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毛澤東被認為至少有兩大罪名，一個是大躍進餓死人，另一個是文革。一些學者的最新研究對這兩個觀點提出了異議。
首先，毛澤東在大躍進初期就反對共產風和浮誇風，但受到大部分高層幹部的抵製。徐明天在他的文章“毛澤東是第一個批畝產萬斤糧浮誇風的人”中指出，“1958年月1月，南寧會議，毛澤東嚴厲批評反冒進。3月，成都會議，毛澤東繼續批評反冒進，但是態度有了重大轉變。他要求要研究平衡問題，要實報、誠實，要有具體措施，保證口號的實現，要去掉虛報、浮誇，不要爭名，而要務實。這是毛澤東第一次提出反對浮誇。這次會議上，毛澤東還當場批評河南的糧食指標是浮誇，要求調低指標。”
同年“11月2日，毛澤東在鄭州召開了部分中央領導人和部分省市第一書記參加的鄭州會議，批判“左”傾錯誤，糾正“共產風”。讓今天的人們無法想象的是，毛澤東的反“左”傾受到了抵製，很多省委書記還要“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對毛澤東的批評有抵觸情緒。毛澤東講了一段很激烈的話。他說："我現在代表五億農民同一千多萬基層幹部說話，搞'右傾機會主義'，堅持'右傾機會主義'，非貫徹不可。你們如果不一齊同我'右傾'，那麽我一個人'右傾'到底，一直到開除黨籍。……我犯了什麽罪？無非是不要一平、二調、三收款，要基本的所有製還是生產隊，部分的所有製在上麵兩級，要嚴格按照價值法則、等價交換來辦事。"這些話表明了毛澤東糾'左'的堅定不移的決心，同時也反映了鄭州會議進行得不大順利的一麵。”
第二件事，彭德懷事件。 長期以來，有不少人指責這是毛澤東““誅殺功臣”
，但文學城pandal 的 博客中指出：
”因為廬山會議批判彭德懷，實際是為了保護劉鄧。彭德懷認為毛澤東糾左不力，應該處罰劉鄧，甚至更嚴厲。而劉鄧則認為彭是借機為高崗翻案，因此，彭德懷的定性是高崗反黨集團成員。雙方已經水火不相容，毛澤東為黨的穩定才舍棄彭德懷而保了劉鄧。不然，你就沒法理解彭德懷要罵一直極力糾左的毛澤東糾左不力。實際上是向毛澤東施壓。“
第三件事， 文革。文革的根源是在大躍進。文革本身相當複雜，不是一兩篇文章能夠說清的。但是，近年的研究發現，很多事情同我們過去所接受的觀念不一樣，比如，關於毛為什麽要打倒劉的問題：
”劉少奇被打倒的直接原因，是文革初期，北京市委派工作組進高校和中學，抓了一萬多名學生，打成反革命和右派。毛澤東非常氣憤地說：“鎮壓學生沒有好下場”。在給學生平反的大會上劉少奇還最後一次坐在主席台上，會後就被打倒了，最初的紅衛兵運動如此激烈，與這一次抓學生是有關係的。“
對毛澤東的大量研究文章，可見pandal和徐明天的博客。
下麵轉錄一篇徐明天關於大躍進浮誇風的文章
媒體為什麽不敢講毛澤東大躍進反浮誇？
媒體為什麽不敢講毛澤東大躍進反浮誇？
徐明天
借抗美援朝結束60年，有人再次否定毛澤東這個話題，再對這些人進行批駁。昨天寫了延安整風，今天再寫大躍進。
大躍進餓死幾千萬人，這是一些人天天罵毛澤東的話。
這幾天鳳凰網也在紀實頻道頭條再推七千人大會和劉少奇1961年回湖南老家搞調查的專題。在這些專題裏，有些所謂專家等，把劉少奇講成是反對毛澤東大躍進的英雄，大講毛澤東大躍進的錯誤。
我認為，這是在講假話，歪曲曆史事實。
那麽曆史事實是什麽呢？
事實是造成三年困難餓死人的不是大躍進，而是浮誇風和共產風。大躍進和浮誇風、共產風應該區別開來。特別是毛澤東從1958年起就大反浮誇風和共產風。如果講講這段曆史，你就知道，是誰在搞浮誇風和共產風。七千人大會不是逼毛澤東檢討，而是逼劉少奇檢討。劉少奇的調查也不是早的，他調查的那些問題，毛澤東幾年前就批判過了。
那麽為什麽媒體不講毛澤東反浮誇風和反共產風這段曆史的？因為講了這段曆史,就講出了事實真相，就不能否定毛澤東，就不能罵毛澤東，結論恰恰相反。大躍進中犯錯誤的是劉少奇和鄧小平。
今天我再次把我過去寫過的關於毛澤東反浮誇風的文章再次列出來，以便 讓大家了解事實真相，還曆史一個公道。
毛澤東是第一個批畝產萬斤糧浮誇風的人
徐明天
王貴成先生寫了《1958年大躍進：如何放糧食畝產“衛星”》,非常好，聯係今天的浮誇風，可看到中國官僚體製的危害。但是，我不同意王貴成先生《毛澤東為何會信畝產萬斤的糧食“衛星”》的觀點。王先生引用了毛澤東對錢學森1958年6月一篇文章的評論作為論點來論述毛澤東相信畝產萬斤糧，是難以令人信服的。毛澤東並沒有明確肯定錢的觀點，當時，浮誇風剛出來，毛澤東還不能一下子就提出反對意見，態度模棱兩可。當時雖然有金門炮戰和同蘇聯的論戰，毛澤東很忙，但還是作了幾個月的農村調查，1958年11月鄭州會議第一次正式批評畝產萬斤糧 的浮誇風和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共產風。毛澤東糾左，一直到1961年正式提出“糾五風”。
可以說，毛澤東是第一個批評畝產萬斤糧浮誇風的人。
我查閱《建國五十周年大事記》,對這個過程是這樣記錄的。
1957年11月13日，毛澤東在莫斯科會見留學生，提出爭取15年超過英國。就是這次會見中毛澤東說：“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要結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好像早晨八九鍾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同一天，《人民日報》社論，第一次提出“大躍進”的口號。
1958年月1月，南寧會議，毛澤東嚴厲批評反冒進。3月，成都會議，毛澤東繼續批評反冒進，但是態度有了重大轉變。他要求要研究平衡問題，要實報、誠實，要有具體措施，保證口號的實現，要去掉虛報、浮誇，不要爭名，而要務實。這是毛澤東第一次提出反對浮誇。這次會議上，毛澤東還當場批評河南的糧食指標是浮誇，要求調低指標。
1958年6月，夏糧收割，各地報刊爭相報道糧食高產“衛星”。《人民日報》連續發表社論，批判“條件論”，“沒有萬斤的思想，就沒有萬斤的收獲”，“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等觀點出籠。“夏糧增產350億斤”。
7月，全國大辦公共食堂。8月17日，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戴河召開，製定全麵大躍進計劃，將大躍進推向高潮。
8月，人民日報報道河北徐水縣“跑步奔向共產主義”。9月，大煉鋼鐵，秋收之際，高產“衛星”滿天飛。
10月，範縣發布共產主義過渡計劃：“人人進入新樂園，吃喝穿用不要錢，雞鴨魚肉味道鮮，頓頓可吃四個盤，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樣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說天堂好，天堂不如新樂園”。實現共產主義規劃三年。北京市取消計件製，吃飯不要錢。
11月2日，毛澤東在鄭州召開了部分中央領導人和部分省市第一書記參加的鄭州會議，批判“左”傾錯誤，糾正“共產風”。讓今天的人們無法想象的是，毛澤東的反“左”傾受到了抵製，很多省委書記還要“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對毛澤東的批評有抵觸情緒。毛澤東講了一段很激烈的話。他說："我現在代表五億農民同一千多萬基層幹部說話，搞'右傾機會主義'，堅持'右傾機會主義'，非貫徹不可。你們如果不一齊同我'右傾'，那麽我一個人'右傾'到底，一直到開除黨籍。……我犯了什麽罪？無非是不要一平、二調、三收款，要基本的所有製還是生產隊，部分的所有製在上麵兩級，要嚴格按照價值法則、等價交換來辦事。"這些話表明了毛澤東糾'左'的堅定不移的決心，同時也反映了鄭州會議進行得不大順利的一麵。
11月底，中共八屆六中全會在武昌舉行，繼續糾“左”。毛澤東嚴肅批評經濟工作中的浮誇風，批評“跑步進入共產主義”，他說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需要經過更長得多的時間。
1959年2月底，政治局在鄭州如開擴大會議，稱作第二個鄭州會議，毛澤東還是講糾正“共產風”，糾正“兩個平均主義”，反對吃大鍋飯。
鄭州會議結束以後，到4月的兩個月裏，毛澤東先後寫了5篇《黨內通訊》指導貫徹鄭州會議精神，糾“左”糾“共產風”，但毛澤東發現阻力很大，說假話和不講真話的問題非常嚴重，4月29日，毛澤東再寫一篇《黨內通訊》要求講真話，不講假話。在4月份的八屆七中全會上，毛澤東談工作方法，中心是權力集中，號召敢於提出不同意見。
在第一次鄭州會議上，毛澤東就已經對出現的問題作了自我批評。6月29日，在廬山會議召開之前，毛澤東同一些領導幹部談經濟工作，再一次談了大躍進中的教訓。
毛澤東批浮誇風和共產風都講了什麽話？下麵是我摘錄的當年毛澤東的一些講話內容。
1957年1月27日 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講話中，毛澤東強調：“全黨一定要重視農業。”10月9日的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講話中毛澤東又談了《關於農業問題》，指出：“農業關係國計民生極大，要注意，不抓糧食很危險。不抓糧食，總有一天要天下大亂。”、
1958年3月，《在成都會議上講話》中毛澤東還特別強調：“工業要有生產節奏，農業也要有，商業、文教、政治都要有點節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這是快和慢的對立的統一。在多快好省、鼓足幹勁、力爭上遊的總路線下，波浪式地前進，這是緩和急的對立的統一，勞和逸的對立的統一。隻有急和勞，就是片麵性。如果專搞勞動強度，不休息，那怎麽行呀?湖北有個縣委書記，不看農民的情緒，臘月二十九 還讓修水庫，結果民工跑了一半。”
"1958年3月，在成都會議期間，毛主席說：‘河南提出苦戰一年，實現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和消滅文盲。遼寧要實現三自給（即糧、菜、肉自給）。我懷疑是錯誤的。河南提出今年辦四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都做到，也不要登報。人民日報硬是要卡住。否則這個省登，那個省登，大家搶先，搞得天下大亂。一年完成不登報，兩年完成恐怕也不要登報。各省提口號恐怕時間長一點比較好。我就有點機會主義，要留有餘地。’（吳冷西：《憶毛主席－－－我親身經曆的若幹重大曆史事件片段》新華出版社1995年版63頁）
毛主席說：‘現在報紙報導要調整一下，不要盡唱高調，要壓縮空氣，這不是潑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實際的高指標，要大家按實際條件辦事。提口號，定指標要留有餘地’”（吳冷西：《憶毛主席－－－我親身經曆的若幹重大曆史事件片段》新華出版社 1995年版64頁）
1958年8月北戴河會議討論人民公社問題，農林口上報的各地匯總的糧產指標超過1萬億斤。毛澤東說：搞不了這麽多。經與農林口商議壓縮到了5000—6000億斤（相當平均畝產300—350斤）。農林口負責人說，不能再壓了，再壓就打擊群眾積極性了。
1958年8月13日，毛澤東去天津新意村參觀稻田，有關領導匯報說，畝產可達10萬斤，毛澤東聽後搖頭撇嘴，表示不相信。毛澤東說：不可能的事。他指著一位領導說，你沒有種過地，這不是放衛星，是“放大炮”。《人民日報》曾登過一幅照片，五位小女娃嘻戲地站在稻秧上，毛澤東搖頭風趣的說：娃娃，下來吧，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又說：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種過地的，畝產10萬斤，堆也堆不起來麽！（許全興：《毛澤東晚年的理論與實踐》第138頁，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5年版）。毛澤東到湖北省，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講，有一塊實驗田，水稻畝產上萬斤。毛澤東搖頭說：我不相信。外國朋友問毛澤東，畝產萬斤糧的奇跡是怎樣創造出來的，他一笑置之，說：不要相信這些騙人的數字。（許全興：《毛澤東晚年的理論與實踐》，第138—139頁）
1958年11月初關於興修水利問題，毛澤東說：現在要減輕一點任務，水利建設，去冬今春全國搞500億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1900億土石方，多了三倍還多，還有各種各樣的任務，……我看搞起來，中國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5000萬人，……你搞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為原則，你們一定要搞，我也沒辦法，但死了人不能殺我的頭。（許全興：《毛澤東晚年的理論與實踐》，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5年版，第138—139頁）
1958年11月2日開始至10日（1958年10月25日金門炮戰剛告一段），毛澤東召集部分中央領導人和地方負責人在鄭州舉行工作會議。在會上，毛澤東多次講話，批評了急於想使人民公社由集體所有製過渡到全民所有製、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以及企圖廢除商品生產等錯誤主張。在《關於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問題》的講話中，他指出：“提倡實事求是，不要謊報，不要把別人的豬報成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麥子報成四百斤。今年的九千億斤糧食，最多是七千四百億斤，把七千四百億斤當數，其餘一千六百億斤當作謊報，比較妥當。人民是騙不了的。過去的戰報，謊報戰績隻能欺騙人民，欺騙不了敵人，敵人看了好笑。有真必有假，真真假假搞不清。偃師縣原想瞞產，以多報少，也有的以少報多。《人民日報》最好要冷靜一點。要把解決工作方法問題，當成重點，黨的領導，群眾路線，實事求是。” 他強調：“有些同誌急於要宣布人民公社是全民所有，廢除商業，實行產品調撥，這就是剝奪農民，隻會使台灣高興。” 、“河南提出四年過渡到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太多’了，不要急於在四年搞成。不要以為四年之後河南的農民就會同鄭州的工人一樣，這是不可能的。”
1958年11月初，鄭州會議上毛澤東指出：今年的糧食產量9000億斤，有假，最多7400億斤，把7400億斤當底數，其餘1600億斤當作謊報。人民是騙不了的，敵人看了好笑。不要把別人的豬說成自己的，不要把300斤麥子報成400斤。畝產萬斤這股風是《人民日報》刮起來的。他提醒人民日報說：要冷靜，這次會議之後，畝產廣告要逐漸減少，今年底或明年初要絕跡。否則，《人民日報》就會變成（國民黨的）中央日報了。
1958年11月21日，毛澤東就壓縮工、農業生產的高指標問題說：“我們再一次唱個低調，把腦筋壓縮一下，把空氣變成低調空氣。先搞少一點，如果行，有餘力，情況順利，再加一點。這有點潑冷水的味道，右傾機會主義了。”他說：“不要務虛名，而得實禍。現在要減輕點任務，水利建設，去冬今春全國搞五百億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一千九百億土石方，多了三倍。還有各種各樣的任務，鋼、鐵、銅、鋁、煤炭、運輸、加工工業、化學工業，需要多少人力財力，這樣一來，我看起來，中國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萬人。死五千萬人，你的職不撤，至少我的職要撤，頭也成問題。要不要搞那麽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為原則。你們一定要搞，我也沒有辦法，但死了人不能殺我的頭。明年3000萬噸鋼（按北戴河會議決定 1959年鋼產量為2700－3000萬噸－－－筆者注），究竟要不要定這麽多？搞不搞得出？要多少人上陣，會不會死人？這次會議要唱個低調，把空氣壓縮一下。胡琴的弦不能拉得太緊，有斷弦的危險。”
1958年11月23日，毛澤東在這篇名為《在武昌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鄭州會議提出的《關於人民公社若幹問題的決議》初稿，現在要搞成指示，作假問題要專搞一條，不要同工作方法寫在一起，否則人家不注意。現在橫豎要放“衛星”，爭名譽，就造假。本來不行，就讓人家罵，臉上無光，也不要緊。”“不要去爭虛榮。比如掃盲，說什麽半年、一年掃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掃除了就不錯。綠化，年年化，年年沒有化，越化越見不到樹。現在的嚴重問題是，不僅下麵作假，而且我們相信，從中央、省、地到縣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級相信，這就危險。說消滅了四害，是“四無”村，實際上是“四有”村。上麵規定的任務，他總說完成了，沒有完成就造假。……經濟事業要越搞越細密，越搞越實際越科學，這跟做詩不一樣，要懂得做詩和辦經濟事業的區別。” 他強調：“現在的嚴重問題是，不僅下麵作假，而且我們相信，從中央、省、地到縣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級相信，這就危險。如果樣樣都不相信，那就變成機會主義了。群眾確實做出了成績，為什麽要抹煞群眾的成績，但相信作假也要犯錯誤。比如一千一百萬噸鋼，你說一萬噸也沒有，那當然不對了，但是真有那麽多嗎?又比如糧食，究竟有多少，去年三千七百億斤，今年先說九千億斤，後來又壓到七千五百億斤到八千億斤，這是否靠得住?我看七千五百億斤翻了一番，那就了不起。”“現在有種空氣，隻講成績，不講缺點，有缺點就臉上無光，講實話沒有人聽，造假，講得多，有光彩。講牛尾巴長在屁股後麵，沒有人聽，講長在頭上，就是新聞了。”“破除迷信以來，效力極大，敢想敢說敢做，但有一小部分破得過分了，把科學真理也破了。比如說，連睡覺也不要了，說睡覺一小時就夠了。”
1959年4月，毛澤東又在《黨內通訊》專門寫了篇《給基層幹部的信》其中：“第六個問題：講真話問題。包產能包多少，就講能包多少，不講經過努力實在做不到而又勉強講做得到的假話。各項增產措施實行八字憲法，每項都不可講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於人民事業有利，與自己也不吃虧。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麵壓出來的。上麵“一吹、二壓、三許願，使下麵很難辦。因此，幹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以上六件事，請同誌們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見，以求得真理為目的。我們辦農業、工業的經驗還很不足。一年一年積累經驗，再過十年，客觀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們認識，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就有自由了。什麽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認識。同現在流行的一種高調比較起來，我在這裏唱的是低調，目的在於真正調動積極性，達到增產的目的。如果事實不是我講的那樣低，而達到了較高的目的，我變為保守主義者，那就謝天謝地，不勝光榮之至”。
1960年毛澤東說道:“農村問題，在1959年即己發生，廬山會議反右，使問題加重1960年更嚴重。餓死人，到1960年夏天才反映到中央。”
1961年開始，毛澤東進一步提出了反浮誇風、共產風在內的“糾五風”。
官僚主義的危害就是說假話。浮誇隻是說假話的一種。歪曲事實也是說假話。官僚說假話可以理解，這是他們的職業。但是學者說假話就很不應該。學者不能講真話，可以沉默，但絕不能說假話。媒體應該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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