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建民：“中國夢”決不是“稱霸夢”
外交故事：及時澄清中國軍方人士“核戰論”
2003年我結束在法國的工作回到國內，當時聽到一種說法，說是中國正處在第三次百家爭鳴的時期，開始我並不大明白，後來看到網上的各種言論，才發現真是在一種爭鳴的狀況下。當時跟中國的外交學界接觸時有兩件事情讓我印象深刻。第一件事：有一家報紙，組織了一個午餐，邀請了我和另外兩名學者，一個是北京名校的教授，專門研究國際問題的；還有一個社會科學院的專家。有記者在現場提問，要我們對“和平崛起”的提法發表評論。其中有個學者的幾句話嚇我一跳，他說：“曆史上的大國哪有和平崛起？要崛起就要擴張，中國也不例外！”這話不是小青年說的，這是研究國際關係的名校教授說出來的。他主張中國擴張！我想中央什麽時候說要擴張了？我聽了之後自然是不同意他的意見的。中國媒體當時也是把這些話過濾掉了。假如被外國媒體抓到，“中國某教授指出，中國要崛起就一定要擴張”，那可是一個非常好賣的消息了。
另一件事，是2005年7月20日，在北京舉行了一場別開生麵的美國、日本，中國三邊對話。為什麽要搞三邊對話呢？由於當時小泉堅持參拜靖國神社，中日關係落入低穀。我們中國人的想法是，小泉這麽幹一定是美國人在後麵搗鼓，美國人在支持。但後來是美國人首先倡議，搞一個三邊的“二軌”對話。大家知道第一軌道是政府，第二軌道由政府聘請的學者。中方這邊讓我牽頭。
7月20號晚上我出麵請美、日兩家代表晚餐。坐在我右邊的美國人斯坦伯格，是克林頓時期的國家安全助理，當年他在白宮辦公，參與外交決策，奧巴馬上台的時候他到國務院當常務副國務卿，很有身份。左邊的是原來日本駐俄羅斯的大使，搞外交的人明白，一般來講，駐在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大使，在本國外交界都是很厲害的角色。坐下來我就問美國人，我說你們為什麽要倡議搞這樣一個三邊對話？他說因為中日關係緊張不符合美國的利益，不希望中日緊張。隨後，他單刀直入問我一個問題，說：“吳大使，7月14號，你們國防大學一位將軍，發表了一篇關於台灣問題的講話，講得很凶，說是要首先使用核武器解決台灣問題。你們為什麽要讓你們的將軍出來講這個話？問到你們外交部發言人，就一句話——那是他的個人意見。我跟你講真話，我們美國人不大相信。”他一說，我想起來了，7月14號，確實一位將軍接受了常駐香港的外國記者采訪，談到台灣問題，他是說使用和核武器是必然選擇。我看了網上的相關報道也大吃一驚，中央什麽時候說解決台灣問題我們要先幹，而且先要用核武器了？然後記者就問他了，美國人幹預怎麽辦？他說，我們有多少枚核導彈對著美國若幹個城市呢，美國要是打過來，西安以東不要了。話講得很輕巧，氣魄很大。這些話可是對著記者講的呀，全世界議論紛紛。我就問美國人說在你們那兒什麽反應？他說兩種反應：第一種反應是，天天罵中國、天天說中國威脅的人可高興了，到處引用這個話，作為中國威脅論的注腳。第二種反應是一批主張發展中美關係的人非常憂慮。我問日本人說在你們那兒什麽反應？他說跟美國一樣。
晚上回家的路上，我想到第二天21號下午，李肇星要會見對話代表。美國人一見麵就問我這個問題，第二天肯定也會問李肇星這個問題，於是，我就給李肇星通了電話。7月21號上午李肇星在中央開會，下午被問到這個問題時他顯然已經有備而來，斬釘截鐵講了5點意見：第一，這個將軍的講話是他的個人意見；第二，他的講話不代表中國政府的立場；第三，沒有任何人授權他講這個話；第四，中國關於不會首先使用核武器的立場不變——大家知道1964年11月，我們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之後，幾個小時中國人就發表了一個聲明。說明我們為什麽進行實驗，說中國人在任何時候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那個聲明說中國研發核武器完全是被迫的，為打破美蘇核壟斷——第五，解決台灣問題，我們依然是和平解決，一國兩製。這五條，從實質內容上來說，沒有什麽新東西，但是澄清了中國政府的立場。
“中國夢”決不是“稱霸夢”
我今年上半年去了美國兩次，大家對習近平總書記講的“中國夢”都很感興趣。有一個美國人問我，他說，2010年你們中國國防大學一個大校寫了一本書也叫《中國夢》，習近平講的中國夢是不是他講的中國夢？你們可以看一看，網上可以查到這本書，非常好賣。書中的口氣很大：“中國要領導這個世界，這個世界不能夠隻是由講英語的國家領導，講中文的也要來領導，中國要建立世界上最強大的軍事力量。”
這本書出來之後，有些老同誌很激動，說這本書真好，建議軍隊每個人發一本。但是你仔細想一想，不稱霸是從毛主席開始就定下來的方針。1974年4月10號鄧小平出席第六屆聯大時講了一番話，很震撼。我當時就在現場，小平同誌說：中國不稱霸，如果有一天中國人變了，在全世界稱王稱霸，到處欺負人，那我就號召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同中國人民一起，打倒中國霸權。這個話厲害呀。我在聯合國前後幹了13年，紐約幹了10年，日內瓦幹了3年，從來沒有聽過像鄧小平這樣的講話。他代表中國政府和人民向國際社會做了充分的保證。現在有的人不顧小平這個講話，要領導世界。蘇聯怎麽垮掉的？是跟美國搞軍備競賽垮掉的。我們中國要重蹈蘇聯人覆轍嗎？所以我跟美國人說，習近平講的中國夢跟美國夢是相容相通的，和這個書裏講的中國夢不同。
中國曆史上錯失了兩次大發展的機遇
我搞了一輩子的外交，跟外國人接觸，跟中國的領導同誌接觸。我反複在思考，回顧過去六百年的曆史，中國沒有抓住兩次大發展的曆史機遇，如果抓住，就能夠避免鴉片戰爭帶來的屈辱了。很可惜，沒抓住，就是因為我們沒有正確的認識世界。在近代、現代，凡是中國人對世界認識正確的，我們就大踏步前進。凡是中國人對世界認識錯了的時候，我們就倒大黴了。
第一次大發展的機遇是在明初。世界大變化是從大航海開始的，而大航海是從中國人開始的，但是後來我們自己封閉起來，沒有繼續走下去，中國失去了一次大發展的機遇。
鄭和下西洋是1405年到1433年，28年浩浩蕩蕩七下西洋，如果中國人沿著鄭和下西洋這條道路走下去，世界曆史將要改寫。不怪天不怪地，怪中國人自己呀，沒有走下去。鄭和下西洋的時候有七十艘船，最大的船是鄭和坐的寶船，可以坐1000人。你想想看，1405年中國人能造出那麽好的船，可以說當時中國的造船技術是全世界最先進的。六七十艘船載著兩萬八千人，浩浩蕩蕩七下西洋，這個規模真是了不起。
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是鄭和下西洋的80年之後，1492年。當時隻有三艘船，也就七八十人，規模比鄭和小多了，完了之後他走的另外一條道路。1498年達伽馬才進入印度洋，鄭和比他早了90多年，但沒有沿著這條道路走下去。之後，明朝的皇帝又犯下了一個對子孫後代帶來災難的致命錯誤，封海，我們自己下令海禁不許出海。當時全世界最強大的艦隊就爛在海裏了，這就是曆史。當時世界發生大變動的時候，正是我們應該大規模走向世界的時候，如果我們抓住這個機遇，那不得了呀，後來中國人受辱那就是不可能的事了。
第二次大機遇就是清初。清朝初年，大家都講康乾盛世，康熙大帝在位61年，是一個很了不起的皇帝。他在位的時候，正好是世界形勢發生大變化的時候。歐洲經曆了文藝複興、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正在醞釀著工業革命。歐洲的科學技術走在人類的前沿。康熙大帝是否看到了歐洲比我們先進呢？他是看到了，當時他身邊就有法國的傳教士當顧問，給他講授西方的哲學、幾何學、天文學、醫學等先進的科學知識。康熙大帝得瘧疾就是耶穌會的教士給他吃奎寧治好的。為平息新疆準噶爾的叛亂，康熙大帝用了2000人的洋槍隊。洋槍顯然比冷兵器殺傷力大多了，對維護國家的統一發揮了重要作用。康熙大帝還把歐洲發明的玻璃引進到宮廷裏。如果當時康熙大帝打開國門認真學習西方的先進技術，那中國的命運就會與後來完全不一樣了。
幾乎與康熙大帝同時的是俄羅斯的彼得大帝，他即位後，也看到了歐洲比俄羅斯先進的多。他本人接受了瑞士人勒佛爾的建議，化名米哈伊洛夫下士，帶了幾十人去歐洲考察了一年半時間。彼得大帝甚至還在荷蘭造船廠的車間裏做過工，我1995年在荷蘭當大使去阿姆斯特丹的時候，人們還專門帶我去看了當年彼得大帝工作過的車間。彼得大帝在歐洲考察回國之後，不顧保守勢力的強烈反對，堅決向歐洲學習。他派貴族子弟去歐洲留學，把歐洲人請到俄羅斯，引進了歐洲的先進技術，在俄羅斯實行改革。他有一句名言：“給我20年，我給你一個新的俄羅斯！”他與康熙大帝不同，不隻限於個人了解一下歐洲的先進而已，而是真學，真學的結果是使俄羅斯走上了崛起之路。彼得大帝看到了世界的變化，抓住了機遇；康熙大帝沒有真正認識世界的變化，抓不住機遇，對比何等鮮明！
鴉片戰爭，西方侵略中國，給中華民族帶來了奇恥大辱，100多年的欺辱。學生教科書中隻講了我們受淩辱的這段曆史，但是沒有教科書講這之前的一段曆史，就是1492年到1494年，英國國王喬治三世派了一個龐大的使團訪問中國，由馬戛爾尼帶隊，他是英國很有作為的一個外交家。他們到中國來幹嗎？呆了兩年，求見乾隆皇帝，有一封喬治三世親自給乾隆皇帝的信，提了八點要求，八點要求把它概括起來，實際上兩條：第一條就是跟中國通商。第二條跟中國互相建立大使館。
在基辛格《論中國》那本書中專門講到這件事情。他說，那是大英帝國在崛起的時候，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想在平等的基礎上跟一個國家建立關係，看來是很誠心的。200多人想對乾隆皇帝展示，但沒有多少機會。乾隆皇帝開始就拒絕見英國使團，吵了三個月，我們中國人要求他三拜九叩，英國人說不行，說他們見喬治三世就半跪，你叫我三拜九叩，不行。後來中國人有這段故事，因為叩拜這件事情吵得不可開交，編出一個故事說洋人腿打不了彎。後來在鴉片戰爭中，當時軍隊中都流傳說洋人腿打不了彎，很容易打的，輕敵呀。後來，乾隆皇帝見是見了這個使團，早上四點多鍾把人家請到了宮廷裏麵，見了乾隆皇帝，乾隆皇帝賞他兩根菜，一碗酒喝下去，根本沒有談正事，八項要求全拒絕。隻回應說天朝上國無所不有，什麽都有，拒絕通商，不設使館。說你們這歐洲小國多的是，我若給你建使館，其他小國也來效法，那可不勝其煩。
法國有一個很著名的政治家，也是一個作家，叫阿蘭•佩雷菲。他寫了一本書《靜止不動的帝國》(光明網注：亦稱《停滯的帝國》)，專門就寫了馬戛爾尼到中國出使的事。你說這個時候大清帝國如果跟外邊通商，開放一點，那中國後來的命運又會不一樣。
用三個故事闡述正確認識世界的重要性
正確認識世界很重要。我給大家講三個故事。
第一個，1946年4月，毛主席寫了一篇文章，是關於當時國際形勢的幾點估計，你們看看毛選三能找到，不長。這種文章看起來很有份量。當時背景是二戰結束冷戰開始，全世界議論紛紛。有的說美蘇馬上要打一場第三次世界大戰，有的說打不起來他們會妥協，有的說資本主義世界的人民鬥爭該怎麽辦。當時全世界都討論這個問題。毛主席一篇短文章給三個問題做了明確的回答。第一，美蘇不會打第三次世界大戰，毛主席最終判斷是對的。第二個會不會妥協？毛主席斬釘截鐵講，遲早會妥協，這個我們也看到了。第三最重要的問題，資本主義世界國家人民應該怎麽辦？毛主席說堅決鬥下去，鬥的越好對大局越有利，大體上這個意思。1946年中國革命在一個關鍵時刻，1945年重慶雙十協定，但是蔣介石準備發動內戰，這個文件在黨內統一了思想，1946年6月全麵內戰就爆發了，國民黨160萬大軍進攻中原解放區。大家想一想，1949年10月1號，人民共和國成立了。對世界認識正確，國內方針正確，那就大踏步前進，國內的方針正確與否，跟對世界的認識有很大關係。
第二個，1958年我在北外上大三，1958年底中央在武昌開八屆六中全會，發表了一個公告，我們這些修外語的學生對中央發表文件的外交部分特別注意。公告裏麵有這麽一句話，當前國際形勢總的特點是敵人一天天爛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來。我們當時就學毛主席語錄，這是毛主席的話。那個時候學法語的看報紙隻能看法國共產黨的人道報，不準看資產階級的報紙，多封閉呀。但是我們這些大學生對中央的文件篤信不疑，很高興。西方世界今天垮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來。那就好像世界革命成功之日不會太遠了，就是這樣的想法。
1959年畢業之後，被外交部錄用後投身外交，在國外幹了25年，美國10年，歐洲15年，接觸的信息多了，再回頭一看，1958年是美國、歐洲、日本，真正大發展的時候，根本沒爛下去。在法國當大使，法國人說戰後光輝的30年，光輝30年就是包括這個時候，你想想1958年的時候整個世界資本主義是一大塊呀，社會主義很小一塊呀，我們說它一天天垮下去，估計完全錯了。後來影響到國內的政策，大家都知道，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帶來了什麽結果。
第三個，1978年10月22號到29號，鄧小平訪問日本。小平同誌去做日本各界的工作，了解一下西方世界發展的情況。小平同誌看的第一個企業，就是日產汽車製造廠，尼桑，看的很仔細，小平同誌一邊看一邊比較日產汽車製造廠的勞動生產率和中國當時最先進的汽車製造廠長春一汽的勞動生產率，比較結果是，人家是我們的幾十倍。看完之後，小平感歎了一句，我現在明白了，什麽叫現代化。世界認識正確了，國內的方針正確了，改革開放30多年中國就大變化。我覺得今天的中國，處在一個新的起點上，能否正確認識世界，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
和平時代若還堅守戰爭年代思想 是很危險的
我最近兩個月先後到北京大學、南京大學，浙江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去講國際形勢。我就問青年人，我說，你們看世界上最大的變化是什麽？抓住變化就抓住了你觀察國際形勢的牛耳，你就看清楚了。四所大學我都問了，有同學說最大的變化是全球化，有的說最大變化是新興國家崛起，有的說是信息革命……沒有一個說到今天世界大變化最關鍵的部分。世界最大的變化是什麽？我覺得是時代變了。
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主題，而每一個時代的主題是如何確定的呢？是由於世界上各種矛盾交接在一起，確定了時代的主題。時代變化什麽含義？列寧同誌在1916年做了一個論斷：當時的時代，是帝國主義戰爭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這個論斷是列寧同誌帝國主義理論很重要的一部分，這個論斷根據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回頭看，對不對？對的。兩次世界大戰，十月革命，中國革命，戰後一係列爆發的民族獨立和解放運動風起雲湧。他的論斷對於世界革命、中國革命和民族解放運動，都有很強的指導意義，但是時代的主題跟世間一切事物一樣是變化的，不是不變的。
中國看出時代變化的第一人是誰？是鄧小平。80年代初鄧小平見外賓，反複講一個觀點，當今世界麵臨兩大問題：一個和平，一個發展，兩大問題一個都沒有解決。大家看了這個東西一定覺得很對。現在是和平與發展，主題變了。這是一個根本性的變化。我認為國際關係當中最大的變化是這個，你看看現在中國國內關於國際形勢的各種爭論，本質上也會歸屬到這一條。有的是跟鄧小平一樣，跟上鄧小平的步伐，從時代變化的角度來看國際形勢；有的還是停留在革命與戰爭的時代，什麽“中美必有一戰”，“中日必有一戰”，這些言論甚囂塵上，到處講，還講得振振有詞。時代已經變了，思想若還停在戰爭時代，那是很可怕的。
五大因素推動時代變化
那麽是什麽因素推動時代變化的？有五大因素。
第一，兩次世界大戰的慘痛教訓。二戰以後成立聯合國，首先起草聯合國憲章。中國人現在走向世界，我們要按照聯合國憲章、國際法準則行事。聯合國憲章應當說反映了人類的良知。聯合國憲章第一句話，你們最好看英文，你們都懂英文，WE THE PEOPL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DETERMINED to save succeeding generations from the scourge of war。我們聯合各國人民決心使後代免除戰爭的浩劫。這就是人類的良知呀，不能再打了，兩次世界大戰給了人類慘痛的教訓，得出這樣一個結論，這標誌著人類社會進步。
第二個因素，就是核武器的出現，核武器殺傷力太大了。去年年初在韓國首爾舉行的全球核安全峰會上公布了一些材料，全球70億人口，統計下來每個人頭上能頂3個TNT炸藥，地球摧毀一次跟摧毀10次有什麽差別，摧毀1次還不夠嗎？核武器的出現無論如何對戰爭有製止作用。戰爭目的是什麽？占領對方領土，統治對方人民，獲取對方資源，戰爭的目的不是大家都完蛋。所以，你看一戰和二戰隔了21年，1914到1918第一次世界大戰。二戰1939年就爆發了，1945年到現在，68年沒有打世界大戰了，今後32年會打嗎，我不相信，中國人講的戰略機遇期是很重要的一條，就是不可能爆發世界戰爭，誰也下不了這個決心。誰要敢發動一場核戰爭，我相信，如果出現這樣的事情，發動戰爭的人一定會被推向人類曆史的審判台。
第三個因素，全球化，大家都懂，由於全球化造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麵，這種局麵毫無疑問對戰爭有製止作用。2008年美國首先爆發了一場來勢凶猛的金融危機，如果這場危機提前40年爆發，1968年爆發，中國人還在搞文化革命，危機來了之後中國人會欣喜若狂，會說他們慢慢垮下去，我們漸漸好起來，對吧？但是這場危機爆發後，時任國家主席胡錦濤講了8個字，受到全世界的肯定，胡錦濤同誌講“攜手合作、同舟共濟”。全球化使大家連在一起了，危機太深重了，一個國家解決不了，必需大家聯合起來共同來克服這場危機。
第四個因素，是西方世界在全世界人民鬥爭的壓力下，在國內運動的壓力下，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壓力下，進行了深刻的改良。什麽含義？有兩重含義，第一重含義西方幾個大國，不得不放棄殖民體係。二戰之前這個世界被西方世界瓜分完了形成了各自的殖民體係，但是今天這個殖民體係蕩然無存了。這是全世界人民鬥爭的結果。這是鬥爭過程早期是少數國家通過武裝鬥爭取得獨立的，多數國家談判取得獨立的。通過談判取得獨立意味著什麽？西方世界，殖民主義體係維持不下去了，所以不能不放棄。這是它對外政策一個大的調整，對內西方世界采取了很大的調整。第一次分配講效率，第二次分配講公平。我在法國擔任大使期間，上至國家元首下至小老百姓都可以打交道，有很大的靈活性。法國有一個總理，沒有副總理。他有個大部長，就是財政經濟工業部長，我向國務院領導同誌報告，國務院領導同誌聽了嚇一跳，說這一個部長簡直相當於中國的小國務院了，又管財政、又管經濟、又管工業。一般擔任大部長的人都很有學識很有能力，見麵我就問他，法國用多少錢來進行第二次分配，以保證社會公平？我說你能給我一個數字嗎？占你GDP總量多少？他給了我數字，法國拿出在占它GDP46%的份額集中二次分配，大家想一想，法國GDP快3萬億美元，人口有6200萬，拿出一萬多億美元進行二次分配，意味著什麽？它有一個龐大的豐厚的保障體係，失業保險、養老保險、疾病保險，還有補貼，有這樣的社會保障體係，意味著在這樣一個體製下人能夠生存下去。
什麽時候革命？活不下去才革命。革命要掉腦袋呀，能活下去就不會革命。在我經曆中，1996年到1998年我到日內瓦工作。有一次出席領導委員會，我是中國代表團團長，跟美國人吵架，美國人說中國人不尊重人權，我說不對，跟美國人吵，我說你知道中國人為什麽起來革命嗎？1949年之前中國人口5億，4億沒飯吃，沒飯吃才起來革命。現在我們十來億人口了有飯吃了，你說人權是不是改善了？美國人沒有話說，是吧？
以前在法國大城市發生了騷亂，有記者來采訪我，說吳大使你看會不會爆發革命，我說不會，西方世界可預見的時期還看不到革命跡象。所以戰爭暴力革命時代過去了。
最後一個因素，就是由於全球化，世界變小了。同時全世界有20多億人在溫飽線上掙紮，發展問題怎能不成為時代主題？
就是這五大因素推動了時代的變化。
回憶鄧小平：根據時代變化調整戰略決策
大家會問，鄧小平首先發現時代的變化，這對中國有什麽影響？影響太大了，你想呀，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改革開放之前，我們領導人揮之不去的憂慮就是在這。對吧？1978年三中全會決定把黨的中心工作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促使這樣一個戰略決策，它後麵一定包含大的判斷，什麽判斷？戰爭在可預見的將來打不起來，所以你看改革開放以前我們采取“山散洞”的方式，山，靠山；散，分散；洞，鑽到洞裏去。多少錢投進去了。過去改革開放前，靠近香港澳門是前線不發展，改革開放之後我們首先發展的四個經濟特區都靠近香港澳門，沒有一個對形勢的大判斷不會做出這樣的決定。
大家再想一想中國的大發展，1978年到1991年進入中國的外資，外國直接投資，多少？總存量300億美元，現在多少？1萬多億美元。我的看法，1989年到1998年南巡講話之前，中國在一個十字路口，那個時候國內也是議論紛紛的，有很多同誌就提出來，一個經濟建設為中心是不是少點什麽東西，再加一個“反和平演變為中心”好不好？黨校開了反和平演變的課。但我認為，中國一個中心太重要了，兩個中心那各行其是就亂套了。1992年擬定出小平南巡講話，國際形勢如何？蘇聯垮掉了，東歐發生了巨變。如果思想還停留在戰爭革命時代，這是西方世界進攻的時候，在敵人敵軍進攻的時候中國人該幹什麽事情，關上門大舉部署陣地呀。鄧小平說什麽，膽子再大一點，步子再快一點，中國大門沒有關上，反而開得更大了。35年的大發展證明了小平的決斷是何等的英明。它的根據是什麽？時代變了，如果看不到時代變化，國際形勢就會就事論事，東一點西一點，抓不住關鍵，就會東倒西歪，迷失方向。時代變了，很多東西得跟著變，鄧小平在這方麵給我們樹立了榜樣。
1984年10月22號，鄧小平對中國第三次全會講了這麽幾句話，解決國際爭端要根據新情況，新問題，提出新辦法，小平講話都是言簡意賅。一連用三個新：第一個新情況，時代變了。第二個，新問題是指什麽？1984年、1994年、1999年，港澳回歸的問題提上了議事日程。第三，新辦法是什麽？一國兩製。1984年我在外交部政治研究室工作，當時外交部大家在一個大食堂裏麵，中午吃飯聊天，和外交部港澳辦公室的人聊天，談到香港澳門怎麽回來呀？他們說你單純要香港、澳門回來很容易呀，英國駐香港的大兵不夠解放軍打，葡萄牙駐澳門連兵都沒有，就幾個警察，單純要他回來，隻要你把香港、澳門所需要的淡水給他斷掉，他絕對回來。可是這個時候鄧小平講了幾句話，我們外交部人聽了之後覺得講得非常深刻。鄧小平說，我要回歸香港、澳門是要保持繁榮穩定的香港、澳門，而不是貧困動蕩的香港、澳門，這話講得多好啊？回來是回來了，外國資本全撤走了，老百姓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天天上街遊行，你中央政府有多少錢去填無底洞？鄧小平要的是保持繁榮穩定的香港澳門。大家看一看，港澳回來十幾年了，保持了繁榮穩定，了不起呀！中國人提出來的“一國兩製”方針全世界都讚揚。我們參加國際會議跟英國人在一起講一國兩製，英國人也肯定這個東西，不大容易呀。一國兩製好在什麽地方？它好在考慮到中華民族包括港澳同胞的根本利益，也考慮到外國資本的利益，二者之間實現了一個平衡，實現了共贏。
回憶：江澤民首次講“共贏” 龍永圖興奮不已
現在你看習近平主席經常講共贏，你們再查一下，中國領導人講共贏並沒有很長的曆史，第一次什麽時候？1999年11月15號，那天中美兩國達成了中國加入WTO的雙邊談判協議，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非常高興，會見雙方代表，中國代表龍永圖和他的班子參加。美方代表巴爾舍夫斯基，一位女將，她是美國總統貿易談判代表，我到美國去跟她聊天，她說一輩子幹的最大的事就是跟中國談成了這個事。中國加入WTO太重要了。澤民同誌那天非常高興，第一句話就講人逢喜事精神爽。很開心呀，見雙方代表的時候，江主席說中美雙方達成的中國加入WTO的雙邊協議，是一個共贏的協議。
後來龍永圖跟我講，他聽江主席講共贏他興奮極了，我說你幹嘛那麽興奮？他對我說，吳大使你知道嗎，加入WTO最困難的談判不是跟外國人，而是中國人內部吵的一塌糊塗，內部有的時候一講話很厲害的呀。有一次跟美國人談判，美國人做了一點讓步，下來之後，龍永圖跟中方代表說，人家讓了一點我們也讓一點，共贏好不好？龍永圖講共贏，中方一位同誌馬上臉拉長了，變得嚴肅起來，問了龍永圖一句：龍部長，我們跟美帝國主義能夠共贏嗎？這話厲害。結果江澤民同誌講了，他就不敢去批判了。當然了，你想時代變化了，能不共贏嗎？戰場上你死我活共贏不了。革命，一個階級推翻另外一個階級，也共贏不了，時代變了才能夠共贏，這是非常關鍵的問題。
美國的教訓表明戰爭已經解決不了問題了
大家再想一想時代變了，經過21世紀，國際關係當中有什麽新東西？我想一個非常突出的變化，就是戰爭在人類曆史上曾經是威力無比，國與國之間出現了分歧，怎麽辦？談判解決，解決不了最後怎麽辦？打。一戰解決一切問題。人類曆史上幾千年就這麽過來的，但是大家想一想21世紀美國發動兩場戰爭，一個伊拉克戰爭，一個阿富汗戰爭，解決了什麽問題？你跟美國人去講花多少錢？美國人估計花6萬億美元，沒有講金融危機跟戰爭有什麽關係，但是實際上是有關係呀，6萬億美元呀，不得了的錢，解決了什麽問題？阿富汗從2001年10月1號打響到現在沒完，一方麵是美國的軍事力量，美國軍事力量非常強大，全世界最強大，一方麵是一些土槍土炮，打了十多年還是沒有解決問題，可見戰爭解決不了問題了。伊拉克戰爭解決了什麽問題？你看看現在，美國曾經是要對伊拉克帶來和平與繁榮，現在經常出事，不解決問題。所以戰爭解決不了問題了，這是時代變化帶來的國際關係當中一個新的變化。
這個變化很多人看不到，所以經常有人說“中美必有一戰”，他們看不到這是解決不了問題的。你問美國人兩場戰爭解決了什麽問題？美國人一臉苦笑。我想我這話講到這裏，你們看今後幾年幾十年，美國人要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來應對這兩場戰爭帶來的後果，因為這兩場戰爭加劇了基督教文明和伊斯蘭教文明的衝突，帶有宗教色彩的衝突沒完沒了。前任駐美大使曾跟我聊，我說中東問題怎麽老解決不了？他說吳大使，帶上宗教色彩的衝突鬥起來沒完沒了，而這兩場戰爭加劇了兩大文明的衝突。我講了這麽長一段話，想說明什麽？時代變了，這是關係變化中最大的變化，我們觀察世界一定要把握住這個東西，要不然的話如果腦子還停留在戰爭與革命的時代，看事情的時候那就要出問題。
若錯過戰略機遇期 後代會譴責我們
中國在21世紀最大的利益是什麽。我們有很多利益，各種各樣的利益，你說最大的利益是什麽？抓住這個關鍵，就抓住了牛鼻子，我認為還是鄧小平講的，就是發展是硬道理。具體到今天來講，保持發展的勢頭，如果發展的勢頭中斷了，那多可惜呀，中國人今天形成的發展勢頭是經過100多年奮鬥才得來的呀，《孫子兵法》有勢篇，如果勢頭喪失了不得了，要恢複這個勢頭談何容易呀，勢頭來了很多事情你就做成了，這個勢頭喪失了，再找回來沒有用。勢頭太重要了，要保持發展的勢頭意味著什麽？必須保持開放的勢頭，必須保持對外合作的勢頭，開放的勢頭中斷了，我們發展的勢頭肯定中斷。對不對呀？是這樣，你比較一下當年毛主席領導的中國，毛主席何嚐不想發展中國呀，三年困難的時候，他把身邊警衛員派回老家去看看，警衛員回來跟他講，家鄉餓死人了，毛主席聽了之後老淚縱橫。他也想發展，但是那個方針違背經濟規律，封閉的方針，發展不起來呀。對吧？鄧小平的方針則不然，是開放的。我跟一些領導同誌談，說開放比改革還重要。你看看蘇聯經濟，他們政治上搞了改革，改了一些東西，但經濟上是封閉的，發展不起來呀。如果保持發展的勢頭再有30年、50年，中國就能完全起來了；如果這個勢頭中斷了，後代會譴責我們，當年那麽好的勢頭你們為什麽沒有抓住？其實我認為千頭萬緒、各種各樣的矛盾如果你抓不住最大的利益，就會迷失方向，要保持發展勢頭還是得堅持鄧小平“發展是硬道理”的方針，這個明確了，其他問題就好處理了。
相比過去 今天的世界有四大不同
今天的世界跟舊世界比較有四大不同。
第一，聯合國憲章承認了主權平等。這一點很了不起呀，1945年聯合國成立以後簽署50國家，現在聯合國成員國193個，沒有主權平等這套原則世界會有那麽大變化？不會的呀。當然我們要看到聯合國憲章寫的主權平等和事實上的主權平等還有很長的距離。但是在這麽重要的文件上，肯定了主權平等，應當說這是全世界共同奮鬥的一個成果。
第二，世界已從MAD進入了MED。MAD是“相互確保摧毀”，過去冷戰時期美蘇冷戰實體大家都發展了很多核武器，一打大家就完蛋；MED是“經濟上相互依存”。現在有些人把中美關係比作當年蘇美關係，芮效儉，美國駐中國大使，他就反對，他說你看看美蘇關係最好的時候貿易有多少？40來億美元，現在中美貿易有多少5000多億美元，完全不可同日而語。是吧？中美之間有很多的共同利益，蘇美之間對抗是主要的是吧？這是一個世界上很大的變化。
第三，就是出現了一個以規則為基礎的全球貿易體係。世界貿易組織就是這樣的組織，這個貿易體係太重要了，有了這個體係，規矩是大家定的，組織裏麵規則製定過程當中，每個國家都有一票，每個國家協商，每個國家都有否決權，大家協商一致才能完成，這規則使貿易在全球範圍內有序的進行。對中國來講，有了這個體係我們就可以買到我們所需要的，我們可以賣出去我們中國生產的東西，沒有這樣一個體係行嗎？不可能的，我們國家在城市化、工業化進行當中，需要鋼鐵，鐵礦石，大部分是要進口。中國人當然首先要解決吃飯問題，政府一再強調18億畝耕地是紅線不能突破，但我們仔細想一想，中國人吃飯光靠18億畝耕地夠嗎？不夠呀。我們去年進口了6000多萬大豆，進口了800萬噸食用植物油，加在一起意味著中國增加了6億畝耕地。沒有這個東西，中國人生活改善不了，有了這樣一個貿易體係對中國有利。
第四，全球化生產的四大要素“商品、資本、人才、技術”在全球流動。這個對中國很有利，改革開放以後我們要引進各種人才、技術、資金，你得引得進來呀。現在一批發展中國家崛起，前兩天Martin Wolf寫了一篇，說文章全球化對於新興大國崛起很有好處呀，就是這種狀況。我認為中國人應當感恩於世界的變化，沒有世界的變化中國不可能發展。同時這個變化是全世界人民包括中國人民奮鬥的結果。
中國發展的“天時、地利與人和”
中國現在走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是什麽因素推動的呢？大家可能講改革開放政策，對不對？對，但是你想，單是改革開放政策行嗎？不夠。看當年的洋務運動，中國何嚐不想開放？洋務派那一批人也都是有見的的人啊。他們也派人留洋學習。但問題是，那時的世界沒有變，是一個舊世界。我認為光是改革開放政策中國不可能發展，還要有天時、地利、人和。三個因素綜合作用下，中國走向了世界舞台的中心。大家想一想，我們起來革命就是高唱國際歌，國際歌是要把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以舊世界為敵，去年年底12月份，習近平主席會見外國專家在中國的代表，說我們的事業是與世界合作共贏的事業。你看，一個落花流水，一個是合作共贏。顯然，天時，就是世界變了。
說完了天時，我們看第二個因素，就是地利。現在全世界一個大變化就是亞洲崛起。亞洲崛起拉動國際關係的重心從大西洋向太平洋轉移。
戰後亞洲經過五個浪潮崛起，第一個浪潮在日本，你不能不肯定日本在亞洲首先搞出了出口導向型的發展模式，戰後日本第一個崛起。1968日本成為世界第二經濟體，那是明治維新100年後，前一代他搞軍事擴張，搞軍國主義道路，碰得頭破血流，後一代又在經濟上發展起來了。第二個浪潮在亞洲四小龍，上個世紀60年代亞洲四小龍，台灣、香港、新加坡、韓國，也是循著出口導向型的發展模式起來了。第三個浪潮就東南亞國家聯盟的這些國家，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泰國這些國家，在70年代初也遵循出口導向型的模式起來了。第四個浪潮就在中國，中國1978年改革開放。我們的模式也是出口導向型，這個模式把中國的優勢發揮出來，很有好處。中國勞動力比較富裕。跨國公司向這個地區轉移，我們起來了。第五個浪潮在印度，1991年印度實行改革，印度的改革之父是誰？就是現任總理辛格，1991年他是印度政府的財政部長，當時的總理拉奧，他們看到了亞洲國家崛起的現實，決定改革。印度比我們早獨立兩年，1947年獨立，印度獨立之後奉行所謂尼克魯主義，就是政治上學西方，三權分立，議會製度，多黨製。經濟上學蘇聯搞計劃經濟，印度搞計劃經濟搞的很徹底，什麽事一定要經過政府，印度人把自己當時的經濟叫作“許可證經濟”，政府的效率很低，印度發展的比較慢，印度1947年獨立的時候比我們中國情況好多了，現在看來，印度可能被我們甩下了一段距離。但是印度1991年實行改革之後，增長達到百分之六、七，這麽二十年下來印度也不得了。中國和印度加入了亞洲國家崛起大潮，正在改變世界的麵貌，使亞洲崛起的勢頭、規模大大加強。
大家想一想，在一個大陸一個洲，一批批國家崛起，也就是亞洲了。中國若不在亞洲這裏，行嗎？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是非常艱難的曆程，我們派了多少人去日本、新加坡、香港學習？這些國家和地區距離近，有的也講漢語，這對中國來講太重要了，沒有這個地利我們也發展不起來。所以，我想我們走到世界舞台中心，也要感恩於這個地利，感恩這個地區。然後再加上人和——改革開放政策，沒有人和，天時地利都沒有用，認識到我們如何走到世界舞台中心非常重要，就是我們可以全麵看待這個世界。
中國麵臨的最大挑戰是自己
我覺得我們有時候也要看到自己的短處，有人問我，你說中國麵臨最大的挑戰什麽？我說中國人麵臨最大挑戰是自己呀。中華民族不怕多災多難，就怕自己。中華民族應對災難的能力大概是世界各國各民族中鮮能匹敵的。中華民族幾千年文明史造就了中華民族應對災難的超強能力。1976年唐山大地震，北京也受到影響，我那個時候住紐約。那時候看電視，我記得北京人都住到大街上，看到CNN采訪評論說，北京人就在大街上麵，在幹嗎，在打撲克，在拉二胡。看到這種淡定局麵，美國人也評論說一個民族在災難麵前如此淡定，這個民族是偉大的。
但是中國人怕什麽？頭腦發昏。什麽時候會頭腦發昏？取得成績的時候。你想想看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我們最大的發昏就是50年代開始的。我們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幾件事情做得非常漂亮，第一朝鮮戰爭，對吧？朝鮮戰爭中國不想打，是被拖下水的呀。中國當時已筋疲力盡不想打，而斯大林支持打，又回過頭來找毛主席。當時周恩來總理見外交部長就召見了蘇聯大使問，斯大林是不是講過這話？一查斯大林確實講過。朝鮮戰爭我們跟美國打了個平手，很了不起。這對後來中美關係有很大的影響。我就跟美國人講，我們的曆史對我們今後的關係有很強的指導作用，朝鮮戰爭是中國人打的筋疲力盡的時候跟你打一仗，打了個平手。當然我們的傷亡是很大的。但是美國人說什麽，錯誤時間錯誤地點，錯誤對象，打了一場錯誤戰爭，一句話錯錯錯，不該打這個戰爭，越南戰爭也是這樣。朝鮮戰爭對中國的國際那有很鞏固很重要的作用。萬隆會議我們也開得很好，1955年萬隆會議吵的一塌糊塗，總理去一席發言挽救了局麵，萬隆會議十項原則了不起呀。第一個五年計劃也很好，蘇聯援助搞得很漂亮。然後1956年2月蘇共開二十大，赫魯曉夫做了一個秘密報告批判斯大林。這個報告後來在紐約時報上全文發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就出現了一些情況。首先大家知道波蘭這個黨很有意思，波蘭在戰後總書記叫哥穆爾卡這個人很有個性的一個人，他比較有獨立性，在1948年時共產黨情報局處理南斯拉夫他有不同意見，他那時就提出來走向社會主義的波蘭道路，我們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他1948年就提出來了，這話傳到斯大林耳朵裏當然不高興，就把他搞下來了。這個人1951年到1954年坐了3年牢，後來1956年二十大之後，就覺得把哥穆爾卡搞下去不對呀，1956年8月，後來又把哥穆爾卡請回來了，當第一書記。然後呢，當時蘇聯為了控製波蘭到什麽程度？波蘭的國防部長是蘇聯元帥，當時哥穆爾卡一起來之後蘇聯元帥就回去了。赫魯曉夫一看這種情況就想動兵。蘇聯軍隊已經開出兵營了，準備鎮壓，把哥穆爾卡打下去，毛主席知道這個消息很不高興，召見蘇聯大使。毛主席講話是很厲害的，說如果你們敢動兵，第二天我們中國共產黨就發布聲明譴責你。赫魯曉夫上台時他還沒坐穩，中國共產黨這麽強烈反對他就沒有動力，這個消息傳出去了，中國周恩來總理去莫斯科訪問，受到凱旋般的歡迎了，應該說中國同誌講話蘇聯不動兵，這個威信很高，所以1957年11月在莫斯科開會，共產黨會議，那個會議上麵毛主席威信很高，成為會議的主角，人家共產黨講話都跑到台上來，毛主席講話坐在台下，人家回過頭來聽他講話，就在這個會上赫魯曉夫宣布15年趕上美國，超過美國，毛主席沒有經過中央開會，沒有經過專家論證，上麵宣布我15年趕上英國，就這麽來的。
1958年毛主席這個思想進一步發展，中央開會時決定當年鋼產量比1957年翻一翻，1958年北戴河會議的時候鋼產量翻一翻，那個時候怎麽辦？7000萬人上山煉鋼，那是胡來啊。我是參加過的，當時我在北京外國語學院上學，三年級，籃球場上挖了幾個煉鋼爐，煉鋼的原料是什麽？生鐵什麽地方來的？當時1958年的時候有一句口號，在全中國有非常大的號召力，叫放開肚皮吃飯，那個時候很開心呀，農村裏麵搞農民公社，一家一戶一口大鍋，我家在西安，我把大鍋給砸掉，砸掉鍋是先進的，進食堂是進步的，保留一家一戶的鍋是錯誤的，這鍋砸下來煉鋼，你想一想我們大學生不是學鋼鐵的，講幾句話讓你去煉鋼。全國都是這樣，煉出來的都是廢東西。到了1958年底宣布煉了1108萬噸的鋼，其實我們2006年時也就800萬噸，造成了很大的資源浪費。大煉鋼鐵的時候我19歲，吃飯不要錢，很開心，19歲小夥子挺能吃的，放開肚皮吃，吃不久沒糧食。到了1959年，1960年就困難起來了，我們定量供應，不夠吃，吃完飯很快就餓。那時我還喜歡鍛煉身體，每天出去搞點體育鍛煉，後來黨支部書記找我談話說不能鍛煉了，糧食不夠。大學生那時候是重點保護對象，飯都不夠吃。農村鍋都砸掉了，一點東西沒有了。
我覺得在十八大之後，中國在一個新的起點上，這個時候我想我們必須要正確認識今天的世界，把握住世界的變化，抓住關鍵，同時要正確認識自己。在中央領導下，一定能夠抓住我們麵臨的戰略機遇期。(光明網記者 曾繁華 範子川 整理)http://news.sina.com.cn/c/p/2013-08-20/110427997576.shtml
外交故事：及時澄清中國軍方人士“核戰論”
2003年我結束在法國的工作回到國內，當時聽到一種說法，說是中國正處在第三次百家爭鳴的時期，開始我並不大明白，後來看到網上的各種言論，才發現真是在一種爭鳴的狀況下。當時跟中國的外交學界接觸時有兩件事情讓我印象深刻。第一件事：有一家報紙，組織了一個午餐，邀請了我和另外兩名學者，一個是北京名校的教授，專門研究國際問題的；還有一個社會科學院的專家。有記者在現場提問，要我們對“和平崛起”的提法發表評論。其中有個學者的幾句話嚇我一跳，他說：“曆史上的大國哪有和平崛起？要崛起就要擴張，中國也不例外！”這話不是小青年說的，這是研究國際關係的名校教授說出來的。他主張中國擴張！我想中央什麽時候說要擴張了？我聽了之後自然是不同意他的意見的。中國媒體當時也是把這些話過濾掉了。假如被外國媒體抓到，“中國某教授指出，中國要崛起就一定要擴張”，那可是一個非常好賣的消息了。
另一件事，是2005年7月20日，在北京舉行了一場別開生麵的美國、日本，中國三邊對話。為什麽要搞三邊對話呢？由於當時小泉堅持參拜靖國神社，中日關係落入低穀。我們中國人的想法是，小泉這麽幹一定是美國人在後麵搗鼓，美國人在支持。但後來是美國人首先倡議，搞一個三邊的“二軌”對話。大家知道第一軌道是政府，第二軌道由政府聘請的學者。中方這邊讓我牽頭。
7月20號晚上我出麵請美、日兩家代表晚餐。坐在我右邊的美國人斯坦伯格，是克林頓時期的國家安全助理，當年他在白宮辦公，參與外交決策，奧巴馬上台的時候他到國務院當常務副國務卿，很有身份。左邊的是原來日本駐俄羅斯的大使，搞外交的人明白，一般來講，駐在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大使，在本國外交界都是很厲害的角色。坐下來我就問美國人，我說你們為什麽要倡議搞這樣一個三邊對話？他說因為中日關係緊張不符合美國的利益，不希望中日緊張。隨後，他單刀直入問我一個問題，說：“吳大使，7月14號，你們國防大學一位將軍，發表了一篇關於台灣問題的講話，講得很凶，說是要首先使用核武器解決台灣問題。你們為什麽要讓你們的將軍出來講這個話？問到你們外交部發言人，就一句話——那是他的個人意見。我跟你講真話，我們美國人不大相信。”他一說，我想起來了，7月14號，確實一位將軍接受了常駐香港的外國記者采訪，談到台灣問題，他是說使用和核武器是必然選擇。我看了網上的相關報道也大吃一驚，中央什麽時候說解決台灣問題我們要先幹，而且先要用核武器了？然後記者就問他了，美國人幹預怎麽辦？他說，我們有多少枚核導彈對著美國若幹個城市呢，美國要是打過來，西安以東不要了。話講得很輕巧，氣魄很大。這些話可是對著記者講的呀，全世界議論紛紛。我就問美國人說在你們那兒什麽反應？他說兩種反應：第一種反應是，天天罵中國、天天說中國威脅的人可高興了，到處引用這個話，作為中國威脅論的注腳。第二種反應是一批主張發展中美關係的人非常憂慮。我問日本人說在你們那兒什麽反應？他說跟美國一樣。
晚上回家的路上，我想到第二天21號下午，李肇星要會見對話代表。美國人一見麵就問我這個問題，第二天肯定也會問李肇星這個問題，於是，我就給李肇星通了電話。7月21號上午李肇星在中央開會，下午被問到這個問題時他顯然已經有備而來，斬釘截鐵講了5點意見：第一，這個將軍的講話是他的個人意見；第二，他的講話不代表中國政府的立場；第三，沒有任何人授權他講這個話；第四，中國關於不會首先使用核武器的立場不變——大家知道1964年11月，我們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之後，幾個小時中國人就發表了一個聲明。說明我們為什麽進行實驗，說中國人在任何時候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那個聲明說中國研發核武器完全是被迫的，為打破美蘇核壟斷——第五，解決台灣問題，我們依然是和平解決，一國兩製。這五條，從實質內容上來說，沒有什麽新東西，但是澄清了中國政府的立場。
“中國夢”決不是“稱霸夢”
我今年上半年去了美國兩次，大家對習近平總書記講的“中國夢”都很感興趣。有一個美國人問我，他說，2010年你們中國國防大學一個大校寫了一本書也叫《中國夢》，習近平講的中國夢是不是他講的中國夢？你們可以看一看，網上可以查到這本書，非常好賣。書中的口氣很大：“中國要領導這個世界，這個世界不能夠隻是由講英語的國家領導，講中文的也要來領導，中國要建立世界上最強大的軍事力量。”
這本書出來之後，有些老同誌很激動，說這本書真好，建議軍隊每個人發一本。但是你仔細想一想，不稱霸是從毛主席開始就定下來的方針。1974年4月10號鄧小平出席第六屆聯大時講了一番話，很震撼。我當時就在現場，小平同誌說：中國不稱霸，如果有一天中國人變了，在全世界稱王稱霸，到處欺負人，那我就號召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同中國人民一起，打倒中國霸權。這個話厲害呀。我在聯合國前後幹了13年，紐約幹了10年，日內瓦幹了3年，從來沒有聽過像鄧小平這樣的講話。他代表中國政府和人民向國際社會做了充分的保證。現在有的人不顧小平這個講話，要領導世界。蘇聯怎麽垮掉的？是跟美國搞軍備競賽垮掉的。我們中國要重蹈蘇聯人覆轍嗎？所以我跟美國人說，習近平講的中國夢跟美國夢是相容相通的，和這個書裏講的中國夢不同。
中國曆史上錯失了兩次大發展的機遇
我搞了一輩子的外交，跟外國人接觸，跟中國的領導同誌接觸。我反複在思考，回顧過去六百年的曆史，中國沒有抓住兩次大發展的曆史機遇，如果抓住，就能夠避免鴉片戰爭帶來的屈辱了。很可惜，沒抓住，就是因為我們沒有正確的認識世界。在近代、現代，凡是中國人對世界認識正確的，我們就大踏步前進。凡是中國人對世界認識錯了的時候，我們就倒大黴了。
第一次大發展的機遇是在明初。世界大變化是從大航海開始的，而大航海是從中國人開始的，但是後來我們自己封閉起來，沒有繼續走下去，中國失去了一次大發展的機遇。
鄭和下西洋是1405年到1433年，28年浩浩蕩蕩七下西洋，如果中國人沿著鄭和下西洋這條道路走下去，世界曆史將要改寫。不怪天不怪地，怪中國人自己呀，沒有走下去。鄭和下西洋的時候有七十艘船，最大的船是鄭和坐的寶船，可以坐1000人。你想想看，1405年中國人能造出那麽好的船，可以說當時中國的造船技術是全世界最先進的。六七十艘船載著兩萬八千人，浩浩蕩蕩七下西洋，這個規模真是了不起。
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是鄭和下西洋的80年之後，1492年。當時隻有三艘船，也就七八十人，規模比鄭和小多了，完了之後他走的另外一條道路。1498年達伽馬才進入印度洋，鄭和比他早了90多年，但沒有沿著這條道路走下去。之後，明朝的皇帝又犯下了一個對子孫後代帶來災難的致命錯誤，封海，我們自己下令海禁不許出海。當時全世界最強大的艦隊就爛在海裏了，這就是曆史。當時世界發生大變動的時候，正是我們應該大規模走向世界的時候，如果我們抓住這個機遇，那不得了呀，後來中國人受辱那就是不可能的事了。
第二次大機遇就是清初。清朝初年，大家都講康乾盛世，康熙大帝在位61年，是一個很了不起的皇帝。他在位的時候，正好是世界形勢發生大變化的時候。歐洲經曆了文藝複興、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正在醞釀著工業革命。歐洲的科學技術走在人類的前沿。康熙大帝是否看到了歐洲比我們先進呢？他是看到了，當時他身邊就有法國的傳教士當顧問，給他講授西方的哲學、幾何學、天文學、醫學等先進的科學知識。康熙大帝得瘧疾就是耶穌會的教士給他吃奎寧治好的。為平息新疆準噶爾的叛亂，康熙大帝用了2000人的洋槍隊。洋槍顯然比冷兵器殺傷力大多了，對維護國家的統一發揮了重要作用。康熙大帝還把歐洲發明的玻璃引進到宮廷裏。如果當時康熙大帝打開國門認真學習西方的先進技術，那中國的命運就會與後來完全不一樣了。
幾乎與康熙大帝同時的是俄羅斯的彼得大帝，他即位後，也看到了歐洲比俄羅斯先進的多。他本人接受了瑞士人勒佛爾的建議，化名米哈伊洛夫下士，帶了幾十人去歐洲考察了一年半時間。彼得大帝甚至還在荷蘭造船廠的車間裏做過工，我1995年在荷蘭當大使去阿姆斯特丹的時候，人們還專門帶我去看了當年彼得大帝工作過的車間。彼得大帝在歐洲考察回國之後，不顧保守勢力的強烈反對，堅決向歐洲學習。他派貴族子弟去歐洲留學，把歐洲人請到俄羅斯，引進了歐洲的先進技術，在俄羅斯實行改革。他有一句名言：“給我20年，我給你一個新的俄羅斯！”他與康熙大帝不同，不隻限於個人了解一下歐洲的先進而已，而是真學，真學的結果是使俄羅斯走上了崛起之路。彼得大帝看到了世界的變化，抓住了機遇；康熙大帝沒有真正認識世界的變化，抓不住機遇，對比何等鮮明！
鴉片戰爭，西方侵略中國，給中華民族帶來了奇恥大辱，100多年的欺辱。學生教科書中隻講了我們受淩辱的這段曆史，但是沒有教科書講這之前的一段曆史，就是1492年到1494年，英國國王喬治三世派了一個龐大的使團訪問中國，由馬戛爾尼帶隊，他是英國很有作為的一個外交家。他們到中國來幹嗎？呆了兩年，求見乾隆皇帝，有一封喬治三世親自給乾隆皇帝的信，提了八點要求，八點要求把它概括起來，實際上兩條：第一條就是跟中國通商。第二條跟中國互相建立大使館。
在基辛格《論中國》那本書中專門講到這件事情。他說，那是大英帝國在崛起的時候，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想在平等的基礎上跟一個國家建立關係，看來是很誠心的。200多人想對乾隆皇帝展示，但沒有多少機會。乾隆皇帝開始就拒絕見英國使團，吵了三個月，我們中國人要求他三拜九叩，英國人說不行，說他們見喬治三世就半跪，你叫我三拜九叩，不行。後來中國人有這段故事，因為叩拜這件事情吵得不可開交，編出一個故事說洋人腿打不了彎。後來在鴉片戰爭中，當時軍隊中都流傳說洋人腿打不了彎，很容易打的，輕敵呀。後來，乾隆皇帝見是見了這個使團，早上四點多鍾把人家請到了宮廷裏麵，見了乾隆皇帝，乾隆皇帝賞他兩根菜，一碗酒喝下去，根本沒有談正事，八項要求全拒絕。隻回應說天朝上國無所不有，什麽都有，拒絕通商，不設使館。說你們這歐洲小國多的是，我若給你建使館，其他小國也來效法，那可不勝其煩。
法國有一個很著名的政治家，也是一個作家，叫阿蘭•佩雷菲。他寫了一本書《靜止不動的帝國》(光明網注：亦稱《停滯的帝國》)，專門就寫了馬戛爾尼到中國出使的事。你說這個時候大清帝國如果跟外邊通商，開放一點，那中國後來的命運又會不一樣。
用三個故事闡述正確認識世界的重要性
正確認識世界很重要。我給大家講三個故事。
第一個，1946年4月，毛主席寫了一篇文章，是關於當時國際形勢的幾點估計，你們看看毛選三能找到，不長。這種文章看起來很有份量。當時背景是二戰結束冷戰開始，全世界議論紛紛。有的說美蘇馬上要打一場第三次世界大戰，有的說打不起來他們會妥協，有的說資本主義世界的人民鬥爭該怎麽辦。當時全世界都討論這個問題。毛主席一篇短文章給三個問題做了明確的回答。第一，美蘇不會打第三次世界大戰，毛主席最終判斷是對的。第二個會不會妥協？毛主席斬釘截鐵講，遲早會妥協，這個我們也看到了。第三最重要的問題，資本主義世界國家人民應該怎麽辦？毛主席說堅決鬥下去，鬥的越好對大局越有利，大體上這個意思。1946年中國革命在一個關鍵時刻，1945年重慶雙十協定，但是蔣介石準備發動內戰，這個文件在黨內統一了思想，1946年6月全麵內戰就爆發了，國民黨160萬大軍進攻中原解放區。大家想一想，1949年10月1號，人民共和國成立了。對世界認識正確，國內方針正確，那就大踏步前進，國內的方針正確與否，跟對世界的認識有很大關係。
第二個，1958年我在北外上大三，1958年底中央在武昌開八屆六中全會，發表了一個公告，我們這些修外語的學生對中央發表文件的外交部分特別注意。公告裏麵有這麽一句話，當前國際形勢總的特點是敵人一天天爛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來。我們當時就學毛主席語錄，這是毛主席的話。那個時候學法語的看報紙隻能看法國共產黨的人道報，不準看資產階級的報紙，多封閉呀。但是我們這些大學生對中央的文件篤信不疑，很高興。西方世界今天垮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來。那就好像世界革命成功之日不會太遠了，就是這樣的想法。
1959年畢業之後，被外交部錄用後投身外交，在國外幹了25年，美國10年，歐洲15年，接觸的信息多了，再回頭一看，1958年是美國、歐洲、日本，真正大發展的時候，根本沒爛下去。在法國當大使，法國人說戰後光輝的30年，光輝30年就是包括這個時候，你想想1958年的時候整個世界資本主義是一大塊呀，社會主義很小一塊呀，我們說它一天天垮下去，估計完全錯了。後來影響到國內的政策，大家都知道，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帶來了什麽結果。
第三個，1978年10月22號到29號，鄧小平訪問日本。小平同誌去做日本各界的工作，了解一下西方世界發展的情況。小平同誌看的第一個企業，就是日產汽車製造廠，尼桑，看的很仔細，小平同誌一邊看一邊比較日產汽車製造廠的勞動生產率和中國當時最先進的汽車製造廠長春一汽的勞動生產率，比較結果是，人家是我們的幾十倍。看完之後，小平感歎了一句，我現在明白了，什麽叫現代化。世界認識正確了，國內的方針正確了，改革開放30多年中國就大變化。我覺得今天的中國，處在一個新的起點上，能否正確認識世界，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
和平時代若還堅守戰爭年代思想 是很危險的
我最近兩個月先後到北京大學、南京大學，浙江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去講國際形勢。我就問青年人，我說，你們看世界上最大的變化是什麽？抓住變化就抓住了你觀察國際形勢的牛耳，你就看清楚了。四所大學我都問了，有同學說最大的變化是全球化，有的說最大變化是新興國家崛起，有的說是信息革命……沒有一個說到今天世界大變化最關鍵的部分。世界最大的變化是什麽？我覺得是時代變了。
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主題，而每一個時代的主題是如何確定的呢？是由於世界上各種矛盾交接在一起，確定了時代的主題。時代變化什麽含義？列寧同誌在1916年做了一個論斷：當時的時代，是帝國主義戰爭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這個論斷是列寧同誌帝國主義理論很重要的一部分，這個論斷根據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回頭看，對不對？對的。兩次世界大戰，十月革命，中國革命，戰後一係列爆發的民族獨立和解放運動風起雲湧。他的論斷對於世界革命、中國革命和民族解放運動，都有很強的指導意義，但是時代的主題跟世間一切事物一樣是變化的，不是不變的。
中國看出時代變化的第一人是誰？是鄧小平。80年代初鄧小平見外賓，反複講一個觀點，當今世界麵臨兩大問題：一個和平，一個發展，兩大問題一個都沒有解決。大家看了這個東西一定覺得很對。現在是和平與發展，主題變了。這是一個根本性的變化。我認為國際關係當中最大的變化是這個，你看看現在中國國內關於國際形勢的各種爭論，本質上也會歸屬到這一條。有的是跟鄧小平一樣，跟上鄧小平的步伐，從時代變化的角度來看國際形勢；有的還是停留在革命與戰爭的時代，什麽“中美必有一戰”，“中日必有一戰”，這些言論甚囂塵上，到處講，還講得振振有詞。時代已經變了，思想若還停在戰爭時代，那是很可怕的。
五大因素推動時代變化
那麽是什麽因素推動時代變化的？有五大因素。
第一，兩次世界大戰的慘痛教訓。二戰以後成立聯合國，首先起草聯合國憲章。中國人現在走向世界，我們要按照聯合國憲章、國際法準則行事。聯合國憲章應當說反映了人類的良知。聯合國憲章第一句話，你們最好看英文，你們都懂英文，WE THE PEOPL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DETERMINED to save succeeding generations from the scourge of war。我們聯合各國人民決心使後代免除戰爭的浩劫。這就是人類的良知呀，不能再打了，兩次世界大戰給了人類慘痛的教訓，得出這樣一個結論，這標誌著人類社會進步。
第二個因素，就是核武器的出現，核武器殺傷力太大了。去年年初在韓國首爾舉行的全球核安全峰會上公布了一些材料，全球70億人口，統計下來每個人頭上能頂3個TNT炸藥，地球摧毀一次跟摧毀10次有什麽差別，摧毀1次還不夠嗎？核武器的出現無論如何對戰爭有製止作用。戰爭目的是什麽？占領對方領土，統治對方人民，獲取對方資源，戰爭的目的不是大家都完蛋。所以，你看一戰和二戰隔了21年，1914到1918第一次世界大戰。二戰1939年就爆發了，1945年到現在，68年沒有打世界大戰了，今後32年會打嗎，我不相信，中國人講的戰略機遇期是很重要的一條，就是不可能爆發世界戰爭，誰也下不了這個決心。誰要敢發動一場核戰爭，我相信，如果出現這樣的事情，發動戰爭的人一定會被推向人類曆史的審判台。
第三個因素，全球化，大家都懂，由於全球化造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麵，這種局麵毫無疑問對戰爭有製止作用。2008年美國首先爆發了一場來勢凶猛的金融危機，如果這場危機提前40年爆發，1968年爆發，中國人還在搞文化革命，危機來了之後中國人會欣喜若狂，會說他們慢慢垮下去，我們漸漸好起來，對吧？但是這場危機爆發後，時任國家主席胡錦濤講了8個字，受到全世界的肯定，胡錦濤同誌講“攜手合作、同舟共濟”。全球化使大家連在一起了，危機太深重了，一個國家解決不了，必需大家聯合起來共同來克服這場危機。
第四個因素，是西方世界在全世界人民鬥爭的壓力下，在國內運動的壓力下，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壓力下，進行了深刻的改良。什麽含義？有兩重含義，第一重含義西方幾個大國，不得不放棄殖民體係。二戰之前這個世界被西方世界瓜分完了形成了各自的殖民體係，但是今天這個殖民體係蕩然無存了。這是全世界人民鬥爭的結果。這是鬥爭過程早期是少數國家通過武裝鬥爭取得獨立的，多數國家談判取得獨立的。通過談判取得獨立意味著什麽？西方世界，殖民主義體係維持不下去了，所以不能不放棄。這是它對外政策一個大的調整，對內西方世界采取了很大的調整。第一次分配講效率，第二次分配講公平。我在法國擔任大使期間，上至國家元首下至小老百姓都可以打交道，有很大的靈活性。法國有一個總理，沒有副總理。他有個大部長，就是財政經濟工業部長，我向國務院領導同誌報告，國務院領導同誌聽了嚇一跳，說這一個部長簡直相當於中國的小國務院了，又管財政、又管經濟、又管工業。一般擔任大部長的人都很有學識很有能力，見麵我就問他，法國用多少錢來進行第二次分配，以保證社會公平？我說你能給我一個數字嗎？占你GDP總量多少？他給了我數字，法國拿出在占它GDP46%的份額集中二次分配，大家想一想，法國GDP快3萬億美元，人口有6200萬，拿出一萬多億美元進行二次分配，意味著什麽？它有一個龐大的豐厚的保障體係，失業保險、養老保險、疾病保險，還有補貼，有這樣的社會保障體係，意味著在這樣一個體製下人能夠生存下去。
什麽時候革命？活不下去才革命。革命要掉腦袋呀，能活下去就不會革命。在我經曆中，1996年到1998年我到日內瓦工作。有一次出席領導委員會，我是中國代表團團長，跟美國人吵架，美國人說中國人不尊重人權，我說不對，跟美國人吵，我說你知道中國人為什麽起來革命嗎？1949年之前中國人口5億，4億沒飯吃，沒飯吃才起來革命。現在我們十來億人口了有飯吃了，你說人權是不是改善了？美國人沒有話說，是吧？
以前在法國大城市發生了騷亂，有記者來采訪我，說吳大使你看會不會爆發革命，我說不會，西方世界可預見的時期還看不到革命跡象。所以戰爭暴力革命時代過去了。
最後一個因素，就是由於全球化，世界變小了。同時全世界有20多億人在溫飽線上掙紮，發展問題怎能不成為時代主題？
就是這五大因素推動了時代的變化。
回憶鄧小平：根據時代變化調整戰略決策
大家會問，鄧小平首先發現時代的變化，這對中國有什麽影響？影響太大了，你想呀，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改革開放之前，我們領導人揮之不去的憂慮就是在這。對吧？1978年三中全會決定把黨的中心工作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促使這樣一個戰略決策，它後麵一定包含大的判斷，什麽判斷？戰爭在可預見的將來打不起來，所以你看改革開放以前我們采取“山散洞”的方式，山，靠山；散，分散；洞，鑽到洞裏去。多少錢投進去了。過去改革開放前，靠近香港澳門是前線不發展，改革開放之後我們首先發展的四個經濟特區都靠近香港澳門，沒有一個對形勢的大判斷不會做出這樣的決定。
大家再想一想中國的大發展，1978年到1991年進入中國的外資，外國直接投資，多少？總存量300億美元，現在多少？1萬多億美元。我的看法，1989年到1998年南巡講話之前，中國在一個十字路口，那個時候國內也是議論紛紛的，有很多同誌就提出來，一個經濟建設為中心是不是少點什麽東西，再加一個“反和平演變為中心”好不好？黨校開了反和平演變的課。但我認為，中國一個中心太重要了，兩個中心那各行其是就亂套了。1992年擬定出小平南巡講話，國際形勢如何？蘇聯垮掉了，東歐發生了巨變。如果思想還停留在戰爭革命時代，這是西方世界進攻的時候，在敵人敵軍進攻的時候中國人該幹什麽事情，關上門大舉部署陣地呀。鄧小平說什麽，膽子再大一點，步子再快一點，中國大門沒有關上，反而開得更大了。35年的大發展證明了小平的決斷是何等的英明。它的根據是什麽？時代變了，如果看不到時代變化，國際形勢就會就事論事，東一點西一點，抓不住關鍵，就會東倒西歪，迷失方向。時代變了，很多東西得跟著變，鄧小平在這方麵給我們樹立了榜樣。
1984年10月22號，鄧小平對中國第三次全會講了這麽幾句話，解決國際爭端要根據新情況，新問題，提出新辦法，小平講話都是言簡意賅。一連用三個新：第一個新情況，時代變了。第二個，新問題是指什麽？1984年、1994年、1999年，港澳回歸的問題提上了議事日程。第三，新辦法是什麽？一國兩製。1984年我在外交部政治研究室工作，當時外交部大家在一個大食堂裏麵，中午吃飯聊天，和外交部港澳辦公室的人聊天，談到香港澳門怎麽回來呀？他們說你單純要香港、澳門回來很容易呀，英國駐香港的大兵不夠解放軍打，葡萄牙駐澳門連兵都沒有，就幾個警察，單純要他回來，隻要你把香港、澳門所需要的淡水給他斷掉，他絕對回來。可是這個時候鄧小平講了幾句話，我們外交部人聽了之後覺得講得非常深刻。鄧小平說，我要回歸香港、澳門是要保持繁榮穩定的香港、澳門，而不是貧困動蕩的香港、澳門，這話講得多好啊？回來是回來了，外國資本全撤走了，老百姓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天天上街遊行，你中央政府有多少錢去填無底洞？鄧小平要的是保持繁榮穩定的香港澳門。大家看一看，港澳回來十幾年了，保持了繁榮穩定，了不起呀！中國人提出來的“一國兩製”方針全世界都讚揚。我們參加國際會議跟英國人在一起講一國兩製，英國人也肯定這個東西，不大容易呀。一國兩製好在什麽地方？它好在考慮到中華民族包括港澳同胞的根本利益，也考慮到外國資本的利益，二者之間實現了一個平衡，實現了共贏。
回憶：江澤民首次講“共贏” 龍永圖興奮不已
現在你看習近平主席經常講共贏，你們再查一下，中國領導人講共贏並沒有很長的曆史，第一次什麽時候？1999年11月15號，那天中美兩國達成了中國加入WTO的雙邊談判協議，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非常高興，會見雙方代表，中國代表龍永圖和他的班子參加。美方代表巴爾舍夫斯基，一位女將，她是美國總統貿易談判代表，我到美國去跟她聊天，她說一輩子幹的最大的事就是跟中國談成了這個事。中國加入WTO太重要了。澤民同誌那天非常高興，第一句話就講人逢喜事精神爽。很開心呀，見雙方代表的時候，江主席說中美雙方達成的中國加入WTO的雙邊協議，是一個共贏的協議。
後來龍永圖跟我講，他聽江主席講共贏他興奮極了，我說你幹嘛那麽興奮？他對我說，吳大使你知道嗎，加入WTO最困難的談判不是跟外國人，而是中國人內部吵的一塌糊塗，內部有的時候一講話很厲害的呀。有一次跟美國人談判，美國人做了一點讓步，下來之後，龍永圖跟中方代表說，人家讓了一點我們也讓一點，共贏好不好？龍永圖講共贏，中方一位同誌馬上臉拉長了，變得嚴肅起來，問了龍永圖一句：龍部長，我們跟美帝國主義能夠共贏嗎？這話厲害。結果江澤民同誌講了，他就不敢去批判了。當然了，你想時代變化了，能不共贏嗎？戰場上你死我活共贏不了。革命，一個階級推翻另外一個階級，也共贏不了，時代變了才能夠共贏，這是非常關鍵的問題。
美國的教訓表明戰爭已經解決不了問題了
大家再想一想時代變了，經過21世紀，國際關係當中有什麽新東西？我想一個非常突出的變化，就是戰爭在人類曆史上曾經是威力無比，國與國之間出現了分歧，怎麽辦？談判解決，解決不了最後怎麽辦？打。一戰解決一切問題。人類曆史上幾千年就這麽過來的，但是大家想一想21世紀美國發動兩場戰爭，一個伊拉克戰爭，一個阿富汗戰爭，解決了什麽問題？你跟美國人去講花多少錢？美國人估計花6萬億美元，沒有講金融危機跟戰爭有什麽關係，但是實際上是有關係呀，6萬億美元呀，不得了的錢，解決了什麽問題？阿富汗從2001年10月1號打響到現在沒完，一方麵是美國的軍事力量，美國軍事力量非常強大，全世界最強大，一方麵是一些土槍土炮，打了十多年還是沒有解決問題，可見戰爭解決不了問題了。伊拉克戰爭解決了什麽問題？你看看現在，美國曾經是要對伊拉克帶來和平與繁榮，現在經常出事，不解決問題。所以戰爭解決不了問題了，這是時代變化帶來的國際關係當中一個新的變化。
這個變化很多人看不到，所以經常有人說“中美必有一戰”，他們看不到這是解決不了問題的。你問美國人兩場戰爭解決了什麽問題？美國人一臉苦笑。我想我這話講到這裏，你們看今後幾年幾十年，美國人要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來應對這兩場戰爭帶來的後果，因為這兩場戰爭加劇了基督教文明和伊斯蘭教文明的衝突，帶有宗教色彩的衝突沒完沒了。前任駐美大使曾跟我聊，我說中東問題怎麽老解決不了？他說吳大使，帶上宗教色彩的衝突鬥起來沒完沒了，而這兩場戰爭加劇了兩大文明的衝突。我講了這麽長一段話，想說明什麽？時代變了，這是關係變化中最大的變化，我們觀察世界一定要把握住這個東西，要不然的話如果腦子還停留在戰爭與革命的時代，看事情的時候那就要出問題。
若錯過戰略機遇期 後代會譴責我們
中國在21世紀最大的利益是什麽。我們有很多利益，各種各樣的利益，你說最大的利益是什麽？抓住這個關鍵，就抓住了牛鼻子，我認為還是鄧小平講的，就是發展是硬道理。具體到今天來講，保持發展的勢頭，如果發展的勢頭中斷了，那多可惜呀，中國人今天形成的發展勢頭是經過100多年奮鬥才得來的呀，《孫子兵法》有勢篇，如果勢頭喪失了不得了，要恢複這個勢頭談何容易呀，勢頭來了很多事情你就做成了，這個勢頭喪失了，再找回來沒有用。勢頭太重要了，要保持發展的勢頭意味著什麽？必須保持開放的勢頭，必須保持對外合作的勢頭，開放的勢頭中斷了，我們發展的勢頭肯定中斷。對不對呀？是這樣，你比較一下當年毛主席領導的中國，毛主席何嚐不想發展中國呀，三年困難的時候，他把身邊警衛員派回老家去看看，警衛員回來跟他講，家鄉餓死人了，毛主席聽了之後老淚縱橫。他也想發展，但是那個方針違背經濟規律，封閉的方針，發展不起來呀。對吧？鄧小平的方針則不然，是開放的。我跟一些領導同誌談，說開放比改革還重要。你看看蘇聯經濟，他們政治上搞了改革，改了一些東西，但經濟上是封閉的，發展不起來呀。如果保持發展的勢頭再有30年、50年，中國就能完全起來了；如果這個勢頭中斷了，後代會譴責我們，當年那麽好的勢頭你們為什麽沒有抓住？其實我認為千頭萬緒、各種各樣的矛盾如果你抓不住最大的利益，就會迷失方向，要保持發展勢頭還是得堅持鄧小平“發展是硬道理”的方針，這個明確了，其他問題就好處理了。
相比過去 今天的世界有四大不同
今天的世界跟舊世界比較有四大不同。
第一，聯合國憲章承認了主權平等。這一點很了不起呀，1945年聯合國成立以後簽署50國家，現在聯合國成員國193個，沒有主權平等這套原則世界會有那麽大變化？不會的呀。當然我們要看到聯合國憲章寫的主權平等和事實上的主權平等還有很長的距離。但是在這麽重要的文件上，肯定了主權平等，應當說這是全世界共同奮鬥的一個成果。
第二，世界已從MAD進入了MED。MAD是“相互確保摧毀”，過去冷戰時期美蘇冷戰實體大家都發展了很多核武器，一打大家就完蛋；MED是“經濟上相互依存”。現在有些人把中美關係比作當年蘇美關係，芮效儉，美國駐中國大使，他就反對，他說你看看美蘇關係最好的時候貿易有多少？40來億美元，現在中美貿易有多少5000多億美元，完全不可同日而語。是吧？中美之間有很多的共同利益，蘇美之間對抗是主要的是吧？這是一個世界上很大的變化。
第三，就是出現了一個以規則為基礎的全球貿易體係。世界貿易組織就是這樣的組織，這個貿易體係太重要了，有了這個體係，規矩是大家定的，組織裏麵規則製定過程當中，每個國家都有一票，每個國家協商，每個國家都有否決權，大家協商一致才能完成，這規則使貿易在全球範圍內有序的進行。對中國來講，有了這個體係我們就可以買到我們所需要的，我們可以賣出去我們中國生產的東西，沒有這樣一個體係行嗎？不可能的，我們國家在城市化、工業化進行當中，需要鋼鐵，鐵礦石，大部分是要進口。中國人當然首先要解決吃飯問題，政府一再強調18億畝耕地是紅線不能突破，但我們仔細想一想，中國人吃飯光靠18億畝耕地夠嗎？不夠呀。我們去年進口了6000多萬大豆，進口了800萬噸食用植物油，加在一起意味著中國增加了6億畝耕地。沒有這個東西，中國人生活改善不了，有了這樣一個貿易體係對中國有利。
第四，全球化生產的四大要素“商品、資本、人才、技術”在全球流動。這個對中國很有利，改革開放以後我們要引進各種人才、技術、資金，你得引得進來呀。現在一批發展中國家崛起，前兩天Martin Wolf寫了一篇，說文章全球化對於新興大國崛起很有好處呀，就是這種狀況。我認為中國人應當感恩於世界的變化，沒有世界的變化中國不可能發展。同時這個變化是全世界人民包括中國人民奮鬥的結果。
中國發展的“天時、地利與人和”
中國現在走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是什麽因素推動的呢？大家可能講改革開放政策，對不對？對，但是你想，單是改革開放政策行嗎？不夠。看當年的洋務運動，中國何嚐不想開放？洋務派那一批人也都是有見的的人啊。他們也派人留洋學習。但問題是，那時的世界沒有變，是一個舊世界。我認為光是改革開放政策中國不可能發展，還要有天時、地利、人和。三個因素綜合作用下，中國走向了世界舞台的中心。大家想一想，我們起來革命就是高唱國際歌，國際歌是要把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以舊世界為敵，去年年底12月份，習近平主席會見外國專家在中國的代表，說我們的事業是與世界合作共贏的事業。你看，一個落花流水，一個是合作共贏。顯然，天時，就是世界變了。
說完了天時，我們看第二個因素，就是地利。現在全世界一個大變化就是亞洲崛起。亞洲崛起拉動國際關係的重心從大西洋向太平洋轉移。
戰後亞洲經過五個浪潮崛起，第一個浪潮在日本，你不能不肯定日本在亞洲首先搞出了出口導向型的發展模式，戰後日本第一個崛起。1968日本成為世界第二經濟體，那是明治維新100年後，前一代他搞軍事擴張，搞軍國主義道路，碰得頭破血流，後一代又在經濟上發展起來了。第二個浪潮在亞洲四小龍，上個世紀60年代亞洲四小龍，台灣、香港、新加坡、韓國，也是循著出口導向型的發展模式起來了。第三個浪潮就東南亞國家聯盟的這些國家，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泰國這些國家，在70年代初也遵循出口導向型的模式起來了。第四個浪潮就在中國，中國1978年改革開放。我們的模式也是出口導向型，這個模式把中國的優勢發揮出來，很有好處。中國勞動力比較富裕。跨國公司向這個地區轉移，我們起來了。第五個浪潮在印度，1991年印度實行改革，印度的改革之父是誰？就是現任總理辛格，1991年他是印度政府的財政部長，當時的總理拉奧，他們看到了亞洲國家崛起的現實，決定改革。印度比我們早獨立兩年，1947年獨立，印度獨立之後奉行所謂尼克魯主義，就是政治上學西方，三權分立，議會製度，多黨製。經濟上學蘇聯搞計劃經濟，印度搞計劃經濟搞的很徹底，什麽事一定要經過政府，印度人把自己當時的經濟叫作“許可證經濟”，政府的效率很低，印度發展的比較慢，印度1947年獨立的時候比我們中國情況好多了，現在看來，印度可能被我們甩下了一段距離。但是印度1991年實行改革之後，增長達到百分之六、七，這麽二十年下來印度也不得了。中國和印度加入了亞洲國家崛起大潮，正在改變世界的麵貌，使亞洲崛起的勢頭、規模大大加強。
大家想一想，在一個大陸一個洲，一批批國家崛起，也就是亞洲了。中國若不在亞洲這裏，行嗎？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是非常艱難的曆程，我們派了多少人去日本、新加坡、香港學習？這些國家和地區距離近，有的也講漢語，這對中國來講太重要了，沒有這個地利我們也發展不起來。所以，我想我們走到世界舞台中心，也要感恩於這個地利，感恩這個地區。然後再加上人和——改革開放政策，沒有人和，天時地利都沒有用，認識到我們如何走到世界舞台中心非常重要，就是我們可以全麵看待這個世界。
中國麵臨的最大挑戰是自己
我覺得我們有時候也要看到自己的短處，有人問我，你說中國麵臨最大的挑戰什麽？我說中國人麵臨最大挑戰是自己呀。中華民族不怕多災多難，就怕自己。中華民族應對災難的能力大概是世界各國各民族中鮮能匹敵的。中華民族幾千年文明史造就了中華民族應對災難的超強能力。1976年唐山大地震，北京也受到影響，我那個時候住紐約。那時候看電視，我記得北京人都住到大街上，看到CNN采訪評論說，北京人就在大街上麵，在幹嗎，在打撲克，在拉二胡。看到這種淡定局麵，美國人也評論說一個民族在災難麵前如此淡定，這個民族是偉大的。
但是中國人怕什麽？頭腦發昏。什麽時候會頭腦發昏？取得成績的時候。你想想看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我們最大的發昏就是50年代開始的。我們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幾件事情做得非常漂亮，第一朝鮮戰爭，對吧？朝鮮戰爭中國不想打，是被拖下水的呀。中國當時已筋疲力盡不想打，而斯大林支持打，又回過頭來找毛主席。當時周恩來總理見外交部長就召見了蘇聯大使問，斯大林是不是講過這話？一查斯大林確實講過。朝鮮戰爭我們跟美國打了個平手，很了不起。這對後來中美關係有很大的影響。我就跟美國人講，我們的曆史對我們今後的關係有很強的指導作用，朝鮮戰爭是中國人打的筋疲力盡的時候跟你打一仗，打了個平手。當然我們的傷亡是很大的。但是美國人說什麽，錯誤時間錯誤地點，錯誤對象，打了一場錯誤戰爭，一句話錯錯錯，不該打這個戰爭，越南戰爭也是這樣。朝鮮戰爭對中國的國際那有很鞏固很重要的作用。萬隆會議我們也開得很好，1955年萬隆會議吵的一塌糊塗，總理去一席發言挽救了局麵，萬隆會議十項原則了不起呀。第一個五年計劃也很好，蘇聯援助搞得很漂亮。然後1956年2月蘇共開二十大，赫魯曉夫做了一個秘密報告批判斯大林。這個報告後來在紐約時報上全文發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就出現了一些情況。首先大家知道波蘭這個黨很有意思，波蘭在戰後總書記叫哥穆爾卡這個人很有個性的一個人，他比較有獨立性，在1948年時共產黨情報局處理南斯拉夫他有不同意見，他那時就提出來走向社會主義的波蘭道路，我們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他1948年就提出來了，這話傳到斯大林耳朵裏當然不高興，就把他搞下來了。這個人1951年到1954年坐了3年牢，後來1956年二十大之後，就覺得把哥穆爾卡搞下去不對呀，1956年8月，後來又把哥穆爾卡請回來了，當第一書記。然後呢，當時蘇聯為了控製波蘭到什麽程度？波蘭的國防部長是蘇聯元帥，當時哥穆爾卡一起來之後蘇聯元帥就回去了。赫魯曉夫一看這種情況就想動兵。蘇聯軍隊已經開出兵營了，準備鎮壓，把哥穆爾卡打下去，毛主席知道這個消息很不高興，召見蘇聯大使。毛主席講話是很厲害的，說如果你們敢動兵，第二天我們中國共產黨就發布聲明譴責你。赫魯曉夫上台時他還沒坐穩，中國共產黨這麽強烈反對他就沒有動力，這個消息傳出去了，中國周恩來總理去莫斯科訪問，受到凱旋般的歡迎了，應該說中國同誌講話蘇聯不動兵，這個威信很高，所以1957年11月在莫斯科開會，共產黨會議，那個會議上麵毛主席威信很高，成為會議的主角，人家共產黨講話都跑到台上來，毛主席講話坐在台下，人家回過頭來聽他講話，就在這個會上赫魯曉夫宣布15年趕上美國，超過美國，毛主席沒有經過中央開會，沒有經過專家論證，上麵宣布我15年趕上英國，就這麽來的。
1958年毛主席這個思想進一步發展，中央開會時決定當年鋼產量比1957年翻一翻，1958年北戴河會議的時候鋼產量翻一翻，那個時候怎麽辦？7000萬人上山煉鋼，那是胡來啊。我是參加過的，當時我在北京外國語學院上學，三年級，籃球場上挖了幾個煉鋼爐，煉鋼的原料是什麽？生鐵什麽地方來的？當時1958年的時候有一句口號，在全中國有非常大的號召力，叫放開肚皮吃飯，那個時候很開心呀，農村裏麵搞農民公社，一家一戶一口大鍋，我家在西安，我把大鍋給砸掉，砸掉鍋是先進的，進食堂是進步的，保留一家一戶的鍋是錯誤的，這鍋砸下來煉鋼，你想一想我們大學生不是學鋼鐵的，講幾句話讓你去煉鋼。全國都是這樣，煉出來的都是廢東西。到了1958年底宣布煉了1108萬噸的鋼，其實我們2006年時也就800萬噸，造成了很大的資源浪費。大煉鋼鐵的時候我19歲，吃飯不要錢，很開心，19歲小夥子挺能吃的，放開肚皮吃，吃不久沒糧食。到了1959年，1960年就困難起來了，我們定量供應，不夠吃，吃完飯很快就餓。那時我還喜歡鍛煉身體，每天出去搞點體育鍛煉，後來黨支部書記找我談話說不能鍛煉了，糧食不夠。大學生那時候是重點保護對象，飯都不夠吃。農村鍋都砸掉了，一點東西沒有了。
我覺得在十八大之後，中國在一個新的起點上，這個時候我想我們必須要正確認識今天的世界，把握住世界的變化，抓住關鍵，同時要正確認識自己。在中央領導下，一定能夠抓住我們麵臨的戰略機遇期。(光明網記者 曾繁華 範子川 整理)http://news.sina.com.cn/c/p/2013-08-20/11042799757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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