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勇
最近，紐約亞洲協會美中關係中心的夏偉(Orville Schell)和韓國首爾延世大學曆史學教授魯樂漢(John Delury)在《華爾街日報》發表文章，介紹其新書《富強：中國通往21世紀的長征》。這部書提出了一個重要觀點，建議“中國應該重寫近代史”。
根據作者的說法，中國人將1842年的《南京條約》作為近代史的開端，與西方國家往往以勝利作為開端很不一樣，中國以屈辱的鴉片戰爭為近代史的起點，就是要用屈辱的曆史激勵人們不忘過去，發憤圖強，不再重演19世紀中期之後一敗再敗的曆史。
作者認為，中國政治精英利用鴉片戰爭之後的一係列戰敗編織了一整套飽受外族剝削、欺侮為內容的“民族敘事”和“曆史建構”。訴諸於道德的講述深刻左右著中國人的想象，也確實在過往100多年曆史進程中激勵人們發憤圖強，獲取新生。但當中國經濟增長已經成為世界第二，中國在政治上的影響力越來越大的時候，中國的近代史敘事繼續慷慨激昂，可能無助於中國在世界上發揮積極作用。作者建議中國應該構建一種新的敘事體係，認為中國隻有願意使用一種“建設性的民族敘事”來定義自己，才能在世界上找到自己的位置，才能與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大國開展全方位的合作。
中國確實應重新近代史。這個看法早在1980年代就被中國學者不止一次提出，隻是由於中國政治發展往往超出人們想象，許多計劃中的事情一再被耽擱。“重寫近代史”計劃被束之高閣，過去20多年中國仍然沿用過去的近代史敘事。
國內通行的近代史話語模式將1842年視為近代元年，在那之前的中國被視為“封建社會”，在那之後的中國被定義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直至1949年毛澤東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才告別“舊社會”，步入“新社會”。數千年中國曆史，都是“舊社會”的曆史，而近代100多年有新有舊，卻充滿屈辱。
當然不能說傳統的“悲情敘事”根本錯誤，因為曆史現象實在複雜，“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曆史真相隻有一個，但人們在不同曆史時期，會有不同的觀察與感受。“悲情敘事”不僅是孫中山領導革命的銳利武器，也是蔣介石領導國民黨，毛澤東領導共產黨的思想武器。在20世紀很長一段時間，既是造反者的話語，也是建設者的精神資源。造反者用這個話語相繼推翻了清政府、北洋政府、國民黨政府，建設者也用這個話語激勵人們時不我待，隻爭朝夕，師夷之長技以製夷。
在“悲情敘事”指引下，150多年來，中國跌跌撞撞走出了帝製，走過了軍閥，走進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直至最近幾十年方才找到一種新的發展模式，中國經濟實力迅速增強，在世界經濟架構中舉足輕重。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也是百年來“失敗─振興”路徑的達成。
但如果中國經濟持續增長，越來越接近美國經濟總量時，絕對的“人口大國+經濟大國+軍事強國”，一定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極。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或者成為世界領袖，重建曆史上的“中國世界”；或者淪為全世界的敵人，成為眾矢之的。今天世界特別是東亞所呈現的所謂“中國威脅論”，或許不盡合理，充滿敵意，但當中國的意識形態不能與時俱進，持續強化“悲情敘事”，那麽中國的國民會覺得世界各國不僅在過去100多年對不起中國，而且現在也對不起中國。相激相蕩，世界對中國的看法也不可能更溫和，中國在世界上的處境隻會越來越糟。這是從民族主義視角進行的觀察。
從中國國內的背景說，李澤厚、劉再複早在1990年代中期就提出一個重要忠告──“告別革命”。他們的意思非常清楚，就是中國的政治架構已經這樣了，是既成事實，盡管有很多問題，但也不應該繼續倡導什麽革命了。革命話語原本隻是造反者的說辭，在中國曆史上從來不被正統史觀所重視，經過孫中山、章太炎、陳獨秀、毛澤東等一代又一代造反者不斷詮釋，革命由先前帶有負麵意味的詞匯變得越來越正麵。其實，正像許多研究者都意識到的那樣，即便革命具有正麵意義，但相對於曆史發展長河，革命永遠是非常態，不革命、反革命，一點一滴地改良，才是曆史發展的正途和常態。
“反告別革命論”的理由，也比較容易理解，主要理由就是假如告別革命，那麽就很容易抽空今天中國政治的合法性。這個說法具有深沉的憂慮，但顯然過慮了。中國曆史上的改朝換代，幾乎沒有一個新朝不是通過革命的、破壞的手段上位的，即便是傳說中的禪讓，也無不具有濃烈的血與火，但是隻要新朝建立了，很少看到哪個統治者倡導“繼續革命”，更不會因為反對革命而喪失合法性。中國未來一定會告別革命，一定要構建一個常態社會。在常態社會，社會進步憑借各個利益階層和平訴求，而不是顛覆體製重新來過。
近代中國的曆史主題就是將一個傳統的農業文明帶進工業文明，就是在中國原有農業文明基礎上增加一個工業的、商業的文明。世界走進中國，是馬戛爾尼使團訪華以來的惟一主題，開放市場，讓國際資本造福於中國人民是洋務新政以來中國人最為期待的事情。中國人在很長時間不太清楚國際貿易的真意義，在與外國資本打交道的時候確實吃過虧，上過當，但就曆史整體而言，近代中國的發展進步，其實也有外國資本一份功勞。1895年後全國鐵路網的構建、礦產資源的大規模開發，僅僅憑借民族資本、國有資本難以想象。
中國是一個知恩圖報的國度，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是古代聖賢的教誨。重寫近代史，就要重新評估外國資本在近代中國的功過是非，在弄清帝國主義侵略罪惡的同時，善意看待外國資本、傳教士，以及來華幫助中國發展的一切外國人。
世界走進中國，隻是近代中國的一個方麵。另一方麵，是中國走向世界。鴉片戰爭的結果對於中國來說，有悲傷，但也有一點今天看來並非都是負麵的東西。《南京條約》規定五口通商，改變了廣州一口通商規模太小的缺陷，通過五個通商口岸，讓中國人看到了一個接近真實的西方。這一點對後世中國人影響巨大，讀讀19世紀晚期中外人士對五口及香港的遊記，就知道西方在中國人心目中引起怎樣的震撼，後世中國變革可能具有非常複雜的背景、原因，但通過不斷擴大的開放，讓中國漸漸走向世界，可能還是第一位的動力。
近代中國曆史敘事模式的改寫是一個艱巨工程，既需要執政者的膽略智慧，也需要不斷向民眾做深入細致的說服，讓真相呈現出來，讓大眾自由揀擇。一個多元的近代史敘事，隻是在先前“革命敘事”基礎上進行修正、補充，適度容納某些“現代化敘事”的要素。
中國應該向世界釋放善意。釋放善意的始點，不妨從重寫近代史開始。
（本文作者馬勇係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著有《中國文明通論》、《晚清二十年》等。文中所述僅代表他的個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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