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朱鎔基的傳奇身世之謎
悲慘身世使得朱鎔基少年早熟、發奮努力，且養成了處世深沉穩重的性格。也使後來的朱鎔基感同身受，同情弱者貧者、反感仗勢欺人、仇視為富不仁痛恨貪官墨吏。然而，朱鎔基的傳奇身世卻鮮為人知。
朱鎔基總理在鳳凰沱江大橋上談古城保護 陳庭茂攝
朱鎔基故鄉 “朱氏祖屋”
出湖南省城長沙，沿107國道東行32公裏，就到了長沙縣安沙鎮和平村——朱鎔基故鄉。轉上一條水泥小路，蜿蜒入山，兩旁時見青竹 婀娜、雜花間樹，再行二三公裏，地名棠坡，朱氏祖屋“恬園”就曾坐落在此，“以前好大一片屋咧，60年代全拆光了。”和平村村委會的小宋說。
“朱鎔基在這裏出生，並度過了童年時光。”和平村村支書黃自力告訴記者，“他大概到9歲多才離開棠坡。”朱氏祖屋所在處，現在是一個苗圃，遍栽紫色的紅槭木，開闊的地勢，猶可想見當年的規模。
在朱氏族譜的記載中，清末文豪吳南屏，曾於清同治十二年癸酉(公元1873年)受邀到此做客，並揮毫讚歎恬園之美：
“恬園，長沙朱氏之山莊也，地名棠坡，去會城東北六十餘裏，古驛道旁，崗嶺回複，數轉乃入，至則柴關矮屋，甫見竹樹間遊與乃佇，客驚而問，不意所稱恬園者 之在此也。”苗圃右邊有一四角涼亭，亭中有古井一口，上有記載，“朱氏祖井，始建於清鹹豐四年甲寅(公元1854年)，位於濘坡祖屋進門丹墀中，有石砌圍 檔，井水清涼甘甜”，這口井自開鑿之日起，清泉不絕，朱氏家人及族中所辦的學校，都以此為飲用水，至今100餘年，不盈不1995年，湖南省地質勘探隊還 特意彩井水作了個鑒定，結果為“特優質礦泉水”。
朱元璋直係後裔岷藩十七世孫
朱鎔基祖籍湖南長沙，世居長沙安沙鄉棠坡，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直係後裔，屬於朱元璋第十八個兒子岷莊王朱楩這一支。他名字中的“鎔”字，他父親朱寬澍的“寬”字，他祖父朱訪緒的“訪”字，都是朱元璋在600年親自為他們取的。
朱鎔基的堂兄朱天池，曾對棠坡朱氏的曆史作了梳理，從他整理的資料來看，棠坡朱氏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直係後裔，屬於朱元璋與周妃所生的第十八個兒子朱楩這一支係，朱鎔基應該算是岷藩十七世孫。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始封朱楩為岷王，原建國於岷州(今甘肅岷縣)。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改派朱楩南鎮新收服的雲南。建文元年(1399年)朝廷實行削藩政策，岷王朱楩因被西平侯汰晟告發不法，被廢為庶人，遠徙福建漳州。永樂元年（1403年），朱棣稱帝後，他恢複爵位，回到雲南，但此後又在永樂六年(1408年)被削除護衛、官屬。洪熙元年(1425年)四月，朱楩被明仁宗從雲南北遷至武岡(今湖南武岡縣)。從此，岷藩一支，自甘肅經雲南，最後定藩於今湖南武岡。公元1450年,朱楩去世,諡為莊，史稱岷莊王。
當年，朱元璋有24房子孫。考慮到隨著子孫繁衍，可能會名字重複，朱元璋於是親自為子孫們製定了取名命字的原則和方法。他為24個兒子的後代世係，各擬定 了20個字，每個字為一世。凡子孫初生，由宗人府依據世次順序取雙名，雙名中的前一個字即太祖所取，後一個字則必須是一個以五行做偏旁的字，五行則以 “火、土、金、水、木”為順序，如“火”為朱元璋孫子輩命名所用偏旁。
在朱元璋為24房子孫所取派語中，長房東宮懿文太子朱標的後裔世係派字是：“允文遵祖訓，飲武大君勝，順道宜逢吉，師良善用晟。”第四房燕王府，即後來成 為明朝帝係的朱棣後裔世係派字是：“高瞻祁見，厚載翊常由，慈和怡伯仲，簡靖迪先猷。”如建文帝朱允炆，即是朱元璋長房“允”字輩，“火”行。又如最後一 個皇帝崇禎朱由檢，即第四房第十代，屬“由”字輩，“木”行。
朱元璋為第十八房朱楩後裔製訂的20個字派是：“徽音膺彥譽，定幹企禋雍，崇理原諮訪，寬鎔喜賁從”。岷藩王室的傳遞世係是：一世：岷莊王朱楩;二世：岷 恭王朱徽糅;三世：岷順王朱音瀼;四世：岷簡王朱膺鈈;五世：岷靖王朱彥汰;六世：岷康王朱譽榮;七世：岷憲王朱定燿;八世：岷王朱禋洪(朱定燿曾孫);九世：岷王朱企崟(朱禋洪從叔)。
公元1643年，流賊攻陷武岡，第9世岷王朱企崟被殺，明朝岷藩王族滅亡。
雖然在明朝時，岷藩家族一支宗室成員，大都比較平常，沒有產生特別優秀傑出的人物。不過，到了今天，這個家族的後人卻產生了一位舉世矚目的傑出政治家，那就是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朱鎔基。
據記載，朱鎔基家族就是出自第8代岷僖靖王世子朱幹跬的一個名叫朱小魯的兒子。這支家族後來從湖南武岡又向東北遷到湖南省城長沙安沙鄉的棠坡，成為棠坡多 福堂朱氏。朱小魯生子朱其美，朱其美生子朱雍鬆，朱雍鬆生子朱崇相，朱崇相生子朱理泰，朱理泰生子朱原善，朱原善生子諮桂，朱諮桂生子朱訪緒。朱訪緒就是 朱鎔基的祖父。
朱訪緒，號荷生，為光緒廿年舉人，後任河南補用道。朱訪緒有6個兒子，三兒子叫朱寬浚，號介侯，是朱天池的父親，晚清曾任過江陵等縣的縣令，辛亥革命後歸隱田園不仕。最小的兒子叫朱寬澍，號希聖，即朱鎔基的父親。
朱鎔基是朱寬澍的遺腹子，1928年，他出生後，伯父朱寬浚為其取字為“長庚”，含有長命和有文名的雙重寄托，同時又按族譜為其取名“鎔基”。
朱鎔基曾伯祖父白手起家富甲一方
岷藩後裔在武岡生息100多年後，明末李自成、張獻忠起義，朱氏家族四散逃離，其中的一支逃到了長沙棠坡，朱天池(即鎔垂)老人曾到雲南、武岡等地調查過這段曆史，“經過動亂後，逃到棠坡的隻有幾個人，而且很窮，隻能靠教書為生。”按後來的階級分析觀點，這時候的棠坡朱氏一窮二白，算得上赤貧，在其後的幾百年間，他們開始了白手起家的創業過程。
退休後的朱鎔基和妻子勞安安然恬淡（資料圖）
在此期間，朱家陸續有人入仕，但從後來的記載來看，真正讓朱氏家族脫貧致富的，是朱鎔基的曾伯祖父朱昌琳(字雨田)，朱氏族譜的記載中說，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糧食豐收，穀賤傷農，達到了千錢三石的低價，朱雨田傾其所有買入，次年天災，糧價飛漲十多倍，朱家從此“起富不愁衣食”。並開始廣購田產，在城鄉築室置房。
關於這段軼事，長沙市地方誌中亦有記載：朱雨田此後轉販鹽茶、設錢莊、開礦業，終於成為長沙首富，他修建的朱家花園，“登之可極盡嶽麓湘江之勝，名於是邦矣”，列為長沙園林之首。
據長沙市誌的記載，朱雨田暴富之後，樂善好施，在長沙設保節堂、育嬰堂、施藥局、麻痘局，置義山、辦義學，並疏浚新河、賑濟災民，方誌中評價，他是“長沙近代慈善事業的開創者”。
朱氏家庭從此富甲一方，子孫興旺，多時人丁上百人。在棠坡，朱家因為扶危濟困，到今天仍贏得鄉親的讚譽，67歲的村民王玉龍告訴記者，那時每月逢三逢八，朱家就開倉濟貧，而村裏如果有孤寡老人死了，都由朱家提供棺材，以及兩擔石灰，用於埋葬。
村民彭建武的媽媽，當年在朱家所辦的學校免費讀書，該村所有貧家子女，均免費就讀於朱氏族學。彭建武說，解放後朱家人在村裏沒有挨什麽鬥，因為他們不是惡霸地主，“是好地主”。
時至今日，和平村1200多人，300餘戶，但朱姓已經很少，村支書黃自力說，“朱家後人基本都出去了。”
朱鎔基兒時玩伴憶朱鎔基童年趣事
80多歲的朱佩珍，是朱鎔基的小時玩伴，她拄著一根棍子，顫巍巍地領著記者，“你看，那個平地上，我們小時候玩過跳繩的地方。”老 人還記得，“細時這個伢子很靈凡(注：長沙方言，聰明之意)，也很老實，別個打他，他就哭，說：我不打你、我不打你。”算起來，朱佩珍是朱鎔基的堂嫂，老 人年事已高，“幾十年前的事情都記不太清楚了。”不過朱鎔基並沒忘記這位童年的玩伴。
據老人的家屬介紹，1996年朱鎔基那次回長沙時，還特意請人將老人接到長沙小住。
翻過朱氏祖屋所倚的小山，背麵就是朱氏祠堂，1961年嫁到村裏來的易翠蘭，對這個祠堂記憶猶新，她用樹枝在地上畫起來：“先是一個池塘，從一座小橋過去，接著是一個大操坪，迎麵是個大照壁……”按照幾位村民的回憶，祠堂足有六七進，雕龍刻鳳，氣勢恢宏。
這座祠堂給當年的孩子們帶來很多歡樂，但在1960年代同樣未能幸免，易翠蘭當年就曾參與拆屋的行動。現在這片故地上，幾幢民房雜亂相間，隻有一株兩人合抱的銀杏樹，得以幸存。
不為人知的朱鎔基父母
朱鎔基的父親名寬澍，字希聖，他是個遺腹子，其父還沒有見著他的麵，就已去世。朱希聖有兄弟6人，另有姐妹數人，他排名老幺。據聞朱希聖絕頂聰明，年少即博覽群書，頗有抱負，他曾取屈原“世人皆醉我獨醒”之意，自號“清醒上人”。
朱希聖十多歲時，就染上了肺病，俗稱“癆病”，在當時的醫療條件下，這種病基本無法醫治。朱天池說：朱家長輩於是決定給朱希聖娶親“衝喜”。
“衝喜”是當時農村的古俗，一般是男方家有人病危，急需有個內當家主婦，再就是希冀以結婚的大喜來衝刷晦氣，讓喜神驅逐病魔，以期讓病人因此脫盡晦氣而康複如初。
朱鎔基的母親張氏(注：海外媒體誤為餘氏，餘氏實為朱天池之母)就是這一情況下，匆匆嫁入朱家，從後來情況推斷，時間應該在1927年末到1928年初。朱天池回憶：張氏的個頭比較高，“長得很俊秀”。
“衝喜”並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在張氏懷孕後，朱希聖身體日漸羸弱，沒等到孩子出生即英年早逝。
1928年10月1日，當朱鎔基出生時，她的母親張氏也感染了肺病，無法給孩子喂奶，其時朱天池胞妹朱荔裳剛剛出生，伯父朱寬浚遂將鎔基接到家中，讓妻子給他喂奶。
朱鎔基與母親相依為命
從沒嚐過父愛的朱鎔基，與母親相依為命，朱天池回憶，當時朱家長輩對孤兒寡母格外照顧，幾位堂史弟音也相處親昵，那時朱氏長輩都喜 歡唱京戲，每到閑時，叔伯史弟便相聚一起，拉二胡、打鑼鼓，唱功好的便一展歌喉。耳濡目染，朱鎔基等幾史弟竟也無師自通，愛上了這一“國粹”，甚至後來當 上總理，朱鎔基仍樂於在一些場合展示自己的京劇唱功。
朱鎔基跟大哥鎔堅的感情尤其好，後來的交往情況，似乎也可佐證這一點：1998年，身在美國的鎔堅90大壽暨婚慶60周年，朱鎔基特意題辭“金石不渝、百歲可期”，以資祝賀，這應該是“誡題辭”的朱鎔基，送給親屬的惟一墨寶。
9歲朱鎔基成亂世孤兒
朱氏大家庭在朱鎔基出生的時候，已經準備分家，此後不久，朱寬浚赴揚州工作，舉家東遷，直至抗戰前夕才返回，朱鎔基母子分得的那份田產，便委托給“滿伯”朱學方代管。
不幸之事在朱鎔基9歲多的時候再次降臨，染病已久的母親張氏辭世，朱鎔基父母雙亡，成了孤兒，朱學方負起了撫養他的重擔。
在朱鎔基幼失怙恃的歲月中，時局同樣不穩，可謂兵荒馬亂：在朱鎔基出生前，1927年5月21日，國民黨在長沙發動“馬日事變”，許克詳率獨立三十三團， 空襲共產黨在城內的各類機關，是晚11時許，長沙城內殺聲震天、屍橫遍野，大屠殺還波及到湘潭、常德、瀏陽等20餘縣市，共產黨及群眾“遇難者上萬人”。
共產黨隨即在湘贛邊境發動秋收起義，並發出了奪取全省政權總暴動的動員令，長沙城內也秘密籌劃武裝暴動，以作策應，國民黨全城搜捕“叛黨”，恐怖氣氛籠罩全城，秋收起義部隊未經訓練，不敵國民黨優勢兵力，被迫轉移。
在朱鎔基出生後不久，紅軍曾兩次攻打長沙，並一度攻克，此後，毛澤東在井岡山建立革命根據地，距長沙僅數百裏，長沙因此成為國共兩黨交鋒的前沿，曆經“圍剿與反圍剿”戰火荼毒，拉鋸戰一直持續到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1938 年11月，日機轟炸長沙，形勢十分緊張，據《長沙人民革命史》記載，蔣介石電令“長沙如失陷，務將全城焚毀，望事前妥密準備”，12日深夜，擔任放火任務 的警備第二團某部誤聽電話，以為日軍已進市點火，是為“文夕大火”，這場大火連燒3天，死者3000多人，全城80%房屋被焚。
朱鎔基深沉穩重、倔強、不認輸
父母接連撒手西去，對於一個不滿10歲的孩童，無疑是人間慘事，後來撫養他的朱學方老人回憶，家庭不幸，加上當時兵荒馬亂的時代背景，悲慘身世使得朱鎔基少年早熟、發奮努力，且養成了處世深沉穩重的性格。
朱天池對朱鎔基的性格養成也作過分析：他幼年與寡母相依為命，雖然族人頗為照顧，但遭受些白眼想來在所難免，而在少不更事時，孩童間的嬉戲，身材瘦弱的朱鎔基也受了不少欺負。
1956年，朱鎔基與勞安在長沙的結婚照。
朱天池記得，當時和朱氏子弟住在一起的還有任氏兄弟，他倆十分頑皮淘氣，常欺負朱家子弟，別的朱家子弟對他們都退避三舍，而朱鎔基表現出倔強的個性，即使被打倒在地也決不認輸。
或許正是由於幼年的苦難經曆、加上此後求學的顛沛流離，使朱鎔基感同身受，同情弱者貧者、反感仗勢欺人、仇視為富不仁痛恨貪官墨吏。後來身為國務院總理的朱鎔基，為農民的窮苦淚灑寧邊，為長沙的潰堤九江掬淚……實有真情動，實有苦衷在。
朱鎔基中學成績優異
1941年2月，朱鎔基以崇德小學優秀畢業生的身份，投考廣益中學，並以優異成績被錄入初中一年級39班。廣益中學是一所私立中學，由中國民主革命先驅禹 之謨於1905年創辦，原名惟一學堂，這所學校在當時的長沙首屈一指，社會上流傳著“要學習、進廣益”的諺語。解放後，廣益中學改為湖南師大附中，至今仍 為長沙的名校。那位在畢業成績表上緊挨著朱鎔基，排名第二的沈譜成對“皮膚白淨、氣度沉穩”的朱鎔基印象深刻，他在回憶錄中寫道：“朱鎔基和我在班上學習 成績名列前茅，我們為競爭第一名，曾封閉式相處。現在想來，似有年幼稚氣之感。初中畢業時，朱名列第一，我為第二，這在畢業證編號上尚可見之。”
湖南省檔案館館藏檔案中有朱鎔基在湖南私立廣益中學和湖南省立第一中學的兩份珍貴的學籍檔案：
一份是《湖南私立廣益中學初中三十九班畢業生畢業成績一覽表》，填於民國三十三年一月。有趣的是，上麵記載了這樣一句話：此表適用於不參加畢業會考者於辦 理畢業後1個月內呈由省市教育行政機關匯報至部。這也許說明了此項畢業考試不是由省內統一組織的，而是由廣益中學組織的。這份成績單經曆了62載的光陰歲 月，至今仍保存完好。在這份畢業成績一覽表上，朱鎔基的各科畢業成績榮登榜首，記載如下：公民98.80分，國文86.60分，英語95.40分，數學 98.80分，地理98.20分，物理97.00分，化學99.40分，自然98.20分……共記載了14個科目的畢業成績，總分為1274.30分，平 均分數為91.02分，總分比排列第二的沈譜成同學多出5.3分；
一份是《湖南省立第一中學高中部第26班理組學生學籍冊》，檔案用兩頁A3幅麵的紙張書寫。檔案第一頁上方記錄了朱鎔基在抗戰勝利後，於民國三十五年七月 從國立八中轉學，民國三十五年九月重新回到長沙，就讀於省立第一中學的情況。下方記錄的朱鎔基的監護人是他的伯父朱學方。這反映了朱鎔基幼失慈嚴，是由伯 父撫養、資助的獨特人生經曆。在第二頁成績單上，清晰地記錄了朱鎔基在民國三十五年九月至十二月在一中就讀時各科的成績：公民96分，國文80分，數學 80分，化學95分，物理86分，外國史85分，外國地理85分，英語90分，體育70分，軍事訓練81分。各科的平均分數是84.80分。
長沙市楚怡學校為舉辦百年校慶到湖南省檔案館查找檔案時，很意外地發現了國務院原總理朱鎔基就讀於該校的一份成績單，該份成績單用A4幅麵的黃紙書填寫， 填於民國三十四年四月份，成績單字跡工整清晰，真實地反映了朱鎔基在1944年就讀於湖南私立楚怡中學高中部機械科的學習情況，上麵記錄了朱鎔基的各科成 績：公民80分，應用國文87分，應用外國文98分，實用物理80分，實用化學98分，理化實驗86分，數學96分……共計有10門功課的成績，平均分數 82.10分，居同班同學的前列。
這3份學籍檔案保存時間最長的有62年，最短的也有59年，曆經了五六十年的光陰，經受了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炮火的洗禮，至今依然保存完好。尤其這3份學籍檔案真實地再現了朱鎔基在顛沛流離求學生涯中的學習成績，可謂是彌足珍貴，真實地反映了朱鎔基那段時間的求學經曆。
1943年12月，朱鎔基在廣益中學畢業後，於1944年2月就讀於楚怡中學。他這一階段的學習，很少有人知道。朱鎔基在第一次湘西之行時，曾回憶道：我 當時在新化辦的楚怡工業學校念了高中一年級，時逢長沙會戰，長沙淪陷了。隨後，國立八中到新化招生，我經考試轉學到國立八中。1944年到1946年，隨 國立八中從新化、辰溪、瀘溪、吉首輾轉至永綏（原花垣）念了2年。這正好與檔案記錄互相印證。在湖南私立楚怡中學的一份學籍檔 案上，有這樣的記錄：民國三十三年高中一年二期，朱鎔基因受戰事影響不能繼續入學。當時日本侵略軍攻占長沙，國破家亡的感受令朱鎔基刻骨銘心。多年後，他 在長沙市楚怡學校百年華誕時給學校發來了賀信，信中他深情地回憶了在楚怡學校就學的經曆：“我雖然隻在楚怡新化校址就讀一個學期，但正逢日本侵略軍攻占長 沙，麵臨無家可歸之際，國破家亡之感終生難忘。唯願母校之年輕學友發憤自強，刻苦學習，誠信做人，振興我中華民族，實有厚望。”
1946年9月，隨著抗日戰爭勝利，朱鎔基作為公費生，從國立八中轉學到剛從七星街遷回長沙的省立一中。湖南省立一中，1912年由符定一、貝允昕等創辦 於長沙紫東園，是全省最早的公立中學。校長符定一為其製定了“公、勇、勤、儉”的校訓。當時一中每個年級為兩個班，一個文科班、一個理科班，朱鎔基就讀的 是一中高26班理科班，隨後他考入清華大學。
在當時動蕩的社會時局中，朱鎔基始終堅持求學，即使是顛沛流離也從未放棄。
有人說，一個人的性格形成和個性培養，很大程度上來自於青年時代的教育與自我塑造。從朱鎔基中學時代求學的經曆看，家庭不幸，加上當時兵荒馬亂的時代背 景，使得朱鎔基少年早熟、奮發努力，且養成了他處世深沉穩重的性格。從朱鎔基求學時的檔案成績看，他將全部身心都放在學習上，並取得了優異的成績，尤其是 十分注重英語的學習，這為他日後擔任國家總理，加強中國與世界交往，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在朱鎔基的求學生涯中，我們可以看到：這位從湖南走出來的青年，正 是在艱苦的求學環境中磨礪自己、刻苦學習，在世事的滄桑中曆練自己、沉靜處事，才從一名青年學子逐漸成長起來。最終憑借他積累的才能、學識，在政治領域中 取得了不俗的成績。
學運旗手“誤入歧途”
1947年，年僅19歲的湖南伢子朱鎔基以優異的成績考入清華大學，就讀於電機係電機製造專業。在當時報考清華大學的眾多湖南籍學生中，他的考分最高，平均成績在80分以上，一進校就拿到了獎學金。
因為喜愛文科，英語又好，朱鎔基剛進清華時“老想著轉係”，不過沒轉成，這也促使他下決心在工科埋頭鑽研起來。朱鎔基的同窗好友、著名法學家郭道暉回憶 說，朱鎔基學習很用功。當時，電機係的功課在全校是最難的，他卻應付自如，是班上的“業務尖子”之一，當過“課代表”。他待人誠摯，在同學中很有威信。朱 鎔基非常熱愛文學。因為寫得一手好文章，還常開玩笑說，自己做官是“誤入歧途”。
在清華園裏，朱鎔基結識了一群大師級的教授，每次回想起當年的情景，都感覺值得回味。“朱(自清)先生為人廉潔、謙虛。他講話的樣子，音容宛然。”“我們很喜歡去張奚若先生家裏，坐在地上，聽他縱論天下，大罵國民黨。”學習之餘，朱鎔基癡迷唱戲，曾在清華京劇隊當過票友。
1948年4月，由於南京國民政府發動內戰，物價飛漲，民生凋敝，北平各校掀起了“反饑餓、反迫害”的“四月學運”風暴，清華等校的師生員工舉行了連續半 個月的罷課。為保護校園安全，清華的學生們成立了“護校糾察隊”，朱鎔基是隊員之一，和同學們一起夜間輪流值班，拿著棍棒守護校園。
1948年秋，清華大學的十來位湖南籍同學自願組成了一個“過共產主義生活”的小集體——“明齋117室生活小組”。朱鎔基積極參與，並很快成為組織的骨 幹之一。小組生活的內容是組織讀書會，學習從解放區傳來的文件和馬克思主義理論，還辦了一份油印報《曉露》，還油印毛澤東的《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新 民主主義論》等書，供全校同學學習，在讀者中聲名大噪。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戰爭打響。據當時的電機係黨支部書記李叔平回憶，朱鎔基是支部裏第一個自願報名參軍的人。他作為班長，代表本班同學在全校大會上作了慷慨激昂的發言。後來，黨組織考慮到工作需要，沒有批準他參軍，並於1951年1月推薦朱鎔基擔任學生會主席。
當 時正值抗美援朝期間，朱鎔基不但要指揮、開動龐大的“學生會機器”，還要隨時在大禮堂召開全體學生大會，發表演講，動員和組織同學積極參加活動。他組織全 校同學參加“五一”大遊行，聲援浴血奮戰的誌願軍將士;動員同學踴躍參加捐獻運動；還同清華大學的校委會與青年團聯合製定了《全校愛國公約》等。後來，朱 鎔基任上海市長、市委書記時，有人誇他組織能力強、口才好，他說：“這是在清華當學生會主席時鍛煉出來的。”
1951年，朱鎔基以優異的成績畢業。他一直十分珍惜在清華的同窗情誼，他所在的51屆電機係，確實也是英才輩出，光院士就有4位。朱鎔基曾在多個場合提到這個集體的優秀，並深深為之自豪。
從清華到東北
歡送會、宣誓會，懷著特別的憧憬，承載著建設國家的使命，1951年，以學生自治會主席的身份，朱鎔基帶領幾百名清華畢業生奔赴東北。
朱鎔基清華時的同班同學郭道暉回憶：“朱鎔基是學生會主席，在學生中威信比較高，所以組織上叫他帶隊。是年，新中國不足兩周歲，工農業生產還沒有恢複，正是百廢待興之時。當時東北要建成重工業基地，所以，這些理工背景的學生都去那裏了。”
奔赴東北，朱鎔基被安排到東北人民政府工業部。新華社公布的朱鎔基簡曆說，朱鎔基1951年到1952年，在東北工業部計劃處，當生產計劃室副主任。這一職位按照中國幹部職級排列應當是副科級。
據當時的同事介紹，“朱鎔基那時23歲，年輕氣盛，工作起來不要命，熱情很高，當時的領導對這些清華高才生也很重視，所以，“朱鎔基沒來多久就擔任了計劃室副主任。這個時候，湖南人的個性和清華畢業生的‘脾氣’已經有所體現。”
但當時由於他年紀還小，黨內政治生活還很正常，也沒有人對此太在意，相反，朱鎔基由於淵博的學識、出色的工作表現，贏得了當時工業部領導的極大賞識。
東北工業部對朱鎔基來說，除了取得初步經濟工作經驗外，還在於，這個年輕人的工作表現引起了相當多的人注意，這些人都很欣賞朱鎔基的人品和才氣，而且很多人後來都身居要職。多年後，每遇危難，都會有人施以援手，使他度過了次次危機，並能有嶄露頭角的機會。
這些人中包括後來成為朱鎔基直接領導的呂東、袁寶華等，而對朱鎔基最重要的當屬後來成為著名經濟學家的馬洪。馬洪比朱鎔基大8歲，時任中共東北局委員、副 秘書長。馬洪的職務要比朱鎔基高許多，在工作上，馬洪是他的上級，馬洪對他十分賞識。可以說，這次“邂逅“對朱鎔基仕途和人生經曆影響巨大。到底有多大， 很難加以評估。
後來馬洪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當時朱鎔基工作很努力，人很聰明，很正直，很有發展前途。”
國家計委的初步曆練
1952年12月，東北工業部撤消，而此時，中國高層正在醞釀成立國家計委。由於懂經濟的人才十分缺乏，而東北人民政府已積累了幾年的經濟建設管理經驗，從東北調一批既懂經濟又有一定工作經曆的專業幹部進京，是當時中央領導人的願望，於是“地方幹部支援中央”的政策出台。
據馬洪回憶，1952年，東北局大概有100餘人奉命進京，作為地方支援中央的幹部，“我和朱鎔基是其中的兩個。”
按照官方公布的簡曆，朱鎔基1952年至1958年在國家計委燃動局、綜合局任組長，國家計委主任辦公室副處長秘書，國家計委機械局綜合處副處長。
據朱鎔基的同事說，朱鎔基是時任計委領導人之一張璽的秘書。張璽政工出身，曾任河南省省委書記。而海外有傳記說朱鎔基是當時計委主席李富春的秘書，被朱鎔基的同事給予否定。
馬洪說，“在計委工作的時候，朱鎔基的表現也很出色，是當時工作最出色的幹部之一。”朱鎔基的另一位同事回憶說，朱鎔基是計委當時最出色、最有前景、領導期望值很高的年輕幹部，他的能力、人品得到了當時很多同事的肯定。
“朱鎔基講話邏輯性極強，看到什麽不對的地方，他就會指出來，從不馬虎。有時開會，由於職務關係，他隻能坐在後麵，但他隻要看到或聽到他認為不合理之處就會立即指出，使有的領導很不滿意。”
朱鎔基在國家計委工作時間長達6年，6年中，中國經曆了初步工業化，而計委作為計劃經濟管理核心部門的，無疑處在中國工業化的風口浪尖上。由於計劃經濟所固有的特點，計委幾乎要執掌這個國家的經濟生命線。
有經濟學家評論說，“不能說這段時間對朱鎔基熟悉中國經濟沒有用處。”
上個世紀80年代初期，朱鎔基還在國家經委擔任過一段時間領導職務，“計委工作相對宏觀，而經委工作相對微觀，但對朱鎔基的曆練是一樣的。”
前不久，朱鎔基在香港發表演講時說，這麽多年，他對中國經濟脈搏的跳動，還是熟悉的。有人就此認為，這種熟悉和他在計委工作經曆不能說沒有關係。朱鎔基的同事回憶說，當時經常看見朱鎔基翻看各種資料，還要經常起草文件，偶爾還寫經濟理論文章，他也十分注意學習，外語也沒有丟。
被打成“右派”
平靜的生活由於政治的幹擾而結束。
1957年春，中共中央提出開門整風，讓黨外人士對黨提意見，於是各民主人士紛紛以諍友身份對執政黨提出各種意見，有些甚至是非常尖銳的意見。
1957年6月8日，在毛澤東親自指導下，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內部指示。同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這是為什麽？》的社論。此後，全國陸續開展了大規模的“反右派”鬥爭。
本來，毛澤東提出“雙百方針”，要求民主人士幫助黨整風，鼓勵“鳴放”，於是很多人響應執政黨的號召，紛紛對黨提出批評和建議，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這些人不但沒有得到領導人的感謝，反而被稱作“蛇”，要引出洞來打。
自從被稱作“蛇”後，55萬人便開始了痛苦而漫長的右派生涯。知名人士李銳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回憶，“打成右派就意味著被打入另冊，全黨共誅之。很多右派被打，被拘禁，被押送到北大荒勞動改造，被殘害致死。”
1998年3月，在朱鎔基作為總理的首場記者招待會上，有記者問起他的“右派”經曆，他表示，不願意回憶那段曆史。
對朱鎔基來說，之所以不願意回憶那段經曆，大概是因為那段經曆的艱難和辛苦，不堪回首。但從另一個角度也可以說，1958年，“反右”拉開了朱鎔基“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之前的艱難序幕。
這段艱難序幕的開始便是黨內反右上演，據一位了解這段曆史的人介紹，黨內反右是在黨外反右之後。當時人民日報曾經發表社論說，“黨內右派和黨外右派沒有本 質上的不同，黨內有了右派分子，對我們黨和革命事業的危害就更加嚴重。”“如果在我們黨內容許右派分子存在，他仍就會同黨外右派分子串通起來，從內部來打 擊我們，從內部來反對我們。”“在當時，不僅黨外鳴放，黨內也要鳴放。”李銳說，“朱鎔基是在黨內鳴放後被打成右派的。”
他為什麽被打成右派，他鳴放了什麽？記者接觸到的人大都不願意提及，甚至諱莫如深，幾經周折也隻能找到一些零星信息。
1957年，“一五”計劃取得了一定成就，領導層的頭腦開始發熱，在領導經濟工作上，中國正在醞釀大躍進。時年30歲的朱鎔基，雖然在國家機關曆練了7年，卻沒有學會官場那套自保的手段和方式，依然保持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特立獨行，我行我素。
性格率直的朱鎔基對不切實際的高指標提出意見。在反右的大背景下，黨內的正常生活已經不存在了，而朱鎔基卻顯然沒有意識到時機的險惡，更不知道此時要慎言。而且在平時，就有人認為他“清高”，“目無領導”，運動一來，他就被劃成右派。
朱鎔基的同事，現任中國某協會領導的一位老人回憶說，“他是被錯劃的，本來是不應該有他的，但那時劃右派有任務，定指標，找不到那麽多人，就把他拉上了。”
“對他被打成右派，我一點也不奇怪。他是湖南人，有湖南人的那種倔強脾氣，不低頭，而他所受的教育又要求人獨立思考、不搞陰謀詭計。”朱鎔基的一位同學 說，“我們從不認為領導人講的話都是金口玉言，我們這些人在中學都出類拔萃，大學裏都是佼佼者，都有獨立的見解，這是清華給我們的，這種教育提倡張揚個 性，而不懂得為人處事之道。更不懂得黨內鬥爭的殘酷性。”據了解，朱鎔基那一班清華學生有不少人被打成右派。
1958年春，朱鎔基被他信賴的黨組織打成右派，20多歲的他便追隨這個黨，就向往著革命，怎麽一下子就成反黨分子了呢？
記者沒有找到能夠描述當時的朱鎔基的記錄，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無論是誰遇到這樣的遭際恐怕都會想不通，因為“想通”是很“高難度”的動作。
可是不管你想通還是想不通，從成為右派的這一天開始，朱鎔基20年的金色年華恰似一江東流的春水，永遠不會再回來！
“右派”生涯
官方公布的朱鎔基簡曆並沒有提及他作為右派的經曆，隻是說，“1958年至1969年任國家計委幹部業餘學校教員、國民經濟綜合局工程師。1970年至1975年下放國家計委‘五七’幹校勞動。”
對比當時大多數右派的悲慘命運，客觀地說，朱鎔基應該算是幸運的。
李銳分析說，當時的計委有領導欣賞朱鎔基，可能暗中保護了他。
事實確實如此，朱鎔基在下麵勞動沒有多長時間就被撤回來，被委任為國家計委幹部業餘學校的教員。這是一所中專學校，他的任務是教老幹部們學習數理化，到基層去培訓徒工。
郭道暉回憶說，被打成右派下放勞動以後，朱鎔基還當過英語教師。“他是一個有心人，在教學中進一步熟諳了英語。”
有熟悉這段曆史的人說，在當教員期間，朱鎔基在中學時期打下的文史哲功底和大學期間打下的數理化功底得到充分體現，他的課學員都很喜歡，故被學校裏的其他教員和學員稱為“多麵手”和“全能教員”。這一經曆得到朱鎔基同事的證實。
60年代初，朱鎔基結束了教員工作，重新回到國家計委機關。在那個年代，曾經是右派就意味著不是黨的人，所以朱鎔基並沒有被委任任何行政職務，隻領一個工程師的頭銜。
從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中國社會開始三天一小運動，五天一大運動。“文化大革命”的主攻方向是，打倒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此時的朱鎔基肯定算不上是“當權派”，但由於有“右派”的經曆，也少不了陪著挨整。
1968年以後，“文革”已經進入了另一個階段——“清理階級隊伍”。所謂清理階級隊伍就是既要清理那些混進好的階級隊伍裏的“階級異己分子”，更要進一步整那些原本就是異己階級的人，而重點是在後者。
最大限度地接觸底層民眾
1968年，“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整人也整到了一個新的階段，作為“清理階級隊伍”的重要手段，一個中國人熟悉的詞匯產生：“五七幹校”。
“五七幹校”來自毛澤東1966年5月7日對一個報告的批示，指出軍隊既要學軍，還要學工、學農；工人也要學農，學軍，學文化；農民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也要批判資產階級，等等。
朱鎔基退休之後登台為現場觀眾興味盎然拉起胡琴（資料圖）
1968年5月7日，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為了紀念毛澤東“五七指示”發表兩周年，在慶安縣柳河辦了一個把機關幹部和走資派送去勞動改造的農場，命名為“五七幹校”。
1968年10月，毛澤東再次批示，“廣大幹部下放勞動，這對幹部是一個重新學習的極好機會，除老弱病殘者外都應這樣做。在職幹部也要分批下放勞動。”
此後，全國各地都相繼開辦了“五七幹校”，數十萬知識分子被送往農村的偏遠窮困地區勞動鍛煉、接受改造，“滾一身泥巴，煉一顆紅心。”
有人回憶說，在當時群眾之間派性鬥爭嚴重的情況下，所謂革命化的“五七幹校”其實已成為迫害異己、懲治知識分子的一種手段，是“變相勞改”的一個地方。
1970年元旦，朱鎔基被下放到國家計委設在襄樊的“五七幹校”，一幹就是5年，直到1975年才回到北京。
最初，幹校沒有家具，連基本的生活用品、床、板凳都沒有，於是幹校便從外麵運來一些生活用品。
由於擔心丟失，一個寒冷的冬日，朱鎔基和他的一個同事被要求押送這些物品，兩個人一起蹲在一輛悶罐車裏，忍饑挨餓，“天氣冷極了，也沒有暖氣，沒有水。”
和朱鎔基一起勞動的同事向記者介紹，國家計委襄樊“五七幹校”位於湖北北部，和河南接壤，幹校原先是一個勞改農場，由於有這些人到來，原來的勞改犯被遣散。幹校實行軍事化管理。
這段時間，朱鎔基最主要的任務就是勞動，偶爾也看看書。這5年的人生經曆對朱鎔基十分重要，可以說是20年“苦其心誌，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的重要階段。
朱鎔基在談到這段時間時感慨很多，但並不顯得十分懊喪。他說，在那段時間裏，他接觸了許多人，懂得了一些原先不懂得的事。
由於朱鎔基過著平民百姓的生活，也接觸到了各種各樣的人，對老百姓的生活疾苦有了深刻的了解，也使他染上了深厚的“平民情結”。
廊坊的“傳奇”
1975年，鄧小平第二次複出，複出後便開始大刀闊斧的治理整頓。雖然此時“文革”還在進行，政治壓力依然很高，但由於有鄧小平的努力，已經癱瘓的國家機關、工廠學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複。
朱鎔基等在襄樊勞動的幹部們也借此機會回到了北京。回京後，朱鎔基已經很難在計委找到屬於自己的位置。怎麽辦？
一個機會擺在麵前，中央決定把原先並入燃料化學工業部的石油工業部重新分出，石油工業部急需技術幹部，於是朱鎔基被安排到石油工業部管道局下屬的電力通訊工程公司。
管道局設在河北廊坊，朱鎔基先後任電力通訊工程公司辦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師。電力通訊工程公司按級別應屬處級單位，那麽辦公室副主任，按級別應當是副科級。
此時距朱鎔基剛參加工作已經20多年，20多年前，朱鎔基被分在東北工業部計劃處，被委任為生產計劃室副主任，副科級，而20多年過去了，40多歲的朱鎔基仍然是副科級，也許這個時候，上天依然要“苦其心誌”。
朱鎔基在廊坊工作的那段時光離現在已經23年了，但今天關於朱鎔基的故事仍在廊坊流傳。
3月1日，記者初到廊坊，便聽到有人講朱鎔基的故事：
朱鎔基在任的時候，不正之風已開始出現，但朱堅決抵住這些不正之風，一次他讓手下工作人員買東西，而工作人員買1元錢的東西卻開出了3元錢的發票，朱鎔基一怒之下不批準報銷，工作人員也大怒，但拿他一點辦法也沒有，最後隻得悻悻而回。
“不行就是不行”，轉述者甚至能夠模仿朱鎔基的湖南普通話。在民間，甚至還流傳著朱鎔基和當時的領導鬥智鬥法的傳說。剛正不阿的朱鎔基，成為很多人的眼中釘，肉中刺，很多人都恨他，怕他。
據說，朱鎔基離開廊坊調到北京的時候，幾百口子人隻有一個看門房的老人送他，場麵極其淒涼。老人把他幾件簡單的行李裝上車，送他到火車站。
老人拉著朱鎔基的手說，“就你一個好人。”說著兩個人都哭了。
這個故事被記者接觸到的幾位管道局退休職工否定。和朱鎔基一起工作的管道局一退休工人說，當時確實有一個人和朱的關係很好，這個人叫周來福，但不是門房老 大爺，他也是管道局的職工，和朱鎔基都住在單身宿舍。由於朱鎔基當時家在北京，所以每個禮拜都要回家，於是周來福星期六騎自行車送他到車站，星期一騎自行 車到車站接他回來，兩個人關係確實很好。
那麽，當時的朱鎔基到底是什麽樣的？記者接觸幾個原管道局和工程公司的職工，大體勾勒出一個輪廓。
通訊工程公司是一個工程單位，工作特點之一就是經常在野外施工，朱鎔基曾在調度室工作，是隊上負責技術的人。
管道局一個退休職工說，“在我們眼裏，朱鎔基當然是很有水平的，不愛多說話，他和大家的關係還可以。這個人也確實是比較正直，他的英語很好，能說能寫，能翻譯。”
當時，朱鎔基經常要跑野外，和大家一起睡，一起吃住，翻山過河，哪裏有石油工地，就到哪裏架電線，安裝變電裝置。他不僅能設計圖紙，還和大家一起從事些體力活。
“施工很艱苦，宿舍就是帳篷，在野外的時間要比在機關裏的時間長，當然不是朱鎔基一個人在一線，大家都在一線。當時風氣也很好，因為大慶精神是深入人心的。”
管道局辦公室一位工作人員介紹，朱鎔基當上國家領導人後，有一年，管道局搞周年慶祝，曾告訴朱鎔基。朱鎔基批示說，讚成管道局周年慶祝不搞慶典等做法。
朱鎔基的為官理念，其實可以在他的幾位先祖身上，找到一點影子：在朱氏族譜的記載中，十五世喬生府君，就是一個頗有官聲之人，他輔 佐鹿傳霖治理四川時，冬季官府救濟貧民，某官員私藏了幾件衣物，貧民投訴，喬生聞之，正欲起身，突然岩牆倒塌，打傷府君左足，民眾爭相擁出，喬生府君不顧 足傷之病，厲色嚴斥該員，數以改過，該員深感愧疚，將衣物一一退還。喬生後來“曆署諸道、頗得民心”，在他返鄉時，民間每家“置明鏡一方、清水一盞、白菜 一葉，焚香跪道，爆竹聲十裏不絕。
這位喬生還是一個剛直不阿、從不奉迎之人，族譜中記載，在一次慈禧太後的接見中，眾官員皆吹捧慈禧有“宋宣仁太後”之德，喬生“獨默然不語”，瞿鴻機感 歎：“憨哉，喬生不可及也。”在朱氏先祖中，金陵為官的十五世鞠尊府君，因為“修沙洲圩閘、修惠民河，民勒石記之”。而到了朱鎔基伯父朱介侯(即朱寬浚)這一代，則以“奉公循理、不伐能不矜功”為宗旨，曆任湖北黃安(今紅安)、江陵令，“才明識裕、為官運亨通俱優”，這位介侯公因為看不慣“汙吏橫行、國事日衰”，在宣統年間黯然掛冠而去，歸隱棠坡田園。
總理換屆時，朱鎔基在中南海就五載總理生涯進行了真情告白，重溫朱鎔基經典話語，會感受到真誠、親和與堅韌，一個國家總理，給民眾到底帶來了什麽？留下了什麽，為何總讓人難以釋懷，不願忘記……（來源：人民網）
廊坊的這幾年可以說是朱鎔基多舛命運的最後階段，不久以後，朱鎔基回到北京開始他新的人生輝煌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