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報：中國網民政治立場中間偏右(圖)
《南方都市報》今日刊文《中國網民的立場》。南都就中國網民的政治立場問題采訪了南開大學副教授馬得勇。馬得勇指出，根據其調查，中國網民中，左派隻有6.2%，右派則占到38.7%，中間立場者55.1%。總體來看，網民隨著年齡增加，左或右的政治立場比例越高，20多歲的年輕人的政治立場更加中庸。針對《南方周末》2013年5月2日《調查“中國人眼中的民主”》一文中“中國人的政治立場中間偏左”的結論，馬得勇認為，之所以他們的結論會存在差異，除了兩項調查的劃分標準不同外，網民和普通民眾的立場不會完全相同也是一大原因。以下為《南方都市報》原文。
《南方都市報》采訪南開大學教授馬得勇，認為中國網民政治立場中庸不乏右派
網絡因其自身開放自由，交流便捷的特性，成為中國民眾表達自己觀念意見的主要場所，各種不同意見都能在此得到表達。正由於網絡的開放與獨立，網絡意見也被認為是最為真實具體的中國民意。那麽，中國網民的政治態度到底是怎麽樣的？其反映了當前中國社會輿論的哪些特點？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馬得勇副教授自2012年開始，對中國網民的政治立場做了跟蹤調查。記者就此調查專訪了馬得勇教授。
網民政治立場劃分維度
南方都市報（以下簡稱南都）：中國目前狀況下，網絡的政治態度是最為明確的。中國的網民政治立場是自我形成的，還是受到一定社會階層影響，導致發生變化？
馬得勇：我的調查是2012年6-7月進行的，調查樣本集中在新浪微博和天涯論壇以及一些政治社會話題比較集中的網站，這些網民可能更能代表那些關心時政和社會政治問題的網民，而非中國所有的網絡用戶。相比一般的網民，這一群體的政治態度往往會更加明確，政治參與意識也更強。從一般情況來講，一個人生下來，政治態度和立場是空白的，在其之後的生活中通過政治社會化過程逐步形成。在成為網民之前，他們的政治態度不是完全空白的，所以網民的政治立場很難說是自我形成的。不少國外的調查顯示，在網民上網時，已經有了自己的政治立場和態度，但網絡可能對網民的政治態度起著強化的作用。因為新媒體時代以前那些對時政關心的人可能呈零散，碎片化狀態。但網絡社區不一樣，它不僅為相同政治立場的人群，也為不同立場的人群提供了交流和爭論的場所，這會改變一些群體的政治態度。當然，這些推論還有待後續的實證分析來支持。
南都：就政治意識形態立場而言，中國左與右跟其他國家的左右在含義上有很大差別，這次調查是否有所反映？
馬得勇：從以往知識精英發表觀點來看，中國的左右派與其他國家既有重合又有不同。但精英的觀點和大眾未必一致。但就大眾層麵而言，我認為平等、自由都不是區分中國左右派的唯一標準或主要標準。根據我們的觀察，中國有一些右派是比較重視權利平等的，而左派倒未必。同理，另一個重要的政治態度標準，保守和激進，也不宜作為劃分左右的標準。國外往往保守派是右派，激進派是左派。但是在中國，這種狀況就不明顯。左派經常被批判比較激進，但從中立派角度看，右派可能更激進。因此我們在谘詢了一些學界同行以後，圍繞個人自由——國家權力、市場主導——政府主導確定了三個劃分大眾左右派的維度。這三個維度又細分為5個指標。這個劃分標準跟國外並不一樣，是一個中國化的測量左右意識形態的指標體係。
網民政治立場中庸不乏右派
南都：發現你的調查取樣中，年齡和性別是兩個非常有趣的情況，首先是女性參與度低，其次年齡、職業、學曆不同，其政治態度都很出乎意料。
馬得勇：就抽樣而言，需要做一點說明。我們是以網絡問卷的形式展開調查，答題鏈接公布在新浪微博和天涯等網站上，網民是自願答題。最終收集了2241份問卷。按照我們的劃分標準，左派隻有6.2%，右派則占到38.7%，中間立場者55.1%。當然，這個比例並不是很嚴格，但我認為總體上網民中右派多於左派的結論不會有太大問題。其中，女性受訪者隻有238人，占總樣本的10.6%。女性中持中間立場者為64.3%，而男性持中間立場者低一些，為54%。所以從調查取樣來看，中國的輿論場仍然是男人的天下，女性參與率較低，影響也比較小，政治立場也更為中庸（持中間立場）。就年齡而言，我這個調查沒有年齡的下限，所以也有十幾歲的未成年人參與，但主要是20-30多歲的年輕人。總體來看，網民隨著年齡增加，左或右的政治立場比例越高，20多歲的年輕人的政治立場更加中庸。就收入而言，中低收入者（家庭年收入10萬元以下）是大多數，年收入在50萬元以上答題者占2.5%。從收入和政治立場的關係來看，年收入在50萬元以上人群中，持左派觀念的比例為8.9%，收入在4萬元以下人群中，持左派觀念的比例為6.4%。從總的結果來看，收入越高的人，對政治立場的態度越鮮明，年收入在4萬元以下的人，中立態度比例達到59.4%；而年收入10萬-50萬元，甚至50萬元以上的人，中立的立場顯著下降，持左或右立場的比例則明顯增加。
南都：傳統上我們都認為大學生是中國政治態度最激烈的群體，都認為知識越多的人政治態度更激進，但是按照你的調查結果反而是更中庸，這說明了什麽？
馬得勇：知識水平和政治態度之間的關係是什麽？過去確實有很多看法，比如大學生、知識分子比較熱衷政治參與，政治態度也往往更為激進。但我的調查顯示並沒有呈現這樣的結果。一般認為學曆高低和政治觀念之間存在相關關係，但調查顯示，至少在左右政治立場上它們之間不存在關聯。另外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大學生一般被認為是政治上最激進的群體，但調查結果顯示，大學生群體與黨政官員群體是所有職業中最保守、最中庸，或者說政治立場最不極端的群體。對比自由職業、無業、自營、黨政企事業職員、農民、工人等其他幾個群體，大學生群體的左派比例10%，右派比例23%，中間立場者與黨政官員群體相似，在67%左右。
南都：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所也做過相關調查，現在看來你們之間的結果有較大的差異，你覺得是什麽原因？
馬得勇：我關注到了張明澍老師的研究，這項研究目前在國內可以算是對大眾政治立場少有的研究之一。但我沒有看到張老師的相關學術研究成果，僅從媒體報道的信息來看，張老師的左右立場僅僅是基於人們對民主的態度來劃分的。但對民主的態度隻是劃分左右立場的一個指標，可能還不是最重要的指標。所以我覺得這個調查結果最大的問題是調查指標設計存在較大的改進空間。我的調查跟他相比，對左右派的劃分比例是不一樣的。他的結論是中國人的政治立場中間偏左，我的結論是中間偏右。之所以有這樣的差異，除了劃分標準不同，還有他的調查是全國性的較嚴格的概率抽樣調查，其結論可能反映的是一般民眾的態度立場，而我的調查對象是網民，特別是對時事關心、對輿論有影響力的網民。這些網民的立場和普通民眾的立場不會完全相同。
網民政治觀點對立共識並存
南都：你的調查中還有一個幸福感調查，看起來網民中左派的幸福感要比右派強一點，但是總體而言還是不幸福，是否網民這個群體是中國人中幸福感最低的？
馬得勇：對。在“幸福”、“一般”和“不幸福”的選項中，網民中認為自己不幸福的人接近五成，幸福的比例不足二成。我查了一些全國性調查的數據，普通中國人的幸福感是很高的，大概有六成的國人覺得自己幸福。對比一下就能發現，網民是幸福感很低的群體。此外，他們對個人和國家的未來與前途也很不樂觀。而且，對比左右派會發現右派相較於左派更不幸福、對未來更悲觀。這種“痛苦”的感覺有可能導致他們成為中國最具批判性的群體。
南都：在你的調查中，左右兩派在很多問題上，比如對待政治體製，還有市場和政府的作用、個人自由與國家權力等方麵呈現尖銳對立。對此你如何評價？
馬得勇：除了劃分左右標準的具體指標外，在很多問題上，左右派都呈明顯對立的態度。這裏的對立是指在某一個問題上，左派讚成（或反對）的比例達到甚至超過七成而右派反對（或讚成）的比例也超過七成。這些問題也是目前輿論和社會上分歧最多的話題。在態度對立的這些問題上，左右派網民經常在網上相互攻擊、指責、謾罵甚至約架。對此，我認為這也反映了中國網民公民教育的缺乏和民主素養的不足。成熟的民主製度需要成熟的公民，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我們的民主發展之路依然任重道遠。應該說當前中國人對什麽是民主政治的認識和理解，對立、爭議遠大於共識，這也將成為中國政治發展的重要影響因素。
南都：除了對立，左右派也存在很多共識，比如，網民對現狀都不滿意，認為當今中國社會不公平現象很嚴重，政府權力要有製約，等等。你怎麽看這幾點共識？
馬得勇：在幾個問題上，左中右派的立場基本是壓倒性的一致。97.5%的網民認為“不管誰當領導，權力都要受到製約”，左右派高度一致。97.2%的網民認為“當前中國社會的不公平現象很嚴重”。九成以上的網民對“人人都有權批評政府”這一問題上持讚同立場，左中右讚同者都超過90%。我認為，相較於那些左右派相互對立的問題，對於這些左右派高度共識的社會政治問題，當局更應該重視和著手應對。有些問題政府已經著手解決，但速度和效果仍值得關注。如果政治領導人能夠高瞻遠矚，突破利益集團的阻礙和觀念的束縛，那麽不難找到解決問題的出路。
網民意見推動中國進步
南都：你的網民政治社會意識調查是否能夠反映我國當前的民意？這樣的調查結果有何政治意義？
馬得勇：政治生活中民意和公共輿論都是很重要的概念，但是什麽樣的民意才是真正的民意？什麽樣的公共輿論才能代表真正的民意？這些問題是值得思考的。在我看來，在新媒體時代，真正製造、主導和傳播公共輿論的群體就是那些在微博和網絡論壇上非常活躍的網民群體。網民們通過發帖、回帖、轉載、點擊等方式，形成了一個真正的輿論場。這一場域，各路精英們未必主導得了，主流媒體也未必能夠左右。調查和了解這一群體對中國公共輿論和民意的形成邏輯、大眾意識形態立場等均有重要意義。其次，我認為網民將是推動中國政治發展的一個很重要的力量。在左右派網民中，右派網民占據多數，而我們的調查也顯示右派網民的現代民主、法治的意識更強，現實中政治參與意識也更強，而且他們又是公共輿論和民意的主導者。不管是以極端的還是理性的、製度化還是非製度化的方式，網民注定會成為參與當今和未來中國政治生活的一支舉足輕重的力量。
南都：隨著新媒體的興起，你認為網民政治立場的對立是否會進一步分化對立和激化？我們是否能建立一種公共交往理性？
馬得勇：這個很難說，不排除進一步分化的可能性。但是諸如微博、網絡論壇是否會導致公共輿論和政治理念更為極端？我看不見得，至少目前沒有證據。新媒體有可能隻是讓已經分化了的、隱藏在心中的觀念顯現出來。當然，觀念的分化和新媒體之間也可能是一種相互作用的關係。這需要後續研究來回答。但有一點我比較樂觀，那就是新媒體對中國的公民成長很可能是有益的。作為一個不同觀點交流和溝通的平台，新媒體可能會使中國人在考慮一些公共問題時變得更為理性。有人認為網民很不成熟，也不理性，他們言辭偏激，行為激進，而網絡媒體對此難辭其咎。我並不這麽認為。理性本身就是個很模糊的概念，什麽樣的行為算是理性的？如果人人理性，哪有什麽浪漫愛情之類的東西？我認為網民不是公共權力機構，不是政策製定者，他有表達不理性想法和觀點、批評公共權力機構的權利，這或許也是他的一種情感宣泄。不讓他們宣泄，導致的問題可能更多。當然，網民需要為自己的言論負責。一個公開透明的輿論場，就是這樣的場所，它為很多社會問題、時事熱點提供了不同的事實和分析視角，這有利於培養公共意識和公民意識。經常瀏覽網絡媒體的人要比那些不上網的人更有可能養成如何獨立思考、辨別事實真相、分辨是非曲直的能力。如果人們參與公共事務需要公共交往理性，那麽我相信新媒體在培養中國人的公共交往理性方麵一定是利大於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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