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企業家調查：王功權老友稱其一身負能量
王功權，知名投資人（圖/薑曉明）
王瑛，中恒聚信投資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圖/梁辰） 王功權，知名投資人，生於1961年。本科畢業後任職於吉林省委宣傳部，80年代末辭職，赴海南創業，曾與馮侖、潘石屹等人創辦萬通集團。1998年之後轉做投資人，成為中國最優秀的風險投資家，並積極投身各項社會活動。2011年5月，王功權私奔引起社會熱議，並於2012年1月從鼎暉創投辭職，後赴美遊學。回國之後，王功權稱將致力於推動公民社會建設。此外，他還是中華詩詞研究院創始人，兼任北京詩詞學會副會長，並任公盟法律研究中心研究員，倡導“教育平權”。
王瑛，中恒聚信投資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生於1953年。曾在內蒙古插隊6年，在基層法院和司法局工作10年，80年代末從體改所辭職，後南下廣東做實業，曾擔任企業高管二十餘年。還曾參與創辦“世紀中國”網站，並擔任《東方》雜誌社社長3年。2013年6月，王瑛因“退出正和島風波”進入大眾視野。王瑛長期擔任“社區參與活動”NGO理事，2012年發起“尋找馬小平”活動，現在主要做的是弘愛人文閱讀推廣中心和“一起讀”活動。
“今天偶見23年前在廣州有過一麵之交的女企業家王瑛的退島帖：‘我沒有什麽可猶疑的，幾乎立即發出了這個退島的帖子——我不屬於不談政治的企業家，也不相信中國企業家跪下就可以活下去。我的態度在社會上是公開的。為了不牽連正和島，我正式宣布退出正和島……’”
6月22日晚上，王瑛發出退島帖第六天，王功權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發出了上麵這段話。
這位因私奔而出名的企業家有著嚴肅的另一麵：關心時局、熱心公民社會建設、為教育平權奔走呼告多年，今年年初結束了在美國一年的遊學。他自稱“一個閑人”、“退役企業家”，樂意接受采訪或者演講、座談的邀請，“我想利用一切可能的場合和機會講我想講的東西”，不幸的是每次都事先跟人說好了不談私奔，“國家的前途命運比我那點兒破事兒重要得多”，最後卻總是“被人眼睛都不眨地推進火坑裏”。
他沒有因為一次次被消費而設下防備，“我沒有幼稚到媒體能夠像我希望的那樣去評價我，我隻想利用好這個關注度。”他提醒我們去看他私奔時期所發的微博，“全是講公民社會、講自由民主的，我個人情感的腳步走得有些淩亂，不代表我就沒資格談論公共事務……我可以不再經商，放棄一切，我不能夠放棄的是公民社會這個事。我就算跟別人跑了，也不可能對中國社會的事，全都不管了。”
王功權的辦公室設在北京東三環一個著名的商業樓盤裏，4個多小時的交談中，“公民社會”、“去恐懼化”、“宿命”、“十字路口”是他反複提及的幾個關鍵詞。
一周之後，我們在位於南二環的高檔公寓裏見到因“退島”聚集媒體關注的王瑛，發現這兩個久未謀麵的人用詞高度一致。王功權在互聯網上的個性簽名是“VC007”，王瑛的新浪微博名是“王瑛006”，倆人在思想上恰如這兩個數字比鄰而居。
“我倆有些共同的朋友，他們都說我肯定會和功權聊得來。”王瑛愛笑、言語溫和，與其文字之犀利尖銳形成反差。發出退島帖翌日，她又寫了一篇檄文風格的退島聲明，直率完整地表達自己的不同意見，矛頭直指著名企業家柳傳誌“不談政治，在商言商”之說。
“企業家該不該談政治？”媒體報道放大了島內的爭論，討論迅速蔓延出正和島外。財經作家蘇小和撰文指出柳傳誌“不談政治”的具體語境，並表示“真正的企業家，他唯一的使命，隻能是讓消費者滿意”。而“泛道德化的批評”則“貽笑大方”。他的文章很容易讓人聯想到經濟學家弗裏德曼在《商業的社會責任》裏所下的結論，“僅存在一種、而且是唯一的一種商業社會責任——隻要遵守職業規則，那麽它的社會責任就是利用其資源，並且從事那些旨在增加其利潤的活動，也就是說，在沒有詭計與欺詐的情況下，從事公開且自由的競爭”。
支持王瑛的輿論則表示，如果說“泛道德化”的要求是一種意見綁架，那麽無視中國市場裏那隻看得見的權力之手，埋頭高喊“在商言商”與其說是恪守本分，不如說是自欺欺人。
在這個急於表達和站隊的年代，很多複雜的問題都被簡單化、標簽化。這一次同樣如此，爭論中有些非常重要的聲音被忽視，王瑛和王功權一再強調關心公共生活、不做“政治的局外人”隻是個人選擇，“中國企業家的生存環境難言理想，企業家之間要互相體諒”，“社會不應該從另外一個角度去綁架企業家，就像當年非得逼迫大家捐款一樣，去強迫企業家進行價值觀表態……”
接受本刊采訪時，他們兩個都表示體諒工商界的難處，“可以不說話，但不要放大恐懼、製造恐懼”。至於他們自己，則選擇了發聲和行動。
他們被稱為公民企業家，由於所擁有的財富可以攤在陽光之下，加上個人強烈的社會關懷，其利益表達超越了企業和自身，參與社會生活的方式也大大突破了賑災捐款、公益慈善等既有途徑，以更主動的姿態積極進行政治參與和公共表達。
集納了英國曆史學家和政治思想家阿克頓勳爵畢生思想精華的《自由史論》中有這樣一句話：“不管誰，擁有了社會力量就必然要求政治權力。這是政治學的最高法則，如同萬有引力是物質世界的至高法則一樣。”
很多人將他們的獨立、敢言，與他們已經取得的財務自由聯係在一起，寄望這樣一群有資源、有影響力的人在轉型期有更大作為。
擔當和訴求是內生的
“我退島是因為自己要開口說話，不想牽連正和島。”王瑛接受本刊采訪時，一再強調自己與正和島創始人劉東華有著充分的溝通和交流，“正和島成立剛一年多，還很脆弱，企業家之間應該彼此體諒對方的處境。一定要求企業家有政治上的明確表達，我覺得不是一個很公道的很合理的要求，這完全是個人選擇。”
正和島是一個以互聯網平台為依托的企業家社區，劉東華誌在以此建立“獅子與獅子之間、獅子與鷹之間的信任鏈、生態圈。”用戶被稱為“島親”，需要通過審核並付費才能加入。目前這個平台已經有兩千多位付費用戶，還有三百多名專家學者作為“藍色島民”活躍其間。據不完全統計，“島親”們組成了一百多個微信群，群裏除了島民，還有大量島外人員，構成一個縱橫交錯的企業家社交網絡。
王瑛去年4月“上島”，是正和島的第一批用戶，她是一家投資基金管理公司的董事長，做過多年實業，還曾兼職參與著名人文思想網站“世紀中國”的創辦，做過3年《東方》雜誌。
思想活躍行動力強、有人脈有見識的她被島親們尊稱為 “瑛姐”，劉東華在島上稱她為“正和島的貴人”，有拿不準的事兒也會與她商量。
王瑛非常看重這個平台，“一方麵在島上學習和訓練如何在移動互聯網上生活，一方麵參與和發起各種對自己和夥伴們有益的自我啟蒙、自我訓練、自我成長的活動，使自己能夠跟得上‘大時代’前行的腳步。”
正和島的互聯網技術基因決定了客戶主體是新生代企業家。王瑛認為：“最近5年內，80後就會成為重要的生力軍。這個群體紮根在市場上，大部分企業家的行業領域、商業模式、盈利模型的市場化程度比較高，靠政府關係掙錢和發展的企業家比例相對小了很多。這個群體的獨立性要強一些，骨頭也要硬一些，在未來十年中國社會的發展和進步中會有很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可以說，他們的狀況也關乎中國的未來與命運。他們發現通過貼近權力賺錢首先是太危險，其次是太屈辱。其中有一批人，已經不僅僅滿足於自己做一個現代企業家，他們還願意對中國社會這個特殊的轉型期負起一份責任來。我們一定要努力去結束以暴易暴，要創建和維護和平轉型的條件。我理解這個階層應該有它的特殊貢獻。”
給他們提供什麽樣的影響、什麽樣的價值觀是她非常看重的。就在今年年初，她還曾作為召集人之一，組織過一場主題為“轉型時代企業家選擇”的討論會。
6月初，柳傳誌召集十來家公司座談討論“抱團跨境投資”，正和島總裁兼總編輯黃麗陸代表正和島受邀參會。其後，他在正和島的信息集散地“廣場”上發帖，傳達了柳傳誌在會上表達的兩個核心觀點，“一是強調經濟走勢的不確定性，從國內看如此，從歐美看也一樣；二是企業家的態度，最重要的是聚焦、專注。柳總說從現在起我們要在商言商，以後的聚會我們隻講商業不談政治，在當前的政經環境下做好商業是我們的本分。”
黃麗陸的帖子發出之後，迅速引起島民的關注。6月16日傍晚，王瑛邊刷手機邊等朋友，看到了四五十個支持在商言商的跟帖。“那裏麵很多人都認為老柳是非常正確的，非常智慧的。還有一個重要的信息，就是大家都認為老柳是掌握更多情況的人，他的判斷和提醒是有意味的。我覺得我不能不說點什麽了，但我不想因為我的表態影響到正和島，所以當時就‘刷’地發出了退島帖！”
“私下裏談的時候，很多企業家都認為中國需要改變，但是真正出來說，出來做，每個人都會評估風險，”王功權讚同王瑛的觀點，“人們不能要求某一個人、某一個群體站出來，這個擔當和訴求隻能是內生的，不應該是由外部強加的。”
他倆都讚同企業家朋友們“如果覺得有風險，可以不說話，但不要去放大恐懼、製造恐懼”。
王功權說：“以前我在博客或者微博上寫點啥，老有朋友提醒我，‘哎呀，功權你這是要幹啥呀！”
采訪那天，他正鬱悶。一個交往多年的老朋友給他發了一條絕交短信，“整天不做任何幫助建設祖國的事兒。一身的負能量……”那位他所珍視的朋友在短信中說，“以後別人再跟我要你的電話，我就說不認識你！”
還有各種關於他被關注被監控的傳言，“工商界好多朋友嚇得不敢跟我聯係。很多人傳說，我是很危險的，屬於被有關部門盯著的。沒有這事，我該出國出國，在海外該演講演講。回來，大家都說你回來會怎麽樣，我回來也沒怎麽樣呀。那誰誰誰的事情，我該呼籲呼籲，這兩天這不還在微信上呼籲嘛……”
“我不是幹革命，我不希望中國爆發革命。我們的國家、民族在這種重複的暴力更迭中損傷太慘烈了……我隻是做了一個公民應該做的，為這個國家的良性變革提供一些健康的批評之聲。我也沒有上街遊行，對吧？我也沒有上街鬧事，對不對？我也沒有組織啥力量來怎麽樣，對不對？我隻是做了一個公民應該做的事兒，並且這麽多年我做的事情都是在不違反法律規定的前提下做的，我不明白為什麽這樣做點事說點什麽都會被渲染成這樣。”
王瑛的政治主張和他非常接近，“我不喜歡革命黨，我也不喜歡那些宣揚要建立某個理想國的政治家，包括廣場政治等等，這些東西都不是我所喜歡的。一個社會，隻有越來越多的人因為內生的需求，渴望推動這個社會的進步，才是結實的。”
話題回到了柳傳誌身上，“我不反對企業家做柳傳誌這樣的人，可是我反對柳傳誌在中國企業家群體裏頭，已經有了這樣地位和影響力的時候，他還要說現在這樣的話。”
言語一直溫和的王瑛突然提高了音調，“通過直接參與政治來推動社會進步，這當然不是企業家責任範圍之內的事。但在當下，企業家要去考慮，哪個是我的底線？你可以不發聲，保持沉默，明哲保身，這已經是底線。無論你是誰，柳傳誌也好，王傳誌也好，我覺得應該看清楚，這是自己的一個邊界，不能再超越這個邊界。”
在商言商
遊學美國時，王功權曾在哥倫比亞大學發表演講，稱自己“是中國為數不多站著把錢掙了的人”，但豪邁背後也有無奈，這些年因為不願意低頭，不肯與權勢合謀，“少掙了很多錢” 。
柳傳誌“在商言商”的言論被媒體聚焦之後，王功權在微信圈上發表了“我理解的所謂企業家‘在商言商’——1. 不加入執政黨政治組織；2. 不與特權合謀；3. 不作為人大代表履行參政議政職責；4. 不勾結、賄賂政府公共權力；5. 不為規避政治壓力而讓企業作出業務犧牲。”
他曾經對《時代周報》記者說：“柳總是一個比較溫和的人，更多地考慮社會各個方麵的反應，他希望整個社會是和諧的，他希望大家更加關注自己的專業，把自己的企業做好。他從一個企業領袖的角度，從一個兄長的角度，可能主要想表達的就是這個意思。”
但他又同時覺得：“我不認為‘在商言商’代表了大多數企業家的心態。因為在中國，事實上企業家是無法完全做到徹底的‘在商言商’的。政府管理國家的理念和方式使得政商關係密切，在很多方麵對商界介入頗多，政府甚至利用公共權力參與商業競爭。……在這個國度裏，就政商關係而言，每個企業家都逃脫不了這樣的影響。”
在杭州，浙江省委黨校政治學教研部教授董明通過互聯網密切關注著這場“企業家該不該談政治”的爭論，她特地收藏了《南方周末》關於王瑛退島一事的報道。自1993年起她便開始關注和跟蹤私營企業主階層的發展，著有《政治格局中的私營企業主階層》、《新興商人群體形成與地方社會轉型》等多本著作和大量論文。
“中國的企業家要操很多不必要的心，在官商關係上投入莫大的心力、物力。”她剛給一批浙江省的民營企業家上完政企關係課，“說實在的，大家做的很多都是事倍功半、千斤撥四兩的事情。”
十多年前，她將中國私營業主的政治參與心態分為4種——恢複型的補償性政治參與、功利型的經濟性政治參與、民主型的發展性政治參與、退縮型的規避性政治參與。
2006年全國第七次私營企業抽樣調查結果顯示，“私營企業主的政治態度表現出鮮明的利益特征”。她自己曾經借助浙江省工商聯係統的網絡平台做過一個問卷調查，62%的參與者表示自己參政的目的是“為了幫助企業更好發展”。
在她所做的實地訪談中，一位地市級政協委員表示希望自己能夠成為浙江省甚至是全國政協委員，“通過政治平台認識更多的領導，企業有問題可以解決困難，能有人出來說幾句話，現在中國的政府就是這樣。”
一直與民營企業家們保持著密切關注和溝通的她說，“十多年前民營企業家政治參與心態的4種類型裏，功利型的經濟性政治參與者是最多的，到現在為止，這個分類和結論還是適用的，沒有過時。我不知道該為自己的預判準確而高興呢，還是為我們的企業家所麵對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大環境沒有發生改變而遺憾。”
在《對私營企業主階層研究的有關文獻綜述》一文中她寫道，改革開放之初，很多西方學者預測中國的民營企業家發展壯大起來以後，會像西方的邏輯一樣，成為一個強大的中產階級階層，然後進一步提出民主的要求，但事實上到現在為止就連西方學者也看得很明白了，“中國是帶著行政權力支配經濟的種種遺留和傳統闖入市場的，國家發揮著重要與核心的作用，企業家不得不與政治親近，與政府和官員結成庇護與被庇護關係，且必須經營這個關係網，以贏得經濟與政治的雙重確定性。”
“不是所有工商業主都可以被稱為現代企業家的，工商業主他可以不考慮社會正義這個事情，還有很大一批人在權錢上連得很緊，甚至給權貴集團洗錢、幹髒活兒，難道都管他們叫企業家嗎？但是正在成長中的企業家群體中有一批人他們是願意有所擔當的。”王瑛毫不客氣地說。
對於柳傳誌的觀點，她的評論是：“在這樣一個慢慢從成長走向成熟的‘公民企業家’群體裏麵，我不覺得老柳現在做的這些事情是有好處的。現代企業家是站著行走的，用不著跪著，那些選擇跪著的往往都和自己選擇的生意有關，要賺什麽錢有關。既然不選擇賺那種錢，你幹嘛要跪著呢？你現在不僅說，‘大家都跪下來，大家都跪下來’，還覺得，跪都不行，還得要什麽呢，互相之間提醒，‘趕緊磕頭，趕緊磕頭’，甚至還要指責，‘你為什麽不磕頭，你要不磕頭會牽連我’，我不認為這個社會已經到了這樣的一個程度。”
與地方政府往來甚密的富豪曾成傑被秘密處死，為王瑛下麵這段話做了一個慘烈的注腳，“這些年來，因言獲罪的企業家，你能夠找出幾個來？可因為抱緊權力的大腿，權錢結合，用完了，又被他們、包括被他們自己內部的爭鬥，把你摁上砧板，給剁了個稀碎的，有多少？哪一年少過？哪一個地方少過？什麽時候阻擋得了工商業主為此前赴後繼啊？”“我跟企業家打交道這麽多年，大多數都很謹慎，沒見過哪一個言語激烈的。王瑛這樣的企業家是少數，在企業發展相對安全的前提之下，他們不僅為自己的企業，為民營企業的發展，甚至為整個國家鼓與呼，我非常樂於看見這樣的企業家存在。”
董明本人擔任過浙江省政協委員，觀察到一些著名的企業家代表、委員把人大代表或者政協委員的頭銜印在名片上，但本人卻很少到會參加討論。“那些頭銜對他們隻是一個榮譽、一個裝飾、一種保護。”
盡管多年前她按照學理和他國經驗開列了“民主型的發展性政治參與”這一項，甚至還將一些企業界積極參政、建言獻策的兩會代表歸入其中，“其實我自己都知道，他們做的那些還遠遠到不了這個層麵。隻是我始終有這樣的一種期許，期望他們能對自身有更多的認識、將來能夠做得更多。”
董明分析說：“按理說，經濟達到這樣一個程度，用馬斯洛的社會需求層次理論來分析，無論是內心還是現實行為，都應該更多地具有‘政治人’的色彩。但企業家跟政治家都是現實主義者，首先要保全自己，在保全的前提下麵，才發展自己。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理解柳傳誌所說的在商言商，不談政治，遠離是非。”
“今天的企業家其實很難遠離政治，很大程度上迫於現實的壓力，跟政府保持著若即若離的妥協姿態。做企業的都渴望一個好的環境，但你不能隻想著規避風險，等著別的企業家去說，然後你去搭便車。人人都想搭便車，最後，誰也搭不上車。徐賁寫的《政治是每個人的副業》，真是太貼近今天中國社會現實了，每個人都奉行犬儒主義的話，這個社會不會有真正的進步。”
給學生上課時，她把這段話寫進了課件裏，“政治就應該成為每一個人的副業。政治是少部分的人的職業，但是對於每個公民來說，應該是一個副業，是每個現代公民應擔當的基本職責。”
“現在有種說法，‘改革是在和革命賽跑’，革命會讓每一個人都付出巨大的成本，從這個意義上講，每個人都應該有自己的擔當。市場經濟所匹配的隻能是民主政治，民主政治相對來說是能夠使各方利益最大化的一種製度安排。資本家根本上喜愛的是錢而不是民主，(但隻有)在民主的前提下，他們的利益才能最大化，他才可以更好地掙錢。如果政策放寬，民營企業家們可以慢慢地結成一些社會的力量，例如一些真正的商會、行會，和政府之間形成相對均衡的或者平等的，一種博弈的姿態。”
為後代交出一個好的社會
“你為什麽不移民呢？”
我自然不是第一個這樣問王功權和王瑛的人。
在美國遊學的時候，王功權在曼哈頓遇到許多熟悉的麵孔，“有些大佬在中國都很難約，在那裏隨便就碰上了。”中國富商中許多人在當地置業，傍晚的時候坐在路邊咖啡館哇啦哇啦聊天，“讓人看了覺得中國人很囂張。”
“我骨子裏是一個世界公民，從來不覺得移民是什麽問題。但是我現在不想移民，我愛我的祖國，可能我愛的方式有人不認可”，他狠狠抽一口煙，“我也不想混來混去，混到五十多歲連國籍都混沒了，為什麽是我走？為什麽不是那些以權謀私的、借權力尋租的壞人走？”
王瑛說企業家群體裏有兩種心態，“這兩種預期對中國經濟的支持都不是正向的。一種是以往掙到錢的，孩子老婆已經出去了，國內的資產盡可能變現，資金外逃通道也安排好了，一旦形成判斷，立即走人。第二種是還沒賺足錢的，認定十八大後政府、軍界、黨內人事更替的範圍、幅度都相當大，‘我的朋友’上去了，三五年不會出事，後路安排好了，賺一把再走。無論是走還是不走，投的都是不信任票，都是毀掉這個局麵的大動作。社會還能再承受一輪瘋狂的瓜分和掠奪嗎？！”
“對於工商界來說，用腳投票是最容易也是最簡單的，但我不情願，在養育了自己的這塊土地，麵臨千年未見之大變局、獲得千年未見之大機遇時，我仍是冰冷的、愚昧的、逃避的、放棄的。”王瑛特別讚歎王石近期的言行，“王石非常不容易，2008年汶川地震後因為‘王十元’那個事情，萬科被人從裏到外徹查了兩次，經過了那麽大的折騰和壓力，這次他還能夠勇敢地發聲，呼籲企業家在社會麵臨倒退、危險的時候站出來說‘不’，號召企業家在社會轉型中，用聲音和行動投票，而不是用腳。”
61歲的王瑛在自己的博客中寫道，“盡管我的生理年齡留給我的歲月有限，盡管我的準備、學識、才能極為有限，我也願意是一個身體力行、一磚一瓦的建設者。”
“退島風波”被媒體熱炒的時候，她作為阿拉善導師團成員，隨同一個名為“勁草同行”的NGO項目組回到了16歲時插隊的內蒙古大草原。
6年的插隊生活，是大院裏長大的北京女孩了解普通人生存境遇、對各種主義產生深刻懷疑的開始。“插隊的後3年我當老師，去過很多學生的家，我的學生幾乎全部是赤貧家庭的孩子，一年四季單棉兩身衣服。”
返城之後她被選拔進入石景山區人民法院工作，其後在石景山法院和石景山的司法局，整整工作了10年，“那時候的司法部門，和現在不一樣。我們騎著自行車，幾乎跑遍了那個區域的每一個街道。”
“有了這些經曆，我不可能變成一個隻關心自己和家人，把自己安排好了，把孩子們安排好了就可以了。我做不到。我甚至就是連想也不願意想，還有另外一個活法。什麽人什麽命，這可能就是我的宿命。”
她對一位記者朋友說：“我最近看了一個電視劇，突然意識到靈魂自由那麽重要。我要敢吹吹牛的話，也能說我始終保持著自己靈魂的自由，我也從來沒覺得不依附於組織，不依附於一個集體，不依附於別人，有什麽困難。一直這樣就過來了。”
她每天早晚都會在微信上給朋友們推薦一首自己喜歡的樂曲，她笑著說自己從不覺得參與公共事務“是一種什麽給予、奉獻，實際上人們各自都會去選擇使自己覺得充實、有價值、幸福的一種選擇。我的選擇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沒有任何的悲壯感。”
1990年王功權在海南折騰了一圈、無奈北上加盟南德集團的時候，心中生出一種強烈的“落草為寇”之感，“那個時候到民營企業真的是迫不得已。”
“一直以來，我還是一個比較認真來考慮自己應該怎麽成長、怎麽活著、走什麽道路的一個人。”他離開吉林省委宣傳部，跑到海南闖蕩，最艱難的時候身無分文，賣過報紙賣過甘蔗。
也曾經夜裏坐在黑黢黢的海邊，伴著嘩嘩海浪作小詩一首，“不願意告訴家鄉，我正為難；不願意告訴海島，我正為難。夜幕閉合前的最後一聲濤響，終於催下了不肯流下的淚。”
多年之後，他看到自己那些還留在體製內的朋友，說著言不由衷的話，做著“讓自己神聖不起來的事”，心裏默默為他們難過，“我特別憎恨人活在虛偽裏，特別特別地不喜歡這樣。”
創富崇富的時代，他投身其中，成為先富起來的一員，但最終還是過早醒來，無法裝睡、格格不入，“我基本上好多時間是混在有錢人圈子裏的，我看到了太多有錢人，我沒覺得他們多麽幸福。金錢對於實現快樂和幸福的方式是有影響的，但是它跟快樂程度不是正相關的。”
那麽，什麽是幸福呢？
“幸福，是內心深處的一種自在吧！”
他伏在桌子上，哭得抬不起頭來。除了流淚傾聽，我無法安慰。平靜下來之後，他盯著我的眼睛，懇切認真地說，“我太希望有上帝了，太希望有一位至善全能的神，在祂麵前——人人都平等！我特別希望，極端渴望！”
說話與做事
從美國回來之後，大家問王功權問得最多的問題是，“你準備幹什麽？”
2011年他辭去了鼎暉創業投資基金高級合夥人的職務——鼎暉是中國最著名的私募股權基金之一，管理美元、人民幣基金共計55億美元。王功權參與管理的兩隻創投基金，資金超過7億美元。
他個人為此付出了巨大的經濟代價(私募股權退出的條件是放棄75%)，心中還有對同事、對投資人的歉意，“馮侖曾經說過，‘功權是一個忍辱負重、顧全大局的人’。(中途退出)它違反了我長期的顧全大局啊，對大家很負責任啊，兢兢業業啊，盡職盡責啊，這樣的一個行事風格。但是當時在那種情況，就這樣決定了，主要是特別渴望改變自己的狀態。我不願意在經商掙錢上花好大的精力，結果在這個領域中，竟然混了那麽多年，我覺得好委屈自己。我原來寫的詩詞裏，有好多悔商、恨商、傷商、哀商、歎商……是這樣的，因為在經商的過程中，常常需要麵對一些人性方麵的問題。不願意麵對這樣的問題，但是又必須麵對。”
“接下來我做什麽不知道，但不做什麽我是知道的。”他的神情舒展又輕鬆，“第一. 不做私募股權基金、創投基金。第二. 不開心的事不想做，違心的事不做。是否經商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們什麽時候能有那樣的環境，讓一個不跟權力合謀的人能夠在中國順利經商，有這樣的領域和項目我會做，如果涉及到其他方麵的潛規則的東西我就不想玩了。”
他在哥倫比亞大學訪學的研究課題是“公民社會和公共財政監督”，“未來我會把三分之一的時間放在推動公民運動上，在我能夠發聲的地方，不管是在網上，還是座談會、演講，我都願意去跟大家分享，就是盡可能地去發聲。另外我會切實參與、推動公民運動。”
“現在說話就是做事！”王瑛說過去一直埋頭做事，不願意出來說話，“甚至覺得說話會耽誤做事”。情勢的變化改變了她的想法，微博中關於時局的內容多了很多，她轉發張千帆、蔡霞等學者的文章，“寫得真好，他們用筆說話就是做事！包括這次王石出來說這樣的話，這都叫做事。聽張鳴老師說，在他自己認為該說話的時候，他一定要說話，‘一步都不讓地說話。’我覺得這都是在做事，都是一種承擔。”
她是一個高效的行動派。三十多歲的時候離開體製南下做實業，曾經在卡車上睡了16天，守著各個職能部門，為一個產品拿到生產和銷售所有的許可章。
60歲之後，她對自己做了調整，“我想把自己最後的有效工作時間放在公民社會的發育上，時間和精力逐步向NGO這方麵轉移。”
“開放釋放出了很大的做事空間，利用這個空間我們可以做很多具體的事情，”做企業的講究落地，她近期著力推進的落地項目有兩個，一個是以提升母親和孩子人文素養為主旨的弘愛公益基金，另一個則是參與推進企業家群體的自我啟蒙、自我訓練和自我成長。
“新生代的企業家們跟老一輩不一樣，他們對於公共空間有需求，在獲得事業上的成功和財務自由之後，他渴望進入一個公共空間，不願意再像前輩一樣總跟著一個‘老大’玩兒。在這個公共空間裏他們這些當老板的需要去學習如何建立平行的關係、維護這種關係，讓這種關係支持他們在公共生活領域裏各種各樣的訴求。我覺得這是一個挺大的需求，從他們的現實需求出發，我們可以借助一切可以借助的理念和規則來共同學習和成長。”
由她發起的“一起讀”活動，集結了來自11個省市的一百多位企業家，企業家們通過學習《羅伯特議事規則》來嚐試用新方法開會、議事、決策、解決爭議，建立和維護平行關係。“正和島也走在一個十字路口上，它是不是能夠在這個時代，為要求成長的新生代企業家們提供成長價值的平台呢？它正走在這麽一個十字路口上。如果僅僅是在商言商，促進合作，它不需要做成現在樣子。”
董明教授高度讚賞這樣的預備和訓練：“社會民間力量的成長是完成民主轉型不可或缺的要素，一批非常成熟的、非常獨立的、中性的民間組織絕對不可能一夜之間呼嘯而來，這肯定是個逐漸演變的過程。企業家們你也是大佬，我也是大佬，憑什麽我要聽你的話。慢慢地，他在這個組織裏學會如何正確地、合理地去開會去討論。這個就是民主素養的一種培育，他們在這個過程當中已經得到了曆練。”
“所有的變化和積累，離實現憲政目標還很遠，但對於創建和維護中國和平轉型的條件都有用、有價值。”王瑛笑得燦爛，“我是個非常樂觀的人，我信奉得寸進寸。”
常有懷揣著創業創富夢想的年輕人去找王功權，對他說自己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在大眾看來，王功權情感豐富、旁逸斜出，但在專業領域裏，他被公認為做事紮實、研判精準。年輕人希望從他那裏得到中肯有益的建議。
他給別人出主意，自己的下一步卻還沒確定，“其實我自己也站在十字路口啊！不止我，整個中國都在十字路口，該往哪裏走，除了上帝，我們都不知道。”
“中國商人似乎滿足於繼續主要充當經濟動物，他們僅關注自己的職業抱負，毫不猶豫地接受現行的政治秩序。”這是英國《金融時報》首席亞洲事務評論員居伊·德·容凱爾(Guy de Jonquieres)根得出的結論。
境外媒體一直對中國私營企業主抱有濃厚的興趣，但他們對這一階層的社會推動力越來越不樂觀，2008年《遠東經濟評論》刊登了一篇文章——《資本家改變中國？》，文中寫道，“現在，有33.9%的私營企業家是黨員……也有很多私營企業家被吸納進人大和政協，黨和國家的治理正變得更具包容性，這就解決了私營企業家的政治代表權問題。顯然，中國的私營企業家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中國的政治結構，但沒有人們想象的大。至於未來的發展趨勢，那還有待時間檢驗。”
在這個十字路口，情況會有變化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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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希望我的後代麵臨著我這樣的尷尬，要麽就去同流合汙、合謀，要麽就艱難地麵對世界，失去很多的機會。
我自己是有點堅守的，因為這點堅守，付出的代價是蠻大的。一想到天真無邪的孩子們將來也要這樣的時候，我就會特別地難受……我希望能夠有所改變。
我實在不願意，將來我的女兒她們還要去行賄、巴結，違心地說話，為了做筆生意，必須去一次又一次地吃飯送禮……我不願意讓孩子們這樣。
我覺得我們不一定能夠給她們交出一個好的社會，但是，我至少是能夠告訴她們，“孩子，我解決不了，但是爸爸一直在努力。”
我能做到什麽程度就什麽程度，如果真就因為我做的這樣一點點事情，付出代價，這是我們的宿命。
如果因為有一點錢，因為自己可以移民，就漠視這些事情，接受有些人無辜被弄死了，農民被強征，有自焚的，有上吊的……我們全都像沒事一樣，我會覺得，這樣的人生，也沒有什麽太大的意義。如果是這樣，我寧可出家。
我為什麽要移民呢？我為什麽要離開我的國家呢？我不願意。我知道這樣做收效甚小，但是隻要還在做，我心裏會踏實一點，這樣我能夠更看得起自己一點。
柳傳誌“在商言商”的言論被媒體聚焦之後，王功權在微信圈上發表了“我理解的所謂企業家‘在商言商’——
1、不加入執政黨政治組織；
2、不與特權合謀；
3、不作為人大代表履行參政議政職責；
4、不勾結、賄賂政府公共權力；
5、不為規避政治壓力而讓企業作出業務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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