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9-13 虞雲國
新版電視劇《水滸傳》正在熱播，因寫過《水滸傳》名物的文史隨筆（中華書局結集為《水滸亂彈》），在看電視劇同時，也讀了孫述宇的《水滸傳：怎樣的強盜書》。
我對《水滸傳》閱讀與研究的主要觀點，已寫入2008年11月30日《上海書評》所刊拙文《〈水滸傳〉的讀法與說法》裏。孫述宇盡管自稱“路子稍多一些文學性”，基本仍屬於曆史學的方法。他所雜糅的文學性路數，無非試圖再用小說為史料來證成其論點，反而纏夾進雞與蛋循環論證的怪圈。他的結論是，《水滸傳》作為一部“強盜書”是“曾經由強人講給強人聽的”，講述者就在當年逼上梁山的“強盜”中。他花費大氣力與大篇幅索隱梁山英雄報國與南宋民眾抗金的關係，但其《導言》卻不得不坦承：“並不足以確定水滸故事究竟是哪些強人所作，連南宋忠義人是否參預其事，也尚待忠義人心理為證。”作者還認為，小說中宋江內平群盜、外禦夷狄、含冤而歿、封侯立廟，與南宋曆史中嶽飛的遭遇如出一轍，故而大膽推斷，“宋江就是嶽飛的投影”。但覆案其考索，仍缺乏說服力，終不免有牽強附會、捕風捉影之感。如其所說，《水滸傳》“不是由一位作者在幾年時間裏完成的，它是不知多少作者在不知多少長久的歲月裏合作出來的成果”，那麽，在其成書的漫長過程中，投射進包括嶽飛在內的南宋民眾抗金史實，似乎也是毋庸詞費的。總之，孫書隻是把餘嘉錫、王利器與張政烺等首創性論點具體細化而已，在實質性考證上未見有突破性推進。
當然，在對《水滸傳》的各種解讀中，“強盜書”之說不妨聊備一家之言，從而印證文學評論中那句高引用率的話：“一千個人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不過，似乎還可以翻用那句話：“一個人眼中未必隻有一個哈姆雷特。”即如毛澤東，在其前期與晚年，對《水滸傳》及其主角宋江的解讀，就大相徑庭，判若兩人。
毛澤東說過：“中國三部小說，《三國演義》、《水滸傳》、《紅樓夢》，誰不看完這三部小說，誰就不算中國人。”（陳晉《毛澤東與文藝傳統》107頁）就普及率而言，《水滸傳》與《三國演義》也許要超過《紅樓夢》——《紅樓夢》畢竟有點貴族化與士人化——成為人民大眾的社會曆史教科書。相對而言，《水滸傳》比《三國演義》更具平民化的特點。
自少年時代起，毛澤東就愛讀《水滸傳》，到老興趣不減。他曾經指出：“《水滸》要當作一部政治書看。”（薄一波《領袖元帥與戰友》26頁）這句話也可視為他閱讀《水滸傳》的自我定位，終其一生，他確實始終是從政治角度來解讀這部古典小說的。
據1936年毛澤東與斯諾的談話，小學時代，他就“瞞著老師”，在課上耽讀《水滸傳》，這是最易受感染的年齡段。李銳認為，《水滸傳》對少年毛澤東的最大影響，就是“激起了他反抗現有秩序的精神”（《毛澤東早年讀書生活》19頁）。
1917年中秋，湖南一師同學聚會，討論救國之道。有人主張從政，有人提出從教，毛澤東認為，前者需要金錢與關係，後者耗時太久。別人問他的辦法，他徑直回答：“學梁山泊好漢。”（斯特爾特·施拉姆《毛澤東》24頁）
延安時期，毛澤東在抗大說：“《水滸》裏麵講的梁山好漢，都是逼上梁山的。我們現在也是逼的上山打遊擊。”（《憶董老》第2輯67頁）重慶談判期間，他回擊陳立夫：“我們上山打遊擊，是國民黨‘剿共’逼出來的。是逼上梁山。”（陳晉《毛澤東之魂》147頁）為此，毛澤東由衷激賞：“梁山好漢都是些不甘受壓榨，敢於反抗的英雄。”（喜民《魂係中南海》92頁）他還對薄一波說：“當時農民聚義，群雄割據，占據了好多山頭，如清風山、桃花山、二龍山等，最後匯集到梁山泊，建立了一支武裝，抵抗官軍。這支隊伍，來自各個山頭，統帥得很好。”（《領袖元帥與戰友》26頁）
1939年，毛澤東發表了《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列舉了中國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農民革命戰爭，推為“曆史發展的真正動力”，而宋朝就舉了宋江與方臘。若以規模論，方臘與宋初的王小波李順以及稍後的鍾相楊麽，史學界稱為宋代三次農民起義，宋江還不足以充當代表。他之所以舉宋江，恐怕還是受《水滸傳》渲染有關，但宋江作為農民革命領袖的曆史地位，也由欽定而無非議。
1944年，毛澤東看完新編平劇《逼上梁山》，“十分高興”地馳函編導，表示祝賀，還“希望多編多演，蔚成風氣，推向全國去”。用意很清楚，就是以水滸英雄逼上梁山相號召，鼓動全國民眾推翻舊秩序。潛台詞也不言而喻。
新政權建立後，在外交場合，毛澤東不止一次宣傳他的“逼上梁山”論。他對越南戰友胡誌明現身說法：“我這個人是逼上梁山的。以前我沒有準備打仗，是教小學的。就在那年被逼上梁山。”（董誌新《毛澤東讀〈水滸傳〉》111頁）類似“逼上梁山”的話頭，他對其他外賓也一再說過。毛澤東還以“逼上梁山”論為無產階級革命的原因及其正當性進行辯護：“共產是逼出來的，七逼八逼就逼上了梁山。”（《毛澤東外交文選》225頁）
總之，在武裝奪取政權的過程中，無論思想觀念，還是路線政策，抑或方法策略，乃至革命戰爭的戰略戰術，《水滸傳》都對毛澤東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他也從中汲取了諸多的營養。例如，他就毫不掩飾地承認：
不義之財，聚義劫取，完全可以，很合情理。大碗吃酒，大塊吃肉，酒肉哪裏來？我們也搞過，叫打土豪，那叫消費物資，我們罰款，你得拿來。……過去打土豪，我們對付的是地主，那是完全正確的，跟宋江一樣。（陳晉《毛澤東之魂》373頁）
有西方研究者從《水滸傳》對毛澤東的這些影響，推論他領導的革命具有民粹主義的傾向。是否如此，暫不深論。但在其革命生涯中，毛澤東將《水滸傳》作為可資參考的革命教科書，宋江在其心目中是“統帥得很好”的革命領袖，則毫無疑義。
1949年以後，在新政權建設中，毛澤東一如既往，從《水滸傳》中借鑒思想、方法、知識與靈感，嫻熟運用到政治工作、經濟領域與文化戰線的方方麵麵，其例甚多，不必贅舉。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盡管已升格為大國領袖，但國家實力仍處於弱勢地位，遠不能與美蘇鼎足而三，他又把“逼上梁山”論推廣到國際關係中。
1964年，針對當時西方陣營的頭號大國，毛澤東對斯特朗說：“在全世界範圍內，帝國主義者正把人民逼上梁山。現在，美國正弄得柬埔寨人民無法生活，所以西哈努克親王起而反抗。”（《毛澤東交往錄》422頁）
而在國際共運領域，毛澤東向蘇共領導權叫板，再次扮演了造反的角色。他以《水滸傳》作譬道：“赫魯曉夫就是洪太尉，他發動公開論戰，就是揭開石板，把下麵鎮著的108個妖魔放出來，天下大亂了。108將就是梁山泊的英雄好漢，我們就是赫魯曉夫這個洪太尉放出來的妖魔鬼怪。”（吳冷西《十年冷戰》737頁）
是否可以說，無論在國內鬥爭中，還是國際角逐中，當自知處於弱勢時，《水滸傳》對毛澤東來說，就是革命的教科書，他在其中讀出的，都是梁山好漢的造反形象，宋江也是一百零八將的正麵領袖。
1965年，就在中蘇論戰方酣之際，毛澤東與各大區第一書記有段談話：“如果出了赫魯曉夫，我們搞的小三線就好造反。中國人好造反，我們這些人還不是造反，跟宋江差不多。”（陳晉《毛澤東之魂》132頁）其時，赫魯曉夫已經下台，毛澤東這裏所說“如果出了赫魯曉夫”，表明他已在思考“身邊赫魯曉夫”的問題。這次談話，盡管還襲用此前宋江造反的解讀取徑，卻可視為毛澤東對《水滸傳》總體解讀開始轉向。
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詮釋《水滸傳》的後期思路漸次成型。1973年歲末，他在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時已說：“《水滸》不反皇帝，專門反對貪官，後來接受了招安。”（陳晉《毛澤東之魂》修訂本162頁）在武漢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也提到《水滸》“隻反貪官，不反皇帝”（蘆荻《毛澤東評〈水滸傳〉的前前後後》）。
1975年8月14日，毛澤東在與蘆荻談話中指出：
《水滸》隻反貪官，不反皇帝。屏晁蓋於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把晁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讓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鬥爭，是地主階級內部這一派反對那一派的鬥爭。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臘。這支農民起義隊伍的領袖不好，投降。李逵、吳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願意投降。（《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13冊，457頁）
蘆荻先是強調，毛澤東這些評論“完全是對《水滸》這部小說講的，沒有別的意思”（1978年12月29日《光明日報》專訪《在毛主席身邊讀書》）；後又指出，毛澤東關注的是“梁山好漢們怎樣興而又怎樣敗，還其本來麵目，讓讀者知道壁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讀講詩文的蘆荻》，載葉永烈《毛澤東的秘書們》）。不論怎麽說，在毛澤東的解讀裏，《水滸傳》已從革命的教科書變為修正主義的反麵教材，宋江也由農民革命的領袖被打成了搞修正主義的投降派。
當天，姚文元聞風而動，在起草的《關於開展對〈水滸〉評論的報告》中稱：“主席的批評揭露了《水滸》宣揚修正主義路線的本質，指出了宋江搞修正主義的真麵目”，這對“在本世紀和下世紀堅持馬克思主義、反對修正主義，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堅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義。應當充分發揮這部反麵教材的作用。”毛澤東批示“同意”，表明正是他決策從“思想路線教育”高度，發動全民評《水滸》運動的。
當年9月，在昔陽召開的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江青大講“評《水滸》要聯係實際，宋江架空晁蓋，現在有沒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含沙射影指向周恩來與鄧小平。“文革”結束後，有人根據毛在鄧匯報時說江青“放屁！文不對題”，把評《水滸傳》運動說成是受“四人幫”的利用。對照在姚文元報告上的明確批示，毛澤東不滿江青的隻是“文不對題”地幫倒忙，因為“那是學大寨，她搞批《水滸》。這個人不懂事”（《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1751頁），而決不是否認評《水滸傳》運動是他的戰略部署。
就小說而言，毛澤東的評《水滸》運動，其鋒芒所向，一是宋江“屏晁蓋於一百零八人之外”，即架空晁蓋，這屬於組織路線層麵；二是宋江“把晁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即招安投降，這屬於政治路線層麵。
不能不佩服毛澤東讀《水滸》，目光如炬，心細如發。未經金聖歎腰斬的《水滸傳》確有兩個主題，一是前半部的造反主題，二是後半部的招安主題，而架空晁蓋正是兩大主題暗轉的關鍵性伏線。馬幼垣有一本《水滸論衡》（北京三聯書店，2007年），其中《架空晁蓋》篇認為，這條伏線“串聯幾十回書的大小事情，不易為讀者察覺。毛澤東是第一個把它作為專題來討論的，不能不說他讀書夠細”。
《水滸傳》確有蛛絲馬跡的細節反映了宋江上山後，與晁蓋在領導權上的矛盾與爭奪。及至曾頭市誤中毒箭，晁蓋當著眾兄弟，對宋江說出臨終遺言：“賢弟保重，若那個捉得射死我的，便叫他做梁山泊主。”《水滸論衡》評曰：“晁蓋一聲保重，然後指明繼任人的先決條件，等於委宋江以選人的監察任務，也就是說這把首席交椅與他無關了。晁蓋已在彌留之際，哪容宋江、吳用等跟他辯，一下子就完成了大家默許的繼任立案程序。晁蓋此舉，全不以公為念，如果不是誌在宋江，還會有什麽別的意圖可言。”
在“架空晁蓋”論上，馬幼垣說毛澤東“本末倒置”，理由是晁蓋死後好多日子才有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一百零八是日後的總人數，說的全部是健在的人物，早已當了神位者又怎能算在其中？故本來就談不上屏與不屏”。這是過於拘泥小說的邏輯而未能參透毛澤東的心結，在“理解的同情”上未達一間。
實際上，毛澤東晚年心心念念關注的就是自己身後的蓋棺論定，他與升任中共第一副主席的華國鋒有一次談話：
“人生七十古來稀”，我八十多了，人老總想後事。中國有句古話叫“蓋棺論定”，我雖未“蓋棺”也快了，總可以定論吧！
他回顧自己“一生幹了兩件事”，一是創立新政權，二是發動文化大革命。越到彌留之際，後者在其心目中分量越吃重，因為直接關係到對他的“蓋棺論定”。他說：
這事（指文化大革命）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麽交？和平交不成就動蕩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麽辦？隻有天知道。（《毛澤東傳（1949－1976）》1781－1782頁）
結合這段話，就能明白，毛澤東之所以在宋江“架空晁蓋”上大做文章，有兩層考慮。一是遺產交接的考慮，尤其不能在文化大革命這一遺產上，讓宋江修正了他的路線；二是蓋棺論定的考慮，他最擔憂的就是“屏晁蓋於一百零八人之外”的結局。在他看來，晁蓋即便歸了神位，也應是梁山泊的“不祧之祖”。這才是毛澤東“架空晁蓋”論的內心糾結。
馬幼垣認為，以小說研究的文本闡釋而淪，“架空晁蓋的討論可以幫助我們理解《水滸》的本質和探索它的演變原委。但若政治掛帥，另懷目標，這種討論很易失之毫厘，謬以千裏”。毛澤東把晁蓋、宋江說成一正一邪，分別代表革命與反革命，如同他發動的批儒評法運動一樣，用意是將晁宋鬥爭對應儒法鬥爭。
然而，正如李銳指出：“說宋江搞修正主義雲雲，是超過曆史可能去要求《水滸傳》，本身也就離開馬克思主義觀點了。”（《毛澤東早期讀書生活》21頁）其結果隻能像馬幼垣所說：“古典小說如此卷入後世政治漩渦，古今中外大概僅五十年代的俞平伯、胡適《紅樓夢》事件差可比擬。”但這次“態度更狂妄，政治目標更明顯，更不試圖利用學術討論的幌子去作起碼的掩飾，無疑是中國文化的一場浩劫，遠遠超過對一本古典小說的蓄意曲解而已”。
實際上，魯迅對《水滸傳》的解讀，也不是一維單向的。他對《水滸傳》的文學性詮釋，主要集中在《中國小說史略》裏；而他從社會政治角度對這部名著的解讀，則散見於雜文中。即就後一層麵言，魯迅既有關於《水滸傳》“不反對天子”、“終於是奴才”的批判（也就是評《水滸傳》運動中最受毛澤東青睞的那段話），也有關於中國還盛行“水滸氣”的反思（時下頗有文章批評《水滸傳》宣揚濫殺無辜、劫富自享、女人禍水等錯誤傾向，正是這種釋讀的延伸），更有“《水滸傳》裏有革命精神”的讚許（《魯迅全集》第7卷202頁）。
毛澤東自許“我跟魯迅的心是相通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13冊71頁），他在號召“《水滸》要當作一部政治書看”時，就進而指出：“它描寫的是北宋末年的社會情況。中央政府腐敗，群眾就一定會起來革命。”（薄一波《領袖元帥與戰友》26頁）在鼓吹《水滸傳》的革命精神上，毛魯兩人無疑是同調。
當然，持此說者還大有人在，連言情小說家張恨水也說過：“中國從來無鼓吹平民革命之書，有之，則從《水滸》始。”（《水滸人物論讚》）所以，我們不必因毛澤東發起評《水滸》運動，而抹殺其關於《水滸》論述中那些合理性的東西。
毛澤東認為：“金聖歎很講究文章的提筆。”因而不妨重溫金聖歎提筆評《水滸傳》時的那段話：
開書未寫一百八人，而先寫高俅者，蓋不寫高俅，便寫一百八人，則是亂自下生也；不寫一百八人，先寫高俅，則亂自上作也。亂自下生，不可訓也，作者之所必避也；亂自上作，不可長也，作者之所深懼也。
毛澤東所告誡的“中央政府腐敗，群眾就一定會起來革命”，與金聖歎“亂自上作”與“亂自下生的論斷，也堪稱是隔代知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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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電視劇《水滸傳》正在熱播，因寫過《水滸傳》名物的文史隨筆（中華書局結集為《水滸亂彈》），在看電視劇同時，也讀了孫述宇的《水滸傳：怎樣的強盜書》。
我對《水滸傳》閱讀與研究的主要觀點，已寫入2008年11月30日《上海書評》所刊拙文《〈水滸傳〉的讀法與說法》裏。孫述宇盡管自稱“路子稍多一些文學性”，基本仍屬於曆史學的方法。他所雜糅的文學性路數，無非試圖再用小說為史料來證成其論點，反而纏夾進雞與蛋循環論證的怪圈。他的結論是，《水滸傳》作為一部“強盜書”是“曾經由強人講給強人聽的”，講述者就在當年逼上梁山的“強盜”中。他花費大氣力與大篇幅索隱梁山英雄報國與南宋民眾抗金的關係，但其《導言》卻不得不坦承：“並不足以確定水滸故事究竟是哪些強人所作，連南宋忠義人是否參預其事，也尚待忠義人心理為證。”作者還認為，小說中宋江內平群盜、外禦夷狄、含冤而歿、封侯立廟，與南宋曆史中嶽飛的遭遇如出一轍，故而大膽推斷，“宋江就是嶽飛的投影”。但覆案其考索，仍缺乏說服力，終不免有牽強附會、捕風捉影之感。如其所說，《水滸傳》“不是由一位作者在幾年時間裏完成的，它是不知多少作者在不知多少長久的歲月裏合作出來的成果”，那麽，在其成書的漫長過程中，投射進包括嶽飛在內的南宋民眾抗金史實，似乎也是毋庸詞費的。總之，孫書隻是把餘嘉錫、王利器與張政烺等首創性論點具體細化而已，在實質性考證上未見有突破性推進。
當然，在對《水滸傳》的各種解讀中，“強盜書”之說不妨聊備一家之言，從而印證文學評論中那句高引用率的話：“一千個人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不過，似乎還可以翻用那句話：“一個人眼中未必隻有一個哈姆雷特。”即如毛澤東，在其前期與晚年，對《水滸傳》及其主角宋江的解讀，就大相徑庭，判若兩人。
毛澤東說過：“中國三部小說，《三國演義》、《水滸傳》、《紅樓夢》，誰不看完這三部小說，誰就不算中國人。”（陳晉《毛澤東與文藝傳統》107頁）就普及率而言，《水滸傳》與《三國演義》也許要超過《紅樓夢》——《紅樓夢》畢竟有點貴族化與士人化——成為人民大眾的社會曆史教科書。相對而言，《水滸傳》比《三國演義》更具平民化的特點。
自少年時代起，毛澤東就愛讀《水滸傳》，到老興趣不減。他曾經指出：“《水滸》要當作一部政治書看。”（薄一波《領袖元帥與戰友》26頁）這句話也可視為他閱讀《水滸傳》的自我定位，終其一生，他確實始終是從政治角度來解讀這部古典小說的。
據1936年毛澤東與斯諾的談話，小學時代，他就“瞞著老師”，在課上耽讀《水滸傳》，這是最易受感染的年齡段。李銳認為，《水滸傳》對少年毛澤東的最大影響，就是“激起了他反抗現有秩序的精神”（《毛澤東早年讀書生活》19頁）。
1917年中秋，湖南一師同學聚會，討論救國之道。有人主張從政，有人提出從教，毛澤東認為，前者需要金錢與關係，後者耗時太久。別人問他的辦法，他徑直回答：“學梁山泊好漢。”（斯特爾特·施拉姆《毛澤東》24頁）
延安時期，毛澤東在抗大說：“《水滸》裏麵講的梁山好漢，都是逼上梁山的。我們現在也是逼的上山打遊擊。”（《憶董老》第2輯67頁）重慶談判期間，他回擊陳立夫：“我們上山打遊擊，是國民黨‘剿共’逼出來的。是逼上梁山。”（陳晉《毛澤東之魂》147頁）為此，毛澤東由衷激賞：“梁山好漢都是些不甘受壓榨，敢於反抗的英雄。”（喜民《魂係中南海》92頁）他還對薄一波說：“當時農民聚義，群雄割據，占據了好多山頭，如清風山、桃花山、二龍山等，最後匯集到梁山泊，建立了一支武裝，抵抗官軍。這支隊伍，來自各個山頭，統帥得很好。”（《領袖元帥與戰友》26頁）
1939年，毛澤東發表了《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列舉了中國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農民革命戰爭，推為“曆史發展的真正動力”，而宋朝就舉了宋江與方臘。若以規模論，方臘與宋初的王小波李順以及稍後的鍾相楊麽，史學界稱為宋代三次農民起義，宋江還不足以充當代表。他之所以舉宋江，恐怕還是受《水滸傳》渲染有關，但宋江作為農民革命領袖的曆史地位，也由欽定而無非議。
1944年，毛澤東看完新編平劇《逼上梁山》，“十分高興”地馳函編導，表示祝賀，還“希望多編多演，蔚成風氣，推向全國去”。用意很清楚，就是以水滸英雄逼上梁山相號召，鼓動全國民眾推翻舊秩序。潛台詞也不言而喻。
新政權建立後，在外交場合，毛澤東不止一次宣傳他的“逼上梁山”論。他對越南戰友胡誌明現身說法：“我這個人是逼上梁山的。以前我沒有準備打仗，是教小學的。就在那年被逼上梁山。”（董誌新《毛澤東讀〈水滸傳〉》111頁）類似“逼上梁山”的話頭，他對其他外賓也一再說過。毛澤東還以“逼上梁山”論為無產階級革命的原因及其正當性進行辯護：“共產是逼出來的，七逼八逼就逼上了梁山。”（《毛澤東外交文選》225頁）
總之，在武裝奪取政權的過程中，無論思想觀念，還是路線政策，抑或方法策略，乃至革命戰爭的戰略戰術，《水滸傳》都對毛澤東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他也從中汲取了諸多的營養。例如，他就毫不掩飾地承認：
不義之財，聚義劫取，完全可以，很合情理。大碗吃酒，大塊吃肉，酒肉哪裏來？我們也搞過，叫打土豪，那叫消費物資，我們罰款，你得拿來。……過去打土豪，我們對付的是地主，那是完全正確的，跟宋江一樣。（陳晉《毛澤東之魂》373頁）
有西方研究者從《水滸傳》對毛澤東的這些影響，推論他領導的革命具有民粹主義的傾向。是否如此，暫不深論。但在其革命生涯中，毛澤東將《水滸傳》作為可資參考的革命教科書，宋江在其心目中是“統帥得很好”的革命領袖，則毫無疑義。
1949年以後，在新政權建設中，毛澤東一如既往，從《水滸傳》中借鑒思想、方法、知識與靈感，嫻熟運用到政治工作、經濟領域與文化戰線的方方麵麵，其例甚多，不必贅舉。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盡管已升格為大國領袖，但國家實力仍處於弱勢地位，遠不能與美蘇鼎足而三，他又把“逼上梁山”論推廣到國際關係中。
1964年，針對當時西方陣營的頭號大國，毛澤東對斯特朗說：“在全世界範圍內，帝國主義者正把人民逼上梁山。現在，美國正弄得柬埔寨人民無法生活，所以西哈努克親王起而反抗。”（《毛澤東交往錄》422頁）
而在國際共運領域，毛澤東向蘇共領導權叫板，再次扮演了造反的角色。他以《水滸傳》作譬道：“赫魯曉夫就是洪太尉，他發動公開論戰，就是揭開石板，把下麵鎮著的108個妖魔放出來，天下大亂了。108將就是梁山泊的英雄好漢，我們就是赫魯曉夫這個洪太尉放出來的妖魔鬼怪。”（吳冷西《十年冷戰》737頁）
是否可以說，無論在國內鬥爭中，還是國際角逐中，當自知處於弱勢時，《水滸傳》對毛澤東來說，就是革命的教科書，他在其中讀出的，都是梁山好漢的造反形象，宋江也是一百零八將的正麵領袖。
1965年，就在中蘇論戰方酣之際，毛澤東與各大區第一書記有段談話：“如果出了赫魯曉夫，我們搞的小三線就好造反。中國人好造反，我們這些人還不是造反，跟宋江差不多。”（陳晉《毛澤東之魂》132頁）其時，赫魯曉夫已經下台，毛澤東這裏所說“如果出了赫魯曉夫”，表明他已在思考“身邊赫魯曉夫”的問題。這次談話，盡管還襲用此前宋江造反的解讀取徑，卻可視為毛澤東對《水滸傳》總體解讀開始轉向。
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詮釋《水滸傳》的後期思路漸次成型。1973年歲末，他在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時已說：“《水滸》不反皇帝，專門反對貪官，後來接受了招安。”（陳晉《毛澤東之魂》修訂本162頁）在武漢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也提到《水滸》“隻反貪官，不反皇帝”（蘆荻《毛澤東評〈水滸傳〉的前前後後》）。
1975年8月14日，毛澤東在與蘆荻談話中指出：
《水滸》隻反貪官，不反皇帝。屏晁蓋於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把晁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讓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鬥爭，是地主階級內部這一派反對那一派的鬥爭。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臘。這支農民起義隊伍的領袖不好，投降。李逵、吳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願意投降。（《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13冊，457頁）
蘆荻先是強調，毛澤東這些評論“完全是對《水滸》這部小說講的，沒有別的意思”（1978年12月29日《光明日報》專訪《在毛主席身邊讀書》）；後又指出，毛澤東關注的是“梁山好漢們怎樣興而又怎樣敗，還其本來麵目，讓讀者知道壁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讀講詩文的蘆荻》，載葉永烈《毛澤東的秘書們》）。不論怎麽說，在毛澤東的解讀裏，《水滸傳》已從革命的教科書變為修正主義的反麵教材，宋江也由農民革命的領袖被打成了搞修正主義的投降派。
當天，姚文元聞風而動，在起草的《關於開展對〈水滸〉評論的報告》中稱：“主席的批評揭露了《水滸》宣揚修正主義路線的本質，指出了宋江搞修正主義的真麵目”，這對“在本世紀和下世紀堅持馬克思主義、反對修正主義，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堅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義。應當充分發揮這部反麵教材的作用。”毛澤東批示“同意”，表明正是他決策從“思想路線教育”高度，發動全民評《水滸》運動的。
當年9月，在昔陽召開的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江青大講“評《水滸》要聯係實際，宋江架空晁蓋，現在有沒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含沙射影指向周恩來與鄧小平。“文革”結束後，有人根據毛在鄧匯報時說江青“放屁！文不對題”，把評《水滸傳》運動說成是受“四人幫”的利用。對照在姚文元報告上的明確批示，毛澤東不滿江青的隻是“文不對題”地幫倒忙，因為“那是學大寨，她搞批《水滸》。這個人不懂事”（《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1751頁），而決不是否認評《水滸傳》運動是他的戰略部署。
就小說而言，毛澤東的評《水滸》運動，其鋒芒所向，一是宋江“屏晁蓋於一百零八人之外”，即架空晁蓋，這屬於組織路線層麵；二是宋江“把晁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即招安投降，這屬於政治路線層麵。
不能不佩服毛澤東讀《水滸》，目光如炬，心細如發。未經金聖歎腰斬的《水滸傳》確有兩個主題，一是前半部的造反主題，二是後半部的招安主題，而架空晁蓋正是兩大主題暗轉的關鍵性伏線。馬幼垣有一本《水滸論衡》（北京三聯書店，2007年），其中《架空晁蓋》篇認為，這條伏線“串聯幾十回書的大小事情，不易為讀者察覺。毛澤東是第一個把它作為專題來討論的，不能不說他讀書夠細”。
《水滸傳》確有蛛絲馬跡的細節反映了宋江上山後，與晁蓋在領導權上的矛盾與爭奪。及至曾頭市誤中毒箭，晁蓋當著眾兄弟，對宋江說出臨終遺言：“賢弟保重，若那個捉得射死我的，便叫他做梁山泊主。”《水滸論衡》評曰：“晁蓋一聲保重，然後指明繼任人的先決條件，等於委宋江以選人的監察任務，也就是說這把首席交椅與他無關了。晁蓋已在彌留之際，哪容宋江、吳用等跟他辯，一下子就完成了大家默許的繼任立案程序。晁蓋此舉，全不以公為念，如果不是誌在宋江，還會有什麽別的意圖可言。”
在“架空晁蓋”論上，馬幼垣說毛澤東“本末倒置”，理由是晁蓋死後好多日子才有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一百零八是日後的總人數，說的全部是健在的人物，早已當了神位者又怎能算在其中？故本來就談不上屏與不屏”。這是過於拘泥小說的邏輯而未能參透毛澤東的心結，在“理解的同情”上未達一間。
實際上，毛澤東晚年心心念念關注的就是自己身後的蓋棺論定，他與升任中共第一副主席的華國鋒有一次談話：
“人生七十古來稀”，我八十多了，人老總想後事。中國有句古話叫“蓋棺論定”，我雖未“蓋棺”也快了，總可以定論吧！
他回顧自己“一生幹了兩件事”，一是創立新政權，二是發動文化大革命。越到彌留之際，後者在其心目中分量越吃重，因為直接關係到對他的“蓋棺論定”。他說：
這事（指文化大革命）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麽交？和平交不成就動蕩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麽辦？隻有天知道。（《毛澤東傳（1949－1976）》1781－1782頁）
結合這段話，就能明白，毛澤東之所以在宋江“架空晁蓋”上大做文章，有兩層考慮。一是遺產交接的考慮，尤其不能在文化大革命這一遺產上，讓宋江修正了他的路線；二是蓋棺論定的考慮，他最擔憂的就是“屏晁蓋於一百零八人之外”的結局。在他看來，晁蓋即便歸了神位，也應是梁山泊的“不祧之祖”。這才是毛澤東“架空晁蓋”論的內心糾結。
馬幼垣認為，以小說研究的文本闡釋而淪，“架空晁蓋的討論可以幫助我們理解《水滸》的本質和探索它的演變原委。但若政治掛帥，另懷目標，這種討論很易失之毫厘，謬以千裏”。毛澤東把晁蓋、宋江說成一正一邪，分別代表革命與反革命，如同他發動的批儒評法運動一樣，用意是將晁宋鬥爭對應儒法鬥爭。
然而，正如李銳指出：“說宋江搞修正主義雲雲，是超過曆史可能去要求《水滸傳》，本身也就離開馬克思主義觀點了。”（《毛澤東早期讀書生活》21頁）其結果隻能像馬幼垣所說：“古典小說如此卷入後世政治漩渦，古今中外大概僅五十年代的俞平伯、胡適《紅樓夢》事件差可比擬。”但這次“態度更狂妄，政治目標更明顯，更不試圖利用學術討論的幌子去作起碼的掩飾，無疑是中國文化的一場浩劫，遠遠超過對一本古典小說的蓄意曲解而已”。
實際上，魯迅對《水滸傳》的解讀，也不是一維單向的。他對《水滸傳》的文學性詮釋，主要集中在《中國小說史略》裏；而他從社會政治角度對這部名著的解讀，則散見於雜文中。即就後一層麵言，魯迅既有關於《水滸傳》“不反對天子”、“終於是奴才”的批判（也就是評《水滸傳》運動中最受毛澤東青睞的那段話），也有關於中國還盛行“水滸氣”的反思（時下頗有文章批評《水滸傳》宣揚濫殺無辜、劫富自享、女人禍水等錯誤傾向，正是這種釋讀的延伸），更有“《水滸傳》裏有革命精神”的讚許（《魯迅全集》第7卷202頁）。
毛澤東自許“我跟魯迅的心是相通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13冊71頁），他在號召“《水滸》要當作一部政治書看”時，就進而指出：“它描寫的是北宋末年的社會情況。中央政府腐敗，群眾就一定會起來革命。”（薄一波《領袖元帥與戰友》26頁）在鼓吹《水滸傳》的革命精神上，毛魯兩人無疑是同調。
當然，持此說者還大有人在，連言情小說家張恨水也說過：“中國從來無鼓吹平民革命之書，有之，則從《水滸》始。”（《水滸人物論讚》）所以，我們不必因毛澤東發起評《水滸》運動，而抹殺其關於《水滸》論述中那些合理性的東西。
毛澤東認為：“金聖歎很講究文章的提筆。”因而不妨重溫金聖歎提筆評《水滸傳》時的那段話：
開書未寫一百八人，而先寫高俅者，蓋不寫高俅，便寫一百八人，則是亂自下生也；不寫一百八人，先寫高俅，則亂自上作也。亂自下生，不可訓也，作者之所必避也；亂自上作，不可長也，作者之所深懼也。
毛澤東所告誡的“中央政府腐敗，群眾就一定會起來革命”，與金聖歎“亂自上作”與“亂自下生的論斷，也堪稱是隔代知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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