友說得很對。
黨的領導者，要想力挽狂瀾，改變現狀，別無它法，除製訂防腐政策，建全防腐規章，抓緊改善五大民生外，作為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我稱她“扒皮”運動。 “扒皮”是指，沒收“官僚暴發戶”的非法所得，不合理所得，及不公平竟爭所得。“官僚暴發戶”是指，官商勾結，利用權力，依仗權勢，暴發致富者。一般老百姓，縱有三頭六臂，也是作不到的。而且，這種暴富的速度非常驚人。是國內外經濟發展史上所沒有的，是違背致富常理的。
大家都意識到，共產黨必須“整黨”，不“整黨”死路一條。但是，首先要“扒皮”。“扒皮”在先，“整黨”在後。“扒皮”是解決人民，黨，政府，同“官僚暴發戶”之間的矛盾。是重拾民心的必要一步。“整黨”是解決人民，黨，同“黨內階級異己分子”之間的矛盾。廣大民眾最痛恨的是“官僚暴發戶”。廣大民眾對黨，對政府最不滿意的是，黨和政府仍然在保護著“官僚暴發戶”的利益。所以取信於民的關鍵是，打擊“官僚暴發戶”。“扒皮”運動成功，在初步取得“重拾民心”之後，再“整黨”，才是正確的步驟。如果民心不穩，冒然“整黨”，被爆光的越來越多的黨內腐敗，隻能增加人民對黨的不信任，容易加速黨的垮台，因而危險性極大。
中國的驚人腐敗，是自上而下的。用百姓的話，叫“上行下效”。打擊“官僚暴發戶”，首先要打擊，與省部級以上官員（包括已離職的）有關聯的“官僚暴發戶”，這些官員，也要包括開國元勳們的親屬，親戚和朋友。
“官僚暴發戶”，在民眾眼中，他們不是人，而是“鬼”。他們本是人，但官商勾結，利用權力，依仗權勢，暴發致富，使他們變成了“鬼”。人皮外邊披上了“鬼皮”。三層“鬼皮”，七層“人皮”。有些可能七層“鬼皮”，隻剩三層“人皮”。隻有扒掉“鬼皮”，才能顯露出人皮，他才算個“人”。否則，他就永遠是個“鬼”。
“扒皮”運動就是要“官僚暴發戶”將他們的非法所得，不合理所得，及不公平竟爭所得，歸國所有，還給人民。
打擊“官僚暴發戶”，必須自上而下。絕不能自下而上。自下而上必然重蹈薄郎之覆轍。每個底層的“官僚暴發戶”都可以在上層找到“靠山”。而且，先打擊底層“官僚暴發戶”，必然觸動高層“官僚暴發戶”的神經。“高層”奸人會從背後出其不意地捅一刀，致人於死地。奸人奸招，不得不防。打蛇斷其頭，擒賊先擒王。
配之黨的宣傳教育運動，“扒皮”運動要讓“官僚暴發戶”自覺地“扒皮”。估計和掂量個人財產，企業財產，家族財產，有多少屬於“非法所得，不合理所得，及不公平竟爭所得”。如果有30%，就扒三層“鬼皮”。為了保證企業繼續順利發展，“扒皮”企業財產，一般掌握在30%以下，25% 左右。收歸國有的，按股份留在原企業。由原公司繼續經營。國家需要錢時，再賣股。給原公司保留首先買股的權利。對於那些“扒皮”後不很好繼續經營企業的“官僚暴發戶”，以消極對抗“扒皮”運動論處，沒收更多的私有財產。
對於極少數不願意“扒皮”，抗拒“扒皮”運動者，成立專案組調查。查出多少，沒收多少。
我相信，在深刻的宣傳教育之後，絕大多數“官僚暴發戶”，尤其是“高層官僚暴發戶”，他們會響應黨的號召，積極參加“扒皮”運動。扒掉“鬼皮”，顯現“人皮”，還原愛黨，愛國，愛民之本來麵目。重新贏得人民的尊敬。“以革命的名義，想想過去”。戰爭年代，革命烈士拋頭顱，撒熱血，為的就是黨，共和國，和人民；土改運動中，許多開明地主，富農，無償獻出他們的土地和財產；公私合營運動中，不少來自舊中國的資本家獻出他們的所有資產；合作化運動中，所有的中農，上中農，獻出土地，農具，畜牲，分文未收。我老爸，中農，當年有二十多畝地，兩個牲口，大車和所有農具，全部入社。三十年後，到“包產到戶”時，隻得到兩畝半地。換句話說，在黨領導下的三十年（1954---1984），象變戲法一樣，老爸的二十多畝地，變成了兩畝半地。這不叫扒“三層”皮，這是扒了“九層”皮啊！老爸活到近百歲，至死沒有在兒子麵前說過共產黨的壞話。相反，他還多次提起，共產黨好，共產黨來了沒有土匪，能過安穩日子了。我常在想，沒有受過很多教育的農民，在財產麵前，都有如此的境界，那些與“紅色家庭”一脈相承的“官僚暴發戶”，在悠關黨的性命，共和國存亡的關鍵時刻，也應該有所覺悟吧。革命烈士被“扒”掉的是頭顱和熱血。在其它各次運動中，遭“扒皮”的是民眾（資本家，地主，富農，上中農，中農），這些“民眾”都積極地接受了“扒皮”。這次的“扒皮”運動，對象是“官僚暴發戶”，他們同“紅色家庭”都有連係。應該表現得隻能更好。否則，“紅”在哪裏？。
“仇富”社會現實的存在，其根本原因，是由於一部分人可以官商勾結，利用權力權勢致富。是由於這部分人不公平竟爭，非法所得，不合理所得。畢爾蓋茨，巴菲特，沒人仇視他們。因為其所得，公平合理，與權無關。“仇富”心態，是社會不穩定，產生犯罪的重要因素。那些“暴發戶”們，如果想晚上睡好覺，不做惡夢，先扒三層“鬼皮”。如果想讓自己的子孫，不被人綁架，不被人殘殺，先扒三層“鬼皮”。不扒掉這些人的三層“鬼皮”，難以創造“夜不閉戶”的太平盛世。
比起逐個清算，這種“扒皮”運動，會包庇一些貪腐。但好處是，可以作到“快刀斬亂麻”，解決三十年來累積的一筆糊塗帳。“紀檢委”抓貪官，治不了腐敗。正如我以前所說，“抓貪官，不等於反腐敗”。更重要的是，國家沒有那麽多的人力，財力，和資源，成立那麽多的調查組，去一個一個地調查所有的“官僚暴發戶”。而且，時間也不允許，民眾沒有耐心永遠等下去。這種“紀檢委”式的“反貪反腐”，不能解決根本問題。換言之，不是最快最好的辦法。所以，必須開展“刮骨療毒，扒皮換血，洗手洗澡”運動。
要警惕“官僚暴發戶”在這個時候掄起“以法治國”的大棒。他們會聲稱，或者高價雇傭“油嘴巧舌”之律師，偽辯所得全部“合法”。改革開放三十年，法律不建全，不完善。讓一切不法行為鑽了空子。“老實疙瘩”變成了“無能之輩”。但是，老百姓不懂法，隻認理，隻憑良心。他們心裏有杆秤（誰也奪不走的秤！），秤砣不是“法”造的，是“良心”鑄成的。對於“官僚暴發戶”，老百姓不說他們“違法”，隻說他們的良心被狗吃了。所以，必須站在人民一遍，把那些看似“合法”，卻不“合理”的所得，收歸國有，還人民以公道！
“扒皮”運動，要貫徹執行毛澤東主席“懲前斃後，治病救人”的原則。要對他們實行“團結，利用，改造”的方針政策。
三十年的腐敗，涉及麵太大，太廣。“法不責眾”。“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智。察政不得下和也”。曹操打敗袁紹後，兵卒獻上袁府搜出的許多信函竹簡，都是曹操手下暗地“通奸”袁紹的鐵證。大將張遼等請求曹操按信函竹簡一一捉拿，個個懲罰。然曹操卻命令手下，任何人不得拆看信函竹簡，全部付之一炬。“曹丞相”名符其實，治國之能臣啊。解放初，高崗“要紅黨掌權，不要白黨掌權”。想當時，正值幹部極缺之時，毛澤東怎能拒絕來之白區，具有豐富地方工作經驗的“白黨”。偉人毛澤東乃治國之領袖。高崗乃張遼之輩，有獨擋一麵之能，卻無安天下之才啊。
刮骨療毒，當顯英雄本色；扒皮換血，突現領袖誌氣；重拾民心，終見取信於民。
（五）完善社會主義理論基礎，明確社會主義道路方向。
馬克思的“資本論”，將“資本”批判得體無完膚，“每一個毛孔都散發著臭氣”。以此，喚醒了全世界無產者此起彼伏的革命。因而，馬克思被譽為無產階級的“革命導師”。
一百多年過去了，沒有一個無產階級政黨質疑馬克思理論的正確性。也因此，許多無產階級政黨奪取政權後，在執政期，遭受了巨大挫折，甚至被人民趕下台。
還是中國人聰明。新中國前三十年的“割資本主義尾巴”和“大鍋飯”，讓人們開始懷疑馬克思理論的準確性。而且，在執政黨還未垮台前，及時地認識到馬克思理論的局限性。
無產階級政黨取得政權後，“無產者”不再“無產”。無產階級政黨要“解放全人類”，包括將“貧窮”解放為“富有”，將“無產”解放為“有產”。這樣，“無產者”變成了“有產者”。這種變化，馬克思的理論顯然落後了。
新中國之初，毛澤東指出，對資本家要實行“團結，利用，改造”的政策。（很英明啊！）。但後來急於走向共產主義社會，搞什麽“公私合營”，方向就開始偏了。
資產階級失去政權後，作為個體，資本家是存在的。如果把他們從肉體和思想上全部消滅，那勢必會割斷曆史。這不符合人類社會曆史發展的規律。所以，對他們實行“團結，利用，改造”的政策是正確的。比方說，有一個資本家，他願意接受共產黨的領導。他有資本，有投資。但他也有自己的工作。他也是每天提著飯盒，同工人一起上班，一起下班。他的生活費用，永遠都不超過他的工資水平。他那資本投資的利潤，全部留給社會（留給子女，也算是留給社會）。他就這樣生活了一輩子，最後走了，什麽也沒有帶走。這樣，一個極其嚴肅的問題，馬列主義理論家不得不麵對：“這個資本家算是勞動者，還是剝削者？”說他是剝削者，難以服人，因為他沒有享受過一絲一毫的“資本利潤”。他沒有剝削過任何人。如果他的子女，也象他一樣，這樣走過自己的一輩子，子女也應該算勞動者。
如果這個資本家熱愛黨，願意過黨組織生活，願意按時交納黨費，願意接受黨的領導，有什麽理由不允許他入黨呢？
江澤民總書記想明白了這點。他果斷地指出 ：“允許資本家入黨”。（第一位肯定這點的共產黨首腦，產權當屬江澤民）。
毫不誇張地說，“允許資本家入黨”，是對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發展。她解決了無產階級政黨奪取政權後，如何正確對待資本家，企業家，如何完美地發展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重要問題。
共產黨的理論家們，或者黨校的教授們，應該二寫“資本論”。她不同於馬克思的“資本論”。是要全麵論述無產階級政黨奪取政權後，“資本”和“資本市場”的本質。大力宣傳江澤民總書記“允許資本家入黨”的科學思想。這種理論化，係統化，成章化，可以統一全黨，全國人民的思想。堅定“深化新經濟政策的偉大實踐”的奮鬥方向。這種理論研究和更新，在現階段尤為必要和重要。是阻止“極左”派企圖用第一個三十年否定第二個三十年的理論基礎。
比起“允許資本家入黨”，江澤民的“三個代表”容易不被群眾反對。但“三個代表”有“大話”，“空話”，“套話”之嫌。而且意思黴澀，老白姓很難聽懂。“允許資本家入黨”，很容易讓老白姓聽懂。但卻很難被老白姓接受。因為黨曾經招喚他們“割資本主義尾巴”達三十年之久。所以，一定要開創第二部“資本論”。把道理給老百姓講清楚。讓他們理解，“工，農，兵，學，商”中的“商”，也包括“資本家”和“企業家”，隻要“資本家”和“企業家”願意接受“團結，利用，改造”的政策。
其實，“資本”和“資本市場”，也是一種工具。不同的執政黨都可以使用這個工具。使用得當，促進經濟快速發展。使用不當，也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執政黨不得不保持清醒的頭腦。
（六）堅持房地產政策的兩項基本原則：第一，居者有屋；第二，投機無門。
“居者有其屋”是五大民生之一。任何政黨執政，都不能兒戲處之。無論任何原因，民眾無屋可居，都是執政黨的恥辱。要實現居者有其屋，必須停止房地產自由化。
改革開放三十年，房地產政策，實行產業化，市場化，自由化。其結果完全背離了這兩項基本原則。被“自由化”炒高的房價，同工資比例遠遠失衡。一方麵，工薪階層憑工資收入，買不起房。而另一方麵，房地產投機家，卻擁有很多“空置房”。真乃“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房地產市場，徹底淪為金融投機家的天堂，房地產投機家的工具，廣大工薪階層生活道路上的惡禽猛獸。
“熱火朝天”的房地產市場，吸引了各行各業的關注。企業家不想作大企業，變賣資產投機房地產；機關幹部不盡職盡責上班，研習如何投機房地產；大學教授不致力於科研，算計投機房地產；甚至解放軍軍官，也挖空心思投機房地產。正所謂“全民炒房”，以圖暴利。這種各行各業“不務正業”的兒戲，是國家發展的悲哀。
自改革之初，將房地產市場定為經濟發展的“支柱”產業，本身就是錯誤的。那些所謂的“精英”，讀了幾本有關西方國家經濟發展的書，就自稱為“經濟學家”，生搬硬套西方的發展模式。時至今日，房地產市場徹底背離兩項基本原則。證實“精英”們創造了一個極其荒唐的笑話。
中國遠遠不同於美國，中國是“人口大國”。製訂任何發展政策，都不能忘記“眾多人口”這一特點。更何況房產是五大民生之一，人口因素不能置之度外。美國不需要土地改革。然中國卻不得不施行“土地革命”“包產到戶”。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地多人少，有大片未開墾的處女地。房地產市場作為美國經濟發展的一個“支柱”產業，可以理解。在這一點上，中美相差太遠，豈能照鷹畫龍？如果繼續按“精英”們的錯誤走下去，發生類似“土地革命”的“房地產革命”，並不危言聳聽。
為了實現房地產政策的兩項基本原則，房地產絕不能“產業化，市場化，自由化”。正確的政策類似於當前的“公租房”。政府招標建房，租給民眾，賣給民眾。民眾賣房，隻能賣給政府。買賣價格，每年估值一次。定出當地政府和民眾都能接受的合理估價。實際上，美國縣政府對居民住房每年估值，且允許居民上訴。所以，作到“合理估值”完全可能。自然，房價變化要考慮到通脹，折舊等因素。這樣，不給房地產投機家以任何機會。徹底堵死金融投機家的投機路。最終杜絕類似2008年美國因房地產泡沫和次貸爛賬所導致的金融危機。
政府房價要同工資相匹配。必須實現大學畢業租得起一間一廳，工作兩年後，租得起兩間一廳。他們開始戀愛，結婚，生子，必須有房住。這種房地產政策，年輕人將永遠告別“房奴”。徹底自由自在地選擇他們喜歡居住的地方，按他們的興趣和愛好選擇工作。年輕人是國家的未來，是民族的希望。這種政策可以最大限度地發揮年輕人的智慧，才華，和創造力。這種政策，可以徹底終止“全民炒房”的世界級鬧劇。企業家安心作大企業；機關幹部盡職工作；大學教授專心科研。誰想賺大錢，隻有一條路，那就是好好工作，發明創造，作大企業，作好服務業。除此之外，天上絕不會掉餡餅。
房產管理，完全可以照搬美國的政策。縣政府隻收財產稅。社區物業管理隻收管理費。房產空置幾個月，擁有者會倍感賠錢的壓力。房內裝修改建，都要縣政府批準。房前屋後種顆樹，都要鄰居簽字，社區物業管理同意。這種有條有理的管理，彰顯現代國家的文明。可笑的是，鄰居兩家挖壁櫥，挖通隔牆，兩家變一家，成最為搞笑的春晚小品。這種糊塗管理，足顯國家管理者的低能和無智。不過，還有更可笑者。自2003年到2012年，十年間，溫相年年喊“抑製房價”“調控房價”，房價卻連年飆升。堂堂國家總理，扮演房地產投機家的“托”，忽悠民眾達十年之久。中央高調倡導的“居者有其屋”，最終隻是一個阿Q “畫餅”。
真所謂，精英導航，總理扮托，坑了民眾，肥了官商。
（七）五大民生，理解毛澤東；三農政策，相信鄧小平
建國初，偉人毛澤東和周總理就正確地提出了“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國民經濟發展方針。對十三億人的“人口大國”，這個方針必須永遠堅持。
城鄉差別，永遠都是農家的痛。因而有很多仁人誌士“為民請命”，希望縮小和消滅這一差別。最傑出和最有名的莫過於毛澤東的好友，梁漱溟先生。毛梁曾在延安窯洞徹夜長談，議論國政，甚是投機。然解放後，他倆開始各持己見，分道揚鑣了。梁先生指責毛澤東，得了天下忘了幫他打天下的農民，農民生活太苦。甚至說毛澤東不懂農民的心。
解放後，同城裏人的生活相比，農家生活是苦。農家人是“集體所有製”。城裏人是“全民所有製”（也有“集體所有製”，但還是不同於農村人）。“全民所有製”的民眾有固定的工資收入，有固定的糧食配給，生活基本有保障。“集體所有製”的農家人就沒有那麽幸運。種地產糧的農家人卻年年有餓肚子的時候。真是“泥瓦匠，住草房；編涼席的睡光床；奶娃婆娘賣兒郎；種莊稼的餓斷腸”。難怪有人總結說，“農民是二等公民”。梁漱溟老先生為民請命，也就不難理解了。
然而，梁漱溟的指責，讓毛澤東勃然大怒。毛澤東憤憤地和輕蔑地說，我們（指他和共產黨）搞了幾十年農民工作，有人（指梁漱溟）說我們不懂農民。我猜測，梁漱溟至死都不明白毛澤東這番話的意思。換句話說，梁漱溟至死都不懂毛澤東。可憐梁老先生，冒天下之大不韙，麵對上千對偉大領袖帶有極深樸素感情的將軍們，開國元勳們，對毛澤東說三道四，怎能不被轟下台，灰頭土臉，成為到處喊打的過街老鼠。這就是知識分子臭的一麵。對偉人不理解卻喜歡自以為是地品頭論足。當然，象梁漱溟這種知識分子，正直，耿直，磊落，敢言，不阿諛，不投機，比官場那些順勢爬高者，要高尚得多。
偉人毛澤東說這番話自有他的道理。說毛澤東是農民問題專家，一點都不過分。當年的“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正確地揭示了中國革命的道路，方向，和方法。由此產生了偉大的毛澤東思想。革命的最後成功證明了毛澤東思想的正確。在毛澤東思想中，農民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生力軍，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在毛澤東看來，社會主義建設，農民同樣應該是生力軍。同樣要作出巨大的貢獻。每個農人少收入一元錢，六億農民就可以貢獻六億元錢。將六億元錢用在工業和國防上，可以辦很多事。偉人的思路同常人大不一樣。他首先想到和為之奮鬥的是國家的興亡和民族的崛起，而不是任何一個或者多個社會群體得到多少利益。這也就不難解釋，為什麽即使兩人穿一條褲子（每人三尺布票）也要搞原子彈。在百廢待興，物質匱乏，基礎薄弱的崛起初期，又不得不發展工業，加強國防，農民過苦日子，作貢獻，就不難理解了。
改革開放三十年，又是農民吃苦在前。城裏的高樓大廈，哪一塊磚石上能沒有農民工的汗水。城鄉差別是社會現實，是不可能短時間改變的。不符合規律的，強製性的改變，隻能招至禍患。比方說，廢除城鄉戶口製；農村城鎮化；等，必然影響農業發展。農民工進城，已經造成了農業生產精壯勞力的缺乏。八零後，九零後，能安心農村搞農業生產的幾乎沒有。大量文化程度低的農民工轉為城市人口，大大地增加了城市貧民的隊伍。一但有個天災人禍，這些城市貧民必然是政府的巨大負擔。社會不穩定因素懼增。這就是為什麽毛澤東時期讓城裏人有比較穩定的生活，極力地控製著城市的人口。
城鄉差別的縮小，唯一正確的辦法是發展農業，發展農村教育。水利化，機械化，科學化的發展農業，提高農業生產力和農業產量。提高農村教育水平，有更多的農民子弟上大學，遷居城市。以此逐步減少農業人口。
改革開放三十年，工資上漲上百倍，糧價隻長幾倍。這對以生產糧食為主要經濟來源的農民，情何以堪？這樣人為拉開貧富差距，用心何在？現在，農民遇到的困難更多，更嚴重了。老人病了，過去還住得起縣醫院，現在住不起。兒女考上大學，過去還上得起大學，現在上不起了。特別是子女上學問題，很傷農民心。“二等公民”我認了；“吃糠咽菜”我忍了；但“老人看不起病”，“子女上不起學”我要罵娘了。老農民吃苦耐勞一輩子，就指望上孝老人，下育兒女。深盼兒女能走出一條新路。如果真是為農民著想，一定要首先解決看病，上學的困難。而不是首先把他們變為城鎮戶口。
理解毛澤東，相信鄧小平，慎廢戶口製，緩行城鎮化。
致力農家事，耕者有其田，病者有其醫，學者有其校。
（八）堅持“德治”和“法治”相結合，不將“以法治國”絕對化
最不成熟的理解，是把“以法治國”絕對化。從哲學的角度理解，“絕對化”就是“形而上學”。是把“以法治國”理解為靜止的，不變的，絕對的。
偉人毛澤東和他的朋友們（開國元勳）建國初，就拋棄了絕對的“以法治國”，而正確地構劃了黨的政策，國家法律，和人民憲法之間的關係。確定了以共產黨為領導核心，團結所有民主黨派，組成各民主黨派參加的政治協商委員會。這種模式一方麵突顯了“以法治國”的重要性，另一方麵也突顯了“黨的政策”的重要性。政策和法律有機結合，管理國家更有效，更有力，更快捷。絕對的“以法治國”往往阻滯了國家的發展。當然，絕對的“政策”治國有時會犯錯，會給國家帶來災難。
其實，說得更確切一點，偉人毛澤東指出的是，法治與德治相結合。不是純粹的法治或絕對的法治。“德治”就是思想教育；“德治”就是千百年來中華民族的道德規範；“德治”就是黨的政策。因為不斷地進行思想教育和強調道德規範，中國的犯罪率就比西方少。如果沒有思想教育，實行絕對的“以法治國”，中國的監獄要擴建很多倍，警察數要增加很多倍，法官數，律師數，偵探數，等等，都要成倍增加。而更重要的是，有成倍的人被關進了監獄，失去了自由。所以，缺乏甚至沒有德治的法治，是不可取的，是落後的。現代化強國應該走法治與德治相結合的治國之路。
不能把“以法治國”絕對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法律”不是靜止的，不變的。“法律”要發展。換句話說，“法律”永遠都是不完全的，不完美的。或者說，是“漏洞百出的”。壞人的高明之處就在於會鑽法律空子。巧舌善辯的律師把“是”說成“非”，把“非”說成“是”，靠的也是鑽法律空子。地溝油罪犯的辯護律師說，“沒有法律規定地溝油不可以賣給餐館”。拐騙幼兒罪犯的辯護律師說，“沒有法律規定檢到小孩要送警察”，等等荒唐笑話，層出不窮，皆因絕對“以法治國”所致。
對於那些“合法”，而不“合理”的犯罪，隻有“德治”可以裁決。官僚暴發戶以官斂財，以權斂財，以勢斂財，以關係斂財。“法治”是治不了他們的。但“德治”可以。黨的政策可以治官僚暴發戶。所以，缺乏“德治”的社會，是不公正的，是不完美的。
黨的政策，可以邊實踐，邊修改，以臻完善。有些政策最後會成為法律。有些政策和法律最後會寫入憲法。缺乏作為“政策”的實踐過程，倉促寫入憲法，是危險的。
自由化派喜歡將“以法治國”絕對化。他們的目的之一是，推承“多黨輪流坐莊”。在他們看來，無論哪一個政黨上台，隻要嚴格按法律辦事，就能管好國家。這種將“法律”靜止化，絕對化，是典型的“形而上學”。似乎“法律”不需要再發展，不需要再完善。似乎“法律”是上帝製造的，是從天上掉下來的。
對於一個剛剛起步，走起路來晃晃悠悠，在崛起路上搖搖擺擺的新型大國，“法律”是極不完全的。有需多新法律急待出台。有需多法律急待實踐。這時候，一個受人民擁護的執政黨尤為重要。執政黨製定正確的政策，領導人民實踐新政策，再將新政策上升為法律。執政黨引導國家在正確的道路上永往直前。自然，如果執政黨經常製定錯誤的政策，人民會將它早早趕下台。可見製定出正確的政策對執政黨是多麽的重要。正如偉人毛澤東所言：“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
（*）認清崛起路上的三大害：官僚主義，腐敗風，自由化
官僚主義，腐敗風，自由化，是崛起路上的三大禍害。這三大禍害是民族崛起的孿生子，將伴隨崛起永遠存在。毫不誇張地說，三大禍害將貫穿整個二十一世紀。
幾乎百分之百的人都認識到腐敗風的危害。過半人都認識到自由化的危害。但認識到官僚主義也是一大危害的人不多。被載入史冊的著名的“八九學運”，隻提“反對官倒，打倒腐敗”，就沒有提到“反對自由化”和“打倒官僚主義”。這是“八九學運”失敗的一個原因。事實上，官僚主義首當三大禍害之最。危害比其它兩個大。治理比其它兩個難。當腐敗風盛行，肆虐全國大地時，官僚主義的危害被腐敗風掩蓋了。腐敗風楊起的汙垢塵渣徹底地遮住了人們洞察官僚主義的視線。當腐敗風被遏製時，官僚主義會立刻顯現出來。貪官汙吏工作很努力，很負責，甚至夜以繼日，那是因為他們有灰色收入，有大量錢財可撈，有二奶小三可泡（有這等“好處”，傻瓜也會拚命工作）。一旦沒有了灰色收入，不義之財，和廉價的二奶小三，他們就會象刹了氣的輪胎，吹破了的氣球，軟癱在地，再無一絲一毫工作的動力。隨之而來的，是官僚主義，是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鍾，是對民眾痛苦的漠視，是對崛起重任的不肖一顧。
遏製第二大禍害，腐敗風，必須從“國家管理”和“社會管理”上著手。必須製定行之有效的管理政策，杜絕所有可能腐敗的漏洞。不給貪官汙吏，金融投機家，房地產投機家，以任何機會。真正實現“居者有屋，投機無門”。必須要有嚴格的個人銀行帳戶管理政策，縣政府的房地產管理政策，國家和地方政府的個人稅收管理政策。要將黨支部建立在帳本上，徹底砍斷做假賬的黑手，將賬本牢牢地看管起來。
自由化，是另一大禍害。建國六十年來，共和國的敵人“亡我之心不死”。在強大的人民軍隊麵前，武力反抗已經是螳臂當車，無異自殺。煽動“自由化”成了它們最有效的利器。於是就有了所謂的“顏色革命”“末莉花革命”等等的“偉大”發明。世界上已經有很多國家走上動亂，正是由於中了此等奸計。前蘇聯的垮台，是長期自由化的最終結果。開國元勳鄧小平清楚地認識到自由化的危害。在這點上他一點都不糊塗。“六四事件”是他的發明，創造。“清場”，民兵足矣，警察足矣。鄧公卻要野戰軍，坦克，裝甲車，故意把事件搞大。智慧就在這裏。因為搞的越大，管的時間越長。鄧公作到了，他的目的也達到了。二十五年來，所謂的“顏色革命”一直掀不起大浪，皆因於此。所以，後來的共產黨領導人隻要不糊塗，絕不會搞所謂的“平反六四”。但是，聰明的領導人一定要“講清楚六四”，而且越早越好。一定要嚴格區分青年學子的革命行動和自由化派的“顏色革命”；一定要充分肯定“八九學運”中青年學子的革命熱情；一定要正麵肯定“八九學運”。把“八九學運”和“ 六四事件”區別開來。
對付三大禍害，一定要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依靠群眾。一定要心懷毛澤東主席的教導：“群眾是真正的英雄”。任何個人，即使他有三頭六臂，有無上的權力，有黨的支持，也不可能打垮三大禍害。能夠打垮三大禍害的，隻能是黨的正確領導下的人民群眾。還是偉人毛澤東說得好：“人民，隻有人民，才是曆史的創造者”。
（九）踢開崛起路上的跘腳石：台灣問題
台灣問題，在“什麽都可以談”的期待聲中，一晃又是卅年。雙方的嘴皮一個真厚，一個真硬，卅年都磨不爛。
台灣問題，真正的已經成為我中華民族崛起路上的跘腳石。所謂的“保持現狀”，隻不過是台灣方麵的“緩兵之計”。事實上，台灣曆屆政治當局，從來都沒有停止過對大陸的政治滲透，輿論宣傳，和文化影響。隻不過收效不大。這主要是因為毛澤東和他那偉大的思想，已經根深蒂固在大陸人民的心中。
所謂的“保持現狀”，其實是在等待一個中國的“顏色革命”，渴求內亂。從而達到以“國”代“共”的最終目的。可見，“保持現狀”是假，“圖謀變天”是真。不能小譃日本國對台灣五十年的殖民影響。台獨的本質是，今天台獨，明天歸順天皇。
台灣的政客們，如此小看共產黨的政治家，也太天真了。每次台灣“公投”，看著他們的忙乎勁，我笑台灣政客爭當山大王。什麽“台灣總統”，都將被中華民族的曆史長河所掩沒。因此，不能讓台灣政客們強奸了台灣同胞渴求統一的願望。
不能再無休止的談下去了。中華民族要崛起，必須踢開跘腳石。實現民族統一，就在眼下。具體辦法無非是“橄欖枝加大棒”。古人雲：“棒子出孝子”，對逆子有時候不得不加以大棒。
如下是“和平統一台灣”的底線：
[1] 國名。地區自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各地區自己決定）。但在國際上，隻能是聯合國承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或“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簡稱一次，是“中華民國”，簡稱兩次，是“中國”。所以雙方都應該接受）；
[2] 國旗。地區自由（“五星紅旗”，“青天白日旗”，各地區自己決定）。但在國際上，隻能是聯合國承認的：“五星紅旗”；
[3] 國歌。“義勇軍進行曲”是北伐戰歌。國共雙方的先烈們唱著她打敗了軍閥。雙方都應該接受；
[4] 國徽。地區自由（是掛在天安門城樓上的，還是懸在台北中山記念堂上的，各地區自己決定）；
[5] 國慶。地區自由 （“十一”還是“雙十”，各地區自己決定）；
[6] 行政。台灣省。（不是特區，不是自治區。不能讓自由化派在香港特區建立了一個根椐地，在台灣又建立另一個根椐地。這樣對共產黨的政權威脅太大）；
[7] 軍隊。“解放軍”或“國防軍”。雙方軍人待遇不變；
[8] 貨幣。“人民幣”，或自由對換；
[9] 財產。保護雙方民眾和企業的私有財產；
[10] 公職人員。薪金待遇不變。
如果“橄欖枝”不能成功，隻好加以“大棒”：解放台灣，消滅台獨。
相信在許多年友好往來的發展下，半武力半和平的“大棒”，一定能讓逆子回頭。自然，一定要象偉人毛澤東那樣，作好宣傳和政策工作，團結多數，孤立台獨。以求達到“愛我同胞，兵不血刃”。
（十）外交大略：中美攜手領導世界，中俄聯手反對霸權
“中美攜手領導世界，中俄聯手反對霸權”，這將成為貫穿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外交方略。
中，美，俄，都是世界大國，然大的各不相同。俄國是資源大國，美國是科技大國，中國是人口大國。
因為俄國有豐富的資源，德國對俄國總是垂涎三尺。德國發動兩次世界大戰，其最終目標直指俄國。因為美國是科技大國，當然有最先進的軍事裝備。軍隊戰力自然不差。因為中國是人口大國，想侵略和想占領中國，首先得問問自己，“我能讓那裏的人都有飯吃嗎？”如果不能，或沒有十分把握，占領了也得退回去，還不如趁早別作那個夢。
中美關係不能定位為“對抗關係”，或者“敵對關係”。事實上，“中美攜手領導世界”，這將是貫穿二十一世紀的中美關係，一種又愛又恨，又打又鬧，又學又幫的朋友關係。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美國是一個科技大國。兩國在經濟發展，軍事協作，政治交流上互補性極強。二十一世紀自然是他們的天下。
同俄國聯手是有條件的：中國自己永不稱霸，俄國也要答應永不稱霸。這樣才能聯手反霸，維護世界和平。也不要同俄國走得太近，勿忘“諸葛亮華容道捉放曹，毛澤東華清池捉放蔣。弱者求生之道：三足鼎立”。
無論任何時候，發現俄國想反目，就提醒她，別忘了德國。妄想用“閃電戰”吞沒歐洲和俄國，被蘇聯紅軍擋在莫斯科城下，擋在列寧格勒城下，擋在斯大林格勒城下，戰爭瘋子希特勒並不想承認失敗。可實際上，就在那一刻，德國已經失敗了，因為“閃電戰”失敗了。聰明的德國人，下次絕不會再用“閃電戰”。“歐聯體”是德國的又一大發明。事實上，德國已經基本上控製了歐洲的金融。那些一個個瀕臨破產的小國，心安理得的做德國的附庸。當“歐聯體”讓德國心滿意足時，她的目標自然會轉向俄國。所以，俄國反目中國，那將是俄國史上最為愚笨的外交策略。另外，“勿忘日俄戰爭”也是捶醒俄國，勿叛中國的重槌。
偉人毛澤東力排眾議，一意孤行，發起了抗美援朝戰爭。用嚴酷的事實，讓美國人長了記性。“同新中國打仗，那是同錯誤的敵人，打一場錯誤的戰爭”。精明的美國政治家是不會同中國開戰的。
不用多言毛澤東和周恩來時期，中國智慧的和震撼世界的外交風雲。近三十年來，從鄧小平，到江澤明，到胡錦濤，盡觀世界風雲變幻多端，中國的外交策略，相當高超。（僅在對日外交上，差一點走偏方向）。靜觀近三十年的中國外交，我想說的，莫過於這句話：
“中美攜手領導世界，中俄聯手反對霸權”。
天佑中華，神護黃龍。崛起天時，地利人和。
（*）勿忘：“US兩國論”
“中美攜手領導世界”，這是中美關係的基本走向。但在製訂對美政策時，不能忘記世界上有兩個美國：US美國，US帝國。而且她們差別很大。US美國是和平民主的美利堅合眾國。基本上對中國是友好的。US帝國代表了美國軍工財團的利益。世界上戰爭越多，他們的企業越大，錢賺得越多，隻要戰火不燒到他家的後院，他們會永遠賺下去。
US帝國還包括那些頑固堅持“意識形態”的國會要員。在他們看來，共產黨從娘胎裏一出來就駐定要“共產”“共妻”。所以他們將共產黨視為洪水猛獸。當然，這些國會要員也不是天生就帶有這種偏見。而是後天被人灌輸和遊說的。蔣介石國民黨失去政權，那些不甘心失敗的徒子徒孫們，沒有力量反攻大陸，自然把奢望寄托在美國。據說，被關進監獄的陳水扁執政期間，就化大價錢雇傭一大批“台灣的”美國人遊說美國國會要員。企圖綁架美國，一起反對新中國。這些人努力了六十年，每年都是無果而終。可見，美國國會多數議員還是首先想到“國家利益”，而不是“意識形態”。
近百年來，美國曆史上最為傑出的總統，羅斯福，就是典型的例子。二戰時，當戰爭瘋子希特勒和小日本，大有吞並整個世界的關鍵時刻，羅斯福總統毅然絕然拋棄“意識形態”，而以“國家利益”為最高原則，同斯大林做朋友，組成“蘇，美，英”鐵三角，打敗希特勒和小日本，結束二戰。從此，羅斯福的英名留芳百世，響譽全球。
無獨有偶，冷戰時，美國另一位傑出的總統，反共鐵杆尼克鬆，也是毅然絕然拋棄“意識形態”，而以“國家利益”為最高原則，同毛澤東作朋友，開始“中美攜手”，冷戰的天平沉向美國，美國的“國家利益”又一次實現了“最大化”。
三十年來，盡觀中國的政治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已經將“保護私有財產”寫入憲法，也就是說，同美國一樣，不再“共產”。 但是，那些被“意識形態”化了的國會議員，在製訂對華政策時，仍然是重意識形態，輕國家利益。這些國會議員的錯誤思維，和錯誤的“製訂對華政策出發點”，最終隻能是傷害美國。這叫“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當然也會傷害中國。所以叫“兩敗俱傷”。
對待日本，US帝國讓眼前的“經濟利益”和“意識形態”蒙上了眼睛。企圖點燃釣魚島“導火線”，坐山觀虎鬥，從中謀取暴利。看不見鬼子發狂後絕不會忘記兩顆原子彈的仇恨。但我相信，隨著鬼子的泛傻，發瘋，走狂，美國最終會及時地警覺起來。收回“中國威脅論”的說教，重新視中國為朋友。當然，中國最為耽憂的是這些政要警醒得太晚。無疑，這是當前中國外交最為棘手的。
美國朋友的“坐山觀虎鬥”策略是荒唐的，其結果必然是“引火燒身”。鬼子是多年的經濟大國，已經具備了製造任何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能力。也已經儲備了大量可供改裝為戰爭裝備的民用設備。如果中日燒起戰火，鬼子借機立馬變為世界軍事強國。鬼子也不乏存有對付美國的利器，比方說，大規模殺傷性的生物和化學武器。鬼子絕不會忘記兩顆原子彈的仇恨。到那時，中國也許又一次失去了東三省，但我相信，鬼子一旦對美國開戰，那將絕不會是“熱兵器時代”的飛機大炮坦克戰，更不會是“冷兵器時代”的肉搏戰，而是“無血兵器時代”的生物化學戰。日本軍國主義的殘忍和獸性，中國人民知道得最清楚。到那時，我的美國朋友，悔之不及啊。對日本鬼子的“放縱政策”，“養虎為患政策”，“綏靖政策”，都是錯誤的。這是我對美國朋友的忠告：
認清鬼子豺狼心，不學二戰張伯倫。
（**）勿忘：“中日關係的走向，在日本，不在中國”
“中日關係的走向，在日本，不在中國。”。如果認識不到這一點，在製定對日政策時，很容易走偏方向。
因為沒有明白“中日關係的走向，在日本，不在中國”，新中國之初，本不該承認蔣家王朝“放棄鬼子戰爭賠款”的錯誤舉措。釣魚島事件發生，完全證明了，那是“熱臉貼了冷屁股”。錯誤的外交舉措，放棄了對鬼子的應有教訓，對中國沒有好處，對日本人民也沒有好處，對世界和平更沒有好處。
因為沒有明白“中日關係的走向，在日本，不在中國”，上世紀八十年代，主政者以各種形式主動取悅日本，包括中日互換三千青年學生，企圖以此構建良好的中日關係。但事實證明，這種“主動示好”的外交思維，對鬼子是毫無用處的。換來的隻能是給自己臉上蒙羞。
因為沒有明白“中日關係的走向，在日本，不在中國”，新世紀開始十年，主政者在春曉油田問題上又主張：“擱置爭議，共同開發”。引來的是鬼子的“得寸進尺”和“貪得無厭”。中國政府又一次自取其辱。“擱置爭議，共同開發”，最早出之共和國的開國元勳，周總理他們。然此一時，彼一時，當今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國家實力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自然不能墨守成規。
許多例子，不一而足。甲級戰犯的牌位仍然挺立在精國神社。油頭粉麵的國會議員們仍然是年年參拜。鬼子沒有一絲一毫的悔過之意，更無懺悔之心。
精英們總是“弄巧成拙”。連老百姓都懂得，“剃頭擔子一頭熱”，最終還是要“涼”下去的。
如果懂得了“中日關係的走向，在日本，不在中國”，正確的思維應該是，尤如下棋，它走一步，你再走一步。而不是，你走一步，然後再乞求它的下一步。令人欣慰的是，近兩年來，中國對日政策的思維正確了許多。
中華民族，自古熱愛和平。特別是對鄰近自己的小國，總是“寬厚待鄰”。對日本民族更是如此。然“倭寇”秉性，改也難。“江山易改，秉性難移”啊。狂妄和野心的本性，往往趨使小日本犯傻，很難製訂出聰明理智的外交策略。“傻”了會“瘋”，“瘋”了會“狂”。中國不得不睜大眼睛，提高警惕。
如果日本人民執政，願與中國友好，中國人民和政府，會同日本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如果軍國主義上台，鬼子執政，對中國兵刃相見，中國隻能應戰，別無它選！每一個炎黃子孫，都不會忘記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中華兒女要永遠記住，鬼子“殺光，燒光，搶光”的“三光”政策。要永遠記住，鬼子奸淫中華少女，婦孺之後，還會刨腹，割頭。
疾惡如仇，心明如鏡。勿作東郭，不學農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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