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黃安偉(Edward Wong)，係《紐約時報》駐京記者。
北 京——最近我做了這麽件事——拖著一個裝著12盒奶粉的袋子和裝有兩套空氣過濾器的紙箱通過舊金山國際機場(San Francisco International Airport)安檢。我剛結束一個公差，正要回北京的家，帶回去的是在中國父母那裏最搶手的兩樣東西，也是我自己的家裏迫切需要的。
中國是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但其發展的巨大成本正變得越來越明顯。迅速發展的城市中的居民，以及越來越多居住在農村地區的人，開始質疑他們呼吸的空氣、喝的水、吃的食物的安全。就好像他們正住在中國的切爾諾貝利或福島核事故災區一樣。
在被派往中國之前，我在伊拉克做了三年半的記者。在那裏，外國記者們不停地談論各種可能造成人死亡的方式——汽車炸彈襲擊、正麵交火、被綁架後遭到斬首。我在這些威脅中活了下來，卻發現現在自己開始思考：生活在中國是否正對我和我的家人造成不可挽回的傷害？
這 裏存在大量的環境危險，而且，其後果可能會在數年甚至數十年內都不會展現出來。對幼小的兒童來說，這些風險更為顯著。對於要決定是否在北京居住的外籍工作 人員來說，這些因素在其權衡中將占據很大份量，其重要性可能超過最近幾十年的任何時候。但目前而言，在中國做記者還是有很大價值，所以我還會再堅持一段時 間。我的妻子陳天香(Tini)也是，她已在亞洲當記者十多年，也學習了中文。而這就意味著，我們將自己9個月的女兒置於同樣的風險之中——這些風險讓中 國北部所有城市的居民感到恐懼——而同時，我們也在和這麽做帶來的罪惡感作鬥爭。
和他們一樣，我們采取防備措施。在 北京，高科技空氣淨化器和豪華轎車一樣令人垂涎。在2008年被派到北京不久後，我就架起幾台之前駐站記者使用的歐洲產空氣淨化器。4月初，我對其中一個 淨化器進行了首次檢查：裏麵累積的灰塵和森林地麵上的苔蘚一樣厚。這讓我惡心。我訂購了兩套新的空氣淨化器，要在舊金山提貨；這些產品在美國要便宜得多。 我的同事艾米(Amy)告訴我，2月份春節期間，她家的一個朋友從加利福尼亞州給她丈夫捎來一台重35磅（約合15公斤）的空氣淨化器，此前，她的華裔丈 夫被一家大型美國科技公司派到其位於北京的辦公室。在收到空氣淨化器之前，艾米的丈夫已考慮搬到蘇州，一個水渠縱橫交錯的小型城市，因為他已無法忍受北京 的汙染。
每天早晨起床時，我都會看看手機上的一個應用程序，上麵顯示美國大使館監測到的空氣質量指數。美國大使館的監測設備就在我家附近。我想看看是否需要打開空氣淨化器，我和妻子能否把女兒帶到戶外。
大 多數時候，她隻能待在家裏。中國環境保護部周三發布的數據顯示，2013年上半年，60%以上的時間裏，北京的空氣質量都被認為不安全。而全國的平均指數 也令人沮喪：同樣是在2013年上半年，該指數在近一半的時間裏都是達不到安全標準的。環境部長周生賢在接受共產黨喉舌《人民日報》采訪時表示：“我國大 氣環境形勢嚴峻，汙染物排放總量遠超過環境容量。”
我希望女兒成長的過程中能欣賞到戶外的美好事物——日落、鳥鳴、 青草芬芳，或者雲朵的形狀。但如果我們繼續在北京生活幾年，這將不可能成為現實。即使有個成年人的肺，我也會限製自己待在戶外的時間。雖然我在巴格達時會 在底格裏斯河畔跑步，搬到北京之前還曾跑完兩個馬拉鬆，但在這裏我不願再做那樣的長跑鍛煉。
我不願放下的一件事是騎 自行車，即使它意味著比坐車或乘地鐵吸入更多危險空氣。考慮到這裏可怕的交通——其本身也是造成空氣汙染的一大元凶——我會騎自行車往返辦公室、餐館、以 及在北京胡同裏那個帶院子的家。剛過去的冬天，我買了一個英國產的口罩。之前，一些地區空氣中的細顆粒物含量在1月份創下曆史新高——達到世界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所建議的接觸限製的40倍。外國人將其稱為“空氣末日”，而越來越多的人也正因為霧霾或要求雇主支付艱苦工作地點薪酬而離開北 京。
一位在北京的美國醫生給他繈褓中的兒子弄了個口罩。我的口罩用黑色織物製成，它表麵光滑，還帶有幾個塑料旋鈕。帶上它，我看起來就像是一個亞洲版的達斯·維達(Darth Vader)。但是這總比少活幾年要好。
今 年春季，首先發布在《柳葉刀》(The Lancet)上的《2010年全球疾病負擔研究》(2010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披露，2010年中國的戶外汙染共造成120萬人過早死亡，占世界總數的40%。7月發表在美國某著名科學雜誌上的另一項研究發現，因為北方 廣泛使用煤，中國北方居民比南方居民平均少活五年。
在中國，癌症發病率也在飆升，甚至連中國官方媒體也在調查這種現 象與空氣汙染之間的關係。同時，中國國內外的研究都表明，在妊娠期暴露在高濃度汙染物下的兒童會表現出較慢的智力發育，並有可能出現行為障礙。在洛杉磯進 行的研究表明，處於汙染環境中的兒童還存在永久性肺部損傷的風險。
在中國北方，區別每一天的就是不同的灰度。妻子和 我有時會根據能看到多少藍天來選擇去哪裏度假——所以我們近期去了托斯卡納和阿馬爾菲海岸。我再也不會認為享有這種藍天是理所當然的。“我們仍然無法不注 意到這裏的天有多麽藍，”一位美國外交官的夫人在喬治敦的一次晚餐上告訴我，夫婦二人當時已經從北京回到華盛頓半年多了。
食 品安全是另一個讓我們頭疼的問題。我們已經聽說了火鍋店用老鼠肉充當羊肉，有地溝油，以及用被工廠的重金屬或廢水汙染的土壤種植農作物的故事。對於中外父 母而言，食品安全方麵最令人震驚的災難就是2008年的毒牛奶事件。在飲用了被有毒化學品三聚氰胺汙染的奶製品後，共有六名嬰兒死亡，至少還有30萬兒童 生病。從那以後，很多新生兒的父母都開始竭盡全力把國外生產的嬰幼兒奶粉帶入中國，以滿足替代母乳喂養的需求。
從舊金山回來幾個月後，妻子和我都意識到我們的奶粉不多了。於是，我們開始給可能馬上來中國的朋友發郵件，問有沒有人自願幫我們“運”奶粉。本周，我們的朋友亞曆克莎(Alexa)從紐約飛過來，帶了兩盒奶粉。還有兩位朋友承諾會在今年夏天帶更多奶粉過來。
最近，我和一個在北京的女子聊了聊，她叫趙俊。她付錢給生活在歐洲的中國學生和家庭主婦，讓他們給她寄英國的牛欄奶粉(Cow & Gate)。她說，“我們一直很擔心，所以希望能從海外找到曆史悠久的好品牌。”
由於中國人從國外購買奶粉的現象十分普遍，所以至少在六個國家引起了奶粉短缺。香港甚至還對被海關官員稱為“犯罪集團”的奶粉偷運組織進行了打擊，這些組織都在將外國產奶粉運往中國大陸。
需 要擔心的並不隻是牛奶。我們的女兒已經開始吃固體食物了，這就意味著我們在找尋食物方麵麵臨著更多的問題。我們還要繼續在我家附近小巷的小商店裏買水果和 蔬菜嗎？還是要到以外國人和富裕中國人為目標消費者的比較貴的商店裏買呢？或者從當地的有機農場裏購買？上周末，我和一個朋友拜訪了位於北京東北方向的一 個農村家庭，從這裏開車到北京需要一個小時。他和他的妻子希望能把這裏租下來，周末的時候過來住，但我更感興趣的是看能不能在這裏的園子裏種植自己的蔬 菜。我在這裏認識的一些人已經這麽做了。
“在食物問題上保護自己很困難，”公社園藝倡導者、環保組織自然之友的理事會成員李波說。“我從沒有想過我會變成一個素食主義者。然而在2011年，在聽說過動物飼養行業的諸多不法行為之後，我覺得自己受夠了肉。”
在 北京度過的每一天，都讓我更難以分辨大驚小怪和謹慎之間細微的界線。六年前，當我回到位於弗吉尼亞州亞曆山德裏亞的家鄉，收拾東西準備搬到中國時，母親遞 給我幾支牙膏。那年夏天，她讀到了關於中國製造的毒牙膏的報道。當時，我覺得自己仿佛回到了第一次離家去上大學的時候。我把那幾支牙膏放回了父母的浴室。 現在我回家的時候，母親有時還會給我牙膏讓我帶回北京，我總是會毫不猶豫地把它裝進包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