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抉擇——走新路，還是走黑路？
編者按：這是一篇站在“中產階級”立場上，從改良主義的角度來分析薄熙來的重慶探索以及其對中國當今和未來發展道路的影響的文章。文章的觀點也許不符合一些帶有強烈意識形態色彩的“左右”派人士的“經典”思想，但卻的確反映了一部分人對中國未來的另一種思考。我們在此置頂發表，以期引起大家的討論。
1、薄案“審判難”的背後，是中國正遭遇最艱難的曆史轉折
自去年3月15日高層拿下薄熙來後，這個一度被認為可以重判至死刑的“鐵案”，拖延一年有餘之後，已陷入僵局：極右顏色黨人十二萬分焦慮，時不時發出種種信號，催促速審重判；而挺薄人士則寸步不讓，繼續深入揭露此案背後的黑幕與黑幫；高層對薄案則啞然無語，主流輿論更是絕口不談薄案。
薄 案之“審判難”，直觀看在於背景過於黑暗複雜，但作為建國以來的第一樁從高層到社會、從理論界到普通人、從國內到國外各種力量都深度關心並介入的案件，內 中有著更深層的原因。這就是：中國目前正處於前、後兩個工業社會轉變進程中，這是各國發展過程中都曾遭遇過的一個最艱難的曆史轉折，一個極其深刻的內部矛 盾開始暴露：
——一方麵，在後工業化時期，中產階級將取代無產階級成為主體勞動階級，這需要較多的教育、醫療等人力資本投入，而中產階級的成長初期，非常需要政府主導；因此，要實現好這一轉折，就必須建立一個為將成為勞動者多數的中產階級服務的“好政府”。
——另一方麵，前工業化的過度競爭所導致的壟斷，已催生了大資產階級，其阻礙就業、豪取利潤、維護壟斷等特征，往往會加劇社會矛盾，遏製中產化進程；而大資產階級非常需要政府的支持與保護，在現實中往往會製造出一個權資勾結、服務於大資產階級利益的“壞政府”。
在這一轉折的初期，大資產階級的力量遠遠要強於中產階級，所以會強力地阻遏這個轉折，使其難而又難。
2、轉折成敗與否，在於能否最終建立一個“好政府”
曆 史上曾先後有過三種實現上述轉折的途徑：最初是老牌資本主義國家，主要靠殖民主義和世界大戰完成轉折；之後是新興工業化國家，靠“冷戰紅利”和發達國家產 業轉移完成之；再後是計劃經濟國家，靠先培養起中產階級後備軍——知識分子去實現。經驗證明：受製於大資產階級的政府，客觀上都會極力遏製中產化進程，導 致勞動者無產階級化、貧困化，社會矛盾與衝突不斷，而這些都源自於轉折期會普遍出現“壞政府”。所以，上述三種完成轉折的途徑，幾乎都付出過沉重的代價。
而 完成這個轉折的標誌，就是最終會建立起一個不為權貴所操控的、有利於主體階級（中產階級）的“好政府”。一些學者揚言：隻要搞了“憲政民主”就可以解決中 國轉折問題，但信其者不多，就是因為都看出了，目前的中國尚缺少一個龐大中產階級作為社會基礎。為什麽發達國家大多是在二戰後才建立起真正的憲政民主？亦 在於這個社會基礎建立得相當漫長與艱難。
3、中國曾經選擇過一條“代價最不高”的“最不壞”改革路線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選擇了一條特色前工業化路線，即“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先把GDP搞上去，暫時不顧政治、社會發展等問題；“堅持改革開放”——搞市場化、私有化、全球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保持社會穩定。
這種選擇，首先是因為中國實現前工業化有四大難點：第一是前述三類國家的曆史條件都已消失；第二是中國發展階段低，人口多、自然條件差，社會矛盾多；第三是民族問題對於國家穩定影響大；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在改革起點上，不可避免地必須走政府主動扶持資產階級的路子。
但 有利條件是，毛澤東給中國改革留下了幾筆政治紅利：第一是建立起了以核武器為標誌的強大國防力量，農業生產外部條件已有大的改善，有較好的穩定根基；第二 是基本合理的民族政策，使周邊環境相對安定；第三是毛澤東打開了對西方的關係，改善了外部政治、經濟條件；第四是文革打破了思想禁錮，改革可以比較迅速地 推進。
四大難點，預示著中國前、後工業社會的轉折，極可能要付出高昂的代價；而四大紅利，又提供了防止出現巨大社會動蕩與倒退的條件。因此，總設計師的“經濟改革+政治穩定”的改革路線，當時確實是一種“最不高代價”的“最不壞”選擇；而在當時，也確實沒有“最低代價”的“最佳”選擇。事實證明，中國多數老百姓也是基本認同這條路線的。
4、到前、後工業化轉折開始時，中國的改革路線已從“最不壞”走向“最壞”
然而，“最不壞”畢竟屬於“壞”，“最不高代價”畢竟屬於“高代價”，這種劣中擇“優"， 後患往往很多很大，到了向後工業階段轉折時，就必須進行重大的再改革。考慮到後工業化時代中產階級居於主導地位的基本社會結構，因此，中國轉折期的再改 革，關鍵在於如何適時推進官員中產化，造成一個既不僅隻代表無產階級，也不僅隻代表（大）資產階級的“中（間）立（場）政府”，這是時代所要求的。
然而，由於中國選擇了本質上屬於“壞”的和“高代價”的改革路線，尤其是政府扶持資產階級的做法，使腐敗速生狂長，難以遏製。最初腐敗還隻是少數人的行為，到“8*9動 亂”時，無論官民，上下對腐敗還是同仇敵愾的，那時本來是推進官員中產化改革的最好時機，但是蘇東劇變和第三代的改革無知，使總設計師大亂方寸，一個號召 不計後果的改革的“南巡講話”，不僅中止了反腐敗，更使各級官員看透了一切，利用國家資源積累個人資本，成了所有官員的共識和追求。權力與資本相互寄生， “權力資本化，資本權力化”，迅速成為了中國政治、經濟體製的“合理不合法”內核，中國進入了曆史上前所未有的腐敗時代，中國的“壞政府”，也壞到了世人 皆以為無藥可治的地步；而與之相應的是，30年來走過的“最不壞”的舊改革路線的曆史使命，也隨之結束。
5、薄熙來在重慶的探索證明：尋找一條建立“好政府”的新改革路線，是完全做得到的
中 國極右顏色黨與極左派所熱衷的“左右之爭”，其實都是少數脫離大眾的知識分子的訴求，就多數老百姓而言，鮮有人相信會走什麽“文革複辟”的“老路”，也鮮 有人要支持那條可能分疆裂土的“邪路”。所以，當溫家寶宣布重慶搞“文革”一時貽笑大方時，就有人看出這實際上是掩蓋顏色黨極端恐懼的新、舊改革路線之 爭：在老路不存在、舊路走不動的窘困之中，顏色黨欲乘機將國家逼入邪路的期望，為薄熙來的重慶探索突然打破。這個探索證明了幾點：
—— 從打黑開始反腐，是建立一個好政府的開端。好政策不難製定，但壞政府絕不會真心去實施。在腐敗成為絕大多數官員的普遍行為時，從打黑除惡入手反腐，可以將 打擊麵縮到最小範圍；反過來，多數官員可以在打黑除惡中看到前途與希望，會主動脫黑入白，薄主政時的重慶官場實際上已在逐步淨化。
——僅僅在四年時間裏，重慶探索就迅速改變了該市政府黑化趨勢，一個改革開放30年 來首次為老百姓真心稱道的好政府，正初步建立起來。由於好政策有了實施者與擔當人，長期停留在口頭上的分配關係調整、社會關係和諧等等，在重慶都開始一一 落到實處，不像中國其他地方那樣口惠而實不至。更有意義的是，重慶在打黑除惡反腐中占據了政治製高點，其政治改革的新思路已經成型，比如，若不是因為倒 薄，其財產公示和基層選舉可能已經全麵鋪開。
—— 不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樣，重慶搞了“共富”就會影響經濟發展，相反，重慶多年想搞而搞不動的工業從“舊重化”（汽車、摩托車、冶金等）到“新輕化”（信息 化）的轉變，在薄書記和黃市長的領導下正迅速推進。該市增長速度在全國領先，更是打破了經濟學家們“共富必減效”的傳言。
——最重要的一點是，重慶不沿海不沿邊，屬於西部條件較差的內地，薄到任時，政治、經濟、社會條件已相當惡化，其經濟社會發展居然能夠在短期內實現重大飛躍，證明了確實存在一條在中國各地都具有普適性的新改革路線。事實上，在高層倒薄前，許多地方都開始學習重慶經驗。
6、薄熙來的最大成功，是把中國帶到了必須在“黑路”與“新路”麵前做出抉擇的曆史轉折點
一些人以為，倒薄證明了重慶探索是失敗的，其實，這恰恰使薄取得了巨大成功：
——首先，薄熙來案件，把目前中國改革中的左、右之爭，引向了新、舊改革路線之爭，使人們對於中國該做出什麽樣的選擇，有了新的認識。
——其次，薄熙來探索，使一些原來並不關心重慶探索的新改革道路的人，看到了解決中國轉折難題的希望與途徑，使人們對新改革道路的認識，被實證化和明晰化了。
——最後，倒薄也從反麵證明，高層的黑惡勢力，是政治改革的最大阻力。事實上，從倒薄開始，中國政治迅速公開西西裏化，而18大前的搶奪軍權，表明高層的政治“黑化”正在占據統治地位。
所以，重慶探索的最重要意義，是預示著舊改革路線已經死亡，從而把中國推到了必須作出重大抉擇的境地：是把已經開啟的“黑路”、即西西裏化走下去，還是走一條重慶那樣的新改革道路？
7、欲走新路線，還須依賴政治上的“兩個崛起”
薄 熙來探索證明：體製內出現新改革派是完全可能的，而且薄亦未必全無複出或者發揮實際作用的希望；但是倒薄的殘酷現實又說明，對於體製內自新力量切不可期望 過大。一些人曾寄希望於薄的人，轉而又去寄希望於習、李，這其實有點異想天開：習屬於政治紈絝，除了搞點癡人夢語之類的雕蟲小技外，一無創新；李則是弱智 治國，除了重複三十年裏屢改屢敗的精簡機構改革，就是繼續朱、溫“賣光”改革路線。從習、李上台半年多的拙劣表演不難看出，他們主觀上仍然想延續代表大資 產階級的舊改革路線，而客觀上也就必然繼續把中國從舊路引向黑路。據此，主張新改革道路的人們，除了不放棄支持體製內的自新力量外，更需要寄希望於、並努 力去推動中國政治的“兩個崛起”：
—— 寄希望於中產階級的政治崛起。中國中產階級的興起，已遇到了權貴資產階級的“新三座大山”等等的強力阻遏；但前、後工業化轉變是已知趨勢，隻要中國經濟結 構繼續升級，中產階級崛起就隻是時間問題。因此，中產階級將會在推動因素與阻遏因素之間的反複較量中艱難崛起，這種狀態，在客觀上要求中國的中產階級，首 先不是在數量上崛起，而是在政治上崛起，也就是要用盡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表達政治訴求，參與政治行為，以不斷推動代表自己利益的中國新改革路線的成長。
—— 寄希望於網絡民主政治的崛起。中國中產階級比早先那些國家幸運的是，其崛起與網絡時代並行，無所不在的網絡，創造出了任何邪惡力量所難以遏製的新型民主政 治手段。而網絡活動的主體，又恰恰是在知識與文化上具有優勢的中產階級。倒薄事件之所以顯示出了新改革路線的強大力量，網絡政治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所 以，網絡政治是克服中產階級崛起阻遏力的一個強大力量。
倒 薄後中國走“黑路”的可能性變得很大，但如果能較快地推進上述兩個崛起，並與體製內力量結合起來，阻止中國走黑路，也不是不可能的。隻是，因為有了倒薄這 一因素，走新改革道路的難度業已變得非常之大，一種最壞的情況是：舊路走不動，新路不準走，隻能從黑路走向死路，那時的中國，很可能要重複一次曆史大倒退 的曆史悲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