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G情報戰上的這次教訓，要從上一次的勝利開始講起。
這次勝利，便是1950年破獲計兆祥案件。破案之後，李克農命令計兆祥給葉翔之和毛人鳳發報，電報裏狠狠地教訓了他們一頓。此案破獲三月後，計兆祥被槍斃。
這件事TG幹得幹脆利索，此外再加上保密局北平站最後一任站長帶頭投共等一幹因素，保密局在北平的潛伏力量基本上被一掃而空，尤其是電台。因為共軍也有測向車，也會分區停電。共軍雖然沒有段雲鵬在房頂上飛簷走壁，但是群眾組成的那張無形的大網，要比公安部給特務們的威脅還大。天津站則還在活動，但是天津站畢竟信息傳遞效率要低得多。
自美軍在雲山被39軍痛扁了一頓之後，那可是打在幹爹的身上，疼在兒子的心裏。MD需要北京方麵有關誌願軍的情報，保密局又要出動了。但是他們很快就意識到了三個不可逾越的鴻溝：
1 誰去？原來留下來的已經快給掃幹淨了，活著的也不敢動。
2.情報來源？原因同上。
3.電台？這個最麻煩，因為已經沒有了。特務們又不是劉謙
大家可能會問，天津不是還有嗎？是的，但是那年頭天津北平跑一趟可不像現在，一個多鍾頭就到了。放那時候，頭天在天津拿到指令，二天返回北京，花兩天時間搞到情報，第五天送到天津，第六天發出去，然後保密局和OSS收到，第七天朝鮮戰場的美軍再核對一下。對不起，共軍隻有禮拜攻勢，這時候他們已經打完收工了。
所以必須要在北京建立電台，保密局選定了曾在北平站工作過的秦應林。選他的原因是：
1. 對共軍鬥爭經驗豐富，破獲牽扯甚廣的“北平秘密電台案”便有他的功勞。（毛人鳳覺得共軍報複起來不方便是吧）
2. 有社會關係。他在北平生活過，而且其母親和某知名民主人士認識，他也不是外人，可提供掩護。
3. 有舊情報關係。秦應林本來就是保密局北平站的頭目之一。
但是也有一個問題，電台不好帶。那麽個大家夥往北京運，也太看不起公安部和小腳偵緝隊了。
關鍵時刻，OSS表態，他們在北京有潛伏關係，是某高層民主人士，在那裏藏有電台，可供保密局的特務們使用，秦應林隻需要攜帶報務員前往北京即可。
這位民主人士地位很高，也是參與北平和談的重要人物之一，OSS的電台藏在他家裏，很安全，共軍並未想過他那裏會藏著這麽重要的東西，而且這位民主人士，也可以接觸到密級很高的情報。
秦應林進入大陸之後，很快便潛入此人家中，表明來意之後，這位民主人士便從OSS藏在他那裏的五部電台中取出一部，移交給他。
拿到電台後，秦應林把電台和報務員藏在了通州，然後在前門外搞了一個貨棧，建立了一個6人小組，專職刺探誌願軍軍列運輸方麵的情報和收買相關人員。
秦應林獲得的最重要的情報，是宋時輪率領九兵團入朝這一信息、軍列的運行時間、可能的投入方向。獲得這一情報的美國人，可以想象具有絕對空中優勢美軍，對九兵團是何等的威脅:
但是，共諜們未能阻止保密局和在台灣的美國人收到這一情報，雖然很快毛澤東就知道了這一情報的泄露。這時候的九兵團，已經是離弦之箭，縱然前麵是刀山火海，也隻有闖過去一條路了。
震驚之下的毛澤東電令彭德懷:“加強隱蔽、強化防空、軍隊夜間行動。”這使得九兵團本來已經極為倉促的行動變得更加倉促。
後麵的長津湖我就不說了。
此案在毛澤東的指示下公安部全力偵辦，很快便被破獲。不僅在通州繳獲了一部電台，在此民主人士家裏，也繳獲了其他電台。除了電台外，這位民主人士還提供了國家預算和“有合作希望的民主人士”等情報，這些情報涉及的是另外一個泄密案。
網上流傳的是他泄露的是抗美援朝的具體日期，我不知道這是有人弄錯了還是有人在在攪混水。在這一案件發生時，抗美援朝已經不是秘密，但是部隊調動的具體情況，任何時候都是國家秘密，按等級可以是秘密、機密、絕密（由低到高）。具體到九兵團這次行動，大家覺得是哪個級別呢？
此後的事態發展竟是出人意料的神轉折。雖然司法機構和民意都要求殺此民主人士以謝天下，毛澤東以其個人意誌，粗暴幹預了沸然的民意和獨立的司法，把這位民主人士的行為定性為人民內部矛盾。不僅沒有槍斃，甚至隻是作了檢討就罷了。
這位民主人士是民盟的張東蓀，張東蓀的長子長孫便是微博名人、替劉-曉波到挪威領獎的張鶴慈。
http://www.newsmth.net/nForum/#!article/ROCCelebrity/9643?au=Suny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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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難怪，為什麽中國曆史上對付敵人喜歡用“抄家滅族”這種極端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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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東蓀[編輯]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中國名人錄》第四版增補,1933年 張東蓀（1886年12月9日－1973年6月2日），原名萬田，字東蓀，曾用筆名聖心，晚年自號獨宜老人。浙江杭縣（今杭州市）人。中國哲學家、政治活動家、政論家、報人。曾為研究係、中國民主社會黨領袖之一，曾任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常委、秘書長。[1][2][3][4]解放後留在大陸，被控向美國泄漏國家機密情報，死於獄中。 立憲派、唯心論哲學家[編輯] 張東蓀生於一個官宦世家。1905年，張東蓀官派留學日本，先後就讀於東京帝國大學哲學係、私立哲學館（後來的東洋大學）。在留學生中，他和張君勱交好。1906年，與藍公武等在東京創辦學術月刊《教育》，以哲學、倫理問題為主。他傾向於梁啟超等立憲派的立場。[1][2][3][4] 辛亥革命爆發前夕，張東蓀回國。1912年，他參加南京臨時政府並任臨時政府內務部秘書。南京臨時政府解散後，他列名孫中山新建的國民黨之中，又與梁啟超及進步黨關係密切，雖然沒有正式入黨，但當時被人視為進步黨骨幹。此後，他進入報界，發表了大量政論文章，走第三種路線，既反對袁世凱複辟，又不支持孫中山的二次革命，同時企圖調和國民黨與進步黨的關係。他曾經先後任上海《大共和報》、雑誌《庸言》、雑誌《大中華》、雑誌《正誼》等報刊的主筆。1917年起，他接替張君勱主編研究係報紙《時事新報》。1918年3月，他創辦該報副刊《學燈》，該副刊與北京《晨報》副刊《副鐫》、《民國日報》副刊《覺悟》、《京報》副刊並稱新思潮四大副刊。[1][2][3][4] 1918年，他和梁啟超共同領導由進步黨演變而來的研究係參與國會選舉，嚐試成為第一大黨，但被段祺瑞皖係軍閥支持的安福俱樂部所敗。從此他放棄直接的政治活動，轉入思想界。1919年（民國8年）9月，他在北京創刊雑誌《解放與改造》（翌年該雜誌更名為《改造》）並任總編輯。1920年3月，他和梁啟超等人發起講學社，並於同年9月邀請哲學家基爾特、社會主義者羅素來華。1920年，他還在上海參與籌辦中國公學，並任大學部部長兼教授，後因經費問題而辭去大學部部長職務。1920年，他曾參加過陳獨秀在上海組織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但是拒絕參加共產黨。1924年，他不再擔任《時事新報》主編，專任中國公學教授。1927年（民國16年）8月，他與瞿世英創辦中國第一個哲學研究專刊《哲學評論》雜誌。同年，他任圖書《唯物辯證法論戰》的主編，站在唯心論的立場批判馬克思主義（唯物論）。1928年至1930年間，他任上海光華大學文學院院長兼教授，兼任中國公學大學部學長兼教授，並兼任張君勱的國立政治大學哲學教授。[5][1][2][3][4]1930年，他任北平燕京大學哲學係教授。[1][2][3][4] 從中國國家社會黨到民盟[編輯] 1932年（民國21年）4月，他和張君勱在北平成立了中國國家社會黨，並發行機關報《再生》月刊。1934年（民國23年）12月，應廣東地方實力派陳濟棠的聘請，張君勱到廣州創辦學海書院，張東蓀任院長。兩廣事變陳濟棠失勢，張東蓀離開廣州，此後他任光華大學教授、燕京大學教授、國民政府行政院駐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參議。[1][2][3][4] 1937年（民國26年）抗日戰爭爆發後，他任國防參議會參議員。1938年（民國27年）6月，他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後來他繼續任第二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1941年（民國30年），中國國家社會黨和統一建國同誌會改組為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他任中央常務委員（後兼任秘書長）。他留在日本占領的北平（當時已經被傀儡政府改稱北京），一直在燕京大學任教授。他主張國共合作，同時與中共地下黨接觸，並曾介紹燕京大學學生到中共抗日根據地交流。[1][2][3][4] 日本對美國宣戰後，燕京大學被強占。1941年12月，留在燕京大學的張東蓀被日軍逮捕收監。當時張東蓀被要求參加日本傀儡政權，但這遭到了他的拒絕。此後他被判緩刑保釋出獄，但日本方麵不許他離開北京，所以他實際上處於被軟禁的狀態，他遂一心寫作。1944年（民國33年），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改組為中國民主同盟（民盟），他繼續當選中央常務委員。[1][2][3][4] 和張君勱訣別 促成北平和平解放[編輯] 日本投降後，1946年1月他參加在重慶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任軍事組召集人及綜合委員會委員，並在會議上提出“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兩個原則。同年8月，張君勱領導中國國家社會黨同中國民主憲政黨合並成立中國民主社會黨，表明了支持蔣介石的態度。同年11月，中國民主社會黨出席製憲國民大會，脫離了民盟。倡導走“中間路線”、不滿中國國民黨的張東蓀遂對張君勱發出絶交宣言，退出中國民主社會黨，繼續留在民盟。1947年1月，他在中國民主同盟一屆二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國民主同盟秘書主任。1948年底，他作為傅作義的代表與中共代表秘密談判，促使實現了12月24日北平和平解放。[1][2][3] 出賣國家機密案與逝世[編輯]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張東蓀留在中國大陸。此後，他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國人民外交學會理事、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並仍任燕京大學哲學係主任。1951年，他被指控向美國出賣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重要情報，1952年他被免去政府職務，並被民盟開除，但工資照發。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的1968年1月，他被逮捕，關進秦城監獄。[1][2][3] 1973年6月2日，張東蓀在獄中逝世。享年87歲。[1][2][3] 出賣國家機密案有三種說法： 說法之一: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選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時576名代表投票，毛澤東得575票。眾人認為毛澤東謙虛，所以少了一票，但毛澤東投自己讚成票。此事原本隻有毛，張二人知曉，但毛澤東要求追查，後來張東蓀投反對票一事被查出。何祚庥後來對張宗燁說：“這麽些年都沒告訴你，當時我們可是大大地保了你。你到所裏一直是內控使用。……我們給你說了好多好話。其實對你一直就是一種……。剛剛解放，中央人民政府選毛澤東當主席……結果這裏邊居然有一張反對票。當時他們就猜，唯一的可能就是你爸爸幹的。雖然不能肯定，但他們猜除了他不會有別人。”[6] 說法之二：1949年10月，有人向北京市公安局舉報說張東蓀有電台一部，正謀求和美國通訊。1950年9月，又發現張東蓀給某人的一封信 ，信中對美國大加吹捧捧。這兩件線索將張東蓀納入公安部門的視線。1950年初北京市公安局偵訊處破獲美國間諜王正伯案，王交代了張東蓀向美國原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出賣情報的情況。偵訊處又經過一年多的偵察，進一步證實了張東蓀屈從於司徒雷登的壓力，竟不顧人格國格，把抗美援朝中國出兵的具體日期和國家財經預算等國家核心機密，編成情報，經人送到香港，然後轉交到司徒雷登手中。本來，張東蓀罪行嚴重，完全可以依法逮捕，受到懲處，但是，黨中央毛主席采取了一種全新的辦法，即對他進行教育，也教育知識界其他一些崇美思想嚴重的人。1952年2月至9月，張東蓀在燕京大學作了5次檢查，最後一次檢查交代了通過王正伯向美國提供國家機密情報的叛國罪行。[7] 說法之三：當時朝鮮戰爭爆發在即，張東蓀認為中共“一邊倒”的外交方針不符合中國利益，他想利用自己以前曾作為“國共調人”的資格以及與司徒雷登的關係，私下調解中美關係，貿然和一個名叫王誌奇，自稱有美國背景的人建立關係。張東蓀要王給美國國務院傳話：“打起仗來千萬不要打中國，留著中國，且看將來。”，又將可有“合作希望”的政協民主人士名單和當時尚屬於國家機密的“《國家預算》”交給王。後來王誌奇被捕，交代了與張的關係。張東蓀辯解說，他是出於讓中國避遭第三次世界大戰之災，才進行他的所謂“個人外交”，他拒不承認“叛國”和“美國特務”的罪名，隻是就無意泄露國家機密，自請處分。王誌奇到底是美國特務，還是騙子，目前尚未澄清。[8] 著作[編輯] 他的著作很多，主要有： 《精神分析學ABC》 《西洋哲學史ABC》 《哲學ABC》 《新哲學論叢》 《認識論》 《道德哲學》 《哲學與科學》 《知識與文化》 《思想與社會》 《理性與民主》 《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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