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都別妄言“拯救中國”【修訂稿】
作者：錢文軍
轉帖者按：重發錢文軍先生此文的修改稿之前，謹向錢兄致歉。因為本人對錢兄將此文的初稿給我閱讀時，並未囑托由本人代為在博客上和微博上予以發布。 故而，今早拜讀此文的初稿之後，因手癢難耐，而未征得錢兄的應允，擅自將此文的初稿予以發布，從而將此文初稿中一些被錢兄修改掉的不嚴謹內容加以擴散，這 是極不應該發生的事情。
在此，本人謹向錢兄致歉的同時，聲明如下：凡因錢兄此文初稿的內容導致所有文責，與錢文軍先生無關，概由本人負責。
有關此文的緣由，大致在10多天前的6月22日，本人有感於當下中國知識界和思想界中發生的憲政之爭大都不著調，而將4年前讀過的錢文軍先生寫的一篇長文，另起了個《從美國製憲過程看人類走憲政文明的必由之路》的題目，轉發在自己的幾個博客上，並用微博加以傳播。
是日，即發現美國學者方紹偉在微博上注意到此文。他在新浪微博上這樣寫道：“錢文軍的文章與邵建的《真正能夠拯救我們的是憲政》有相似之處，這種思 考依然是不夠的，我對邵建的批評也適用於對錢文軍，見:《憲政真能拯救中國嗎？》（*****/zH1I6ja）”當晚，我便將方紹偉寫的 《憲政真能拯救中國嗎？》全文抄送錢兄一閱。當時，正人在旅途的錢兄收到郵件之後，即回信道：
“方紹偉的文字粗掃一遍，爭取這兩天答他一篇。竊以為，所謂‘救中國’是近世最大的騙局，中國從來不需誰來救，也沒有誰有能耐‘救中國’。嚷嚷這個噱頭者，皆為實現其主宰欲的野心家而已，曆史已經證明人民為他們付出了太多的代價。”
“同樣，憲政也不存在‘救中國’的可能性，區別僅僅在於它杜絕了主宰群體之野心，最現實地維護了草根一族的權利，即便還有缺失也會提供草民自我救贖之平台，不上野心家的刁當。若寫得出來（出差在外會有資料短缺的不利）就發給你。”
今早，打開郵箱，發現錢兄寫的8000餘字，題為《誰都別妄言“拯救中國”》一文比預想時間來得更早。拜讀之後，深有感觸。
澳洲文友雪珥兄台，是近年研究中國晚清曆史多有建樹的史界新銳，其敘事論人多有洞見。在閱讀雪珥的著作之後，我曾深有感慨地說過這樣的話：中國何時發生過革命？那種餓狼取代飽狼的零和遊戲，這個族群已經玩了兩千多年，迄今也沒有玩出新花樣。
今日，拜讀錢兄大作之後，似乎佐證了雪珥的這個觀點是能夠成立的：百年來，中國最牛的生意，是“製造一個理想，然後讓別人去為自己賣命。國人在各種 ‘主義’、‘思潮’的豔麗包裝下，在各類自稱天使的美麗光環中，往往是毫無技術含量的利益爭奪而已，不忍卒睹。思想與行為的背離、目的與手段的異化、口號 與動作的不諧，成為中國二十世紀至今的主旋律。”
當下，圍繞著憲政與否所發生的爭執，誰敢說不是一種利益之爭呢？讀完錢兄大作之後，本人作為一個皈依了佛教的信徒，謹祝中國人這回不會因是否行憲政，而繼續玩祖輩們玩膩了的你死我活的零和遊戲。
（亦忱於2013/7/3夜）
誰都別妄言“拯救中國”【修訂稿】
作者：錢文軍
亦忱君轉來方紹偉先生的文章：《憲政真能拯救中國嗎？》早前曾讀過幾篇方君之文，除了領教過他不凡之學術功底之外，感覺他似乎並不希望讀者明白他想 說啥，如同嚼著口香糖說話。鄙人則信奉老毛的教誨：“我們必須堅持真理，而真理必須旗幟鮮明”；“用鈍刀子割肉，是半天也割不出血來的。”以後便沒興趣費 時間精力去讀方文。此文是評論邵建先生的《真正能夠拯救我們的是憲政》的作文，捎帶著說也算是對幾年前鄙人與蘆笛討論之拙文的回應。這就不得不認真拜讀， 然後知道方君文風依舊。
邵君文章我沒讀過，但方君之文已經歸納了四點，按照他的指點看了《共識網》上邵先生的答問錄，就發現方先生所歸納的四點雖然不算離譜，但其文章標題 卻來了個大扭曲：邵建說的是“拯救我們”，且文中以相當篇幅論說“啟蒙”之不是，對該詞那種居高臨下的姿態“始終不願接受、耿耿於懷”，更別說“拯救中 國”那樣的狂妄。方先生卻將其扭曲成“拯救中國”，沿襲的是近代曆史上那些政治騙子、宣傳家們慣用的伎倆，而非學問家討論問題應有之誠實。或許方君會辯解 說“我們”其實就是指的中國，也不成立，“我們”就是我們，我們都會死掉，而中國是死不了的。
中國從來不需要誰來拯救，也從無誰救過中國的先例，任何“救中國”的說道都是恬不知恥的噱頭。杜甫詩雲“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撇開課堂上嘮叨 的“愛國主義情懷”之類，它也道出一個真實：中國無論遭遇何種折騰，都是亡不了的，要亡也隻是亡掉一個朝廷。曆史上，忽必烈指揮“蠻族入侵”滅了南宋，卻 成全了一個更大的中國，且當之無愧成為“世界中心”：所宗四大汗國覆蓋大半歐亞大陸之外，《馬可.波羅遊記》還震懾了當時的歐洲，就連哥倫布發現新大陸， 也承認是馬可.波羅給予的驅動，確為“史上最牛”。及至朱元璋“驅除韃虜，恢複中國”，首次表述了“拯救中國”之宏願，結果是大中華版圖縮水失去大半江 山，還閉關鎖國使趨於外向的中國逃離人類首次全球化航船，泡在封閉、僵化、迂腐、愚昧的泥沼裏自娛自樂。
再往後，當人類進入文明全麵征服野蠻的時代，唯獨東方上演最後一出野蠻戰勝文明的大規模“蠻族入侵”：努爾哈赤率女真鐵騎掃蕩中原，滅掉明朝卻使中 國正式疆域達到有史以來最大。與蒙元承襲比較開放的趙宋相左，滿清承襲的是封閉僵化的朱明，於是就有馬克思所論：“滿族王朝的聲威一遇到英國的槍炮就掃地 以盡，天朝帝國萬世長存的迷信破了產，野蠻的、閉關自守的、與文明世界隔絕的狀態被打破，開始同外界發生關係”；也即朝廷服軟“預備立憲”。於是就有孫中 山之流跳出來，高調要“拯救中國”，其實是想取清廷而代之。其成果是比“滿清賣國”割掉150萬平方公裏還多，僅外蒙古加唐努烏梁海就失地172萬平方公 裏；挑起長期戰亂之外，中國還白白錯失了二戰後科技與經濟飛速發展的黃金時段，說什麽“拯救中國”純屬騙人的鬼話。
靠“亡國”以擴張乃是中華民族獨具之能耐，世上再無可比肩者。漢家“民族主義”禍國殃民之稟性彰顯無餘，其根子在於曆朝曆代國家從來不是國民的共同 體，它隻是統治者的私產，也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是也！廣大被統治者隻不過是這塊土地上辛勤耕耘勞作的農奴。他們隻有貢獻的義務，卻沒有權利、沒有地位 更沒有尊嚴，也就沒有認同國家歸屬的感覺，元人張養浩曲曰：“興，百姓苦；亡，百姓苦。”換誰當主子老百姓都是被奴役的料。這或許符合方君所謂“‘天命 觀’中的‘暴力崇拜’才是中國政治的真正遊戲規則”，如是，此分析還是有根據的。
曆史證明所有“拯救中國”其實都是竊國大盜們借以謀私的噱頭，其實效都隻是在“禍害中國”。而“竊國者侯”之所以屢試不爽，蓋因我們草根一族太愚 鈍，總是相信統治者及其禦用文人編造的謊言。故，邵建先生說的“救我們”，恰如其分，是我們自己需要救贖，從奴才精神中解放出來，不要像前人那樣輕易上野 心家的當。而實現這種救贖的唯一途徑隻有認真反思曆史，並開展認真、廣泛的討論，以求獲得真知、權利與自由。胡適先生說：“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 爭自由！爭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中國憲政之所以建立不起來，遍地奴才是最根本的原因，尤其是魯迅諷 為“智識階級”的奴才。
隻是邵君說“傳統文化”何其英明，認為新文化運動“試圖推倒最不壞的傳統文化 ”卻值得商榷。實際上新文化運動也隻是陳獨秀事後之說道，在那場熱鬧中捍衛傳統文化的呼聲並不低，《新青年》也隻是一部分人的旗幟罷了。之所以“五四新文 化運動”能成為語言暴力，則是“竊國者”得逞後壟斷話語權的成效。何況，“傳統文化”並非“最不壞”，而是相當壞。能將其主旨玩到“存天理滅人欲”之地 步，說“最不壞”難以成立。而對它的批判早就有了，並沒等到《新青年》開辦才開始，至少明朝的李贄、黃宗羲都激烈地批判了它，無論深度還是激烈程度都不亞 於後世的《新青年》。到戊戌維新之後就連李鴻章都認定：“若舊法能富強，中國之強久矣，何待今日？”更不待言以嚴複為符號“西學東漸”，知識界那種如饑似 渴汲取“新意思”的熱潮；而可悲的是八十多年過去竟毫無長進，致使它居然再現一次。邵君指責《新青年》旗下那群人無疑立論正確，因為時至今日對他們不負責 任的謳歌仍舊是抵製憲政的進行曲。
竊以為：“傳統文化”盤根錯節根本就不是新文化運動那一點搖晃所能撼動的，它充其量不過晃掉了幾片樹葉而已。魯迅先生以《阿Q正傳》等文學創作形象 地描述了當時現狀之外，又孜孜不倦用雜文向著“傳統文化”繼續進擊；而巴金、曹禺等文化大師也幹著同樣的事情，足以證明新文化運動收效甚微，撼山易，撼 “傳統文化”或曰“官文化”實大不易。借馬克思的話說，這個文化底蘊“一直是東方暴政的堅實基礎。它們把人的心靈限製在最小的範圍內，把人變成迷信的不知 反抗的工具，把人變成傳統下的奴隸，剝奪了人的一切尊嚴和曆史能動性。”正因此，從傳教士的布道到憲政民主的說教，一切新文明對於中國基本油鹽不進，而西 方陳腐的政治垃圾，例如布爾什維主義則如魚得水毫無排異反應，毛這才有底氣直言“馬克思加秦始皇”是也！
《新青年》最大的“貢獻”在於刻意排斥憲政，還在清末，“立憲”乃至“憲政”就風靡朝野了。玩到《新青年》卻將其拋棄，以“德先生、賽先生”煽動無 政府主義與民粹主義，這實際上是一場反動，對清末開始的憲政趨勢的反動。就連魯迅似乎也有所省悟，在其《偶感》裏說：“每一新製度，新學術，新名詞，傳入 中國，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烏黑一團，化作濟私助焰之具，科學，亦不過其一而已。”清末民初一度很熱鬧的憲政潮被新文化運動徹底攪局，取代它的是布爾什 維主義，這是不爭的事實。
而“傳統文化”之本質恰在於鼓噪專製，《新青年》的主流論說歸根結底不過“與其你專製，不如我專製”罷了。它彰顯的不過是那些主宰欲強烈之徒的野 心，“救中國”之喧囂成了語言暴力，裝扮上帝的宗旨在於將權力收入自己囊中，或者就是方文所言“‘天命觀’中的‘暴力崇拜’”之涵義？若是，鄙人還是讚同 的。既然皇權專製已成魯迅所言之“落水狗”，繼續打它乃是標榜“民主暴政”具有先進性，骨子裏仍舊是“傳統文化”那些專製理念。順便說一句：方君指責“ ‘北洋軍閥’的軍事獨裁”怕是不假思索的拾來之論，自清亡之後到現在，最接近憲政的還隻有北洋政府。細說起來話長。無論咋說北洋時期沒缺過內閣，國會也在 上躥下跳不時顯擺一下能耐。反倒是口口聲聲“護法”的老孫，直到死去連一天也沒有設立過內閣，議員也是需要時招來，不需要時揮去，稍持異議者即派人暗殺， 不折不扣玩的是“軍事獨裁”，力不從心不能盡如其願罷了。到蔣、毛就更不必提了。一部“百年史”就是政治文明倒退史，民眾的政治權利越玩越少，賴賬是賴不 掉的。
邵君誇讚“仁義禮智信”也不著邊際，曆史上它就根本就沒曾兌現過！乃至於歐洲整個啟蒙運動除伏爾泰和他所憎惡的教會之外，其餘先哲基本上就是以漢文 化為參照物的批判運動，孟德斯鳩更是係統地批判了“仁義禮智信”，稱我們為“地球上最會騙人的民族”。老孟還斷言：“當中國政體的原則被拋棄，道德淪喪了 的時候，國家便將陷入無政府狀態，革命便將到來。”很不幸，辛亥革命證實了他的遠見，清廷拋棄了“政體的原則”改行立憲，《新青年》滋養的五四暴徒接著推 進了“道德淪喪”，憲政在中國始終隻剩幹嚎。不光老孟，辛亥革命時勒龐寫《革命心理學》，就斷言其後果：“中國不久就會發現，一個失去了漫長曆史給它披上 的盔甲的社會，等待著它的會是怎樣的命運。在幾年血腥的無政府狀態之後，它必然會建立一個政權，它的專製程度將會比它所推翻的政權有過之而無不及。”除了“幾年”應作“幾十年”之外，簡直就是“料事如神”，毛時代證明了勒龐的預言。
遺憾的是方文卻無涉邵君上述軟肋，在歸納了“邵建先生的‘憲政四觀點’”之後，謂：“邵建先生精彩答對的，卻是‘提得太淺顯的問題’，他的精彩完全是 因為他給自己的問題太容易了。”那麽何為不“太容易”呢？方文接著說：“邵建先生應該回答的問題其實是：為什麽梁啟超的保守憲政之路沒在中國被采用？為什 麽孫中山、陳獨秀的激進民主之路又會在中國特別有市場？為什麽法俄在激進民主之後最終都走上了憲政、而中國在激進民主之後卻依然在反憲政？”然後自己提出 相對應的四項“初步答案”。
或許鄙人才疏學淺，實在讀不懂方先生把一件東西分成四塊有何深刻可言。那一件東西無非不過“傳統文化”或 如方文所謂“‘天命觀’中的‘暴力崇拜’” 而已，如馬克思所言是“東方暴政的堅實基礎”。用不著玩深沉，倒騰些“君主神聖性”、“單一權威信仰”之類文字遊戲，中國的傳統政治文化隻不過就是崇奉野 蠻的叢林法則，排斥憲政文明是其本能。但這隻是文化底蘊之要素，並非問題的全部。既然方先生認為“曆史服從的是必然與偶然相結合的‘曆史概率論’邏輯”， 撇開這種“結合”隻認“曆史研究的意義在於理解製度文化必然性的部分”難道不會有失偏頗？
大清“立憲”未成，首先在於“大漢族主義” 作祟，倘若是漢族皇帝“預備立憲”，恐怕朝野都會“山呼萬歲”了。沒瞧之後老袁稱帝，各省國民代表共1993人無一票反對或棄權，全票“推戴”老袁稱帝的 麽？然而袁手下北洋諸將則持反對態度，老袁一意孤行導致當時最具實力的領導集團分崩離析，中國進入曾國藩曾力避之“亂世”；此外，辛亥時中國不能走上憲政 之路，美國公民孫逸仙居功至偉。此君風聞武昌首義大功告成，立馬隱瞞身份從美國趕回來摘桃子，下船伊始便哇啦哇啦反對和議力主北伐，直接破壞了南北和議本 已初見端倪的“君憲”共識。為了坐上“大總統”寶位，此君不擇手段到了極致。辛亥當時憲政失敗，孫氏乃第一殺手。孫死之後，他引進的蘇俄、日本兩家境外反 華勢力交相破壞與搗亂，前者操縱代理人亂華、後者赤膊上陣侵華，中國本來就孱弱的憲政夢隻能付諸東流，國家與民族都陷入空前慘烈的災禍中，乃是我們逃不過 的宿命，認不認都是命。
方先生在另一篇文章裏說：“憲政民主問題的‘具體實質’就是，‘多黨競選，分權製衡，自由輿論，公民社會’是 缺一不可的四大方麵，缺了哪一項，就不僅不能叫‘西方憲政民主’，甚至也不能叫‘憲政民主’”。這說法貌似對頭，其實有問題。恰如社會主義有“初級階段” 一樣，憲政民主也有低階與高階之差異。方君所立“多黨競選”原則，拙文介紹過美國立國時連民主都談不上，更無所謂政黨，就不能算憲政？英國的“托利黨”、 “輝格黨”乃是1679年議會裏爭論詹姆士二世能不能繼位兩派意見對罵之詞，意為“不法之徒”和“馬賊”，直至“光榮革命”時仍屬無組織之意見群；而美國 的“聯邦黨”、“反聯邦黨”也隻是立憲時對兩種不同意見的人群的描述，根本不具備任何政黨的形式與職能。英國的憲政還在1215年《大憲章》時就奠定最初 的基礎了，美國獨立前就有了憲政，新罕布什爾、新澤西、馬裏蘭三個州的憲法均製定於1776年。憲政不過是多元政見謀求共識約定章法，然後大家堅決以誠信 為本共同遵守不得違反。無論英、美，其政黨皆十九世紀才演繹成型的，先有憲政後有政黨、憲政無視政黨乃是不爭的曆史事實。迄今為止，美國憲法連同27條修 正案根本沒有一個字涉及政黨！將“多黨競選”立為憲政“缺一不可”之先決條件之一，要麽糊塗要麽就是刻意扭曲。
而此種認識的模糊性狀又極易產生誤導作用，使人以為憲政門檻真的要設立在“多黨競選”、“公民社會”實現以後。其實就連“分權製衡，自由輿論”也是憲政進行中逐步實現的，把它們都設定成“缺一不可”之先決條件，本末倒置或因果倒置了。
更 不必說西方沒有任何政黨可以攫取全部國家權力與資源，西方政治意義上的政黨根本就不是中國式“結黨營私”可以相提並論的，此黨非彼黨也！一個毫不顧及廉恥 的說道即稱中共為執政黨，其似是而非的解讀是將執政黨說成“執掌國家行政權力的政黨”。此說有盜換概念之嫌。執政黨或稱“在朝黨”，它與反對黨或曰“在野 黨”相對成趣，是一個矛盾的兩個方麵，互以對方為自身的存在條件。沒有反對黨存在扯什麽“執政黨”，純係語言暴力。中共的宣傳文字不厭其煩地嘮叨“推翻了 三座大山”以為其“執政合法性”之依據，實質為“搶得天下便是王”之延續，是為篡政而非執政，稱“王黨”恰如其分。問題還在於，農民的“一畝三分地”； “民族資本”的企業、商標、知識產權；社會的教育、文化、出版、醫療衛生等行當，均與“三座大山”毫無關聯，吼一聲“社會主義改造”便洗劫一空，扯什麽 “合法性”？軍警打跑了強盜或許合法，倘若收繳贓物之外把受害人之剩餘財物也搜刮殆盡，天知道合誰家的王法了。
即便馬克思主義，它的 全部著述中也沒有一句說過共產黨可以將天下國家收入私囊，更不必說民間財物。盡管它主張暴力，主張“無產階級專政”，那也是推翻舊政權之後必須立即還權於 民，組建遵行“巴黎公社原則”的政權機構，其組織結構與程序均未脫離憲政民主之框架，至少普選權與罷免權必須是公民自主行使的。讀馬、恩著作，不難感受到 他們至少還未褪盡文明人的氣息，在他們眼裏，憲政民主隻是一種文明的政治工具，資產階級可以用，無產階級也可以用。尤其是在恩格斯生前寫的最後一篇政論文 章裏，極其詳盡地論述了這一點。
隻是到了鄉巴佬的眼裏，憲政民主才被“姓資”而廢除，因為他們不具備文明人的精神境界，分不清公器與 私產之界限，隻知道“有了政權就有了一切，喪失政權就喪失一切”，沿襲的是中世紀以前那種把政權視作戰利品的陳腐觀念。這些鄉巴佬的祖師爺叫列寧，這位識 了些字的俄國土地主巧妙地“繼承與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剔除掉那個主義中尚且文明的論說，極力弘揚其中野蠻的手段，借以將自家奴隸莊園擴展至一國，並竭力 推廣及世界。他這一套在低階文明之地如魚得水，在高階文明也即工業文明之地則行不通，即使正宗的無產階級也不買賬。於是乎人類曆史便上演了一出荒誕劇：在 正宗的工業無產階級人多勢眾之處，產生不了無產階級革命領袖卻叢生修正主義分子；在工業無產階級越是稀缺的地方，越盛產無產階級職業革命家乃至“偉大領 袖”，且沒有修正主義分子的存活機會。於是乎一大群鄉下痞子化身革命先鋒，“無產階級革命家”層出不窮，斬盡殺絕敵對勢力就自相殘殺，美其名曰“路線鬥 爭”或“不斷革命”，一直要到殺出一個最強者為王之地步，就像狼群中直到撕咬出一隻頭狼一樣。是否就是方君說的“單一權威優勢”？如今世界所有現代木乃伊 都躺在“代表先進文化”的水晶棺裏，麵無表情地嘲弄人類文明，堪稱最滑稽的“黑色幽默”。
誰能指望在如此氛圍裏能實行文明人的憲政 呢？誰又能指望既得利益的鄉巴佬皈依文明呢？他們既然不具有分辨公器與私產的能力，為了維護既得利益，拒絕文明，將憲政判為“姓資”無疑是最輕巧的辦法。 因為他們的前輩已經打造了這樣的思維模式：“姓資”是惡魔的化身，“姓社”是天使的神器。權力推行這種僵化的思維定式，我們麵臨的思維環境就是已遭汙染 的，而權力壟斷傳媒之後的話語環境則是被毒化了的。這使得任何道理都隻能從頭說起，稱之“啟蒙”也罷，不說“啟蒙”也罷，總之得回到獸性與人性、野蠻與文 明的平台去論爭。憲政隻是文明人的政治遊戲，對於野蠻人而言，憲政如同天方夜譚，而且大逆不道，因其斷送了靠尖牙利爪或陰謀詭計贏得戰利品的機遇。
隻 有認識到國家權力是公器，而非私產，即便擁有無限正義的“槍杆子裏出政權”也不合法，公器隻有在憲政原則的框架內運行才是唯一合法的方式，之後才會有民主 程序應運而生。否則必陷入惡性運作模式，禍國殃民。反之，毋庸諱言，憲政之施行必然會改變國家權力的私產性質，將其修磨逐漸成為完善的公器。這對於一黨專 製絕對是致命的威脅，卻也是實現文明社會必須逾越的瓶頸，關鍵要看這項“私產”的占有者是否認得清楚人類社會的文明大勢。
薄、王一案 再次證明拒絕憲政的政治是野蠻政治，鄧公曾介紹說“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製，毛澤東同誌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薄、 王案在憲政民主國家又有可能發生嗎？楊奎鬆先生補充介紹了鄧公沒說完的毛語，摘錄如下：“毛澤東當時曾講過這樣的話，說斯大林如此嚴重地破壞法製，這在 英、法、美這些西方國家就不可能發生。美國發展快，其政治製度必有可學習之處。我們反對它，隻是反對它的帝國主義。到底是一個黨好，還是幾個黨好？看來還 是幾個黨好。共產黨要萬歲，民主黨派也要萬歲。他並且說過：斯大林晚年把封建主義的精神實質帶進了共產主義運動中，他所推行的那種政治方法是以在黨內進行 間諜活動為基礎的，不僅造成了一係列無端的懷疑與不信任，迫使同誌們幹出許多卑鄙的和恐怖的行為，而且使人民的生命受到嚴重威脅。”且不去探討毛自己說一 套做一套之秉性，至少他還是心知肚明非憲政民主製的惡劣之處的。我們無妨追問一句：“封建主義的精神實質”能帶進憲政民主政體中去嗎？
說 憲政民主不是意識形態問題，而是文明層次問題，還依據這樣的曆史真實：不僅歐洲的憲政民主體製產生於“封建社會”而不是“資本主義社會”，所謂“資本主義 社會”隻是憲政之子而非憲政之母：歐洲如瑞典、挪威、丹麥、比利時、荷蘭等一批“封建王國”井然有序地采納了憲政民主體製；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等法 理上的殖民地連“民族要獨立”也懶得理睬，亦采納憲政民主體製；蘇聯、東歐那些明智的共產黨人果決地棄舊圖新，也“和平演變”進入憲政民主製範疇；“第三 世界”如智利、阿根廷、印尼、韓國、台灣等以及新近的緬甸，先後從“軍事專製”轉入憲政民主，等等。蔣經國先生說：“我知道自己是獨裁者，但我會以專製手 段來結束專製製度。”他說到做到，為中華民族爭得一份光彩，已經鐫刻在人類文明的光榮榜上。這些案例不但證明所謂“資本主義複辟將導致千百萬人頭落地”隻 是嚇壞無數傻鳥的無恥謊言，反倒是“防止資本主義複辟”真導致“千百萬人頭落地”了；還證明“憲政民主不是意識形態問題，而是文明層次問題”立論有據。憲 政是通向政治文明的便捷、有效管道，尤其是在世界大勢已經無比明朗的現代。毛曰：“至死不變、願意帶著花崗岩腦袋去見上帝的人,肯定有的,那也無關大 局。”看來借以解讀中國現狀仍舊沒過時。
方君數度提及“單一權威優勢”或“單一權威信仰”，恕老夫愚鈍，我還真看不出來他是讚賞這個“單一權 威”還是反對它。以愚見，中國的事壞就壞在這個“單一權威”上，它與憲政也是水火不相容的。不去說以前，中國的改革開放，其死結正是那個“單一權威”。早 先李鵬奉獻了個“總設計師”頭銜，鄙人即發帖反對，認為鄧公隻是“總批準師”而已，人家赫魯曉夫才算得上“總設計師”。當初改革之訴求是民眾與多數幹部的 心聲，“總批準師”高高在上地“畫了一個圈”，準改什麽不準改什麽涇渭分明。遺憾的是“單一權威”腦袋裏文明基因有限，爬不出認公器為私產之怪圈，中國今 日就改成了“權貴社會主義”而不是什麽“權貴資本主義”。後者抹煞了“資本主義”其實隻是憲政民主之結果這個真實，故有誣陷“資本主義”之嫌疑。
方 文末段稱：“周有光老先生所說的‘遲早總要回到這條道上’隻是一種善良的願望”，似有譏諷之意。其實周老說“遲早”並無“急於‘上道’”之意，鄙人也曾說 “這世上若隻剩下最後一座專製堡壘，那也一定是我們中國”，但願與方君所見略同。唯擔心還沒等到方君所說“先弄清這個‘中國邏輯’”之時，就迎來“坑灰未 冷山東亂”之局麵了。勿以為危言聳聽，人家早就把“維穩”當做“重中之重”了，當初不是傳言某公亦有話：“殺二十萬學生，保二十年安寧”的麽？二十年之大 限早已過了，“紅旗還能打多久”？
固然心知肚明人微言輕之現實，權當是豬八戒說的“放屁添風”吧，故有本文。
（2013.6.23起筆於丹霞山；7.2止筆於南寧；7.3修訂）
(錢文軍：誰都別妄言“拯救中國” 全文完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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