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1
我眼裏的薄熙來
加藤嘉一為紐約時報中文網撰稿 2013年09月10日
這些天，我頻繁與哈佛大學師生談論似乎已經進入尾聲的“薄熙來事件”。不知道是否與薄瓜瓜曾在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讀書有關，抑或美國人對中國崛起中的突發政治事件發自本能的關注，他們對薄熙來事件的熱情超出我的預想。
我懷疑生活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國人能否真正體會到，薄熙來作為一名共產黨政治明星，其人生與仕途的戲劇性。即使是在中國生活將近十年，持續關注中國政治氣候的我，對於處在轉型之中的中國政治的複雜，也常常有一種摸著石頭過河的感覺——這條河何去何從？對岸在哪？我仍然處在摸索中。有時，我隻能用“這就是中國”(This is China)這句話，來回答這個難以回答的問題。
差不多三年前，我在炎熱的重慶參加一個會議。期間的一次小範圍非正式交流中，我第一次見到薄熙來。通過交流，我感到他是我所見過的中國政要裏最具有煽動力與感召力的一位。記得，他既大膽又自信地向我介紹“重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還鼓勵我好好參觀、了解重慶，稱“你一定會喜歡上重慶的”。
數據、典故、俗語，薄熙來信手拈來。對他來說，似乎沒什麽問題回答不了，沒什麽人物說服不了，沒什麽困難克服不了。在講究低調、謹慎的中國政壇，我從未見過個性如此張揚，毫不掩飾自己野心與魄力的高官。我記得當時薄熙來誇獎坐在旁邊的市長黃奇帆，說起黃為重慶發展獻出的功勞，尤其在經濟領域，黃市長沒有表情，甚至有些尷尬。我感覺，黃好像有意與薄保持一種微妙的距離。現在回頭看，我明白了。
政治局委員薄熙來從商務部部長調任重慶市委書記，他瞄準的目標至少應該是躋身中央政治局常委，主管政法和國內安全，若能再進一步，就競爭總理一職。這類猜測，我在國內外各種場合都聽說過。從我與薄熙來的接觸判斷，他肯定不滿足於重慶，認為必須回到中央，在更高的位置上發揮影響。
如此雄心勃勃的薄熙來後來因受賄、貪汙、濫用職權坐在法庭被告席上。這一事實使我重新認識到，對於壟斷執政黨地位的中國共產黨來說，“聽黨指揮”無疑是最大原則，凡是挑戰這一原則的，都有可能觸犯政治上的紅線。這在中共曆史上並非第一次，同為前政治局委員的陳希同和陳良宇，都是地方大員挑戰中央權威落馬的先例。
令人感到奇特的“大細節”是，北京方麵這次在薄熙來案的司法程序上格外用心，進行了“公開庭審”，除了公開法庭上大部分對話，還刻意展示薄熙來作為被告人充分行使了為自己闡述、辯護的權利。
包括中國官方媒體在內的許多人認為，這是推動中國政治透明與法治精神的重要一步，值得讚揚。不過，毋庸置疑，這一切都來自北京的戰略授意與安排，而非濟南市中級人民法院的政績訴求；這是配合黨的利益的政治設計，而非立足於法治的製度安排。
一名在東京工作，與中國事務沒什麽關聯的日本自由撰稿人跟我分享感受說，“不過是政客落馬上法庭嘛，很正常，為什麽要那樣刻意公開法庭上的一舉一動呢，好別扭，在日本也沒見過那樣宣傳官司現場的，有必要嗎？怪怪的。”
在我看來，這位從未去過中國，沒有中國朋友的日本人的直觀感受反而頗有說服力。是的，法治本來意味著“在法律麵前人人平等”，不管是國家領導人還是普通老百姓，隻要上了法庭，其身份一律平等。就像這位日本朋友向我感慨的，一起“刑事案件”在一個用製度保障法治的社會本來很平常，在今天的中國就變成了反腐鬥爭的重要一環，促進法治建設的戰略舉措，堅持“老虎蒼蠅一起打”的政治決心等偉大事宜。
因此，圍繞薄熙來事件的種種情景，對於生活在自由民主社會的西方人來說恐怕是難以理解的，何況體會呢？這就是中國。
我沒有機會聆聽薄熙來在法庭上為自己辯護。僅從視頻畫麵與照片看，他的底氣似乎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我在重慶見證的“不服氣”還在——他與出庭作證的王立軍交鋒，與公訴他的檢察院交鋒。他最後的定罪量刑並不重要，這不是事情的本來麵貌，審判結果顯然也不取決於濟南法庭裏的幾位法官。對薄熙來的判決最終是一個政治判斷，來自習近平和其政治局常委同僚，以及對政治仍具發言權的黨內元老們的“集體決策”和妥協。
看完公開庭審的記錄，我有三點感受。
首先，公開審理的確有利於讓社會從法律而非政治鬥爭的角度看待薄熙來事件，不過，法律的滲透並不等於法治的進步。法治不可能是單方麵推動的，需要言論自由、人權保障、民主政治、機會均等製度配套才能實現。
在這個意義上，世人沒有理由因薄熙來事件的公開庭審感到高興或欣慰。比如，在其處理過程的背後，我們看到的是言論自由表達的空間不僅沒有擴大，反而被壓縮的現實。如果對薄熙來的處理不觸及人權、自由、民主等與法治密不可分的領域，則今天令眾多媒體興高采烈的“進步”就沒有可持續性，中國仍將是一個人治社會。
其次，薄熙來案隻被指控受賄、貪汙、濫用職權，刻意規避了對“重慶模式”的政治審判，這一事實表明北京方麵不願意把黨內矛盾與薄熙來案聯係起來並公開化。無論細節多麽豐富，甚至桃色，薄熙來案被當作純粹的經濟腐敗與個人生活問題，對共產黨十年一度的權力交接前後黨內複雜的權力鬥爭、路線鬥爭是一種戰略性掩蓋。
去年薄熙來因“王立軍事件”下台後，我曾在2012年5月將“重慶模式”歸納為三點：一、把意識形態與經濟發展混淆在一起，靠高壓式的政治手段盲目追求GDP主義，並強調自己的製度優越性與政治合法性，這種做法早已過時；二、“打黑唱紅”與“注重民生”過程中的透明度極低，決策過於自上而下，強調“政府”與“人民”之間的關係，忽略“社會”的維度，從而缺乏體係內的彈性與耐性；三、“重慶模式”的提法從中國政治遊戲規則角度來看，本身就是對中央權威的挑戰。在中央強調“科學發展觀”的形勢下，地方一把手大談“重慶模式”，隻能說是將幕後的權力鬥爭挪到前台。我至今仍認為，薄熙來向中國政治提出的隻是挑戰，而不是機遇。清洗薄熙來保住的是底線，並不等於前途一片光明。中國人的“價值觀”依然混亂，社會依然缺少“共識”，從這個意義上講薄熙來事件既不是開始，也不是終結。
最後，處理薄熙來事件是習近平大力推動“反腐鬥爭”的一環或延伸，黨中央希望向13億人民傳達的信息不是黨內部的權力之爭正在趨於複雜與激烈，而是黨具備著以打擊反腐來保護全民利益的決心。可想而知，新政權是試圖通過“出賣”薄熙來，從“反腐”與“法製”的雙重角度提升黨的權威的，充滿實用主義。換個角度看，中央把反腐鬥爭與薄案處理戰略性地結合在一起加以處理，這一舉措本身意味著“黨的合法性”正在麵臨深刻的挑戰，從中看到的與其說是中國的進步，不如說是中共的擔憂。
8月27日，中央政治局通過了《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係2013-2017工作計劃》，表明堅持“老虎”“蒼蠅”一起打的決心。2017年中國將迎來又一次換屆，時間的流逝似乎比我們感覺得要快一些。如今，蔣潔敏等高官陸續落馬，我很好奇習近平所設的“底線”到底在哪裏，究竟要打多大的老虎。什麽猜想都有，一切看黨的經驗。黨中央的反腐力度與廣度比我在半年前預想得深刻許多。肯定的是，在一係列的反腐鬥爭中，紀委書記王岐山起著核心作用。如今，我也明白了黨十八大的人事安排為什麽是這樣，而不是那樣。
加藤嘉一(Kato Yoshikazu)是“80後”日本作家，曾在中國學習、生活近十年，著有《中國的邏輯》、《愛國賊》、《日本鏡子》等，現在美國哈佛大學訪學。“三國+1”是加藤嘉一在紐約時報中文網的專欄，記錄他對日本、中國、美國三個國家及其互動的觀察與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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