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沒有“夢”
（一）
近幾個月，人們經常談論的一個話題就是“夢”，特別是“中國夢”。我想湊湊熱鬧，也談談這個話題。
（二）
這裏所說的“夢”，當然不是指人們睡覺時所做的夢，睡覺時所做的夢屬生理和心理現象。
我幾乎天天做夢，甚至大白天午睡也做名副其實的“白日夢”。我常用是否做了夢，作為衡量我是否睡得好的一個重要標誌。遺憾的是絕大多數的夢醒來就忘了，否則我真想遵照老妻的建議，把它們逐個的記下來，編一本我的《一千零一夜》。當然，偶爾也會記得一些片段，但大都支離破碎，實在難以整理成文。
我的夢有的可以用“日有所思、夜有所夢”的古話來解釋，但有的實在太離奇，古話解釋不了。夢中的內容我不僅沒有“日有所思”，甚至從來就沒有“思”過。為了弄清我何以做這樣那樣的夢，我曾讀過《周公解夢》和弗洛伊德分析夢的著作，但越讀越糊塗。
夢對我來說，依然是一個待解的謎。
（三）
這裏所說的“夢”隻是一個比喻而已，大概指人們的理想和奮鬥目標，屬人文現象。
為了區別屬於生理、心理現象的真夢和屬於人文現象作為比喻的夢，我特地給後者加了個引號，寫成“夢”。
（四）
一 個人的“夢”，與他的身份、地位、學識、智慧有著密切的關係。偉大人物或領袖的“夢”和普通老百姓的“夢”是大相徑庭、不可同日而語的。同樣是偉大人物或 領袖的“夢”，也是不盡相同的。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毛澤東的“夢”和作為“資產階級革命家”的華盛頓、林肯的“夢”不會相同。同樣是“無產階級革命 家”的毛澤東的“夢”和鄧小平的，也是不會完全相同的。普通老百姓也是如此。因此，“中國夢”是一個虛假的概念。隻有“偉人的夢”、“領袖的夢”、“平民 的夢”和你的“夢”、我的“夢”、他的“夢”，沒有人人大體一致的“中國夢”。
同樣一個人，他的“夢”也會因環境的變化而不斷變化，不可能一“夢”到底。拿“偉大領袖”來說，他早年的“夢”很可能真是他1949年10月1日 在天安門城樓上宣稱的“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中的“中國人民站起來”，而晚年呢，大概是自己不便明說、隻好由他的“筆杆子”代言的當社會主義陣營和國際共產 主義運動的“領袖”或“絕對權威”吧。領袖如此，普通人更是如此。在所謂的“三年困難時期”，普通人的“夢”大概是填飽肚子。我的一個同事本來是大學外語 係的教師，就是為了實現這個“夢”而偷食了食堂的幾個饅頭，結果不僅遭到批判，被“下放”到中學，而且未婚妻也因此而不辭而別。改革開放之後，聽說他已調回家鄉蘇州，他現在做什麽“夢”不得而知，但我深信絕對不會再是填飽肚子了。
願望和“夢”似乎有些區別，主要在於很多願望是人們無法為之奮鬥的。例如我近來最大的願望就是天災人禍少一些，但我能把它作為奮鬥目標而為之做點什麽嗎？什麽也不能做。再如我近來也經常為世界和平而祈禱，然而麵對日益緊張的國際關係，我同樣什麽也不能做！
（五）
過去人們常常稱道的“美國夢”，大概是普通人的“夢”吧，指的是相信“隻要經過自己不懈的努力奮鬥，便能在美國獲得成功和好的生活，而不必依賴於特定的社會地位和他人的援助”。但不同的人對所謂“成功和好的生活”的要求，是不會一樣的。有的人想做成功的企業家，有的人想做高明的醫生，有的人想有點發明創造，而更多的人隻是追求所謂“一棟房、兩部車、兩個孩子、一年一次或兩次外出旅遊”。所以“美國夢”也是因人而異或至少是大同小異的。
引發近日國人大談“中國夢”的是中國“第五代”主要領導人習近平，他不斷鼓吹的“中國夢”究竟是什麽呢？他自稱是“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後來又解釋為“國家富強、民族振興和人民幸福”，並聲言這也是“中國人民的夢”。
他的“夢” 是否真的如他所說的那樣，從他上台後公開發表的言論和網上流傳的一些“內部講話”看，似乎並不完全是那麽回事。他的“夢”究竟是什麽，還有待進一步觀察。 但他所聲言的“這也是中國人民的夢”卻完全不合乎實際。他的“夢”會同主政重慶時的薄熙來的一樣嗎？肯定不會一樣。會同至今仍身陷囹圄的劉曉波的“夢”一 樣嗎？也不會。會同在最近被揭發出來並引起中央重視的遼寧“馬三家”勞動教養所飽受酷刑折磨的被“勞教份子”一樣嗎？更是完全不同。至於天天為日益嚴重的 環境汙染和食品的不安全而不知所措的普通老百姓，他們經常和優先考慮的當然不會是“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之類屬於黨和國家領導人考慮的大問題。即使是憂國憂民成癖的社會精英，他們“夢”的重點，大概和“在其位、謀其政”的習近平，也不會僅僅大同小異。
（六）
作為芸芸眾生一員的我，曾經有過什麽樣的“夢”呢？
小 的時候，我的“夢”似乎是漂浮不定、一閃而過的。例如，看到成績好的同學我很佩服，想超過他；看到運動員球打得好很羨慕，想向他學習；看到漂亮的女生很向 往，想和她親近親近。但我並未把這些當作刻意追求的目標，因而與其說那是我當年的“夢”，毋寧說是我在那個年齡段的一種“本能”或“條件反射”更為合適。
上 中學以後開始有了追求的目標，那就是努力學習，考上名牌大學，做一個“人上人”。但現實很快粉碎了我的這個“夢”。我的整個中小學階段是在抗日戰爭和國共 內戰時期度過的，多次顛沛流離而不得不頻繁的轉學和對時局的憂慮，讓我無法堅持不懈的努力學習，從而打下紮實的知識基礎；而家境的每況愈下和適逢春季高中 畢業，又使我無法在畢業後立即報考大學。本想參軍一段時間鍛煉鍛煉我的獨立生活能力和體驗一下久已向往的“軍旅生活”，以及節省一些生活用費，而後在夏秋 時節退伍報考大學。沒想到參軍後接受的第一堂課就是“一切服從組織”和“隻有參軍的自由，沒有退伍的自由”這些先前聞所未聞的“清規戒律”。我的“大學夢”就這樣被偉大的黨輕而易舉的粉碎了，以致我後來填寫的學曆自始至終隻能是“高中畢業”。
（七）
變 色易幟以後的中國，是一個隻許領袖做“荒唐之‘夢’”而不準有“個人之‘夢’”的國家。誰有“個人之‘夢’”便會被扣上想“成名成家”和走“白專道路”的 帽子，輕則橫遭批判，重則被當作“異己份子”。在這樣的背景下，我能有什麽“夢”呢？做好本職工作、爭取入黨和立功受獎，大概就是我最好的“夢”了。
一九五七年的風暴連我的這點說不上是“夢”的“夢”，也被徹底摧毀。幾經磨難之後，我成了一名“三類學校”的教師，而且隻要有政治運動，就會挨整。此時的我還能有什麽“夢”？
許多人在自己的“夢”未能實現之後，常常寄希望於子女，盼望他們能圓自己年輕時由於種種原因而未能圓的“夢”。我能像他們一樣嗎？顯然不能。無情的現實告訴我，我的“問題”必然會株連到子女甚至孫輩！
黨是英明正確的，在製造了越來越多的階級敵人以後，為了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從而最大限度的孤立和打擊敵人，及時的提出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概念和“給出路”的政策。
按照這一概念和政策，我的大 兒子在初中或高中畢業之後隻能上山下鄉，經過若幹年脫胎換骨的改造之後，可能被招進某個工廠做學徒或普通工人（我預估的是“南寧耐火材料廠”之類的重勞動 工廠）。我的小兒子可能幸運些，畢業後不用上山下鄉，會直接進入某個街道小廠（我預估的是“南寧五裏亭風爐組”之類的集體所有製小廠）。這就是那個時代我 的兒輩最有可能的“夢”，也是全國所有的階級敵人和候補階級敵人、絕大多數知識分子以及大大小小“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兒女的“夢”。
（八）
有些朋友讀了我最近寫的幾篇文章，覺得基調太低沉、太悲觀。讀了我的這篇文章，也會有此同感的。其實那個時代就是一個低沉和令人悲觀的時代。我隻是如實的寫了當時的情況和作了某些合乎邏輯的“推測”而已。如果讓張誌新、林昭、遇羅克死而複活來寫他們所受的迫害，或是讓他們的親人來寫回憶他們不幸遭遇的文章，基調一定會比我寫的更低沉、更悲觀。
這不是哪個人的問題，而是那個時代的問題，是主宰那個時代的“偉大領袖”和他所創立和至今依然堅持的整個官僚體係的問題。君不見“偉大領袖”心血來潮一次，也就是做“荒唐之‘夢’”一次，中國人民，上至他的“親密戰友”、下至最底層的普通老百姓，就會被折騰得死去活來一次。一些理論家直到今天，還把“偉大領袖”的這種心血來潮或“荒唐之‘夢’”，吹噓成是他“創造性的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真是匪夷所思！
我們的不幸恰恰是生活在那個時代！
怪誰呢？
怪生我、養我的父母？不能；怪創造宇宙人類的上帝？也不能。看來隻能怪自己了。這下你可懂得什麽叫“生不逢時”吧，誰叫你“生不逢時”！
我真的十分奇怪有那麽一些中國人，其中包括我的某些朋友，他們患了十分嚴重的“健忘症”。吃飽肚子並沒有多少年，私下議論議論領導人的短長也不過是最近二十來年的事，但他們卻“好了瘡疤忘了痛”，把應該“記憶猶新”的許 多往事忘得一幹二淨。他們懷念甚至希望回到那個一提起就令我毛骨悚然的“毛澤東時代”，胡謅那個時代多麽公平公正，工人農民如何當家作主。我能理解他們對 現實的失望和不滿，我也同他們一樣憂國憂民，但我絕不希望開曆史倒車，不想用回到那個時代的辦法來解決今天麵臨的問題。
（九）
所幸的是，我居然活著看到了“偉大領袖”與世長辭，看到了“英明領袖”一舉粉碎“四人幫”，看到鄧小平的複出。“偉大領袖”的許多“創造性的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英明決策”被廢止了，中國人終於可以鬆口氣了。
鄧小平主政後幹的第一件“大好事”就是恢複了中斷十年的高考製度， 而且不像十年前那麽看重“出身成份”，而是強調“在分數麵前人人平等”，因而我的兩個兒子得以幸運的跨進大學之門。這樣，我至少能像一般人那樣把自己無法實現的“夢”，寄托在他們的身上了。
更出乎我意外的是，從一九七九年年初開始的全國性的平反冤假錯案之風，也吹到了“玉門關”外的廣西。二十二年前強加於我的“中右分子”被改正了。盡管由於某些基層領導不知出於何種心態的幹擾，黨的政策在我身上並未完全落實，但畢竟恢複了我的黨籍和作為人的基本尊嚴。
遺憾的是這時我已到了“知天命”的年 齡，一生中最富創造力的時光被浪費了。曆史同我開了個大玩笑：我想做“夢”的時候不準我做“夢”，我可以做“夢”了，但卻沒有時間和精力去圓它！王勃在 《滕王閣序》中寫道：“馮唐易老，李廣難封。屈賈誼於長沙，非無聖主；竄梁鴻於海曲，豈乏明時？”，這實在是讀透了中國曆史的經典名言。我的智慧學識和才 氣本領當然不敢與馮唐、李廣、賈誼、梁鴻等先賢相比。他們生活在“聖主”當政的“明時”，也竟然發生了“易老”、“難封”、“屈於長沙”和“竄於海曲”之 類“命途多舛”的事，而我呢？我的“聖主”在哪裏？我生活的時代是“明時”嗎？寫到此處， 我忽然想起秦始皇和晉惠帝來。我的“聖主”自詡“焚書坑儒”超過秦始皇一百倍，但有時卻更像昏庸糊塗的晉惠帝。晉惠帝在災荒之年奇怪老百姓為何啃樹皮而不 吃“肉糜”，我的“聖主”忽而對“畝產十三萬斤”稻穀深信不疑，為中國糧食太多而發愁；忽而又相信用幾片爛菜和樹葉“培育”的太空食物“小球藻”，可以挽 救路邊的餓殍！我的“聖主”哪裏是馬克思加秦始皇，他是集秦始皇和晉惠帝於一身。
我就這樣無可奈何的從“知天命”之年，經過“耳順”之年和“從心所欲”之年，而進入耄耋之年。
（十）
作為耄耋老人的我，還能有什麽“夢”呢？
健康長壽毫無疑義的是老人們共同的“夢”。我當然不會例外。
在“健康長壽”中，第一位的應是“健康”。沒有健康的長壽毫無意義。我的一位比我隻大半歲的老戰友老年得了海默爾氏症（即老年癡呆），2007年我回國後專程到桂林看他，他已認不得我。2009年 見到他的時候，他躺在“桂林中醫院”的病床上，連老婆兒子都認不得了，吃東西要人喂，大小便拉在床上。看到他這個樣子，回想起當年我們在桂林和上海“指點 江山，激揚文字”時的情景，我非常悲傷。這年冬天他的家人告訴我，他走了。我以為，無論對他和他的家人，他的去世未嚐不是一種解脫。
人活到多老才叫長壽？長壽的極限就是所謂“盡其天年”，就是活滿“上天”給你的年齡。古今中外的許多哲學家和科學家推算出人的“天年”大致是一百二十歲。古希臘哲學家亞裏士多德認為，人的極限年齡和其生長期或成熟期有關，壽命應當是其生長期的五至七倍，為100—140歲。美國科學家海爾·弗利克則認為，人的細胞分裂到五十次時就會出現衰老和死亡，而正常細胞分裂的周期大約是2．4年左右。照此計算，人的壽命應為120歲左右。中國《尚書》說：“一曰壽，百二十歲也”。這當然是對人類“整體”的估算，“個體”的人應該有所差別，不可能完全相同。但活到120歲左右，才能叫做活到了應該活到的歲數，也就是才算“盡其天年”，這應該是有點科學文化知識的人的共識。
至 於個體的人究竟能不能“盡其天年”？這一方麵取決於“先天”的基因，另一方麵取決於“後天”的努力。我們現在能做的，隻是在“後天”的某些方麵下點功夫， 對於“先天”的基因和“後天”的另外一些方麵，卻完全無能為力。這真應了民間“閻王叫你三更死，你無法活到五更天”的說法。
（十一）
對於長壽，人們經常是矛盾的。許多人因病而四處求醫找藥，但也不斷有人輕生而自殺，它反映了人的這一矛盾；民間說的“生不如死”和“好死不如賴活著”也反映了人的這一矛盾。
最 近幾年，我在碰到難以克服的困難或十分不如意的時候，恨不得馬上死掉，這種心態是過去沒有的。但更多的時候卻是希望多活幾年。我曾幻想科學家發明一種可以 自動控製生命的設備，人在“盡其天年”之前，不想活了，按下設備的某個按鈕便死了，想再活過來，按下另一個按鈕便活轉過來。這當然是癡心妄想，但卻反映了 我的某種真實的心態。
也是近些日子，我滋生著越來越嚴重的對死的恐懼。懼怕親人死（眼前的親人就是身患絕症的弟媳可能去世），也懼怕自己死。這種心態也是過去沒有的。這是否“暗示”我的生命真的臨近盡頭？我的恐懼是否屬於“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的範疇？我的言無所謂善或不善，但我的思想確實是相當悲苦的。
妻 子經常問我究竟恐懼什麽？我實在難以回答清楚。我一輩子沒有做過什麽壞事、惡事，當然不怕“半夜鬼敲門”。我最怕的其實是孤獨。試設想一下，一個離開了軀 殼的鬼魂，在虛無漂飄渺的浩瀚宇宙中飄來飄去，永遠見不到親人和朋友，甚至無法聽到他們的聲音，這種孤獨誰能忍受？想到這點，我能不恐懼嗎！
近日看到報道，今年清明節在給死去的親人掃墓的人群中，有人竟燒紙糊的手機iphone， 其心態大概同我的相似，擔心去世的親人在另外的世界太孤獨寂寞，時不時同他們通個電話，以寬慰死者的心。這啟發我是否應該給老妻留下一個遺囑，請她在我死 後每年的清明節或其他什麽日子，也給我燒個紙糊的、當時最時髦的通訊聯絡工具，以便我隨時與她保持聯係，聽她訓斥我的獅吼，從而減少我因孤獨而產生的恐 懼？
老人的孤獨寂寞感，不是身曆其境的人很難理解。我的兒子以為像我這樣的老人，隻要有較好的居住條件，吃得比較滿意，有花不完的零用錢，就是莫大的幸福了。他們奇怪我何以總是愁眉不展，總是不滿足。我沒有責備他們的意思，我過去也是這樣想我的母親的。老了才逐漸懂得她的心態，老人最需要的不僅僅是物質生活的滿足，更需要精神生活的充實，或許這才是古代老人津津樂道的所謂“天倫之樂”的真諦。
（十二）
我 在中國生活了近七十年，在美國也斷斷續續的生活了十幾年。比較兩個國家，平心而論，我覺得真想健康長壽，在美國生活比在國內更容易實現。且不說美國的環境 汙染遠沒有中國的嚴重，食品安全也比中國好許多，單就美國政府對老人特別是低收入和無收入的老人的“醫療關懷”，也遠非中國可比。像我這種對美國毫無貢獻 的人，在美國得到的“醫療關懷”，竟比我為之工作了一輩子的中國還多許多。當然，這些隻是客觀條件，對像我一樣移民不久的中國老人來說，客觀條件當然有意義，但更加重要的或許是主觀條件-----他們的心態。
願 意生活在美國的中國老人大有人在。前年我在新澤西州認識一位剛退休的“紅二代”。他的退休金比我高許多，生活相當好。但他卻不厭其煩的向我描述在美國養老 的種種“優越”。其實當時他的女兒尚未成為美國公民，他隻是以探親的身份來美國的。但他卻提前做起在美國養老的“夢”了。
我沒有他那麽瀟灑，我經常為留美還是回歸猶豫不決。
留美，同子女住在一起 吧，幾代人由年齡、經曆、見解和生活習慣不同而形成的“代溝”，很難逾越。長久生活在一起，會讓兒輩孫輩不愉快，我也高興不起來。離開子女獨立生活吧，不 會開車、英語不好和“與時俱進”的年老力衰而造成的困難，也是難以克服的。當然，最令人難以忍受的還是日益嚴重的寂寞和孤獨，特別是配偶中的一人不幸辭世 之後，這種寂寞和孤獨更是難以想象。這或許就是一些中國老人特別是喪偶的男性老人在完成帶孫輩的任務之後，選擇回國定居養老的主要緣由。
我能像他們一樣選擇回國定居養老嗎？很難。由於我的兩個兒子都已在美國成家立業，國內並無直係親人。雖然有一些朋友和學生，但他們有他們的事，隻能偶爾相聚。真的需人幫助的時候他們是幫不上什麽忙的。
看來像我這樣的老人最好的選擇大概隻能是進養老院。其實進養老院隻能解決“老有所助”的問題，也無法解除老人的寂寞和孤獨。
而 且，對於我這個“兩棲動物”來說，是進美國的養老院呢，還是進中國的養老院？這又是一個兩難的選擇。妻子主張進美國的，她說，美國的養老製度起步早，比較 成熟。而國內在這方麵才剛剛起步。她說的是事實，但進美國的養老院談何容易，私人辦的太貴，我們無力高攀，政府辦的又僧多粥少，很難入住。
（十三）
我該怎麽辦？我不知道。對我最理想的安排，或許是“猝然而死”和妻子“後我而死”。這應該是我最後的“夢”了。但怎樣死和誰先死，是上帝管的事，我無能為力。因此，隻能說這是我最後的願望。
綜上所述，概括我的一生，無論過去或現在，我沒有“夢”，我的夢就是無可奈何的聽天由命！嗚呼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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