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鋼發表
《總結中國創新，打破西方製度迷思》
一文。第二段論述“美國總統權力過於集中”，第三段則論述奧巴馬
“企圖為國民創造就業，但是國會就是拒絕合作，奧巴馬對此憤怒不已卻又無能為力。
邏輯如此混亂不堪，文章卻能登上環球時報，隻能說明報社編輯水平十分低下。
（附）
胡鞍鋼：總結中國創新，打破西方製度迷思
“集體領導製”是“創新者”
中國特色的“集體領導製”，以其優異的實踐證明了中國社會主義政治製度的巨大優越性。基於“集體領導製”的曆史發展邏輯和製度創新內涵，這一機製的比較政治優勢可概括為：決策行為不翻燒餅、決策效果可預期、決策影響可預見、決策思路可延續。
與美國的“個人總統製”相比，中國特色的“集體領導製”是現代國家製度典型的“後來者”和“創新者”，因為後者的製度產生時間要晚得多。但是“晚有晚的好處”，可以利用後發優勢，創新更加現代的製度，創新更加靈活的機製。事實上，中國的“集體領導製”明顯優於美國的“個人總統製”。美國總統個人權力過於集中，特別是對外決策幾乎是由個人作出的。他的決策失誤，就要由整個國家和全體國民來承擔，而他個人的損失隻是不再擔任總統而已。
美國的“兩黨製”和“總統製”，其鬆散的政黨組織結構、羸弱的組織控製能力、低下的政黨向心力和決策智慧集成水平、“從天而降”（指全憑能言善辯、開空頭支票，獲得1/4選民的支持即可當選）的國家最高領導人、對實質性問題的忽視和拖延，使得美國的政治學者也不得不承認，美國的總統選舉製度可能是更明智的，也可能更愚蠢。以奧巴馬為例，他在競選總統時向美國公開承諾，當選後將為美國創造500萬個新增就業崗位，通過投資基礎設施建設再創造200萬個就業崗位。而據美國人口普查局統計，2007年美國就業人數達到曆史最高峰，為14604.7萬人，而後一路下降，到2010年已經減少為13906.4萬人。對這一數據奧巴馬十分清楚，因此於2011年9月提出了4500億美元創造就業的法案，企圖為國民創造就業，但是國會就是拒絕合作，奧巴馬對此憤怒不已卻又無能為力。
對此，美國學者羅伯特·弗蘭克林·恩格爾評論道：當中國正在為下一代設計五年規劃時，美國（政治家）正在籌劃下一個選舉的計劃。即使是跨國公司的CEO也對美國總統和國會評價不高，而中國政府得到的評價則遠高於前者。事實也是如此。2002年中國確立了2020年全麵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並通過四個五年規劃實現這一核心目標。經過了“十五”計劃和“十一五”規劃的實踐，中國已經上了“兩個台階”，提前實現了2010年的目標，凸顯了中國的製度優勢。
“分裂”的華盛頓將“一事無成”
我們看到，在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現代國家，其權力機構既是分立的，又是多元的。這是出於權力之間互相製衡、製約的考慮，每一個權力機構都不允許其他權力機構的觸角進入自己的法定權力範圍內。但是這一機製本身就有幾種可能：它可能會互相製衡、製約，但它也可能會互相掣肘。
現實決策過程中更多的情況是，不同權力機構之間不僅存在對立、製衡的一麵，更存在統一、合作的一麵。但美國等國家並沒有這樣的協調機構和機製，因而就出現了相互對峙、相互扯皮、相互拆台的現象。連奧巴馬總統自己也一針見血地指出這一事實，稱“華盛頓將一事無成，因為華盛頓四分五裂”。
在當今世界230多個國家和地區中，國際競爭的主要內容是國家競爭，特別是大國之間的競爭；而大國競爭的實質是決策能力的競爭，這就如同兩軍交戰的背後是兩軍統帥指揮能力的較量；而決策能力競爭本質上又是國家決策機製的競爭。這並不取決於本國決策機製的好壞，而是取決於是否比對手更具優勢。雖然美國是最早創立總統製的國家，但200多年前的製憲家無法預見今日激烈競爭的世界。這一製度的某些部分已老舊、僵化，即使是奧巴馬深知這一點，也無法改革或應變。這就是製度變遷的路徑依賴和自我鎖定。中國盡管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國家之一，但也是最年輕的現代國家之一，有著極具創新力的執政黨。
中國要增強製度自覺和自信
隻有比較才有鑒別。這對於我們打破所謂的“美國民主迷信”、“選舉原教旨主義”，進一步解放思想、增強中國政治自信起到重要作用。長期以來，西方世界就一直將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視同為“一黨專政”，卻忘記美國總統是典型的“個人（總統）專製”；他們也一直抨擊中國不是民主國家，卻忘記小布什決策發動伊拉克戰爭，即使已經錯了，仍然不能自我糾正，更談不上對伊拉克和美國人力資本損失和經濟損失承擔任何後果，付出任何代價。近年來，國內也有很多人覺得中國的政治製度遠不如西方，對中國的政治製度缺乏信心，有自卑感，每每談到政治、民主、自由，就“言必稱希臘”，對西方充滿羨慕感，認為自身落伍於時代，落伍於世界。這是毛澤東所批評的《法門寺》裏賈桂的心態，他主張要打倒奴隸思想，埋葬教條主義。
我的評價是：中國共產黨人承受著世界上最龐大的人口、資源和環境壓力，麵臨著世界上最複雜的國情，卻在最短的時間內為世界作出了最突出的減貧貢獻、增長貢獻和發展貢獻。中國特色的“集體領導製”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創新，而是具有深刻意義的製度創新和治道變革。它大大超越了幾百年來美國等國家政治製度的“一黨控製”、“兩黨分治”、“三權分立”的實踐與理論，彰顯中國人極大的政治智慧和中華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蘊。
在人類文明發展曆程中，從來就沒有絕對“最好”、“最佳”或“最優”的製度或模式，也沒有一成不變的製度或模式；在現實世界中，隻有“最適合”、“最適應”的製度和模式，也是不斷調整、不斷適應、不斷變化的製度和模式。
中國創新並實踐了民主集中製，這種民主集中製又形成中國特色的“集體領導製”，非常適合於中國的基本國情和文化背景，極其適宜於中國的發展階段和社會條件，十分適應於來自國內外各方麵的考驗和挑戰，也特別有利於中國創造發展奇跡、治理奇跡。當然，這一製度從來都不是沒有缺陷的，更不是完滿無缺的，這就需要不斷改進、不斷完善、不斷進步。
（作者是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公共管理學院教授，近作有《中國集體領導體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