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冀中星案看微博的話語權
王峻嶺為紐約時報中文網撰稿 2013年08月05日
在7月20日通過在首都國際機場引爆手中炸藥自殘的方式引起公眾和媒體注意之前，山東鄄城人冀中星曾於7月5日在騰訊微博用網名“深的無法自拔”發布過9條微博。這也是他唯一的微博賬號。這些微博都分享了記者吳賢德寫的同一篇文章：《山東鄄城農民工慘遭廣東東莞“惡治安員”毆打終生殘廢》。可惜他通過微博為自己討回公道的嚐試沒有任何效果，這9條微博在他采取極端行動之前的轉發數均為零。
這樣的故事已經不是第一次發生。今年6月，廈門快速公交縱火案導致47人死亡。事發之前縱火者陳水總在新浪微博自述中這樣寫道：“草民陳水總，……派出所把年齡填寫錯誤，社保不予辦理，找公安改錯又到處踢皮球。草民年紀已大工作又難找，數十年來一直掙紮在貧困線下。家無餘糧給草民果腹，絕望中冒昧向您求救，給條活路。”案發當天，他的微博賬號便被宣傳部門屏蔽，目前隻有案發前一天（6月6日）他發的微博頁麵截圖還能被搜索到。雖然難以從頁麵截圖得知這些微博在案發前被轉發的次數，但至少在案發前陳水總並沒有任何微博被大V轉發，或是成為一個微博熱點人物。
2011年5月26日，江西撫州發生一起連環爆炸案，市檢察院、行政中心、藥監局先後發生爆炸，造成2人死亡，爆炸的實施者錢明奇也在爆炸中喪生。如果你現在在新浪微博搜索“錢明奇”三個字，還是可以輕易找到他的微博帳號。實施爆炸的前一天，錢明奇轉發了媒體人鄧飛關於“免費午餐”項目的微博，轉發語隻有11個字：“救民是救國！救國才能救民！！”。這條“最後的微博”共有80多條網友評論，但全部發布於爆炸案發生後。
從錢明奇到陳水總再到冀中星，這些絕望的人們通過采取極端行動，讓人們記住了他們。但此前，他們都曾希望通過微博讓公眾關注自己麵臨的問題。雖然不能確定在微博受到的冷遇是他們采取極端行動的原因，但是可以確定他們在微博上沒有得到想要的幫助和安慰，一定程度上加劇了他們的失落感和挫折感。
人們往往認為微博為廣大的弱勢群體提供了發出自己聲音的平台。早在2011年，中國社科院發布的《社會藍皮書》就指出：“在網絡媒體越來越發達的‘大眾麥克風’時代，公眾的話語權實現了空前的普及，社會各階層都已經習慣於在網絡上“喊話”、表達個人觀點。”依照此說，互聯網似乎真的賦予了每個人更加平等的話語權。但是從上述幾起惡性事件來看，事實似乎並非如想象般美好。
《人民論壇》雜誌一篇題為《微博江湖：話語權壟斷之憂》的文章就指出：“隨著微博的不斷發展，在貌似自由、平等的背後，微博話語權實質上正越來越向少數人集中，話語權壟斷趨勢越來越明顯。……不同博主的粉絲數量出現高度分化，有的數以千萬計，而大部分則隻有幾十上百。”文中的一項調查顯示，在3250位受訪者中，有53.2%認為微博話語權的壟斷程度較高。
按照粉絲數的多少，微博用戶可以粗略分為四個層次。粉絲最多的是所謂“名人大V”們。這些公眾人物的身份各不相同，有的是娛樂、體育明星，有的是“青年導師”、“意見領袖”、“公共知識分子”。他們的共同點是都有廣泛的社會關係和影響力，可以輕易獲得大量粉絲，而微博服務商出於商業利益也樂於替他們免費推廣。他們的粉絲數少則幾十萬，多則幾百萬甚至上千萬。以“青年導師”李開複為例，他的粉絲數超過5000萬，約占新浪微博全部用戶的十分之一，影響力可想而知。
其次是媒體從業者以及某一領域（如美食、時尚、星座）內的“達人”。他們出於工作需要往往會通過各種途徑獲得數萬至數十萬的粉絲。
第三個層次是在一線城市工作的都市白領，他們雖然不是名人，但是眼界比較開闊，有自己的朋友圈子，並願意就各種熱點事件發言，擁有幾百甚至幾千粉絲並非難事。
擁有粉絲最少的一群人恰恰也是現實社會中最需要幫助的一群人。他們人際關係簡單，受教育程度低，處境艱難，缺乏資源解決自己麵臨的問題，也缺乏資源獲得足夠的粉絲。他們的粉絲往往隻有幾十個，甚至更少。例如前文提到的冀中星，通過將他的粉絲按收聽時間排序不難發現，爆炸案之前他的粉絲不超過10個。
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在微博上有影響力的人往往也是在現實社會中有影響力的人。據複旦大學發布的《中國微博用戶影響力研究報告》的數據，在微博最具影響力的100個用戶中，媒體人、學者、作家和商人占主導，其中媒體人33人、學者26人、作家20人、商界人士17人。該報告認為，大多數具有話語影響力的用戶是掌握相當經濟資本、社會資本或文化資本的精英，草根網民、普通公眾少之又少。“雖然微博的興起看似賦予每個普通人平等發聲的機會，但主導網絡輿論的權力仍在少數知識分子和商界人士手中。”
換言之，微博世界與現實世界一樣都呈金字塔形，而且一個人在微博金字塔中的位置與現實中的社會地位大致相當，雖然現實世界中真正有權勢的人未必在微博上發聲。但對應現實，在微博上，上麵的還在上麵，下麵的還在下麵。
除了影響力的不平均，公眾有限的注意力也是導致普通人的聲音容易被忽略的原因之一。微博上大多數人的注意力集中在為數不多的幾個熱點事件上並極易轉移，以至於一個新的輿論熱點的出現往往會導致前一個熱點的降溫甚至被遺忘。時評作家魯國平轉發的一條微博形象地描述了這一現象：“……劉誌軍被判死緩那事兒一出，唐慧沒人問了；曾成傑被執行死刑那事兒一出，劉誌軍沒人問了；瓜農被城管打死那事一出，曾成傑沒人問了；冀中星機場爆炸那事一出，瓜農就沒人問了。”
即使是2012年8月9日，薄熙來的妻子薄穀開來涉嫌故意殺人案開庭審理，也沒有引發料想中的評論狂潮，因為那一天“恰巧”是倫敦奧運會110米欄決賽的日子，中國最著名的田徑運動員劉翔原本將在那一天踏上跑道，衝擊一塊國人期待的珍貴的金牌。然而劉翔在7日的預賽中摔倒，退出比賽，引發了比奪冠還強烈的輿論風暴，圍繞劉翔的各種信息、評論覆蓋了微博頁麵，讓人們忽略了薄穀開來的案件。
在這樣一個公眾注意力成為稀缺資源的輿論環境中，一個普通老百姓的求助之聲，很容易被淹沒在信息的汪洋之中。一些有創造力的維權者開始對自己的維權行為進行策劃、包裝，突出事件中的“流行元素”。“城管”、“官二代”、“美女”、“賣身”、“絕食”等詞匯成了吸引公眾眼球的重要素材。甚至有人采用“扮元芳討薪”、“扮超人抗拆”等行為藝術的方式維權。冀中星在首都機場的自殘行為可以看作這種“表演”的極端例子，隻不過沒了幽默感，隻留下殘酷。
網絡表達顯得如此重要，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中國曆來缺乏一個機會均等的主張權利的渠道。中國社會的不平等不僅僅體現在貧富差距大，而是一種全方位的不平等。由於缺乏司法獨立，弱勢群體通過訴訟途徑討還公道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很多案件僅憑政府的一紙公文就可以不予立案；由於新聞審查，通過媒體控訴的路徑也經常走不通；民間組織受到壓製，發揮不出利益代言人的作用；甚至在微博上，表達的機會也不平等。這種全方位的不平等自然帶來全方位的壓抑。
中國小學生們經常會遇到一個關於澡盆的數學題：一個澡盆，注滿水需要2分鍾，排幹需要3分鍾，如果把注水和排水閥門同時打開，問幾分鍾能注滿？暫且不管這樣蹩腳的澡盆是誰設計的，用它來形容中國的輿論氛圍倒是比較貼切。
互聯網出現之前，公眾獲取信息的渠道（進水口）非常狹窄，人們對社會真相了解較少，對變革的需求也較少，因此就算意見表達的渠道（出水口）也很狹窄，社會仍能保持穩定。然而互聯網、尤其是微博的出現並沒有使兩個閥門同步打開，而是進水口開得更大，出水口開得較小。
一個微博用戶隻需要關注正確的賬號，就可以和其他人一樣平等地獲取信息，認識到各種社會問題。但是如果他想讓自己發表的觀點產生影響，就需要獲得足夠的粉絲，這隻有位於金字塔尖的少數人能夠做到。“進水口”被突然打開，“出水口”卻沒有與之相匹配。蓄積的壓抑無從排解，就會出現極端事件，甚至引發社會危機。
當然微博不應該也不可能成為一個平均主義的“烏托邦”，不同人的影響力有差距本是理所當然的。甚至微博作為一個社交平台也並非天然承擔著“為民請命”的職責。但是既然現實社會的表達渠道不夠通暢，弱勢群體對通過微博維權還抱有不小的期望，那麽他們的需求就不應被忽視。
現在各級政府搞宣傳工作的，都熟悉一個詞叫“輿情應對”。從“應對”兩個字可以看出，輿情工作和接待上訪一樣，不是為了援助而是為了擺平。說得通俗一點就是“不鬧大了沒人管”。然而能在網絡中“鬧大了”的畢竟是少數、也不是常態。沒有“鬧大”的人則有可能像冀中星、陳水總一樣到現實社會中去“鬧大”。如何建立一個常態化的維護普通人權益、疏解壓力的渠道，是這個社會麵臨的一大挑戰。
王峻嶺是網站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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