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兩會期間我正在國內，溫總理舉行記者招待會那天正與幾個朋友吃飯聊天，包間的電視正在重播上午記者招待會的場麵。白天的實況轉播沒有看到，因此 晚上的重播就吸引了我們的目光。當招待會快要結束時，溫總理提到了重慶的事情，雖然沒有點名薄熙來，但是口氣很重的談了當時國內外非常關注的王立軍事件， 提到了文革餘毒，提出重慶領導要反思。我當時就說，看來中央對王立軍的事情有決斷了，薄熙來這次夠嗆。果不其然在第二天新聞就播出了薄熙來不再擔任重慶領 導職務的決定。
中國的文革是一場史無前例的運動，其性質早就被定性為一場動亂。但是曆時十年的運動影響了幾代人的命運，也影響了那時的講話風格和語言習慣。薄熙來在重慶 發起的唱紅令人想起了文革的場麵，經曆過文革的人們自然耳熟能詳，人們擔心文革會不會又卷土重來？文革過去已經三十多年了，但是由於種種原因，文革的原罪 並沒有得到清算，曆史再一次被人為地折斷，下一代並不清楚文革以及文革給人民、給中國社會帶來了什麽？這是令人擔憂的。而更讓人擔憂的還有國內竟然出現了 為文革叫好的聲音，如果是年青一代不了解真相也就罷了，恰恰是一些經曆過文革的名人卻在為文革叫好，早已達成的社會共識被悄然推翻，社會意識的分裂初見端 倪。
以這次薄案為例，文革式的語言還隨時可見，從公訴方對薄熙來的申辯嗬斥為“拒不認罪”、到國內輿論的“狡辯”評價等等，足見文革式的思維以及那時的革命語言在人們腦海中的影響至深。
在英國滅門案後，英壇的爭論也是相當的激烈，就連當時任BBC專欄作者的曾飆也在一直關注，後來他曾經發表過一篇文章“杜安祥在哪裏？”，這篇文章我注意到他說到了語言習慣問題：
“八十年代出國人，在海外各國已經穩居社會的中堅，他們與我們在語言上有一個斷層。最大的區別是他們還沒有經過王朔語言的洗禮，他們正直，堅定，但是依然習慣了使用革命話語；我們這一代，要麽拋棄了革命話語，要麽調侃革命話語，還有就是拿革命話語當做新的時髦。
曾飆所說的革命話語我理解其實就是文革語言，這種語言習慣對於經曆過那場革命的人們來說是很難改變的語言習慣。
以文革的方式來審判或者評論一個被現在的人們理解為試圖恢複文革的人，是不是有點匪夷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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