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須承認文革中存在各種陰暗麵，尤其是一些把文革搞亂的“極左”、形“左”實右的投機分子，他們是貨真價實的文革餘孽。而這些人中也大有借改革開放功成名就之徒，如吳敬璉、杜導正、胡績偉、李銳、秦曉……他們卻被南方係等媒體供上神壇，然後“選擇性遺忘”其曆史汙點。
8月14日，中國青年報大版刊發題為《遲到的懺悔》的文章，文章列舉多人向文革受害 者道歉。隨後各大主流媒體網站以《內地多人就文革期間錯誤行為向受害者道歉》《全國多人向文革受害者道歉 懺悔行為獲廣泛讚同》等標題大肆轉載。第二天，南方都市報發表題為《遲到的公民懺悔文革為民族清毒》的社論，稱“選擇在垂暮之年勇敢地站出來直麵曾經的罪 錯，那些老人是在為整個社會、國家與民族清除毒素，值得致敬，應該得到更多的響應”，呼籲“親曆者勇敢地站出來發出警示與反省的聲音”，讓全國“掀起了一 股為文革道歉，要為民族清毒的浪潮”。
必須承認文革中存在各種陰暗麵，尤其是一些把文革搞亂的“極左”、形“左”實右的投機分子，他們是貨真價實的文革餘孽。而這些人中也大有借改革 開放功成名就之徒，如吳敬璉、杜導正、胡績偉、李銳、楊錦麟、秦曉……他們卻被南方係、炎黃係、中青係等媒體供上神壇，然後“選擇性遺忘”其曆史汙點。由 此可見，南方係、炎黃係、中青係才是真正的文革餘孽大本營。
作家丁玲在改革開放後曾說：“我隻曉得現在罵我‘左’的人，都是當年打我右的人!”(《文藝報：丁玲並未遠去》 http://www.chinawriter.com.cn/bk/2011-03-11/51560.html )真正的文革餘孽並沒有被清除。六十年是一個整體，對照一下這些人在改革前後兩個30年曆史時期的所作所為，就可以看清這些人的真實麵目。正是因為存在大量這樣的投機分子，我們的新中國才有著這麽多的曆史陰暗麵。
一，吳敬璉改革前是拚命“左”，改革後拚命右
吳敬璉在五六十年代經濟研究所中的不幹淨行為
據百度百科
【上世紀50年代的中後期，狄超白任經濟研究所的所長，林裏夫任支部委員。此二人在1958年被打成“狄超白、林裏夫反黨集團”，至1985年被平反。1958年孫冶方調任經濟研究所接替工作。文革期間定為“招降納叛”。林裏夫的老友顧準也再次“挨整”。】( http://baike.baidu.com/view/7634877.htm )
當時年輕的吳敬璉在經濟研究所的曆次政治鬥爭中都有很不幹淨的行為，很多當事人的證言都可以證實。曾做過吳敬璉九年助理的柳紅，在她的一封公開信中直接質問吳敬璉的曆史問題：
【有受訪經濟學家指出您在幾次重大曆史關頭的表現，這些曆史關頭是：1956年“向科學進軍”，1957年反右，1960年代批孫冶 方，1987年胡/耀/邦下台，以及1989年春夏之交等等，以及您同社科院經濟所同事，以及經濟學界其他人的關係，比如老一代的林裏夫，同代的董輔礽， 下一代的一批人等等。】
【在1956-1958年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向科學進軍”中，團支部和黨支部爭論之後，“狄(超白)、林(裏夫)反黨集團”牽扯了多少人，或者說使多少人受難?團支部中有幾人?團員青年有誰?是誰向上級黨委告的狀?是誰聯係的《中國青年》雜誌?】
【狄超白和林裏夫平反後，很多人向林裏夫表示了道歉，您是否道過歉，什麽時候，以何種方式?】
【林裏夫家人寫過一篇文章《也說林裏夫與顧準》(羊城晚報2003年12月28日)，認為您在林裏夫與顧準的關係上說了假話，汙蔑了林裏夫(該文在報紙發表時，您的名字被刪去)。對此，除了您已經說過的話和寫過的文章外，您還有其他什麽需要補充的?】
【“文化大革命”中，經濟所有一張大字報，內容是《孫冶方招降納叛的罪行》，它是您寫的嗎?有一種說法是，這篇大字報的內容，導致孫冶方七年牢獄之災，這樣說有什麽根據嗎?您怎麽看?】
(柳紅：一年前致吳敬璉先生的信http://www.21ccom.net/articles/sxpl/pl/article_2012012652446_2.html)
吳敬璉的這些行為，給他的同事都造成了極大的痛苦。據柳紅的調查：
【“我最近得知您曾經的同事，後來貧病交加，隻要在電視裏看到您的形象，就得立刻關掉電視，痛苦得不能看。”】
吳敬璉在改革開放時期的行為
直到1983年中共十二大閉幕後，吳敬璉還在反對市場經濟，批判“從計劃經濟改變為市場經濟”的主張是“同20世紀二三十年代社會主義論戰中以 米塞斯和哈耶克為代表的反社會主義派的觀點相似”(吳敬璉《論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屬性和商品經濟屬性》，見《工業經濟管理叢刊》1983年第9期)。誰能 想得到，而今吳敬璉居然被塑造成改革三十年市場經濟的拓荒者和擎旗者，搖身一變成了言必稱市場的“吳市場”。
中國共識網刊文（《趙燕俠：變臉“泰鬥”——吳敬璉》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004268453.html）稱吳敬璉是個變色龍：
【六四事件發生前的1988年大讚趙紫陽而大貶李鵬，但六四事件剛結束，吳敬璉就寫文批判趙紫陽，使李鵬如獲至寶，印發中直機關幹部閱讀，但吳不承認他寫過這篇文章。當時，鄧小平一句“不爭論”使批趙派停止攻擊趙紫陽，吳敬璉的檄文也沒有擴大散發。】
吳敬璉被渲染為反對權貴資本主義的“學者良心”，而他既任國家證券委評審委員，又任推薦公司上市業務的券商董事。這兩個明顯具有利益瓜葛的要津位置，不可能由同一人擔任，吳敬璉作為經濟學家，更深知在西方這完全是違法的，但他安之若素。
二，秦曉——發起組織西糾老舍投湖自盡，改開後集官學商為一身並擎“普世價值”大旗
據《走出烏托邦——秦曉口述》(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1083044284.html )，秦曉在文革初期，參與發起、組織了首都紅衛兵西城糾察隊。
而據《聯動覆滅記》(http://www.wyzxwk.com/Article/zatan/2011/11/264468.html )分析：
【中央文革不會幹這類傻事(老舍之死)。當時劉、鄧都沒正式倒台呢，光走資派就鬥不過來，哪有功夫捅這婁子。除了這股勢力外，敢對老舍動手、能 對老舍動手的就隻有那些持血統論的紅色貴族們。據批鬥老舍的主力軍------北京女八中部分紅衛兵回憶，他們當時是在學校文革領導小組的帶領下衝進文聯 的。請注意這個‘校文革領導小組’，在1966年“八.一八”前後，這些公開組織基本被紅色貴族控製，否則劉濤、賀鵬飛也不可能短時間組織起12校聯軍。 再有，從老舍後來在國子監挨打的慘烈程度看，手段與東西海糾極像。更重要的是，這批人文革後大都黃袍加身，掌管著各各要害部門，其威力足以讓任何人三緘其 口。】
“聯動”、“西糾”基本情況如下：
【“聯動”組織，這個組織當時並不叫“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它戴的是一頂更大的帽：中共中央、國務院、人大常委，人民解放軍各軍種、中 央軍委、國防部革命幹部子弟聯合行動委員會。他實際上是以“東、西、海糾”為核心，聯合北京各高校幹部子弟組織的一個聯合體，其核心任務是“保爹”，路線 是各省市幹部子弟大聯合。】
【他們不但把抄家當成赤裸裸的搶劫，還中飽私囊，盡一切可能搜集自已需要的東西。他們在向“黑五類”們勒索錢財的同時，發現這些人家裏有一些他們感興趣的書籍，不由分說拿了回去】
【1967年1月，他們糾集五六百人帶著菜刀、匕首等凶器，一路高呼“打倒'紅三司’!”再衝公安部，用裝上鐵釘的“二踢腳”攻擊負責守衛的解放軍，造成多人受傷】
【1月17日，謝富治講話指出：“公安部要保護左派，反擊右派，鎮壓反革命。例如'聯合行動委員會’、'西安紅色恐怖隊’，這些組織是反動的，頭頭是反革命。”】
【接下來舉行了揭發他們罪行的展覽……展覽獲得空前的成功，每天都有絡繹不絕的人參觀，這中間包括共和國的一些開國功臣們。……經過深思熟慮，他們終於做出了正確的決策。在陳士榘將軍的帶動下，一些將軍們紛紛帶著自已孩子去自首。】
其中，糾打老舍的北京女八中紅衛兵就屬於西糾。(http://xzj.2000y.com/mb/1/readnews.asp?newsid=172759 )
據浩然在《我的人生——浩然口述自傳》中回憶，
【1966年8月23 日，下午來了一車女八中紅衛兵，說要揭開文聯蓋子。……他們給叫出來的黑幫分子掛牌子，從北邊站到南邊。後來叫到老舍，我急了。……侯文正在講話，要把老舍他們往卡車上裝，女孩子拿皮帶抽得厲害。老舍上卡車上不去，在後麵用皮帶抽。】(http://www.wyzxwk.com/Article/lishi/2011/08/249924.html )
1966年8月25 日老舍投湖自盡。
西糾當年的紅衛兵很多是小孩，犯了很多錯誤。其中一部分人坐了牢，受了教育，未來還是能走上正軌。因此，當年的西糾在後來有了分化。但像秦曉這類人則越走越遠。
改革開放後，秦曉等高幹子弟近水樓台先改開，率先出國留學經商。秦曉成為超級央企招商局集團的主席後，集官學商三重身份與一身，民間稱之為超級 大買辦。後又開辦私營博源基金會。讓秦曉成為公眾焦點的事件是，秦曉一手造成的“平安上市案”和“永隆收購案”，前者是以超低價賣出，造成四百億美元國有 資產流失，後者是以超高價買進，同樣造成數十億美元的國有資產流失。這二者都是教科書般的鯨吞國有資產之典範傑作。而造成如此天量的國有資產流失後，秦曉 高調亮相主流媒體，擎起“普世價值”的大旗。(《恒旭：既得利益者秦曉凶猛“普”來，黨中央並左翼和群眾應著力應對》 http://www.wyzxwk.com/Article/zatan/2011/02/207182.html)
三，杜導正——當年拚命鬧“極左”，如今拚命誣賴毛澤東
據《南方人物周刊：對話杜導正》(http://www.nfpeople.com/News-detail-item-2096.html) ，其中爆出了杜導正早年的很多“極左”行徑。
草菅人命：
【“在五台山北麓的遊擊區，有人認為某個人給日本人送情報，當時也沒調查、沒手續，我們就跟那個區長做了決定：把這個人幹掉。有時布告還是我 寫：×××，通日，給日本人送情報，予以處決。我們派了3個遊擊隊員，帶了兩條槍、漿糊和布告，半夜裏去到人家門口，大喊：‘×××，你出來’。等人一出 門，叭叭就是兩槍。然後把布告一貼，就跑了。”】
【“土改到最後，老百姓提出要開大會鬥兩個人，一個是日本人占領時期當過維持會會長的，還有一個就是大地主之類的。當時來了五六千人，有些農民 帶著鐮刀，公報私仇，上去就把人砍得血淋淋，現場一下就亂了。我們坐在上邊，市委宣傳部來了個叫董東的同誌，他就喊道‘你們不能這樣’，就派民兵上去拉。 我是另外一派，我對他說，你這是壓製群眾運動，壓製群眾的革命性。”】
反右、文革、整人
【“我也是整過人的人，整人也是很狠的。”】
【“杜導正帶著記者陳培一路跟隨，羅每發表言論，杜和陳就寫文章批判他。這些文章刊登在《南方日報》上，‘連篇累牘，有三四個版’。羅被押回廣 州時，怕被沿途批鬥他的人打，毫無尊嚴地躲到了汽車後排的麻袋包下。杜用挖苦的筆調寫了一篇調侃羅的文章，就叫《麻袋包下》。羅也被劃為極右分子。”】
【人物周刊：“反右”時，你如何渡過?
杜導正：當時有人糊了一張大字報，標題我還記得：“杜導正，廣東分社到今天為什麽一個右派劃不出來，就因為你是右派。”我就頂不住了，趕快去劃。我劃了4個右派，他們被開除出黨、開除公職，生活費原來是八九十塊，後來變成15塊，有的不得不到碼頭上去扛麻袋，很慘。】
【“1966年初，陶鑄將中南局機關報《羊城晚報》的領導班子進行了改組，不久之後，杜導正成為了該報的總編輯。在主持《羊晚》期間，為緊跟形勢，杜導正組織了對秦牧、歐陽山、王匡等人的批判。”】
【“他揭發批判自己的‘罪行’，還揭發陶鑄等人的‘罪行’。有了這些‘覺悟’和‘悔過表現’，加上他的‘貧農出身’和‘娃娃黨’，他獲得了‘解放’。”】
“大躍進”中大鬧“極左”
【人物周刊：“大躍進”和公社化時期呢?
杜導正：那更不用說了，我是個積極分子。那時候大家喜歡放衛星，廣東老沒有衛星放，我當時是新華社廣東分社長，省委就商量我們怎麽放個衛星。聽 說廣東連縣一畝生產了6.4萬斤，那是我在馬列學院的同班同學去寫的新聞，他在6.4萬斤後麵加個括號，寫‘這是23畝田地產的水稻堆在一塊的’。我把稿 子給省委書記秘書長張根生看，他一看就說，這怎麽能寫上呢，‘23畝’這個不能寫上。後來就抹掉報上去了。】
【在1958年搞‘三麵紅旗’(“三麵紅旗”指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時，杜導正寫了一篇稱讚公社食堂的《三餐幹飯不要錢》。他去肇慶看大煉鋼鐵，對那些土高爐煉出的鐵疙瘩進行了熱情洋溢的歌頌。】
【“東莞等地開展了反瞞產運動，說從哪個草垛下又搜出多少糧食。杜導正為此寫了新聞報道：反瞞產成功。】
改革開放後拚命汙蔑毛澤東和共產黨
【“國民黨那時還是順應民意的，各地的軍閥軍隊和共產黨的軍隊都團結起來了，全國真正是一條戰線。共產黨的宣傳很厲害”。】
【“不太讚同又提‘新民主主義’，他們覺得直接說‘民主憲政’就好了，不要拐來拐去。”“研究新民主主義跟康梁變法中托古改製似的，非得用孔夫 子說過什麽話作為自己應該怎麽做的證據。‘康梁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你不托古就不好改製，改製的成本就高得多。當然，意識形態的建設和再創造本身就是有價 值的，即使沒有功利的目的，我們也應該有一個更確切的描述現實的意識形態。’”】
杜導正後來成為《炎黃春秋》雜誌社的社長。多年來，《炎黃春秋》一直在極其賣力的做著反對公有製、鼓吹私有製和曲解黨的曆史、醜化毛澤東等勾當。圍繞在該雜誌周圍的各路學者和媒體人形成了一個龐大的集團。炎黃係成為當今中國思想界的右派大本營。
據杜導正在《炎黃春秋》2009年第4期上發表的文章《新民主主義的回歸與發展》，《炎黃春秋》社長親自上陣，直接汙蔑毛澤東同誌“建國之後有大過”：
【雖不能說晚年毛澤東27年的執政絕對錯誤，但在重大決策上，特別是內政決策上，基本上是失誤的。】
【的確有封建帝王的思想，“帝王術”那一套他也用過。】
【(毛澤東)“打擊不同意見”，“鬧人民公社，鍋碗瓢盆一概歸公”，“把階級鬥爭絕對化”，“為所欲為地追求他的烏托邦式的社會主義” ，“隨心所欲地打擊持反對意見的人”。】
四，胡績偉——“大躍進”中發明“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後來又把一切責任全部推給共產黨
胡績偉先是在58年“大躍進”中發明“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後來又把一切責任全部推給共產黨：“國家赤地千裏、餓殍遍野的慘象完全是我們 黨造成的”、“黨史從頭起就應該改寫”、“隻有突破共產黨一黨專政的統治，才能使我國最終成為一個真正的民主國家。這是曆史的潮流，也是幾十年的慘痛教 訓。新一代的黨的領導人必須有這種覺悟”、“毛氏王朝那幫厲行專製獨裁的當權人物，從根本上一錯再錯、錯上加錯地堅持一黨專政的統治，把黨內外真正抱有民 主思想，真正有誌於民主事業的各界優秀人物一批一批地打壓、摧殘下去，並在各種名目下的政治運動中，受到「無情打擊」和「殘酷鬥爭」。他們千百次所說的 「無產階級民主比資產階級民主高千百倍」的所謂「列寧主義原則」，在理論上是偽科學，在事實上是大騙局”、“我把所謂社會主義道路比喻為‘古道’，把共產 黨一黨專政的體製比為‘瞎馬’，把毛朝末代的核心領導比作‘狂人’。大家看吧：騎著一匹瞎馬，沿著古老道路堅持走下去的狂人，麵臨的已經是深穀絕壁!如果 還不懸崖勒馬，當然隻能是粉身碎骨了”——先是拚命“左”，然後拚命右。 .
五，鄭必堅——“兩個凡是”發明人，後來則是資產階級自由化胡耀邦、趙紫陽的禦用寫手
鄭必堅是“兩個凡是”的始作俑者
《半月談》雜誌的創辦者、曾任人民日報總編室主任、中央外宣辦秘書長的喻權域在2008年5月《對真理標準討論的再思考》一文披露了兩個凡是出台的內幕：
【粉碎“四人幫”後，中央的陳雲、李先念、葉劍英、王震等領導同誌和全黨全國的許多同誌，都主張為1976年清明節發生的“天安門事件”平反，都主張恢複鄧小平同誌在黨內外的職務，重新出來工作。
當時擔任黨中央主席的華國鋒同誌，並不反對上述主張。但是他主張過一段時間，待“時機成熟”的時候才作出平反決定。】
【1977年2月，中央的兩位“秀才”――鄭必堅和龔育之為“兩報一刊”起草了一篇題為《學好文件抓好綱》的社論，經當時在中央主管宣傳工作的李鑫同誌審閱、簽發，於2月7日在《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誌上發表，引起全國轟動。
那篇社論的要害是提出了“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
很明顯，這是要阻止中央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為鄧小平同誌平反。】
【當年在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工作，“八九風波”之後由中央派到人民日報社當副總編輯的張雲聲同誌，親口對我說：那天早上，食堂已經開飯好一陣，鄭 必堅和龔育之才到。一坐下來就得意洋洋地對在座的同誌講：昨天晚上他們倆人挖空心思，在燈下寫出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 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那兩句重要的話。
1978年5月，胡耀邦等同誌組織了關於真理標準的大討論。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等全國各大報刊發表了許多討論文章，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黨委都發表了意見。】
【據湖南的同誌講，華國鋒同誌辭去中共中央主席之後，於80年代中期回到他曾經長期工作過的湖南省看望。他曾幾次在湖南發牢騷說：兩個秀才(指鄭必堅、龔育之)起草了一篇講話稿，我拿到會場上去念了一遍，就把“兩個凡是”的錯誤主張栽到我頭上了。】
喻權域對此感慨道：
【奇怪的是，發明“兩個凡是”，寫出“兩個凡是”的社論來的鄭必堅和龔育之，三十多年來沒有作過任何自我批評。這在我們黨的曆史上可能是絕無僅有的。】
龔育之作為“兩個凡是”的發明者之一，不僅沒有像華國鋒那樣被邊緣化，反而在改革開放年代節節高升到中宣部原副部長、中央黨校原副校長的位置。 龔育之2007年6月去世，生前是中國著名反共刊物《炎黃春秋》的重要支持者，其晚年文章甚至遺稿都盡量發在了《炎黃春秋》，被《炎黃春秋》列為核心作 者。
而鄭必堅比龔育之更輝煌。
胡耀邦趙紫陽的禦用寫手
據《光明日報》網站（http://www.gmw.cn/02sz/2008-04/01/content_790861.htm）、《中國高層文膽》一書對鄭必堅的介紹，之前“極左”的鄭必堅，反而得到胡耀邦、趙ziyang等新自由主義改革先鋒、資產階級自由化領袖的提拔重用：
【1980年初，中央政治局決定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直接領導《決議》起草小組，鄧小平、胡耀邦親自主持。直接負責^胡喬木點將鄭必堅參與編寫。
在《決議》起草的過程中，鄭必堅的理論功底和文筆被胡耀邦賞識，《決議》起草工作尚未完成，鄭必堅就被胡耀邦調去起草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60周年的講話稿去了。
1981年6月，在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胡耀邦被選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從此，鄭必堅作為胡耀邦的秘書和助理，主要在文件和報告起草方麵協助胡耀邦工作。
1982年9月1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代表大會開幕，胡耀邦代表中央委員會做的題為《全麵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麵》的報告，就是由鄭必堅等人執筆。這是鄭必堅擔任胡耀邦秘書後參與起草的第一份黨代會工作報告。
……
1986年底，胡耀邦準備起草十三大報告，鄭必堅被任命為起草小組組長。1987年1月，胡耀邦辭職後，中央仍然吸收鄭必堅參加起草小組，並指 定他為起草小組的三名負責人之一，鄭必堅負責報告的第二部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黨的基本路線》和第七部分《爭取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新勝利》的起草工作。 這份題為《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的工作報告的最大貢獻，是係統地闡述了關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完整地概括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 本路線。
……
1988年，鄭必堅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兼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所長，他的理論研究工作進入了新的階段。之後，鄭必堅相繼參加了 十四大報告(負責《十四年偉大實踐的基本總結》部分)、十五大報告(負責《鄧小平理論的曆史地位和指導意義》部分)、十六大報告(負責《總論》部分)的起 草，又參加了這期間各次中央全會的理論性、綱領性決議的起草。有人說，他是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幹部中參加黨代會和中央全會文件起草次數最多的一位。】
看鄭必堅的言行，發明“兩個凡是”是其重大的愚蠢的敗筆，這給社會主義帶來慘重災難。但是，奇怪的是，鄭必堅不僅沒受到整肅，反而得到胡耀邦、 趙ziyang等新自由主義改革先鋒、資產階級自由化領袖的提拔重用，從此，鄭必堅的一生中再也沒有出現過類似“兩個凡是”那樣的嚴重漏洞。像吳敬璉、茅 於軾們赤裸裸地堅持新自由主義不同，鄭必堅的發言相對滴水不漏，但卻往往意味深長。（《一個可疑的高層智囊鄭必堅》 http://www.wyzxwk.com/Article/shidai/2011/12/248978.html）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鄭必堅之後也是鄧小平1992年南方談話的整理執筆人，參與了1982年後“曆次”中央大會文件的起草，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主要專家之一，可謂不倒翁。
六，李銳在廬山會議上陷害彭德懷，改革開放後瘋狂反毛反共
著名右派李銳總是拿自己“在廬山會議上受到嚴厲批判”來哭訴。然而當時對李銳這一小人物處理的嚴重程度遠遠超過了“彭、黃、張、周”反黨集團的 主謀，李銳被撤銷一切職務，並被開除黨籍。這到底是為什麽?李銳一直對此語焉不詳。一直到去年11月，一封署名《原中顧委委員周惠談李銳與廬山會議》(http://www.wyzxwk.com/Article/lishi/2009/11/107109.html )的文章揭露了相關內幕：
【李銳仗著主席曾經對他的信任，給主席寫了一封信，說明23日晚上的情況。寫信是可以的，但關鍵是他在這封信裏撒了謊，他隱瞞了那天晚上我們說 的哪些最敏感的話，同時卻發下了“請主席相信我是以我的政治生命來說清楚這件事。如不屬實，願受黨紀製裁”這樣的重誓。這就埋下了一顆大炸彈。後來黃老在 小組會上講出了“斯大林晚年”的問題，這顆炸彈就爆炸了，因為主席已經把李銳的信作為會議文件印發了。】
【8月11日，李銳的立場突然來一個180度的大轉彎，從極力為自己辯解，到全盤認賬。我記得他發言的題目是“我的反黨、反中央、反毛主席活動 的扼要交代”，承認“攻擊去年的大躍進和總路線”，承認“大肆攻擊主席和中央的領導”，承認寫信是為了蓄意“欺騙主席”，承認自己同黃老、周小舟、周惠有 湖南宗派關係，承認自己是“軍事懼樂部的一員”。】
【他曾經夜闖美廬(毛主席在廬山駐地，原為蔣介石、宋美齡別墅)，跪在主席床前，檢舉揭發“軍事俱樂部”問題，一個是說彭老總和張聞天確實曾經 串聯，彭總寫給毛主席的信，事先給張聞天看過，最有刺激性的那句話“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就是出自張聞天的手筆，而張聞天在7月21日的發言，事先也給 彭總看過。當時張聞天有些猶豫，不想發言了，彭總還鼓勵他：“真理在我們手裏，怕什麽?”(1965年，毛澤東接見彭德懷的時候說“也許真理在你那一邊” 這句話的出處就在這裏);再一個就是說確實存在“軍事俱樂部”，7月23號晚上他們也不是單純的去發牢騷，而是去訂立攻守同盟，彭總也不是在他們快離開的 時候才進去，而是早就進去的。】
【彭總頭上有三頂帽子“右傾機會主義”、“裏通外國”、“軍事俱樂部”。第一頂帽子，主要是他的那封信和張聞天的發言引起的;第二頂帽子，主要 是隨同彭總出訪蘇聯、東歐的軍事代表團中的一位上將的揭發，再加上幾位元帥的揭發招來的;第三頂帽子，看來很大程度就要歸功於李銳，沒有他的揭發，這頂帽 子也戴不上。】
【主席確曾想放他一馬，但他的撒謊和反複害了他。李銳曾對我說過一句話“殺降不武”，我當時並不明白是什麽意思，幾年後聽了小舟告訴我的情況，才知道他指的是既然自己有“夜闖美廬”的檢舉之功，就不應該再受到如此嚴厲的處分(撤消黨內外一切職務，開除黨籍)。】
……
隨後黨史專家金春銘對此做了考證：“我同我的一位資深同事(曾一度參與過黨史資料征集工作)談起過這個看法，他驚訝地反問：‘你居然懷疑這份材 料的真實性?’他十分信任自己的記憶和經驗。”“李銳同誌自己的專著《廬山會議實錄》的相關記載。李銳在書中承認他8月11日‘180度的大轉彎’，當時 就令周小舟‘極其不滿’，認為他‘言不由衷，推卸責任’，由此可以推斷：周惠在談話中說周小舟‘氣的臉色發白，回到房間後大罵李銳是*****養的’並非空穴來 風。此外，李銳同誌在書中對自己每天的活動都有詳細記載，但偏偏對8月9日、10日的活動一筆帶過，似有難言之處。”
李銳隨後在辯解中盡管大罵張傑“誹謗”，但是也不得不承認了部分事實：我在給毛的這封信裏，確實隱瞞了我們在黃老處談話中的某些敏感內容，主要 目的是為了保護黃克誠、周小舟等人，想“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實際上，當時我們的一些議論已被主席有所察覺，因此主席幾次找我們談話。在這種情況下，我 不能不如實地談到一些情況，後來也不能不來個“180度的大轉彎”，作出深刻檢討。我在《實錄》中寫道：在檢討中，“我把帽子戴得大大的，‘一勞永逸’， 免得再受‘避重就輕’‘不徹底’等類指責”。
改革開放後，李銳更加瘋狂造謠的反毛：
【首先，李銳在大是大非問題上汙蔑毛主席。例如李銳汙蔑毛主席是空想社會主義者：“在通過《關於人民公社若幹問題的決議》的八屆六中全會上，毛 澤東將《張魯傳》親自作注，印發與會者。他對漢末張魯所行‘五鬥米道’中的‘置義舍’(免費住宅)，‘置義米肉’(吃飯不要錢)，‘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為 治’，‘各領部眾，多者為治頭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勞武結合)，等等作法，也是欣賞的。看來，除了歐洲的空想社會主義之外，近世歐美日本的新村思想， 中國曆史上農民平均主義理想社會的思想，都給了晚年毛澤東或多或少的影響。”
事實上毛主席散發五鬥米道的材料恰恰是為反對空想社會主義和冒進：“毛澤東說：現在人民公社搞的供給製，不是按勞分配，而是平均主義，中國農民 很早就有平均主義思想，東漢末年張魯搞的‘太平道’，也叫‘五鬥米道’，農民交五半米入道，就可以天天吃飽飯。這恐怕是中國最早的農民空想社會主義。我們 現在有些同誌急於向共產主義過渡，這非常危險。北戴河會議規定了過渡到共產主義的五個條件，哪一條也不能少，缺一條也不能向共產主義過渡。反正我不準備急 急忙忙過渡。毛主席強調過渡要有物質條件、精神條件，還要有國際條件，不具備條件宣布過渡也沒有用。要劃兩條線：一條線是集體所有製和全民所有製的區別， 一條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區別。不要輕易宣布向全民所有製過渡，更不要輕易宣布向共產主義過渡。毛主席還說：我們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不僅把杜勒斯嚇 了一跳，也把赫魯曉夫嚇了一跳。不過看來赫魯曉夫還比較謹慎，他現在隻講十二年內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條件，並沒有說到時就要過渡。我們有些同誌(指劉少奇等 人——筆者注)頭腦發熱，想搶在蘇聯前頭過渡，這很不好。蘇聯同誌建設社會主義已搞了四十一年，我們才搞九年，就想當先鋒，這不是頭腦發昏?人有少青中 老，水有溪河湖海。事情都有一定量度，有相對的規律性，從量變到質變更有一個過程，不能隨便說過渡就過渡。”(吳冷西《憶毛主席》第111-112頁)
其次，李銳還抓住每一個細節反對毛主席。例如，李銳說：“對科學技術方麵的無知鬧出的亂子，夏衍談了‘除四害’的問題。1958年把蒼蠅、蚊 子、老鼠、麻雀列為四害，我們奉命大打麻雀，當時上海生物學朱冼就提出，麻雀害少利多。上個世紀歐洲打麻雀，就造成大規模的森林蟲害，不要打。可是科學家 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的意見當然未被重視。後來，上海的科學家們解剖了幾十萬隻麻雀，證明麻雀一年中有三個季度吃的是害蟲，隻有秋冬之交吃一點剩餘的糧 食。1962年，周恩來把這個科學實驗的經過告訴毛，結果呢，不聲不響地把四害中的麻雀改成了臭蟲。這件事似乎沒有科學家研究過……連這一類小問題，也是 他一個人決定的。”
事實上，麻雀被當成“四害”之一並非一時的頭腦發熱，而是麻雀糟蹋糧食是事實。中國農民自古以來就有在糧食成熟時轟麻雀的傳統，包括紮稻草人， 要婦女兒童幫忙“護秋”等。五八年成立人民公社，地都聯成一片成一家了，再象以前那樣自顧自轟麻雀就沒意義了——不管麻雀吃這塊地還是吃那塊地，吃的都是 一家子的糧食。在這種情況下要轟麻雀隻有大家一起轟、哪塊地的糧食都不讓受損失才有意義。所以組織“全民轟麻雀”是很自然、很順理成章的事。而且，當時科 學界除了“反對意見”之外，也不乏讚同意見，諸如，1957年1月18日，時任教育部副部長、生物學家周建人在《北京日報》發表題為《雀是害鳥無須懷疑》 的文章，就肯定：“麻雀是害鳥，害鳥應當撲滅，不必猶豫”。
更有甚者，李銳瘋狂的造謠反毛，到了完全不顧常識的地步。例如李銳胡說：“科學技術上的發展，核時代、電子時代，以及宇航方麵的發展，特別是發 達資本主義國家大生產的發展，毛澤東既沒看過，甚至不準別人研究。”說毛主席不讓別人搞科研，莫非李銳連“兩彈一星”等中國“核時代、電子時代，以及宇航 方麵”的代表成就都忘了嗎? 】
(《雨夾雪：李銳終於走到了末路》 http://www.wyzxwk.com/Article/lishi/2010/12/159204.html )
七，三姓家奴的阮銘
據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8%AE%E9%8A%98 )，阮銘一生政治立場多變，從“極左”，到改革先鋒，到叛逃美國，到成為“總統顧問”台獨幹將……他混入共產黨、國民黨、民進黨之後都有過火表演，因而被公認為“戲路廣，適演角色多”，“紅”角演得發紫，“藍”角演得發青，“綠”角演得發黑。
“極左”生涯
【阮銘在1958年至1961年之間，調任為北京日報社政法文教部副主任、理論部主任。1961年至1967年1月則調至中宣部工作。在陸定一時期擔任過《宣教動態》的編輯，陶鑄時期則擔任過調查研究室主任、中宣部文革委員會主任等職。
這期間阮銘以極左麵目出現，迫害知識分子。曾在《人民日報》和《中國青年》雜誌上發表文章攻擊錢偉長、馬琦等右派知識分子，並在尚未定論之前率 先宣布王蒙是右派。文革初期他以《魯迅文集》的某個注釋有問題為由，在《紅旗》雜誌和《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攻擊周揚。卡瑪·亨頓的電影《天安門》裏有當 年阮銘身佩大紅袖標，主持萬人批鬥大會的特寫鏡頭。】
改革幹將
【1977年應胡耀邦的邀請，到中央黨校工作，擔任中央黨校學術委員會委員兼理論研究室副主任。1978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於北京 召開，確立了鄧小平的領導地位，也為中國在政策上的“改革開放”奠定了一定的理論基礎。在這之後，一直到1982年理論研究室被中共元老王震撤銷為止，阮 銘曾經在十一屆三中全會相關文件的起草班子中工作過。
1983年，阮銘被開除中國共產黨的黨籍。一說是他1961年至1967年在中共宣傳部擔任調查研究室主任和文化革命委員會主任等職，這期間以“極左”麵目出現，迫害知識分子。1983年中央清查“文革”遺案，阮銘因“三種人”問題(打、砸、搶)被開除黨籍。】
叛逃美國
【1988年，阮銘離開中國，滯留不歸，先後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密歇根大學、哈佛大學等校訪問研究。
阮銘也積極參與海外的中國民主運動，是總部位於紐約市的人權觀察組織“中國人權”的理事會成員。】
“總統顧問”台獨幹將
【2002年，阮銘在台取得中華民國的國籍。阮銘因經常發表極端激進的台獨言論而獲陳水扁賞識，2004年被陳水扁聘為“總統府國策顧問”。阮 銘極力主張台獨，多次強調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主張廢除國統會。阮銘說，“台灣不要上共產黨的當，也不要上國民黨的當，什麽九二共識，根本是不存在的東 西”。2011年5月14日參與成立“台灣關懷中國人權聯盟”，並擔任常務理事。】
結語
南方係對以上這些事實的“選擇性遺忘”本身就是一個投機姿態。這些人中，杜導正成為了《炎黃春秋》主編，李銳成為《炎黃春秋》的核心顧問，吳敬 璉被《南方周末》捧為“2010年中國夢踐行者”，至於秦曉、胡績偉等人，南方係多次刊吹捧他們文章。由此可見，南方係才是真正的文革餘孽大本營。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曆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曆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曆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曆史時期。”南方 係、炎黃係、中青係等自由派媒體打著“紅衛兵道歉”的幌子，實質是要妖魔化毛澤東時代，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曆史。而這些媒體卻無視基本的事實——當年在文 革、大躍進中做盡壞事的投機分子與改革開放後的投機分子恰恰是同一撥人。建議黨中央清黨，應該把那批文革中搞極左、改革中搞極右的投機分子清除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