陷入“轉謠質疑”風波的微博大V李開複如此定義自己、以求被公正對待：“我就是一株無害植物嘛。” （CFP/圖）
“粉絲超過一百萬，就是全國性報紙”，大V們“終於有自己的報紙了”，可以從微博場域溢出到社會話語場域，從網絡影響現實。
但現實同時在關注正在起變化的網絡。潘石屹微博質疑PM2.5，環保局領導發了火：“這是什麽性質的問題？”
“新浪首先是一個商業公司，俗話說就是求財，要快速實現商業化，（讓大V走）未必不是個機會。”
過去幾年微博上的公共話題，多從爆發、憤怒直至無效，最初熱衷於參與公共事件的人，都轉向了自己的小圈子。
大V的冬天似乎從這一年的8月份就開始了。企業家王瑛，因反對柳傳誌“在商言商”言論而成為引發空前關注的微博加V用戶，半個月來，她的桌上總擺著 一部iPhone手機和一部iPad平板電腦，她頻繁拿起iPhone刷新微博，也不時用iPad查看微信群裏不停閃爍的信息。偶爾，她會歎口氣，指著滿 屏滾動的信息說，那都是企業家們“不安的心跳聲”。
擁有廣泛影響力的“大V”（微博認證用戶），在最近一個月成了最重要的警誡及批評對象。這個中國互聯網深具標誌意義的新生群體，正麵臨誕生4年來所 未曾有過的挑戰。短短兩周內，這場網絡清理來勢洶洶：數以百計網民因“造謠傳謠”被處理在前，“大V的冬天來了。”一篇時評這樣說。
8月末，網絡推手“秦火火”等人被捕，微博紅人薛蠻子則因涉嫌嫖娼被拘留，互聯網隨之掀起一場“打謠”風潮並引發連鎖效應。新華社刊發評論《謹防大 V變大謠》，呼籲大V們要“發出‘好聲音’”，切勿“給謠言插上隱形的翅膀”；《求是》雜誌子刊《紅旗文稿》發表評論：“整治網絡謠言必須出重拳，要敢於 打‘老虎’、管網站。”
對於這些告誡，“大V”們感同身受。擁有1600萬粉絲的房地產商潘石屹，以賣萌的姿態表達了鬱悶：“為什麽當初要在我們頭上加個V？（略帶哭腔）”他還忍不住發出疑問：“你說這微博是好東西，還是壞東西？”
潘的老友兼同行任誌強，也發出了同樣的疑問：“微博無限好，大V近黃昏？”
商人特有的敏銳嗅覺滋長了現實層麵的擔憂。王瑛加入的十餘個主要由企業家組成的微信群，過去熱衷談論讀書心得、社會熱點乃至羅伯特議事規則。半個月來，情況卻急轉直下，所有人都開始疑慮重重：企業家還要不要討論公共事務？
一向以直言聞名的王瑛，認為答案是肯定的。一個月前由她觸發的“退出正和島”（一家企業家社交網站）風波公開了中國商人群體的思想衝突。她反對並抗議柳傳誌關於“隻談商業不談政治”的“在商言商論”，認為生意人不該“畏忌自保”，也應有“一副肩膀、一份擔當”。
而這些天來，王瑛收到的卻是越來越多勸其“慎言”的告誡。她的一位朋友，甚至刪除了全部私信對話，覺得還是謹慎點好。
陷入“轉謠質疑”風波的創新工場董事長李開複，則搜索了自己的一萬三千餘條微博，又請了兩家微博爬蟲公司，檢測是否曾轉發造謠者“秦火火”的微博。 私下裏，他這樣表達內心的荒誕感：“對這樣一個小混混，也要這樣認真對待？”但接受媒體采訪時，他又不忘定義自己，以求被公正對待，“我就是一株無害植物 嘛”。
微博的江湖陸續泛起波瀾：作家韓寒說起了自己被V字形的獎杯卡住手指的故事，借以自嘲；曆史學家章立凡則勤奮扒拉起官方微博，說：“‘民謠’要抓， ‘官謠’也要抓。”而對編劇寧財神來說，挫敗感源於長久以來沉澱的疲憊。9月2日，他轉發了一條朋友家被強拆的微博——這條求助微博曾被許多大V轉發，卻 於事無補。
“大V的V，我一度以為是Victory（勝利）。”寧財神這樣表達內心的沮喪，“但現在我覺得微博已經喪失任何力量了。”說這話時，這位1997年就已觸網、中國最知名的網絡作家兼編劇脫了鞋子歪倒在沙發上，語氣混雜著戲謔與無奈：“我認輸了。”
“終於有一份自己的報紙了”
趙薇誕下女兒後隻留了一個“哇”字，半小時之內吸引了超過1500粉絲留言，韓寒第一條微博僅是個“喂”，立即評論上萬。
潘石屹記得，2009年8月，新浪執行副總裁陳彤出麵邀請他注冊微博時，兩人正在辦公室吃盒飯。潘石屹一邊吃，一邊問：“你說我如果上你這兒開，能達到一百萬粉絲嗎？”對方想了想：“估計得幾年時間吧。”
兩人都沒想到：4年過去，潘石屹的微博已有了1600萬粉絲，相當於南美國家厄瓜多爾的人口總數。他也變成了中國最知名的房地產開發商；而新浪微博，也發展成了中國最具影響力的信息平台之一。
在中國，總部坐落於北京中關村“理想國際大廈”的新浪公司確實時常迸發出某種“商業理想主義”氣息，這在其終日燈火通明的微博事業部得到很好的體 現。1600名鬥誌旺盛的年輕人在這裏服務著五億多用戶。每天，共有愈億條微博在這裏誕生或轉發，是全球最大社交網絡推特（Twitter）的三分之一。 由此蔓延而出的龐大信息網絡，如章魚般向四方伸出觸角，深刻影響著中國人的生活。
潘石屹與新浪微博的親密合作，也正是後者最初成功的秘訣。2009年8月，新浪推出“新浪微博”內測版。為了搶占先機，新浪運用了其最熟悉的戰略——拉名人。
這源於博客時代的成功先例。此前數年，新浪博客積累了大量的名人資源，微博建立後，更在這一戰略上竭盡所能——他們甚至請來日本AV女優蒼井空、拳王泰森等國際人士。短短1年間，新浪微博就擁有了過億用戶，以“ⅴ”標注認證用戶超過2萬人。
這是新浪攜手名流在微博翩翩起舞的時代。新浪專門製定了“名人推動+群眾運動”的推廣策略，一幹高管為了拉攏名人，竭盡所能。據新浪內部人士介紹， 一線員工也都被定下了“拉名人”的任務，並有嚴格的目標責任製及豐厚獎勵：拉到省部級的領導幹部，一萬塊獎金；拉到頂級的明星，則給3000至5000 元。
“占領了摩天嶺，敵人就很難攻上來了。”新浪執行副總裁陳彤曾這樣總結新浪的名人戰略。
隨之而來的，是大V群體的崛起。截至2012年底，新浪微博粉絲在千萬以上的大V超過80人，粉絲在百萬以上的超過3600人。這是一場巧妙的雙贏：微博贏得了用戶，大V則贏得了聲名——龐大的粉絲群，進一步放大了V們的影響力。
目前的新浪微博第一“大V”娛樂明星陳坤，擁有5600多萬粉絲，是澳大利亞兩倍人口還多。他們主宰輿論熱點的能力和方式超過常人想象。現在擁有 4600多萬粉絲的趙薇誕下女兒後隻留了一個“哇”字，短短半小時之內就吸引了超過1500個粉絲的留言，而韓寒，第一條微博僅是個“喂”字，立即引來瘋 轉，評論上萬。
企業家也在這兒找到了舞台——2009年末，在老友潘石屹的介紹下，使用著老式手機，隻會拿眼鏡腿在屏幕上手寫輸入漢字的地產商任誌強，走上了微博 之路。此前還是演講被丟鞋的“人民公敵”任誌強迅速在這裏找到了另一種存在感。他一天寫數十條微博，自喻皇帝新裝裏的小孩，“寧願喝茶，不說假話”，憑著 “人有三件事不能等”等“心靈雞湯”和生日時曬滿屋的鮮花和蛋糕，轉身成了備受歡迎的“鄰家大叔”。
而微博所拓寬的輿論場，也吸納了更多的人進入其中。他們有娛樂明星、體育明星、律師、媒體人、主持人、公益人士、政府官員……這些本來分散的社會角 色，被聚集在一起，相互激發燃起介入公共生活和社會事務的熱情，並迅速成為微博空間新的意見領袖。他們占據信息高位，引發話題、設置議程，成為微博話語的 “觸發器”、“過濾器”及“擴音器”。
上海交通大學輿情研究實驗室就曾研究發現，2010年影響較大的74起微博輿情案例中，有近五成存在明顯的意見領袖。
“微博完成了律師江湖的連結，有了微博，就形成了一個在野的江湖。”律師斯偉江評價。與之一起活躍在上海、浙江一帶的陳有西、袁裕來等同行，也憑著李莊等案在微博的發酵，站在了網絡時代的聚光燈下，並發現擁有了一件製約公權力的有力武器。
“現在法官對我接的案子都會很小心。”陳有西說，“一旦我（用微博）在全國推起來，他們吃不消的。”
就連視微博為“掘墓人”的傳統媒體，最後也不得不依靠微博宣傳和發展。傳統媒體人也加入了這場信息盛宴。鄧飛、王克勤、羅昌平、石扉客等記者借助新媒體的力量，嚐試著勾連網絡與現實，隨之成為輿論焦點。
微博上有一句流傳很廣的話：“你的粉絲超過一萬，你就好像是本雜誌；超過十萬，你就是一份都市報；超過一百萬，你就是一份全國性報紙；超過一千萬， 你就是電視台，超過一億，你就是CCTV了。”這一點，導演馮小剛就深有體會。“我終於有一份自己的報紙了。有了微博就好像有了‘馮通社’。”他說。
2013年08月10日，中央電視台，“網絡名人社會責任論壇”節目錄製現場。 （CFP/圖）
“另一種美好的可能”
劉鐵男事件後，羅昌平回到家鄉湖南漣源，發現一百餘人的小村裏，居然有十餘人因想要了解此事，開通了微博。
對於1996年就已上網的專欄作家五嶽散人來說，新浪微博剛誕生的兩年，確實深刻改變了信息的流動方式：山西疫苗案、玉樹地震、宜黃血拆、上海火災……信息經過大V轉發，會立即形成信息傳播的爆發式增長點，出現“幾何級放大效應”。
而在他看來，2011年7月的動車事件，更是標誌著一個網絡虛擬“廣場”的形成。五嶽散人至今仍能清晰記得，動車事件後的許多個整夜刷屏的日子，他 從現場圖片、文字直播完成獨立思考。他還@了好友、“微博女王”姚晨：即使司機睡著了，按照目前動車與高鐵的設計，也不應該造成追尾。他還通過微博號召人 們不要圍觀，以免阻礙救援。
最讓騰訊微博總編輯李方印象深刻的，是“自媒體”的新特性：每個節點，都是信息流動的一環。這深刻影響了信息的公開性和及時性。他清晰記得，2011年底甘肅校車事件，傳統媒體一個小時後才趕到現場，而撞車後5分鍾，騰訊微博的網友就已在直播。
虛擬廣場的扁平化，則讓前律師李莊印象深刻。2011年以來，借由微博，他極大拓展了所能觸碰的信息邊界——他聯係上了重慶事件中的諸多當事人，甚至找到王立軍的秘書忻建威，並勸說其麵對公眾，陳述冤情。
“打破信息的隔絕，每個人都是可以連接的。”如今，李莊每天都會收到幾十條求助私信，遠遠超出重慶事件的當事人，“我就像有了一個私人電台”。
此外，傳統媒體模式的相對固化和停滯，也助推了受眾對微博的需求，也完成了傳統媒體看似“不可能之事”。“想尋找新的言論空間。”曆史學家章立凡回憶他上微博的動機。
幾乎同一時間，網絡作家慕容雪村的紀實小說《中國，少了一味藥》，在出版過程中遭遇了在他看來無理的刪改。自那時起，他開始上微博，要成為“自覺的批評者”。“我開始認識到，寫作不能僅為此時此世，更應為了一個更寬廣的世界。”
2010年宜黃拆遷也是微博在公共事件上的作用和影響進一步形成的節點。江西宜黃縣人鍾如琴因遭遇強拆而自焚。她的姐姐鍾如九尋求媒體幫助，被當地政府阻撓在了機場廁所。記者鄧飛等人通過“微博直播”，成功使其擺脫困境，最終還讓地方領導引咎辭職。
而在《財經》雜誌副主編羅昌平看來，虛擬廣場上的大V，借由技術賦權，更具備了影響社會現實層麵的能力。2012年12月，羅昌平連發了3條微博，實名舉報時任國家能源局局長劉鐵男涉嫌學曆造假、官商同謀騙取貸款和包養情人。半年後，劉鐵男被正式調查。
更讓羅昌平驚訝的是，劉鐵男事件後，他回到家鄉湖南漣源，發現一百餘人的小村裏，居然有十餘人因想要了解此事，開通了微博。
除了製約公權力，鄧飛眼中的微博世界則更為廣闊：2011年，他發起了“微博打拐”及“免費午餐計劃”，學者於建嶸則發起了“隨手拍解救乞討兒童”活動，彰顯出大V強大號召力的同時，也顯現了網絡另一種美好的可能。
“打破信息傳播的壟斷壁壘，改變公共領域的話語格局，進一步實現個體權利。”對於微博所構建的新型虛擬廣場，上海大學副教授李明亮這樣評價。“大V處於輿論場的金字塔尖。”
“微博大V是網絡時代與時俱進的新貴。是新傳媒造就出來的明星。”作家金仁順在一篇文章中這樣寫道。
“你看這是什麽性質的問題”？
潘石屹微博詢問PM2.5問題登上了《華爾街日報》，環保局的領導發了火：“你看這是什麽性質的問題？”
縱使“新貴”們正如日中天，研究者李明亮卻預見了隱患：微博看似給予每一個普通人發聲的機會，主導公共輿論的權力卻逐漸向“大V”集中。
2012年，香港大學曾對1.2萬新浪微博用戶進行研究。研究發現：為期7天的研究期裏，八成的用戶並未撰寫原創內容——看上去，新浪微博不像城市中心廣場，而更像倫敦海德公園的演講者之角。
在李明亮看來，“蝴蝶效應”在微博上隨處可見——任何化身為大V的蝴蝶扇動一下翅膀，都可能掀起一場無法預料的風暴。
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院教授沈陽的研究就曾發現：一個總數不超過250人的大V群體，已成為網絡熱點事件消息傳播的核心軸。這250人通常擁有10萬以上的有效粉絲，如不能激活他們，則無法將事件推向深入。
2011年，據人民網輿情監測室統計，2011年備選“年度20件熱點事件”的33個案例中，新媒體實現議程設置、影響話題走向的比重超過傳統媒體一成。
任誌強則回憶，國務院會議上領導兩次點了他的名字，都是因為微博——領導們定期會看他的網上發言，一篇關於“保障性住房大躍進”的文章剛上網，第二天文章就被批示到了住建部。
在此次打擊網絡“大謠”風潮中落馬的薛蠻子，也曾這樣彰顯過作為“大V”超出互聯網以外的影響力：2013年1月，李承鵬簽售現場，嘉賓薛蠻子被保安擋在門外。他打開了手機，告知保安：“我是薛蠻子，我有987萬粉絲，讓我進去。”
中國人民大學輿情研究所根據監測結果認為：關於公共事件的微博，一旦達到轉發次數超過1萬或評論數超過3000的臨界閾值，就可能會從微博場域“溢出”到社會話語場域，從網絡影響到現實。
但“現實”同樣在關注著正在起變化的網絡。2011年下半年，因為老婆老咳嗽，潘石屹決定在微博上直播美國大使館每日公布的PM2.5數據。一個月後，北京市環保局找上了門，“讓我不要發了”。
甚至因為潘石屹發起了投票——詢問政府何時公布PM2.5國家標準，被刊登在了《華爾街日報》，環保局的領導還發了火：“你看這是什麽性質的問題？”
有關部門的人也曾找到任誌強。討論主題是如何利用微博，對方很明確地告訴他：“不希望把微博關掉，而認為微博應該成為被正麵利用的東西。”
以“大V”為代表的網絡話語權的重新分配，很快就顯現硬幣的另一麵，最為顯著的則是政府部門對大V的管控，以及對謠言的打擊。
在此之前，作為商業利益的追逐者，新浪在官方監管與公眾需求之間小心保持著平衡，並試圖堅持一些溫和的原則。2010年，接受媒體采訪時，陳彤曾這樣表示：“刪帖會像捅馬蜂窩一樣，刺激人把信息發給別人。我們的原則是盡可能地少刪。我們沒理由去輕易侵犯個人輿論權。”
新浪微博也曾在原有規則內作出努力。2010年11月，新浪推出了“微博辟謠小組”。由新浪員工具體核實消息的真實性，最多時小組有9名員工。
但這個小組很快陷入無法承擔的繁重工作中。為了核實一張懷疑老人被城管毆打的照片，小組成員前往上海，前後調查了一個禮拜，才確定其為謠言。這種高成本低效率的運作讓其作用如杯水車薪。
複雜的行政壓力與現實困境下，這種平衡最終被打破了。
在2013年9月10日接受央視采訪時，微博大V 潘石屹譴責“造謠”並讚成建立“秩序”。次日他發布微博稱朋友勸他不要受訪，但“來不及了，他們正在20 米處向我走來”。 （CFP/圖）
“新浪首先是一個商業公司”
“新浪要快速實現商業化，（讓他們走）未必不是個機會。”
2011年7月，動車事故後，“外籍死者獲賠兩億”等謠言在微博上流傳，引發社會情緒反彈。時任中共北京市委書記劉淇為此視察新浪公司，要求其“堅決杜絕虛假信息”。
2011年10月，時任國家互聯網信息辦主任的王晨在一次會議上再次要求“微博網站加強信息發布管理”。
新浪微博不得不繼續調整原有的管理原則——開發出諸多技術手段限製敏感信息的傳播，並對用戶設置分級管理。
新浪微博繼而推出“舉報身份”功能，並首次以係統通知的方式發出“辟謠公告”。據《鳳凰周刊》報道，為了滿足新的監管要求，同時又不影響用戶的使用 體驗，新浪微博開發出諸多技術手段限製敏感信息的傳播，並對用戶設置分級管理，有“普通用戶、初級用戶、敏感用戶、高級用戶、綠色用戶、封殺用戶、危險用 戶、凍結用戶”等詳細分類。
2011年9月，新浪網新聞中心副主編譚超則在《新聞實踐》雜誌撰文介紹：微博辟謠小組開始實行24小時不間斷地監控。小組成員利用一些技術手段，隨時對轉發量較高的微博進行監控，並對用戶進行暫停發布、暫停關注、刪除ID等處理。
“手段都是一步步加上去的。我們的管控可以說是最全麵、最科學、最柔性的——有管控又不讓人知道。”一名前新浪微博員工對南方周末記者說，雖然他承認這個已經越來越難做到。
新浪微博最重要的競爭對手騰訊微博同樣有自己的方法。據騰訊公司內部人士介紹，騰訊對於微博的調控則更為精確：可以逐一控製到地區、電腦、手機、圖片、視頻，隻發不看或者隻看不發，先發後審或者先審後發。
最終，伴隨著2011年底，北京、廣州等城市啟動微博實名製，大V們與微博之間的蜜月期也由此結束了。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張鳴決定離開新浪微博。告別時，張鳴憤怒聲明：“新浪微博的目標，就是打造一個大款和明星的歡場……錯了，這樣的歡場根本就沒有生命力。”
離開者並非張鳴一人。2011年底至2012年初，宋石男、連嶽、賈葭、劉瑜等在新浪微博人氣頗高的大V，先後離開。
“新浪被大V綁架了。”某IT公司高管這樣對南方周末記者評價，“新浪首先是一個商業公司，俗話說就是求財，大V本身不產生直接的商業價值，卻在不斷自我膨脹和神化。新浪要快速實現商業化，（讓他們走）未必不是個機會。”
“沒有其他渠道表達，微博上負能量濃度過大。全國沒有任何一個地方像微博這樣負麵情緒紮堆。”新浪內部管理人員表示，“我們希望這個平台能健康發展。”
互聯網流量監測機構Alexa的數據表明，2011年新浪微博增速就已趨緩。此時。互聯網業內對於新浪過度依賴大V、微博淪為新聞超市的批評也陸續出現。
在政治上日益成熟的新浪微博管理團隊，已不複當初攜手大V翩翩起舞的姿態，從2010年開始，新浪即嚐試采取措施，“打破大V的壟斷”，確保自身安全。將開拓重點轉至政府部門和官員群體，正是2010年新浪一張出色的政治牌。
新浪內部管理人員這樣解釋：“不能全是邊緣化的人。”
到2012年底，入駐新浪的政務微博總數就達到了6萬餘個。這意味著新浪積極調整著微博的話語生態，也試圖削弱著大V的話語權力。
“大家都吐痰”
一名新浪內部人士回憶，微博論戰最激烈時，他們為少數大V擴大了拉黑名額的限製——由上千人擴大至上萬人。大V內部也產生分化。“中國人似乎從未學會在一個共同的平台上討論問題。”賀衛方說。
在李明亮看來，大V們麵臨的困境不僅如此：短短4年，微博網友由0飆升至5億，表達的便捷、自由與匿名，更形成了唾沫橫飛、眾聲喧嘩的微博場域。一個浮躁而非理性交往的空間開始占據“廣場”，這是大V所需麵對的難題。
2010年7月，第一個迎來微博重創的，是一直以近乎完美的成功者形象出現的大V唐駿。方舟子和王小山多方求證後，證實唐駿獲得博士學位的“西太平洋大學”是一所野雞大學。
這一發現讓網友們大跌眼鏡。接下來，方舟子在微博上發起了一係列對名人打假的質疑，李開複、劉瑜、韓寒，從“對事不對人”到對大V們私德的攻訐，微博上一時泥沙俱下。
微博也從虛擬廣場漸漸變成現實的名利場。粉絲數量是一個賬號影響力的直觀表現。“買賣粉絲”、“僵屍粉絲”類似的新名詞誕生了。而一些商業公司也開 始將廣告業務投放到大V身上，花錢請他們吆喝轉發。一個懂得營銷自己的人甚至團隊，會火速走紅成為大V，大V在過度消耗中走向汙名與廉價。
2013年的央視“3·15晚會”，娛樂大V何潤東的“8點20分發”事件再次將“大V”形象推向穀底。晚會播出過程中，何潤東發布一條指責蘋果手機的微博，結尾是一句忘記刪除的“大概8點20分發”。網民認定，“大V”在這裏當“托”無疑。
大V不再單純是影響力的代名詞，開始滑向一個混雜了商業利益、私欲的和嘲笑聲的集合。
“老牌大V”王石更早就感受到這一點。2008年汶川地震，他因為號召員工捐款不要超過十元成為眾矢之的。潘石屹好心，幫老朋友說了幾句話，也一下子陷入了“八九十萬人的罵聲”。
為了刪除留言，潘石屹動員了公司推廣部的同事，大概七八個人，四個人輪流值班刪。混戰到了最後。甚至連罵的人也累了，“我也罵累了，你也刪累了，我們先一起吃飯吧，回來再接著罵……”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賀衛方未曾想，縱使他將微博視作學術私地，會麵臨同樣的唾沫橫飛。2011年4月，賀衛方在微博上發表《致重慶法律界的一封公開 信》，開始了對於李莊案的討論。不料卻陷入整日被咒罵、攻擊的境地。最終，經過無數次徒勞的溝通後，這位平日脾氣溫和的教授，在微博上拉黑了超過1500 個人。
有著相同境遇的還有學者童之偉和張鳴。前者隻因在微博開展學術討論甚至受到人身威脅，後者的反對者一度早晨8點準時開罵，下午4點結束，有著上班的節奏。而時尚界名人洪晃則把所有罵她的評論刪除了——因為她的女兒會上網了。
沈陽曾用軟件對250個“意見領袖”的微博進行分析——選擇了四個常用罵人詞語，最終搜索出髒話微博6246條。髒話率大於千分之三點八，明顯高於一般網友。語言汙化繼而導致肢體和語言暴力，間接催生“約架”、“方韓之戰”等事件。
據一名新浪內部人士回憶，微博論戰最激烈時，無奈下，他們為少數大V擴大了拉黑名額的限製——由上千人擴大至上萬人。享受這一特權的，有五嶽散人，也有方舟子。
擁有一定數量的粉絲後，羅昌平始終對手中的力量心懷警惕，這源於他曾犯的一個錯誤：2010年11月，上海餘姚路膠州路一棟高層公寓起火，58人的 死亡引發輿論狂潮。羅昌平輾轉得到消息：負責起火大樓裝飾的公司，其法定代表人是上海市靜安區某領導妻子。他決定發布這個信息，出於謹慎，他在微博中特別 注明了“傳”字。
這條信息隨即被證偽，羅昌平刪掉了這條微博，並表示道歉。他卻發覺信息已迅速傳播。很多人在轉發時，還去掉了“傳”字。
五嶽散人也有類似教訓。2010年，因為轉發了金庸去世的錯誤信息，他道歉兩次。
自責的羅昌平，此後給自己確定了規則：發表一條微博，務必握有證據，特別是書麵證據；而轉發一條微博時，也會通過電話等方式，再三求證。
但大V們的自查自律並沒有減少橫飛的口水。賀衛方曾思考被罵的原因：“中國人似乎從未學會在一個共同的平台上討論問題。”他說。
2010年浙江樂清事件也在某種程度上印證著大V的公信力不複以往。當於建嶸一行人組織調查團，奔赴浙江調查錢雲會被碾壓致死事件，最後發布的調查結論，都傾向於認定錢雲會並非死於謀殺。這一與公眾期待嚴重不符的判斷，遭到了猛烈抨擊，大麵積的觀眾認為，大V們被收買了。
看了太多論戰，編劇寧財神最終表示了失望。他發現一些“攻擊大V私德”的作戰方式，會將論戰者拖進泥沼，最終糾纏不清。
“當攻擊一個人私德，那麽這個人所說的常識就被卷在一塊，常識也變髒了。”寧財神說，“最後論戰全變為了鬧劇。”
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副教授張誌安，也曾反思大V公共言說的缺陷：“太多戾氣，大家都吐痰。” “公眾人物是個悲劇。”媒體人楊錦麟說，“一個人自詡為意見領袖，就跟人民幣通貨膨脹一樣，一膨脹就完了。”
企業家王瑛說：應該有這樣一批人，不滿足於做一個企業家，還願意對中國社會特殊轉型期負起一份責任；記者羅昌平則認為：用行政管製代替法治渠道，相當於在圓明園湖底鋪設防滲膜。 （CFP/圖）
“那你就說造謠誹謗可恥”
大V朋友說：“你千萬不要接受采訪。”潘石屹說：“來不及了，他們正在20米處向我走來。”“那你就說造謠誹謗可恥！”
使用微博4年後，五嶽散人感到疲憊了——他感到“沒有辦法把這種爭論從網絡層麵引向真正的現實，這是挺可怕的事”。而麵對最近的“打謠”風波，律師遲夙生甚至產生了“退V”的念頭，“當個大粉絲，不就整不到我這兒了。”她開玩笑說。
抱有相同感受的是編劇寧財神。他回憶過去兩三年，微博上大密度的公共話題，多從爆發、憤怒、抗爭，直至無效，“它大量透支了社會的憤怒，人民變得越來越冷漠，這對國家、個人都不是好事。”
如今，他眼裏的微博日漸扁平無力，最初熱衷於參與公共事件中的人，都轉向了自己的小圈子。認為是“讀書人”的寧財神，也越來越不願參與微博上的公共討論。但他並不是放棄表達，而是選擇將想法放進寫作裏。
這是他最後的堅持了：“劇本要有清晰的價值表達。”寧財神嚐試在著劇本《龍門鏢局》裏塞進一些常識，比如反對刑訊逼供，比如程序正義。
盡管也會被觀眾嘲笑“說道理”，但他並不認為這樣的表達是失效的，“能說說怎麽做一個正直的人就可以了”。
記者羅昌平也在持續思考。2013年3月，他曾赴英國考察社交媒體的管理新題。兩年前，倫敦大騷亂後，英國政府部門曾一度認定：Twitter（推特）、Facebook（臉書）等社交媒體是煽動民眾的罪魁禍首。
然而，由英國《衛報》網站與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曆時一年多完成的《解讀騷亂》卻發現：社交媒體是承載謠言的載體，也具有驅逐謠言的反作用力。“好比癌細胞與免疫係統之間的戰鬥，既有癌細胞的原地擴散或多線轉移，也有免疫係統的不斷反撲。”
9月的一個頒獎禮上，羅昌平重申了看法：“謠言止於透明。以行政管製代替法治渠道，相當於在圓明園湖底鋪設防滲膜，毀掉了湖水的自淨能力。”
商人王瑛的態度則更加直接。她將自己的目標定為幫助企業家“克服恐懼感”。在她看來，1990年代後期以來，中國成長起了一個新興的現代企業家階層。“現在，應該有這樣一批人，不僅滿足於做一個現代企業家，還願意對中國社會這個特殊的轉型期負起一份責任。”
2012年5月，“大V”潘石屹去了一趟朝鮮，所見見聞讓他感慨：打開電視，隻有三個頻道，一片雪花白；隻有四五個版的報紙，人們都擠著腦袋看——那是他們唯一的信息源。那一周裏，潘石屹總想拿出手機發微博，才發覺手機被沒收了。
潘石屹說，那一刻，他才意識到，我們每個人已經是網絡的節點，完全離不開網絡了。
相信“向往社會的進步是不可逆”的潘石屹，如今仍堅持表達著觀點。8月23日，他做客人民網強國論壇，以“堅守‘七條底線’”為主題與網友在線交 流。在這場“命題訪談”中，潘石屹反複談起了自己通過微博推動公共事件的例子，並反駁了主持人所說的“大V要區分專業、不跨線表達”的觀點。
“看法不對，可以不斷地修正。”潘石屹說，“我是蓋房子的，隻能說房子的事情，別的事情不能說，這在互聯網時代是不對的。”
在2013年9月10日，潘石屹接受央視采訪時似乎稍微調整了觀點，他開始譴責“造謠”並讚成打擊和“建立秩序”。此前兩高（高檢高法）剛剛出台司 法解釋，其中規定：“同一誹謗信息實際被轉發次數達到500次以上的被認定為誹謗罪”。在采訪的末尾潘石屹像在說繞口令：“如果是說你還可以轉發罵別人這 個東西我覺得當然你超過一定限度了，就應該受到法律製裁。”
第二天，潘石屹發出一條微博回憶接受采訪的經過，描述了一個戲劇化的場景：他給一大V的朋友打電話說：“CCTV要采訪我關於司法解釋的事，我很緊張。我應該怎麽說呢？”朋友說：“你千萬不要接受采訪。”
潘石屹的回答是：“他們正在20米處向我走來，來不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