氏族時代，人類社會分群的第一條界限是氏族，於是“愛氏族主義”成為主流。
酋邦時代，人類社會分群的第一條界限是酋邦，於是“愛酋邦主義”成為重要的人文價值。
國家時代，人類社會分群的第一條界限是國家，於是“愛國主義”成為重要的人文價值。
2009年5月北美洲爆發傳染病甲型流感，中國政府派專機到墨西哥疫區將特定的幾百人接回中國，中國政府和同胞之所以最關心這幾百人的生命安全，僅僅因為他們是中國人，跟我們具有民族 和國家認同。這一事件和行為將國家是人類分群的第一原則闡釋得清清楚楚。
在這樣的人類分群模式中，國民將國家看作與自己生命和利益相關的人文價值之一部分，乃是順理成章的。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中，一個人不愛自己的國家是不可思議的。
愛國主義是人們自愛的一種表現形式。它從“愛氏族主義”和“愛酋邦主義”發展而來，非常自然，非常順理成章。它既含有血緣的、種族的認同，也含有地域的、文化的認同，同時還含有 法律的、利益的認同。在今天的國際交往中，一個人的國籍往往是他的第一屬性，而且國籍常常能夠決定一個人的命運。
愛國主義除了文化、利益認同之外，還充滿了命運的糾纏。就像自愛是一種無可厚非的生命本能一樣，愛國主義也是一種無可厚非的本能的情感。
但是，愛國主義發展到極點，也就難免出現一些悖謬之處。各種集體(無論是氏族、酋邦、城邦還是國家)也像每個個人一樣，對於利益的追求是無止境的。如果過分追求自身的利益，就難免 對他者的利益構成傷害。
每種發展到極致的人類品質都是非理性的，愛國主義也是一個沒有限度的價值觀，它隻能是一把雙刃劍。
一個氏族成員從另一個氏族劫掠的財產越多，就越是被自己的氏族奉為大英雄。可是對於被劫掠的民族來說，他卻是一個惡魔。
成吉思汗對於漢族人、斯拉夫族人來說無疑是殺人魔王，對於蒙古族來說卻是空前的英雄。
伊藤博文、東條英機對於中國人來說，一個是逼迫中國簽訂不平等的《馬關條約》的奸雄，一個是罪惡的劊子手。可是對於日本人來說，他們都是國家的聖人和功臣，因為他們能夠從外族掠 奪無窮的財富和光榮，奉送給他的同胞，所以日本人世世代代將他們的靈位供奉在靖國神社，永遠祭拜。
華盛頓、傑弗遜對於美國來說是立國聖人和英雄，可是對於英國來說他們是叛徒，對於印第安人來說他們則是施行種族滅絕大屠殺的劊子手。
哥倫布對於歐洲人來說是為他們找到新的財富來源的大英雄，所以歐洲人歌頌他長達五百年;對於美洲原住民來說，他是五百年屠殺史的先驅和元凶。
五百年來無數歐洲人對全世界所有其他民族和國家展開殖民大屠殺、大掠奪，無數屍骨和財富養肥了歐洲國家和國民，他們是這個地球上最早的愛國主義者。他們最大的願望就是殖民地的居 民都不愛國，或者無國可愛，好讓他們各個擊破，隨意掠奪。
殖民者最珍惜自己的愛國主義精神，最恨其他國家的人懷有愛國主義精神，道理其實非常簡單，中國精英知識分子就是假裝沒有參透。
對於被殖民、被屠殺、被掠奪的民族來說，那些以文明國家的名義燒殺搶掠的西方愛國主義者，個個都是魔鬼。
為什麽我們認為殖民者是魔鬼?因為我們也是愛國主義者，我們也愛我們的國家。一切損害我們國家和國民利益的強盜，都是魔鬼——從鴉片貿易的商販到八國聯軍的軍人，到侵華日軍的官兵 。
而這些魔鬼之所以能夠具有如此大的魔力，就因為他們是代表國家而行使職能的。哥倫布如果沒有西班牙的支持，就沒有能力航行到美洲。如果沒有西班牙源源不斷派來軍隊和殖民者，他在 美洲也會十分孤立。
在國家成為人類社會分群界線的第一原則的時代，功臣與罪人、聖人與魔鬼的區分標準，與個人品德全無幹係，僅看他謀求的是哪國的利益，損害的是哪國的生命。
這個標準簡單地說其實就是所謂“愛國主義”。
在大家都講愛國主義的時候，一個國家如果傻乎乎地專講什麽世界主義，那就隻能等著那些骨子裏愛國主義、口頭上世界主義的掠奪者和屠殺者來收拾你。
愛國主義既是侵略者殺人的理由，也是弱勢國家抵禦屠殺的武器。
我們不但應該理解所有人的愛國之情，而且應該理解弱國國民的強國之誌。
憤青愛國何錯之有?
中國，就是應該強大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