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政隨筆》
認清中國的今天，一定要看清中國的曆史——絕大多數人並沒讀懂中國的曆史，因為他們普遍擔心中國是否還會爆發革命。
比較世界各文明體，中國雖有沒中斷文明的榮耀，卻有不斷革命的曆史，且革命的次數與規模無與倫比。與此相對應的是，歐洲、中東以王朝戰爭、宗教戰爭為主，南亞以外族入侵戰爭為主，中國卻以革命戰爭為主。這革命指的是窮苦大眾不滿統治者的壓榨、盤剝大規模揭竿而起，以戰爭為主要手段、以消滅統治者與富人為主要對象的流血鬥爭，與那王朝戰爭、宗教戰爭、民族戰爭不是一碼事。於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是，這樣密集度與大殺戮的革命何以中國最甚，難道果真是中國的窮人骨頭最硬，動不動就要起來革命改變命運？即使如此，也要追本溯源這革命的“文化基因”何以在華夏子孫的血液裏如此“發達”？下麵，試從三個基本層麵逐步遞進的分析，並以歐洲作為主要對象進行對比，因為在地域麵積、文明程度上歐洲與中國具有最大的相似性，歐洲沒有爆發如此頻繁、廣泛、巨大的農民起義，中國的農民起義卻似家常便飯。
一、中國曆史上9次農民大起義的基本情況
中國農民起義的革命幾乎有個普遍的爆發規律，這規律可以用如下模型表現出來：普遍貧窮加官員敗壞。普遍貧窮往往與天災有關，也與人禍相伴。下麵分別從天災與人禍兩個方麵揭示中國農民起義與革命頻發的直接原因。
9次革命的主要數據
名稱 主要發起者 政權稱謂 規模 人口減少
秦末農民戰爭 陳勝、吳廣 張楚 主要中原 70%左右
及其混戰
西漢末年農民 王匡、王鳳 更始 主要中原 65%左右
戰爭及其混戰 樊崇
東漢末年農民 張角、張寶 未 主要中原 85%左右
戰爭及其混戰 張梁
隋末農民戰爭 王薄、翟讓 魏、夏 主要中原 73%左右
及其混戰 竇建德
唐末農民戰爭 王仙芝、黃巢 大齊 中原、南方 76%左右
及其混戰降到
元末農民戰爭 韓山童、劉福通 大宋 中原、南方 50%左右
及其混戰 徐壽輝、鄒普勝 天完
明末農民戰爭 高迎祥、李自成 大順 中原、四川 86%左右
及其混戰 張獻忠 大西國
清代白蓮教 王聰兒 未 中原、四川 30%左右
起義 李文成
太平天國農民 洪秀全 太平天國 中原、南方 18%左右
起義
上述如此密集度與大殺戮的革命何以中國最甚，下麵試從三個基本層麵分析其中的原因，並以歐洲作為主要對象進行比較。
二、直接原因：天災人禍下的普遍貧窮。
中國農民起義的革命幾乎有個共同的爆發規律，這個規律可以用如下模型表現出來：普遍貧窮加政治敗壞。普遍貧窮往往與天災有關，也與人禍相伴。下麵分別從天災與人禍兩個方麵揭示中國農民起義爆發的直接原因。
1）9次農民大起義時的天災。根據史料，我們可以對上述9次農民大起義爆發的直接原因之一——天災做個對應性分析，就能看到中國革命頻繁爆發的直接原因是多麽一致。
名稱 自然災害 主要地區 社會原因 時間
秦末農民戰爭 稅負沉重 秦二世
及其混戰 嚴刑峻法
西漢末年農民 旱災 湖北、河南 土地集中 王莽新政
戰爭及其混戰 陝西、安徽 矛盾激化
東漢末年農民 水災、蝗災 陝西、河南 腐敗 王朝末期
戰爭及其混戰 土地集中
隋末農民戰爭 旱災 中原 暴政、橫征暴斂 楊廣統治
及其混戰
唐末農民戰爭 連連災害 河南、陝西 腐敗 王朝末年
及其混戰降到 土地兼並
元末農民戰爭 旱災 中原 殘暴、腐敗 王朝末期
及其混戰 黃河決堤 賦稅沉重
明末農民戰爭 旱災、瘟疫 陝西、河南 腐敗 王朝末期
及其混戰 稅負沉重
清代白蓮教 腐敗、 中原 民族矛盾 清朝中晚期
起義
太平天國農民 主要水災 湖南、廣西 戰亂、吏治腐敗 王朝末期
起義 民族矛盾
這裏，除了秦朝末年農民大起義、清朝中晚期白蓮教起義主要是人禍外，其他7次農民大起義都發生了嚴重的天災，或者旱災或者水災或者其它災害，有些災害甚至直接導致赤地千裏、顆粒無收的慘狀——這就是革命的客觀條件。中外學者根據史料做過較為精確的統計與研究，其中主要說說旱災，因為中國多次大規模的農民起義都是大旱年。據史記載，中國曆史上最早的旱災記載為公元前1809年（距今3800多年）的伊洛河流域大旱，並認為“伊洛竭而夏亡”。鄧拓先生《中國救荒史》中的統計表明，自公元前1766年至公元1937年，中國有記載的旱災共1074次，平均約每3年4個月1次；水災共1058次，平均3年5個月1次。美國學者鄭麒來通過史料統計，認為漢代以來因各類自然災害導致的人相食事件周期性地發生，至少50%以上為幹旱引起。另據不完全統計，從1840年到1949年110年間，全國各地共出現人相食事件50年次，平均兩年左右1次，緣於旱災的30次，緣於水災的10次，其他災害計10次（包括旱水、旱蝗、旱雪、霜災、春荒、冬荒及其他）。
與此形成對照，歐洲曆史上的災害比中國少很多，危害程度更是低很多。據聯合國有關機構統計，近300年來全世界超過10萬人死亡的災害共50起，歐洲僅3起，即1812年法國凍災（死亡40萬人），1845-1846年愛爾蘭饑餓（死亡150萬人），1908年意大利地震（死亡11萬人），中國則達26起；這些災害共造成死亡總人數1.51億，中國死亡1.03億，占68%。至於其它災害同樣中國最烈，僅地震中國有記載的就達8000多次，其中6級以上達1000多次，本世紀以來因地震死亡的人數中國占50%以上。同時，歐洲的主要災害並不在廣闊的平原與腹地，如意大利火山、威尼斯和荷蘭的海水上漲、冰島火山、意大利和羅馬尼亞的地震，對生命的威脅小很多。
鑒於歐洲的災害特別是旱災遠沒有中國的嚴重，也就不可能出現基於災害引發大量饑民的揭竿而起，農民起義式的革命也就沒有了客觀的根據與發生的理由。與此相反，中國上述所列9次農民大起義中至少5次是大規模的災害尤其是旱災誘發的，天逼民反也就成了中國農民起義的一個不能消解的痼疾，它存在於中國，卻在歐洲沒有市場。
2）中國王朝統治下的人禍。這裏的人禍主要是統治集團給被統治階級（尤其是農民）人為製造的禍害。從中、歐王朝的比較中發現，就統治階級加害給被統治階級的人禍而言，歐洲比中國要弱得多。
（1）腐敗。與歐洲相比，中國的腐敗具有如下特點，一是從王朝開始的較為清廉到後期的普遍貪腐（有些短命王朝是建立即迅速腐敗），二是腐敗的官員具有日益擴大的趨勢，三是腐敗的裙帶關係非常明顯也就是集體腐敗成為常態，四是腐敗成為一個王朝最終滅亡的重要根源（無力回天）。至於腐敗的方式可謂無所不用，包括克扣糧餉、侵吞災款、截留稅負、霸占田畝、行賄受賄、私賣官帽等等。歐洲的腐敗主體應該是羅馬教廷，那裏的腐敗到了文藝複興時期已經猖狂到無以複加的程度，如售賣免死符、霸占良田、大肆淫亂、增加什一稅等等，但作為王國的君主、貴族、官僚則基本沒有中國式的腐敗，也就是沒有像中國官僚與羅馬教廷的腐敗。
（2）稅賦。稅賦是人禍的第二個表現，中、歐的差別亦是非常明顯。中國的稅賦是以王朝為主提取的，一般在開始時多是輕徭薄賦，然後不斷增加，以至於最後百姓主要是農民不堪重負承受不起，紛紛抗稅抗捐，國家財政崩潰，一個王朝轟然倒塌。歐洲各個王國基本沒有這樣的情況出現，即使出現了關於稅賦征收的衝突，也是國王與貴族之間的衝突，很少出現農民與王國政府的衝突。
（3）官員膨脹。中國各個曆史王朝的官員膨脹也是拖垮一個王朝的人禍之一。在2000多年的曆史進程中不難發現，中國的官民比呈不斷增加的趨勢。有資料統計：西漢時期是1：7945，; v s, [7 I/ ]; r: 唐高宗時期為1：3927，元成宗年間為1：2613，明神宗時代是1：2299，清康熙年間為1：900。1949年後，官民比建國初期是1：290，1978年為1：48人，1999年為1：為30人（同一時期，日本官民比例為1：200，中國是日本的7倍）。歐洲各王國，基本沒有龐大的官僚體係，各級封建主都是自己管理自己的領地，沒有爵位繼承權的家族成員協助管理政務，或者選拔一批親信幫助管理莊園，產生不了一個複雜的官僚集團圍繞皇帝或國王統治國家。
（4）土地兼並。土地集中是中國每個王朝中的必然表現，而且與一個王朝的不斷延續呈正比例發展態勢，也就是王朝延續時間越長，土地集中的現象越嚴重。漢朝紅陽侯王立占地幾萬，唐朝邊鹹的家財可兩年軍費；，明朝潞王有田4萬頃，福王有賜田2萬頃，明朝徐階田產40萬畝。整個帝製時代，中國的土地集中主要通過兼並實現，但自由、公平的買賣並不占主導地位，主要是權力或權勢強買強賣、強行霸占獲得。隨著土地不斷集中，越來越多的農民失去土地，他們受官府與地主的雙重盤剝與壓榨的程度也不斷加重，最後貧者越來越多，流民越來越多。歐洲各個王國基本沒有中國的土地兼並現象發生，它們更多的是貴族間的土地相互侵占，但那都是通過戰爭與聯姻實現的，不是官僚與王家土地的不斷擴大，也不是針對自耕農的不斷剝奪。
（5）勞役。勞役則是官府給百姓增加的格外負擔。中國曆史上勞役沉重莫過於秦始皇與隋煬帝。可是說，這兩個王朝都是短命的，也是有作為的朝代，一個修了長城，一個修了大運河，但修萬裏長城是百萬勞役，修大運河也是百萬勞役，而且秦始皇、隋煬帝的殘暴形象也是因為沒有休止地征發民工導致了沉重的壓榨、剝削直至賣兒賣女證明的。歐洲整個中世紀時期沒有哪個國家能夠征發民工上百萬連續幾年、十幾年地修建一項工程。自羅馬帝國滅亡之後，就沒有什麽大工程出現了，一些國家的王宮則是幾代國王完成的，他們不可能征發那麽多的勞力沒完沒了地建設耗資巨大的工程，即使有些工程也根本不可能與中國古代的浩大工程同日而語。
三、間接原因：龐大帝國的絕對專製統治
天災與人禍促成中國農民革命的頻發，天災似乎可以歸之於地理不同，那人禍的原因又是什麽？其實，人禍就是人為因素，歸納起來通常可以稱之為政治因素。但是，難道中國以外的所有文明體就不是王朝統治，他們的王朝統治就沒有政治缺陷？恰恰這中、歐王朝人禍的不同彰顯了不同的政治機製。
1）中、歐農民起義的差別。歐洲具有與中國大致相同的文明程度，具有發生農民或者窮人革命的條件，那麽，歐洲的農民起義如何呢？古代的希臘有一個斯巴達克起義，以後歐洲各國就沒有發生過大的農民階級的起義或革命了。中世紀後期，歐洲的幾個主要國家發生過一些農民起義，這些起義主要包括：1303年意大利多裏奇諾領導的農民起義，1358年法國農民起義，1381年的英國農民起義，1515年斯洛文尼亞農民起義，1524-1526年的德國閔采爾起義，1573年克羅地亞和斯洛文尼亞農民起義，1667-1671年俄國拉辛領導的農民起義，1773-1774年俄國普加喬夫領導的農民起義。
然而，與中國的農民起義比較，上述農民起義簡直就是小兒科，其基本區別如下：規模小，最大的起義也就聚集了10萬人；時間短，最長的不到2年，最短的幾天；範圍窄，起義波及的範圍，與中國地域比較來說最多在一個省的範圍內；目的有趣，這些起義幾乎沒有力圖推翻現行統治秩序的，更沒要求取而代之，有些起義還得到了宗教勢力、國王的支持，甚至英國、法國的起義者打到了王宮，也沒有趕走或消滅國王，最多是希望減少壓迫，國王的代表同意後就散了；次數有限，每個國家幾乎隻爆發過一次、最多兩次大一點的起義（稍多一點的是俄羅斯，想必是它的壓迫最重所致）；時間集中，這些起義最早的是意大利的農民起義發生在14世紀初期，以後歐洲各國的農民起義多在此後到18世紀之間，也就5個世紀左右的時間，而這段時間恰恰是資本主義衝破封建主義的時期，它與資本主義興起、文藝複興、啟蒙運動、資產階級革命、宗教改革等社會大變革存在內在的關聯。西歐各國中世紀1200年左右，僅有3-4次有影響的農民戰爭。
那麽，中國的農民起義呢？翦伯讚先生的《論中國古代農民戰爭》中認為，僅中國中古時期約500年中，就發生過1000次以上的農民起義。北魏從公元386年到公元451年的65年中，人民反抗包括反對民族入侵與壓迫的鬥爭共37次，百分率為56.92%；自452年至485年33年中，爆發農民起義46次，平均每年1.5次以上。人民起義或殺州郡守宰，或襲城掠地，或自擁成王。宋朝前後300餘年，爆發了433次農民起義，其中230次在北宋，203次在南宋，平均一年就有1.4次。
2）不屬於農民起義的歐洲戰爭。歐洲沒有中國如此頻繁而規模巨大的農民起義，但並不等於沒有戰爭，隻是這戰爭與中國的戰爭差別很大。1986年，美國《實況匯編》出版社出版了美國著名戰爭史專家喬治·C·科恩的一本書《戰爭詞典》（中譯本名為《世界戰爭大全》），一本為學界公認目前為止記載戰爭史方麵的權威性參考書。該書總結自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1984年世界各地發生的戰爭共1700餘次，其中540次發生在歐洲，有學者將這540次歐洲戰爭根據不同性質進行了分階段的量化統計，結果革命戰爭或者說農民起義的戰爭幾乎沒有，王朝戰爭、宗教戰爭、領土戰爭構成了最基本的內容，與中國革命戰爭占據絕對主導地位恰成對照。正因如此，歐洲就從未發生過通過革命推翻一個王朝的戰爭。
3）中、歐戰爭類型差異的製度性區別。翻開兩大文明體的曆史，一個與中國完全不同的政治畫麵就是，歐洲從未形成過一個大帝國統治整個歐洲地域的政治格局——古羅馬帝國也隻是中南歐的部分地區，而是多個王朝並行地控製著歐洲的疆域，甚至外族入侵後還要在歐洲的版圖上割一塊構成自己的帝國，如阿拉伯帝國、奧斯曼帝國等，而且他們統治的時間多達幾百年。中國的版圖與歐洲差不多大，但在這塊地域上形成了一個龐大帝國的統治，周邊存在一些諸侯國。可是，這多個王朝統治的地域總是爆發王朝戰爭好理解，但一個大帝國統治下的地域不斷爆發農民戰爭作何解釋？
（1）中國皇帝絕對專製的人禍。秦朝統一全國後，實行了郡縣製，盡管漢朝企圖恢複分封製，但經過七國之亂，到了漢武帝時期基本結束了，形成了皇帝一人擁有全國所有人口、地域的絕對專製製。對於這樣龐大的土地、人口的統治，隻能建立各級地方政權，然後皇帝派遣各級官吏前去進行時間、責任、權力有限的管理與治理，他們統一的負責對象是皇帝，皇帝是他們權力的唯一來源。於是，帝國基礎上的一個龐大的官僚統治階級形成了，他們通過皇帝的絕對權威與命令統治全國，這個官僚階級包括中央的辦事機構與地方的派出官吏，這是中國官員數量龐大的直接原因。爾後，這個官僚階級的產生逐步通過蔭庇、舉薦等多種方式發展到科舉而最終製度化，隋唐科舉取士製度的應運而生即是這個政治製度運行的必然產物。於是，中國的內閣製、官僚製、科舉製構成了中國絕對君主專製政治的必然組成部分。
然而，當這個政治體製治理一個龐大的帝國時，麻煩就來了。龐大帝國的所有權、統治權、管理權歸皇帝一人，皇帝不可能治理這麽大的國家，那就需要參謀班子代為管理中央權力，委派地方官員代為管理地方事務。他們的共同政治理念是，國家是你皇帝的，我來幫你治理國家。治好了，最多皇帝獎勵給我一些錢財、榮譽之類的，治不好挑子一撂與我何幹？結果，所有絕對專製統治的弊端都在這裏發生了，什麽貪汙腐敗、橫征暴斂、土地兼並、官紳勾結、勞役攤派、官員膨脹統統出來了，人禍在這個巨大帝國的卵翼下一個一個形成了，農民起義也就不絕於史地頻繁發生了。至於這個體製下的人民，如果能夠攤上個德才兼備又雄才大略的皇帝，還要這家夥勤政、節儉，也許能夠過得安居樂業，如曆史上的幾大盛世；如果攤上個自私、懶惰的皇帝，王朝連同它的大臣與人民就沒救了，專等哪一天革命爆發。可以說，一個皇帝絕對專製統治下的龐大帝國成為中國人禍為烈的基本原因，也成為農民起義不斷爆發的基本根據。
（2）歐洲封建等級君主專製下的人禍。歐洲自羅馬帝國後，再也沒有出現過龐大的個人君主絕對專製的政體，雖然在東歐特別是俄羅斯帝國崛起之後具有個人君主絕對專製的特點，但在整個歐洲中世紀不具有主體的地位，它整體實現的是分封的政治體製（又叫采邑製），與中國自秦始皇之後的君主個人絕對專製的政治體製並不相同，正是這個體製的不同決定了歐洲主要是王朝之間的戰爭。同時，一個統治整個歐洲的天主教的存在，因宗教引起的戰爭也成為一種基本形式；中國沒有自生的占統治地位的宗教，也沒有宗教性質的戰爭。還有，中、歐均有民族間的戰爭，但中國的民族戰爭主要是漢族與少數民族的戰爭，而且這是一種純粹民族間的戰爭（雖然也有少數民族之間的戰爭，卻也不占據支配地位）；歐洲的民族戰爭是廣泛存在的，並且往往與王朝戰爭交織在一起，純粹的民族戰爭並不多見。所以，歐洲爆發的王朝戰爭多而中國爆發的農民戰爭多，最基本的差別就是歐洲實行了分封等級君主製，中國實行的是君主絕對專製製。
歐洲在羅馬帝國時代實行過君主個人專製的統一政治形態，與中國秦漢以後的政治製度相同，這可以稱為絕對君主專製政治。但進入中世紀以後普遍實行了分封製，一個與中國版圖一樣大的區域，形成了幾百個封建國家。也就是中國是先封建製後絕對君主製，歐洲則是先絕對君主製後封建製，政治上采取了不同的演變道路。歐洲的分封製是土地、人口掌握在大大小小的封建領主手上。歐洲的人禍就體現在這分封製的政治製度裏，與中國的人禍完全不同了。
歐洲的分封製開始於公元5世紀，以法蘭克族（日爾曼人）攻陷西羅馬帝國（476年）開始，一直持續到15世紀，曆時1000年左右。這一政治體製的普遍實施，與歐洲北方蠻族大量南下成為歐洲的主體民族有直接關係。日爾曼蠻族的很多部落是分頭從中歐和北歐入侵進入西羅馬帝國的，這就有了很多王，他們各占一片地方，然後對部屬進行分封。隨著公元6-8世紀法蘭克人統治的擴展，分封製也逐漸擴展了整個西歐。
與此同時，中世紀歐洲的封建製與天主教的等級製共存，形成了兩大社會管治體係，國王以下各級貴族的政治管治體係與羅馬教皇為首的教士管治體係，前者以一個王國為管製範圍，後者將所有中、西歐各王國納入統一的管治體係。同時，分封製下的歐洲形成了三大政治主體即國王、貴族、教士，進而形成了多元的政治關係格局，否定了任何一個政治主體對權力的無限與絕對控製。與此相對應，分封製下的歐洲，形成了三大穩定的職業集團，種田的農民，打仗的貴族、武士，做祈禱的教士。他們各有職守，相互製衡，誰也吃不掉誰，誰也滅不了誰。更有趣的是，在歐洲的版圖上還在分封製的基礎上出現了幾十上百個大小不等的王國，這些王國相互之間都難以完全消滅對方，導致三元政治格局下的歐洲各國之間王朝戰爭不間斷地爆發，而始終統一不成一個大帝國或者一個大帝國不能絕對主導下麵的諸多小諸侯國。
這一多個王國共存前提下的多元政治格局，除了王朝、諸侯、宗教戰爭，幾乎不可能爆發農民起義的革命戰爭：王國小，土地又分封了，宗教承擔了相當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甚至戰爭職能，其直接的後果是國王的絕對權力沒有了，他不可能將自己的王朝與國家為所欲為的玩弄，也難以像中國那樣一個暴君、昏君統治，將這個國家搞的烏煙瘴氣、民不聊生，激起民變；各個王國的各級貴族世襲統治自己的領地，國王通過建立一個龐大的官僚集團統治國家不必要了，官員膨脹沒了，官員的腐敗少了，官員魚肉鄉裏少了，官民矛盾不可能達到難以調和的程度，以致官逼民反；土地是世襲的，沒有自由流動與買賣，農民不擔心喪失土地，貴族不可能像中國的官僚、地主一樣無限地收買土地，引發大量流民四處流浪，聚眾謀反。這些無一例外地決定了歐洲的王國難以爆發農民起義的革命，它既沒有經濟上的條件，也沒有政治上的條件。
問題在於分封製於中國的秦朝就正式結束了，為什麽歐洲到了公元5世紀後反而盛行起分封製了呢？換句話說，歐洲的分封製能夠形成不滅而中國的分封製形成滅亡的原因是什麽呢？難道僅僅是那個秦始皇統一六國的結果嗎？好像問題沒這麽簡單。所以，尋求中國農民革命爆發的原因還需要更為深入地探尋。
四、根本原因：嚴重失衡的民族結構
然而，究竟什麽決定了中國的專製政治是絕對的而不是相對的，也就是說分封製在中國最終難以為繼終結於於秦漢的原因是什麽呢？與此相對應歐洲的分封製能夠不斷延續直到自然演變到資本主義呢？
1）中國的分封製何以終結。人所共知，自夏朝開始到商朝再過渡到周朝，中國的政治結構選擇的是分封製，而且到了周朝分封製已經非常成熟、發達了，比之於歐洲各國的分封製至少早2000年以上。但是，周朝的分封製沒能確保其王朝的永續存在，它不是被外麵被推翻的，而是亡於分封製本身。分封製下的諸侯自主收稅，自養軍隊，天子所轄地域狹小，軍隊有限，國家開銷需要諸侯國上繳賦稅，國家安全需要諸侯國軍隊拱衛。一旦諸侯國拒交稅收、拒不出兵，天子就成了毫無力量的孤家寡人，成為空有最高天子頭銜的傀儡。最後，到周朝正式滅亡前夕，連旗子的作用都沒了，那些想稱霸天下的諸侯國，連同天子與其它諸侯國都在格殺之列，最後結局隻能是分封製退出曆史舞台。
2）中國分封終結的深層原因。最簡要的角度歸納，應該說這與東方這塊廣袤的土地形成了一個強大而龐大的惟一大國有關，即從遊牧部落進化到國家時，中國是一個國家獨霸天下，歐洲則是多個國家同時並存，與中國同樣版圖的國土，歐洲形成了幾百個王國、公國、侯國，中國卻是一個龐大的惟一的國家加上北方難以持久的草原部落。一個地域龐大的國家沒有了分封的政治條件，而在專製政治成為小農經濟基礎上的惟一選擇時，唯一合理的政治結構就是皇帝控製一切的絕對專製。所以，亞細亞廣闊地域上中華大國的唯一存在，成為中國一元性絕對專製政治形成的基本原因。
那為何歐洲能夠形成幾十、上百個國家，中國卻不能，甚至周朝之後已經形成的多國競雄的局麵達幾百年還是被秦始皇統一了？對此，惟一能夠給予合理解釋的隻能是，中國是以一個民族為主體構成的國家，雖然這個國家的名義下也存在所謂的多個民族，但這些民族與那個主體民族相比，隻是被稱為少數民族的幾十個民族，她們根本沒有能力形成獨立持久的國家，因為它們不少甚至沒有自己的文字。歐洲則是幾十個民族構成的上百國家，也就是多個民族的同時存在形成了以民族為單元的多個國家，結果是歐洲的版圖被具有自身民族語言與文字能力的不同民族瓜分了。從中我們可以獲得的一個結論是，一個龐大民族的存在是中國難以形成多元政治結構的基本原因，這個民族就是漢族——正是這個民族構成了中國的絕對主體，它就像一個巨人與無數小孩組成的一個國家，這些小孩不能形成國家，隻能依附漢族這一龐大的民族統一在一個國度裏。—個龐大無比的民族為主體建立的一個巨型的大國，歐洲卻是幾十個、上百個民族構成的，他們可以以各自民族構成一個個國家，卻沒有一個龐大無比的巨無霸民族建立的巨型國家。中國是一個人數巨大的漢族與人數極少的幾十個少數民族共同占有著東亞細亞這塊廣袤的地域，而且少數民族主要在是在極端邊沿的南、北、西地區，中原那可是漢族人的絕對天下。中、歐民族結構的不同成為了中、歐文明選擇政治製度分殊的基本原因。
然而，東方的中國為什麽一個民族擁有這塊土地上90%以上的人口？這裏提供的嚐試性解釋是，中國的地理結構決定了遍布在亞細亞廣闊土地上的各個部落在進化的水平上並不均衡，其中一個或幾個部落進化的速度更快，當他們在相互融合中已經形成了穩定的語言與文字作為一個獨立民族存在時，其他部落還在茹毛飲血，這一不均衡進化的結果便使發達的民族在擴展過程中，不是將其他尚未形成民族的部落同化，便是將他們消滅，而這個發達民族力所不及的地方則留下了一些十分落後的部落的自然進化，如南方的雲貴高原與北方的大草原。中國的地理地貌成為漢族在這塊大地上居於絕對主體地位的物質原因，也成為後來這個地域上形成一個巨型國家、一個絕對皇帝、一種全能主義政治的決定因素。
相反，歐洲所以分封製能夠曆經千年而不衰在於，那些南下的法蘭克部落，並不是操同一種語言的同一民族，而是都具有自己方言的部族，因此以操同一種方言的部族南侵後就紛紛建立了自己的王國，加上原有的民族以拉丁語為為母語，結果歐洲版圖上就出現了大大小小幾十個民族，大的如法蘭西、日耳曼、意大利、英吉利等民族，它們以自己的民族為單元建立王國，實行分封。於是，歐洲形成一個絕對主體民族基礎上的龐大帝國不可能了，而幾十個民族基礎上的幾十個甚至上百個王國的國家形態確立了。這些王國誰也消滅不了誰，誰也融合不了誰，他們隻有在縱橫捭闔的王朝戰爭中此消彼長。至於各個王國下的分封諸侯，任何一個或幾個諸侯不可能聯合起來通過叛亂推翻中央王朝，並且隻要如此另一個王國就會趁你王國的內亂將你收拾掉——分封諸侯沒有能力足以推翻中央政權取而代之，分封製得以在幾十個民族基礎上的幾十個國家的政治結構中保存了下來。
3）中、歐地形的差異比較。既然地緣成為理解中、歐曆史上政治差異及其演進路徑不同的基本原因，當然需要具體了解中歐地形差距的具體狀況，這在西方稱為地緣政治學。如果將曾經劃走的地域算在一起，中國的版圖應該有1200萬平方公裏，整個地形是一個四麵封閉、整體聯係緊密的大陸。中國的中原地區（包括華北平原、長江中下遊平原、黃土高原）地勢平坦，較少山脈，有些丘陵地帶，這些平原及丘陵地區的原始部落進化出了非常發達的民族，特別是黃土高原地帶的部落必然進化成為更為先進的民族，即炎帝部落與黃帝部落融合而成的民族。而且這些平原地區的各部落是能夠相互流動的，他們很容易相互融合為說一種語言、用一種文字的統一民族，這就是龐大的炎黃民族——盡管到了漢朝以後才有了關於中原地區龐大民族的漢族稱謂，但那可是整個中原地帶一個具有高度融合性的巨大民族形成的地緣基礎。至於其他地區都是高山、荒漠與草原。盡管還有多達近900萬平方公裏的地域，但幾乎不利於農耕，也就無法實現農耕經濟的生產與經營，這裏的部落當然人口稀少、經濟落後，根本無法與先進的農業文明部落競爭，隻能以遊牧、狩獵、采集為主要生存方式形成人口極端稀薄的少數民族。當中原漢族已經基本形成了成熟的語言、文字後，這些地區的民族根本不知道文字為何物，而文明程度的差異巨大決定了這些民族要麽逐步漢化，要麽成為邊緣地域永遠落後的少數民族。於是，一個巨大的漢族與其他很小的多個民族占居這個地區的民族結構形成了，然後一個以漢族為主體的中華大帝國永遠地雄踞於中原，其它所有弱小民族偏於一隅的短命王朝，構成了東亞細亞的國家結構。
歐洲的地域約為1100萬平方公裏，為世界七大洲中最平坦的一個洲，平原麵積占了近60%，但東歐平原麵積近500萬平方公裏，占了歐洲平原總麵積的80%，其緯度與西伯利亞平原相同，氣候是平原中最寒冷、幹燥的，人口十分稀少，存在著較為分散且十分落後的部落，後來轉化為了東歐的各個落後民族。至於波德平原麵積為30萬平方公裏，地勢平坦，正是這塊平原進化出了後來的日耳曼各部落，他們大部南下侵占了南部地區，逐步穩定成了後來的各個民族。其他地域則是一些河流的三角洲地區，或者部分低丘陵地區（西歐平原），麵積都狹小、分散，有利於各部落獨立存在形成民族。此外，歐洲總麵積的1/3以上屬於半島和島嶼，其中半島麵積約240萬平方千米，約占全洲麵積的24％；島嶼麵積約75萬平方千米，約占全洲總麵積的7％。這些半島犬牙交錯、切割厲害，導致交通不便，相互流動困難，也就促成了各半島上的部落自我進化成為獨立的民族。
基於地緣形成的上述民族格局成為了歐洲多個國家王朝建立的民族基礎，也形成了無數個隻能控製一個平原、半島、丘陵地域的王朝。進一步來說，這一地域不大的王朝分封後的諸侯，實際控製的地域更為狹小了，他們的力量也非常弱小，對內不足以對抗中央王朝政府與其他諸侯，對外更不可能對抗一個其他民族王朝的掠奪，從而確保了歐洲各國分封製能夠持續下去。
中、歐不同的地緣決定了中國可以形成一個巨大的民族構成的大帝國，四周則是落後許多的弱小“蠻族”，他們最多能夠建立壽命長約100年左右的民族國家，但根本不足以與漢族為主體的中華帝國匹敵；歐洲卻可以形成幾十個勢均力敵且文明程度相當的民族，最後他們各據一塊建成幾十、上百個國家，通過分封製立邦建國，相互之間連年混戰的王朝戰爭成為主要的戰爭形態，難以形成農民起義的革命戰爭。也正是這個政治結構，成為了後來自由的資本主義能夠先期從這個大地上孕育而成的基本原因——盡管中國的古代文明長期走在歐洲的前列，更在世界的前列，也無可奈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