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早在2007年左右就簽署了《殘疾人權利公約》，向自己的人民和國際社會作出了鄭重承諾。但承諾是一回事，兌現是另一回事。出去走走就會發現，發達國家簡直到處都是殘疾人，公車上，地鐵上，商場裏，飯店中，劇院中，乃至運動場上，都少不了他們的身影。他們幾乎跟常人一樣暢行無阻，而且不要人照顧，都是獨立行動。以至不免讓人產生一種錯覺：這發達國家的殘疾人規模，比咱們中國可是大太多了。
實際情況當然不是這樣。截至2011年，中國殘疾人數量已高達8296萬人，堪比一個中等規模國家的人口總量了。但是到大街上看看，有多少殘疾人的身影？偶爾出現在地鐵等場所，也往往都坐在輪椅裏，做昏昏欲睡狀，靠推輪椅的親友全程陪護。我們的殘疾人靜悄悄，當下中國雖以喧嘩而著稱於世，但從殘疾人的角度來看，卻不能不說是異常的沉寂而荒涼。
評估殘疾人福利的狀況，這是一個直觀卻最真實最重要的指標。社會對殘疾人的權利到底保護到什麽程度？對他們有多少尊重？提供了多少方便？說什麽都是空的，最根本的就是看結果，看他們能不能最大限度地接近正常人的水準，自由出入於公共場所，享受公共生活。而我們的絕大多數殘疾人，顯然都在公共生活之外，在我們看不到的地方。他們仿佛不屬於我們的世界，他們生活於跟我們不同的另一個世界。
那些被遺忘的角落，是關心、愛心所遺忘的角落，有如大氣層之外的遼闊太空，那裏怎樣的冷，都不難想像。但人畢竟不是來自北方的狼，人都是社會的人，沒了社會的關心、愛心，就像沒了陽光和空氣，縱然僥幸活著，也隻是純粹生物意義上的活著，而不是社會意義上、人文意義上的活著。這時他實際上已經被整個世界拋棄，被人類拋棄。
我們的大街都光鮮亮麗，我們的公共場所都賞心悅目，我們的城市和鄉村都秩序井然，這個社會很正常，簡直太正常了。但太正常本身就是最大的不正常，因為這種太正常是用8296萬殘疾人中的絕大多數被遺忘為代價換來的，為了維持那樣的正常，讓那麽巨大的一個人群付出那麽高昂的代價，那種正常毋寧說是一種殘忍。
這殘忍其實不限於殘疾人。常常有人很驕傲地說，我們的城市沒有貧民窟，不存在西方貧民窟所帶來的嚴重社會問題。但說這話的人忘記了，我們並不是沒有貧民，隻不過他們中幸運的少數被分散到城市的邊緣，不幸運的絕大多數則分布在黑洞般的中西部農村地區，無人得見而已。某些發達國家（比如法國），會把低收入人士按比例安排到城市繁華地帶跟富人雜居，為什麽？就是為了減少城市貧民窟的出現，為了讓不同收入階層更平等地享用社會的公共資源。而我們貧民的高度分散和邊緣，其必然的結果就是跟被遺忘的絕大多數殘疾人一樣，隻能生活於冰冷的異度空間，享受不到人類的溫暖。
我們人為刻意維持著一個正常的秩序，為了讓正常人滿意、讓正常人充分享受正常的愉悅而維持一個正常的秩序。不惜把我們所認為的所有異類，把我們所認為的哪怕是一丁點點的不正常，都要用鐵腕從我們的世界中驅逐出去，讓我們眼不見心不煩。
這本質上其實就是一種隔離，隻不過，它往往是無形的，是基於社會普遍的文化、心理和習俗，而往往不需要製度化的隔離。而這恰恰最可怕，比製度隔離可怕一萬倍。因為製度隔離往往容易淪為靶子，淪為公平和正義不斷衝擊的目標，最後在持續衝擊中不得不轟然倒塌。但非製度化的，基於社會普遍的文化、心理和習俗基礎上的隔離則不然，它往往更不易覺察，更不易成為問題，往往都根本不會被人想到，偶爾被想到也往往出於思維定勢而視為天經地義理所當然。所以非製度化的隔離才是最強大的最持久的最難撼動的。
而無疑，這是最殘忍的，是一個社會中最大的不公平不正義，是整個社會的原罪。當它積累到一定程度，積累到臨界點，就一定會不可遏製地爆發出來，整個社會就都要付出代價。那時不會有幸免者，因為，你可以逃脫報複，但是你逃不掉恐懼，沒有誰可以是安全的。當此關頭，重溫和兌現《殘疾人權利公約》何其重要。
本文作者笑蜀為北京《炎黃春秋》雜誌編委。文中所述僅代表他的個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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