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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九屆二中全會在廬山召開後,早已對林彪集團明察秋毫的毛澤東,果斷英明決策，終使中國共產黨法定接班人林彪,黔驢技窮,帶上葉群、林立果等，於1971年9月13日淩晨,從山海關機場乘256號三叉戟向蘇聯倉皇出逃，摔落在內蒙古溫都爾汗，機毀人亡，客死他鄉。
“廬山風波”沒完沒了
1970年8月23日,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在廬山開幕,毛澤東與林彪集團、江青集團的權力鬥爭,已進入白熱化。林彪集團主要成員：中共中央副主席、法定接班人林彪；林彪“五大將”，中央政治局委員、林辦主任葉群，中央政治局委員、總參謀長黃永勝，中央政治局委員、空軍司令員吳法憲，中央政治局委員、海軍政治委員李作鵬，中央政治局委員、總後勤部部長邱會作，以及空軍作戰部副部長、林彪的兒子林立果，在廬山會議上，野心勃勃，公開向黨中央發起進攻。中國政壇，突然聚集波譎雲詭、神秘緊張的氣氛。
廬山會議上，林彪支持葉群與中央政治局常委陳伯達和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采取一致行動，對“秀才”康生、張春橋、姚文元展開圍攻，得到一直被認為是最得毛澤東信任的黨內人物汪東興等的堅決支持，使會議形成一邊倒的態勢。張春橋、姚文元及其後麵的主要支持者江青、康生成為眾矢之的。8月25日，無法招架的江青等在來到毛澤東住處，痛哭流涕，揭發林彪集團，得到毛澤東的支持。毛澤東當即決定對倒向林彪、葉群的陳伯達及林彪的五員大將黃、吳、葉、李、邱各個擊破,先拿陳伯達開刀。8月31日，毛澤東發表《我的一點意見》嚴厲批評陳伯達，會議進程出現逆轉，陳伯達被停職反省，葉群與“四大將”等被要求檢討。繼後,毛澤東繼續擴大戰果,采取他稱之為“甩石頭”、“摻沙子”、“挖牆腳”“三板斧”方法，對林彪集團窮追猛打。所謂“甩石頭”,就是開展“批陳整風運動”,發動政治攻勢,緊緊揪住葉群及“四員大將”。所謂“摻沙子”,就是重新布局中央組織，特別是對被認為是林彪集團主要力量的中央軍委辦事組進行改組。1970年11月 6日，廬山會議結束不到兩個月,毛澤東決定成立中央組織宣傳組,管轄中央組織部、中央黨校、人民日報社、《紅旗》雜誌社、新華總社、中央廣播事業局、光明日報社、中央編譯局,權限極大,實際成為中央文革小組的另一種形式。中央組織宣傳組康生為組長，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紀登奎、李德生為組員。廬山會議後，康生一直稱病不出，權力實際落到江青手上。所謂“挖牆腳”，就是改組毛澤東認為是林彪集團勢力範圍的北京軍區。1971年1月24日，北京軍區改組,李德生為司令員,謝富治、紀登奎為第一、第二政委；尤太忠為內蒙前指司令員,鄭維山、李雪峰被撤換,這些措施後來被認為是“搗爛了林陳反黨集團經營多年的那個山頭主義的窩子,挖了他們的牆腳”。
廬山會議以林彪集團的大敗虧輸告終。林立果與江騰蛟、王維國、陳勵耘說:“這是一次未來鬥爭的總預演。雙方陣容都亮了相,陳是英雄,吳是狗熊,我方此次上下好,中間脫節。這些老總們政治水平低,沒有一個通盤,指揮軍事戰役可以,指揮政治戰役不行。今後的政治鬥爭不能靠他們的領導,真正的領導權要掌握在我們手裏。”
1971年5月1日晚上，毛澤東、林彪、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都登上城樓觀看煙火,5月2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刊登這張照片，標題是“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柬埔寨國家元首，柬民族統一戰線主席諾羅敦西哈努克親王和夫人在天安門城樓上一起觀看焰火”。這張照片成了毛澤東、林彪在同一畫麵裏最後一張。
毛澤東“抓住不放”的戰略還危及到林彪的接班人地位。盡管在廬山會議期間，毛澤東曾經對林彪說：“對張春橋這個人還要看兩年，如果不行，拿掉，到時候我交班給你”。但後來，毛澤東麵對即將召開的九屆三中全會和四屆全國人大，要“換馬”的趨勢非常明顯，林彪地位岌岌可危，林彪集團也兔死狐悲，認識到必須起來抗爭。林彪集團采取堅決不涉及林彪，寧願丟卒保帥。一方麵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作“擠牙膏式”的檢討，拖延、觀望，希望得到毛澤東的諒解；另一方麵，抗衡江青等的囂張氣焰，盡量減弱“廬山風波”的衝擊，力求平穩降落。林彪集團的失敗，毛澤東的政治天平已經明顯傾斜到江青一邊，促成了江青勢力的膨脹。1970年9月15日，姚文元在日記中記載:“今天是八月十五中秋節。毛主席送給江青五個玉米（包穀），而且指定是五個，江青同誌送春橋和我各一。我在吃夜餐時吃了。一麵咀嚼著清甜而韌的玉米粒子，一麵凝神細思主席的用意所在。覺其味無窮。”這一點林彪也心知肚明，決定再不讓步，以拖尋變，指示葉群等以“ 不變應萬變”。毛澤東洞見了林彪的策略，決定“擒賊先擒王”，避開北京，施展過去的戰略，以地方包圍中央，南下尋求支持，打打“預防針”，“打草驚蛇”，促使林彪集團暴露並徹底清除。
另一方麵，以林立果為代表的“少壯派”，對於老一代的體製內抗爭大不以為然，認為在體製內解決問題顯然不太可能，決定在體製外解決，於是就有驚天的暗殺“政變”計劃。兩條線上的“作業”可能在葉群那兒出現了交叉點，於是，毛澤東在1971年八九月間的南巡，就變得險象環生，驚悚詭異。
長沙巡視“外鬆內緊”
毛澤東在國慶前出巡南方可以說是日常工作的慣例，但1971年，毛澤東卻在盛夏時節的南巡，別有深意。8月14日，毛澤東僅僅帶著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辦公廳主任、中央警衛局局長汪東興等少數工作人員乘專列秘密南下。中央警衛團派出一個100餘人的中隊進行保衛，每人配置一支手槍，一支自動步槍，另還配置了輕機槍，由汪東興和警衛局副局長張耀祠直接指揮。據毛澤東的衛士長陳長江回憶，毛澤東這次南巡除他之外，再沒有帶任何其他負責人，甚至工作人員也比較少，“因此，毛主席有什麽重要事情，我們也很快就知道了”。在動身之前，毛澤東嚴令任何人不得泄露他的行蹤。在北京的空軍司令員吳法憲、海軍政委李作鵬被周恩來安排“陪同”江青到青島視察。以往毛澤東出巡，雖然也隻有周恩來一人掌握行蹤，但需要動用飛機給毛澤東送文件、送東西、接送客人，吳法憲知道毛澤東的去向。但毛澤東沿途的談話，卻明確要求對林彪等采取極為嚴密的封鎖。
對於毛澤東南巡的動機，汪東興說：“就是因為廬山會議林彪的問題還沒有解決，主席親自外出做工作。”毛澤東9月12日晚返京，南巡整整30天，沿途停留過鄭州、武漢、長沙、杭州、南昌、上海、濟南等城市，行程十分緊密，與各地負責人談話較多。在武漢，毛澤東停留10天，先後同湖北、河南的黨政軍負責人談話5次；在長沙，毛澤東停留5天，找了廣州軍區、湖南、廣東、廣西 3個省軍區和中央的華國鋒、汪東興等5個方麵的負責人談話4次；以後毛澤東還在杭州、上海、南京和北京的豐台有多次談話。其中，長沙是毛澤東停留較久、找人最多、談話內容最為全麵係統的地方。8月15日,專列到達武昌車站,毛澤東當即召見武漢軍區政委劉豐談話。次日，再召見河南省革委會負責人劉建勳、王新及劉豐、汪東興談話，涉及到廬山會議政治鬥爭的內情，特別提出要防止中國共產黨的“分裂”，對廬山會議及其後的政治局勢進行了分析，提出了林彪集團的問題。毛澤東說，這次廬山會議，他們搞突然襲擊，地下活動，是有計劃、有組織、有綱領的。這是反對九大路線，推翻九屆二中全會的三項議程。有人看到我年紀老了，快要上天了，他們急於想當國家主席，要分裂黨，急於奪權。這次廬山會議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毛澤東直接點名林彪集團,林彪說全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現一個天才，不符合事實嘛!馬克思、恩格斯是同時代的人,到列寧、斯大林100年都不到,怎麽能說幾百年才出一個呢？中國曆史上有陳勝、吳廣,有洪秀全、孫中山呢!關於培養接班人的問題，我說我們都是60歲以上的人了,要培養 60歲以下的、30歲以上的人。毛澤東嚴肅地說,我就不相信我們軍隊會造反,軍下麵還有師、團，還有司、政、後機關,你調動軍隊來搞壞事聽你的？開九十九人會不行,要開軍長、政委,地方上相當軍一級以上幹部的會議,把問題講清楚。
毛澤東關於林彪集團的批評，實際上是要對接班人“ 動手術”。培養60歲以下、30歲以上的接班人明顯是針對林彪的，當時林彪已經63歲，身體欠佳。毛澤東決定讓汪東興通知已調到中央工作的華國鋒立即趕到武漢，接受召見。華國鋒生於1921年，時年50歲，是毛澤東當時選拔的接班候選人之一。這是一個“第三梯隊”，主要成員還包括上海市革委會副主任王洪文、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吳德、國務院副總理兼河南省委書記的紀登奎及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李德生等人。華國鋒這時候的職務是國務院業務組副組長，同時兼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委會代主任，毛澤東要華國鋒前來，除作為主持一省政務的華國鋒必須與會外，毛澤東視黃永勝為林彪的“死黨”,毛澤東視廣州軍區為黃永勝的地盤，親自麵授華國鋒出任廣州軍區第一政委。在馬上進行的長沙會見上，毛澤東親自對廣州軍區司令員丁盛和政委劉興元宣布了對華國鋒的任命。據毛澤東的警衛隊長陳長江回憶說，在長沙接見、散會的時候，毛主席與他們一一握手。穿軍衣的行舉手禮；穿便裝的都點頭。毛主席還是穿著那件毛巾布長袍睡衣。不難看出，他們的交談沒有遇到什麽困難，大家情緒很好。毛主席以叮囑的口氣說:“國鋒同誌這就穿軍裝，兼任廣州軍區第一政委，把軍區的事管起來。”還向丁盛和劉興元說:“你們有事要找他商量”。
從以後行程看出，華國鋒在毛澤東這次南巡途中擔任了重要角色。25日，毛澤東在武漢召見華國鋒、汪東興、湖北省委第一書記兼省革委會主任曾思玉、劉豐等。華國鋒因患闌尾炎住院剛好，在京主持農業機械化等會議，毛澤東一聽他隻是匯報農業問題，劈頭就批評華國鋒：我看你是滿腦子的農業，我是滿腦子的路線鬥爭。當然你講的農業也有路線鬥爭，但是還有更大的路線，光有農業不行，還要考慮東西南北中、黨政軍民學。工農業要抓，但當前主要應該抓路線鬥爭。農業也有路線問題。毛澤東強調要政治路線第一，顯然是話裏有話。1971年1月，華國鋒由毛澤東指定進入國務院業務組出任副組長，主持領導農業工作。國務院業務組的主要組成人員還有組長周恩來，副組長李先念、紀登奎，華國鋒實際上已經成為國務院副總理，躋入國家領導人行列。毛澤東反複講中共曆史上的分裂與反分裂，特別強調“對路線問題、原則問題，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則問題，我是不讓步的。”毛澤東說他將要和林彪進行“路線鬥爭”，要打倒以林彪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這與發動“文革”時打倒劉少奇鄧小平司令部如出一轍。汪東興等感覺到氣氛的嚴峻,立即召集隨行的警衛分隊幹部戰士,傳達了毛澤東講話的主要精神,強調警衛部隊要結合實際工作,提高警惕，做好警衛工作，“要隨時有打仗的準備”。
8月27日，毛澤東準備離開武漢。清早，指定汪東興、華國鋒先行乘專機到達長沙，“打前站”，進行準備。下午2時半，毛澤東乘坐的專列駛離武漢火車站南下。出人意料的是，毛澤東要劉豐等三四個人陪同南下。陳長江後來回憶，毛澤東把劉豐等帶到長沙，是何用意，是牽製林彪集團還是觀察、培養劉豐，他也不清楚。
華國鋒、汪東興於27日早飯後到達長沙機場，由湖南省委書記、省革委會副主任兼省軍區第一政委卜占亞迎接，入住蓉園賓館。坐定後，華國鋒、汪東興向卜占亞介紹了毛澤東在武漢的談話。汪東興還以毛澤東不高興江青打擾他做事的例子特別囑咐卜占亞，毛澤東在思考問題時不喜歡別人打擾，示意毛澤東的講話是經過深思熟慮的，非常嚴肅，是非常重要的問題，要認真對待，“千萬別在主席思考問題或談話時打擾他”。汪東興接著明確宣布，等會迎接毛澤東專列，隻需他自己、華國鋒、卜占亞參加，不需要已經到達長沙的廣東省委書記兼省革委會主任劉興元、廣州軍區司令員丁盛、廣西區委書記兼區革委會主任韋國清參與。
晚9時，毛澤東專列到達長沙大鋪停車場。這個停車場是專門為毛澤東的專列停靠修建的，原是長沙外圍的一個荒蕪山頭，後來修建成綠油油的果園，成為被汪東興讚許為全國三個較好的專列停車場之一。汪東興等3人趕到車站迎候，但毛澤東沒有立即下車，而是讓他們上了專列，與保健醫生吳旭君、列車員張玉鳳等6個人召開了一個“六級幹部會議”，主要是由毛澤東領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和《國際歌》。1個半小時後即10點半，毛澤東乘坐專門從北京帶來的吉斯高級小轎車離開，司機是湖南省委接待處的趙毅雍。趙毅雍是湖南省委專門為毛澤東提供服務的司機，在1959年至1975年間毛澤東回湖南一直由他開車。
毛澤東對湖南一直相當有感情，很喜歡湖南省的幹部。據張玉鳳說，毛澤東對湖南省委很親切，講話也很中肯，對省委的同誌也特別好。“凡是主席視察南方，總要到湖南，有時在車站看一看。”毛澤東一行入住湖南省委九所6號樓。毛澤東的內層保衛工作由隨行的警衛部隊負責，毛澤東衛士為一中隊副中隊長商來保，秘書是一中隊副區隊長高碧岑，保健工作為吳旭君，張玉鳳則做些勤雜事務性事情。27日一整天，長沙市各主要路口都加強了公安人員執勤，交警指揮也更加細致規範，各種高級轎車如紅旗、吉姆、吉斯等來往於省委——機場——火車站間，長沙城“外鬆內緊”，氣氛異於平常。毛澤東這次在長沙呆了5天。期間，先後與廣東、廣西及湖南負責人分別談話3次，集體談話1次，總共4次，每次談話汪東興都在場。28日上午，毛澤東委托汪東興、華國鋒給丁盛、劉興元、韋國清、卜占亞座談，傳達毛澤東的“武漢談話”。晚上，毛澤東找丁盛、劉興元談話；29日上午，毛澤東找韋國靖談話，下午，以上6人座談；30日上午，毛澤東找6人集體談話，長達3個小時，隨後毛澤東與汪東興離開湖南去南昌。9月1日上午，華國鋒、劉興元、丁盛、韋國清、卜占亞秘密來到韶山滴水洞，按照毛澤東的旨意匯集整理“談話”，由卜占亞執筆，大家修改，最後由卜占亞親自刻印5份，這是後來中央12號文件《毛主席在外地巡視期間同沿途各地負責同誌談話紀要》的主要來源。
毛澤東在湖南的活動是在極其秘密的狀態下進行的。毛澤東4次談話，禁止一切秘書、工作人員參加。華國鋒等在滴水洞整理談話時，也是嚴禁一切其他人員參加。8月31日12點半，毛澤東離開長沙。行前，隻允許華國鋒、卜占亞送行。臨別，華國鋒問毛澤東:“主席，我回到北京，別人問我，我怎麽回答？”毛澤東說:“你隻跟總理一個人談。”9月5日，華國鋒回到北京，先後兩次單獨向周恩來詳細匯報了毛澤東在長沙談話的內容。此前一天，汪東興也將毛澤東沿途談話內容和華國鋒等的整理稿轉送給了周恩來。
毛澤東“話裏有話”
毛澤東在長沙4次談話，是“武漢談話”的繼續，按毛澤東自己的說法就是“吹風”，即在準備打倒林彪集團前，對中南3省區尤其是以廣東軍區進行一次思想、政治動員。毛澤東的“湖南談話”，一般以講解黨內路線鬥爭史為由頭，涉及到階級鬥爭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問題，但核心是談廬山會議後的黨內鬥爭形勢，明確林彪為另一個司令部的總後台，當今進行的政治鬥爭就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
對於廬山會議，毛澤東強調說，廬山會議又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在廬山會議上除陳伯達被立案審查外，毛澤東對遭受批評的中央政治局委員，采取了“各個擊破”的處置方法，一是“治病救人”式的，如在會上表現非常積極的汪東興，毛澤東在其檢討幾次後認為已經解決了問題，繼續信任；一類是葉群及“四大將”、李雪峰，則持續的嚴厲批評，持續的施加嚴重的政治壓力。8月30日，在集體談話中，毛澤東明確表態，要準備對黃永勝等做“結論”。他說:九十九人的會議，你們都到了，總理也作了總結講話，發了五位大將的檢討，還發了李雪峰、鄭維山兩個大將的檢討，都認為問題解決了，做了總結了。其實，廬山這件事，還沒有完，還沒有解決。
在這次談話中，毛澤東還特別地詢問廣州軍區司令員丁盛和政委劉興元:你們和黃永勝的關係那麽深，黃永勝倒了怎麽得了呀？他是辦事組裏邊井岡山的“獨生子”。由於廣州軍區前任司令員就是黃永勝，黃永勝調任中央軍委辦事組組長後其職務由丁盛接替，故毛澤東認為廣州軍區是黃永勝的“老窩子”，丁盛、劉興元聽了毛澤東的詢問，非常緊張，也感到非常奇怪，一時沒有回答。事後，卜占亞問他們:主席問你們，你們趕快表個態呀！丁盛、劉興元說，這是大事情，又不知道具體真相，心裏緊張，當時不知道怎麽回答才好。
毛澤東認為軍委辦事組已經成為“另一個司令部”對抗中央的重要組成部分，斷然指出，他要親自指揮親自締造的人民解放軍，說我很久沒有抓軍隊工作了，現在要抓軍隊工作。抓軍隊無非就是路線學習，糾正不正之風，不要搞山頭主義，要講團結這些事情。進城以後，管軍隊工作開始時是聶榮臻，以後是彭德懷。他是打了勝仗的人嘛。以後就是林彪。他管不了那麽多，實際上是賀龍、羅瑞卿管得多。以後是楊成武。再以後是黃永勝當總長，又是軍委辦事組的組長。辦事組裏麵有一些人，在廬山會議上搞出那麽些事來。我看黃水勝這個人政治上不怎麽樣強。毛澤東認為林彪是背後最重要的推手，直接點名批評了林彪及其妻葉群、子林立果。
關於林彪，毛澤東認為林彪在廬山會議上的突然講話“事先沒有同我商量，也沒有給我看，事先連招呼都沒有打”。“廬山這次鬥爭，林彪當然要負一些責任。他們先搞隱瞞，後搞突然襲擊，5個常委瞞著3個，也瞞著中央政治局大多數同誌，除了那幾個大將外”。毛澤東認為，作為一次有計劃、有組織、有綱領的政治事件，廬山風波的主要謀劃者就是林彪。對於葉群，毛澤東的不滿與憤怒溢於言表，認為黃永勝等4員大將不檢討是葉群在背後撐腰、作祟，嚴厲指責葉群“幹預林彪”說，我一向不讚成自己的老婆當自己的秘書和辦公室主任。林彪那裏是葉群當辦公室主任，他們四個人（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向林彪請示問題都要經過她。你們這幾位夫人怎麽樣？做工作要靠自己動手，親自看，親自批，不要靠秘書，不要把秘書搞成那麽大的權力，我的秘書隻搞收收發發，文件拿來自己選，自己看，要辦的事，自己寫，免得誤事。對於林立果，毛澤東以批評說，不能捧得太高，比如有人說“超天才”，對二十幾歲的人就捧得這樣高，這沒有什麽好處，實際上是害了他。
10天後，毛澤東在杭州與浙江省委書記南萍等談話時，直截了當提出對接班人另外考慮。毛澤東還說:“要培養年輕人到中央，如李德生、紀登奎、華國鋒那樣的，光是老將不行。上海王洪文這個同誌你們熟悉不熟悉，了解不了解？這個同誌怎麽樣？”從後來的曆史進程看，毛澤東這時候的接班人選擇舉措是別有深意的。
上上下下“吹風”
毛澤東在長沙的談話，意味深長，政治氣息極濃，無疑是在廬山風波的震蕩中再引爆了一顆炸彈，所有與會者可以說都猝不及防。9月30日，毛澤東接見湖南、廣東、廣西等省區6位負責人結尾時，丁盛感到事關重大，就當麵問毛澤東:“主席，您講了這麽多話，這麽多重大的事，我們回去要不要傳達呢？”毛澤東說:“ 你們回去可以吹吹風。”按照毛澤東這個指示，華國鋒、丁盛、劉興元、韋國清、卜占亞等整理了毛澤東的長沙談話後，兵分四路，華國鋒到中央向周恩來秘密匯報，卜占亞負責湖南省“吹風”、丁盛負責廣東省及廣州軍區“吹風”、韋國清負責廣西壯族自治區“吹風”。本來毛澤東一行及沿途談話是極其保密的，但是向下“吹風”，盡管要求嚴格控製一兩個、三四個人的小範圍內，肯定會擴散，這有些自相矛盾的做法，很有些耐人尋味。
9 月5日、6日，卜占亞分別向湖南省委、省軍區黨委部分常委“吹風”； 8日，卜占亞再給參加省委讀書班的地市主要負責人和在長沙地區的縣團級以上主要領導幹部作“吹風”報告；當日，湖南省委發出關於認真學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和《國際歌》的通知，《湖南日報》按湖南省委指示，刊登列寧為《國際歌》詞作者去世25周年寫的文章及這兩首歌曲，引起其他省市的高度關注。卜占亞回憶說:“兩首革命歌曲和紀念文章登出後，全國震動很大，許多報社打電話來問《湖南日報》社，是什麽原因，現在刊登這兩篇革命歌曲有什麽背景。因為主席不讓在大範圍傳達，我們沒有跟《湖南日報》社講清道理，隻通知他們刊登，所以他們就回答各地報社，我們也不知道，是省委讓登的。”卜占亞還說，“從後來的情況看，主席南巡在湖南對我們的談話內容是最全麵、最重要的，它的傳達和貫徹，對揭穿林彪反革命陰謀，挽救幹部，對徹底粉粹林彪反革命集團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汪東興也說，“毛主席在南巡中，揭露林彪反黨集團的談話，主要在湖南。”
9月5日，丁盛、劉興元給廣州軍區軍以上幹部學習班傳達。傳達前丁盛宣布紀律，第一，不準做記錄；第二，不準向外泄露，還專門指定軍區政治部一個副主任進行現場監督檢查。但是，會議信息還是外泄，並傳到了林彪、葉群那兒。實際上，林彪還從劉豐處知道了毛澤東“武漢談話”內容。吳法憲回憶說,“正好是9月上旬，吳振宇率領的朝鮮軍事代表團來中國訪問。李作鵬陪同代表團到武漢時見到了劉豐。劉豐把毛澤東講話的一些內容，簡要地告訴了李作鵬。李作鵬回到北京在歡送代表團的宴會之前，把這些情況告訴了黃永勝……”黃永勝迅疾地把消息告訴了葉群。於是，驚心動魄的“九一三事件”不期而至了。（資料源於汪東興《史海鉤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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