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是個大城市，有很多外國人。”在白雲機場開往廣州市區的出租車上，司機阿強指著路牌向我介紹：“這邊出去是三元裏、廣園西路，往前走到環市中路、小北路，都是黑人的地盤。”
阿強說的這片地方屬於越秀區，聚集著大量來自非洲和中東國家的客商，他們大多膚色黝黑，身形壯碩，幾乎都從事同一種職業：國際貿易。珠三角是中國規模最大的製造業基地之一。來自非洲的黑皮膚的商人們在廣州林立的商貿城裏穿梭，批量訂購服裝、電器、日用品甚至汽車和摩托車零配件，運到非洲去賣。
圍繞著天秀大廈的小北路、登峰街、環市中路等街區，一直延伸到三元裏、廣園西路一帶，聚集了無數黑皮膚的商人。“2008年以前最多的時候，常住廣州的黑人大約有兩萬人，流動人口可能還有六萬人左右。”
中山大學地理科學與規劃學院教授李誌剛是研究廣州外來移民問題的學者，但他也無法準確統計黑人的數量，因為很多黑人並沒有在中國的出入境管理部門登記備案。坊間流傳著另一種未經證實的說法：廣州有大約20萬黑人。“因為這裏的貨物足夠便宜，在非洲很暢銷。”一個尼日利亞商人說，“我來中國就是為了賺錢。我不知道北京在哪裏，在我看來，廣州才是中國的中心。”
他的中文名字叫“小吳”，2008年來中國，現在漢語說得很流利，這在廣州的黑人族群裏不多見。但是除了談生意，小吳也沒什麽機會運用他的漢語技能，“本地人不愛和我們打交道。”在寶漢直街的城中村，每當夜幕降臨，霓虹亮起，街頭幾乎全是黑人，宛如非洲市集。
“我們晚上都不去那邊，全是鬼佬。”在的士司機阿強看來，即使取個中國名字，黑人也還是“鬼佬”。這個帶有歧視意味的稱謂背後，是外來移民和本地居民之間難以彌合的心理鴻溝。“我們的房子一般不租給黑人。”
房產中介簡姐說：“他們太吵，又髒，我不會講外語，管理很麻煩。”黑人一般睡到中午才出來吃飯，下午逛市場、談生意，然後和朋友聚會、喝酒到深夜。黑人和廣州本地人“習性”不同，導致黑人聚居的街區被形象地稱為“巧克力城”—廣州人眼中的城中之城。
黑色愛情
在珠江新城附近的“Sports”酒吧，李秋麗翻著酒水單，點了一瓶紅酒。“這是我最近的愛好。”她熟練地開啟瓶塞，“沒準哪天有機會做做紅酒生意呢。”
珠江新城地處廣州的CBD，緊鄰繁華的天河北，酒吧裏坐滿了老外，很多人認識李秋麗，過來跟她打招呼：“嘿，薩米拉！”他們叫她的英文名字，李秋麗也熱情地和對方握手、擁抱。
“看不出來吧，我是潮汕人。”李秋麗說，父母從小教育她，女人要以家庭為重。在民風保守的潮汕地區，同齡的女孩們通常都在家相夫教子，很少有人像李秋麗這樣外出打拚。“你知道我們家鄉的傳統有多恐怖嗎？”李秋麗說，“潮汕人家一定要生男孩，我有個表姐嫁了人，已經生了三個女兒了，還在拚命生，非要生個男孩不可。她現在一懷孕就跑去香港檢查是男是女，女孩就打掉，現在已經打到第七胎了，嚇死人。”李秋麗有三個弟弟，都在潮汕老家待著，“二十幾歲了還活在我爸的翅膀底下。”這種“被掌控”的生活方式讓李秋麗“隨時受不了”。
所以等到在廣州讀大學時，她終於有機會離開父母的視線，過自己想要的生活。“裙子能穿多短就穿多短！”李秋麗暗暗發誓，要徹底改變已經被長輩鋪設好的人生軌道。“在家裏我媽媽從來不讓我穿超短裙，從來不讓我穿吊帶背心，從來不讓我化妝，從來不讓我做的好多事情，我到大學裏都趕緊做。”她在華南理工大學攻讀國際貿易，每天打扮得很摩登，在校園裏招搖過市，夢想做個成功的女商人，靠自己努力賺很多很多錢—這是當年她能想到最出格的生活，現在看來已經實現了：李秋麗在珠江新城的高檔小區買了房，經營一家電器貿易公司，晚上收工後可以到酒吧裏喝酒，和來自世界各國的朋友們聊天。
“隻要你想改變生活，你就能做到。”李秋麗說。
而她生活最大的改變卻連自己都沒想到：嫁給一個黑人。
李秋麗的丈夫大衛來自坦桑尼亞，31歲，2002年拿到中國政府的獎學金來廣州留學，兩人是在學校裏的派對上認識的。黑人表達感情往往很直接，在小北路一帶黑人聚居的街區，中國女孩子很容易遇到黑人小夥子搭訕。“他們經常開口就問你要電話號碼，或者直接說我喜歡你，你能不能做我女朋友之類的話。”李秋麗說，她和身邊的女伴都知道不能輕易答應黑人的邀請，否則被糾纏起來很麻煩。
大衛追求李秋麗用了三個月，起初沒少碰釘子。“我覺得這個女孩子很活潑、漂亮，就問她能不能做我女朋友，她回答不行。後來我才知道，東方女人喜歡含蓄，追她們需要多些時間和耐心。”大衛開始動腦筋，在校園裏處心積慮地製造“偶遇”。吃飯的時候，李秋麗能看到大衛，買東西的時候又能看到他，站在宿舍陽台上看風景，這個黑黑的小夥子還是會出現在視野裏，李秋麗開始對他有了興趣。
“當時我以為他是有女朋友的，因為有次去他宿舍的時候看到門口有女孩子的鞋子。”有兩個廣外的女孩經常去找大衛，李秋麗以為其中一個是他女朋友，心想黑人果然不可靠，有女朋友了還說喜歡我。
“聽說非洲黑人可以娶四個老婆，你當心被騙哦。”女伴提醒李秋麗。
說起往事，大衛哈哈大笑：“穆斯林才可以娶四個，我信基督，隻能有一個老婆。”再次表白的時候，他很慎重，先請李秋麗去酒吧喝酒，然後請她去宿舍坐坐，放浪漫的音樂，兩人又喝了點酒。估計氣氛差不多了，大衛說：“請你相信，我真的沒有女朋友……”
“好吧。”李秋麗回答。
吃在廣州
天秀大廈矗立在雨中。
這座36層高、鑲滿綠色玻璃的大廈，是小北路的地標建築，也是廣州最著名的中非貿易集散地。大廈裏密布的幾百家商鋪和寫字間，大部分經營者是非洲人，剩下的也是和非洲人做生意的中國老板。天秀大廈門前是三條主幹道的交叉口，高架橋和鐵軌縱橫交錯，有個造型扭曲的天橋連接各個路口，天橋上有舉著“PHOTO”牌子的攤販。很多黑人來到廣州，第一件事就是站在天橋上，以天秀大廈為背景拍張照片，寄給遠在非洲的家人，告訴他們廣州有多麽繁華，遍地是金，發財指日可待。
不過2000年天秀大廈落成時，業主大都是中國人，廣州還沒有現在這麽多黑人。“我是天秀大廈最早的租戶。”沙巴餐廳老板阿裏·伊士麥爾萊說，他已經在中國生活了十五年，如果可能，他希望永遠不要離開中國，“我會在這裏待到死為止。”
阿裏來自也門，這是阿拉伯半島西南端的國家，隔著狹窄的紅海和亞丁灣，與非洲大陸毗鄰。在廣州，因為各種機緣巧合，阿裏本人也像他的國家一樣，成了阿拉伯世界裏連接中東和非洲的樞紐—在天秀大廈一層的沙巴清真餐廳裏，四百多平方米的空間坐滿了邊吃東西邊談生意的穆斯林，除了幾個中國服務生，餐廳裏幾乎全是黑皮膚。
“這裏是黑人的據點，很少有中國客人來吃飯。”阿裏的助手盧小姐說，“但是我覺得我們餐廳的食物很好吃，你也可以嚐嚐看。”餐廳的菜單上有幾十種地道的清真菜品，價格不便宜，但確實很受附近的黑人歡迎。開業至今，沙巴餐廳的生意一直很紅火。
阿裏原本經營一家國際貿易公司，曾經在印度尼西亞待了十年，十五年前第一次來廣州，在陶瓷大廈租了一間檔口批發服裝。2002年天秀大廈的商鋪開始營業，距離陶瓷大廈隻有五百米，阿裏敏銳地意識到了商機。“陸續有一些非洲商人到這邊來做生意，因為在廣州拿貨比香港更便宜。做生意的人需要一個見麵談話的地方，需要一起吃飯，有飯吃才能穩定下來。”越來越多的黑人客商來到廣州，而能滿足他們基本生活需求的服務業鏈條還未建立起來。當時整個廣州的清真餐廳都很少，阿裏就因為找不到習慣的食物而倍感痛苦，他決定自己開家餐廳。
大衛和李秋麗也選擇天秀大廈作為生意的起點，兩人租下了大廈裏的一間檔口。那已經是2007年了，隨著黑人的大量進駐，天秀大廈的本地業主開始紛紛搬走，以前定位商住一體的高檔樓盤，逐漸變成非洲商人的貿易中心。
有需求的地方就會有市場，如今在小北一帶，大大小小的阿拉伯餐廳有幾十家。在天秀大廈、登峰賓館、陶瓷大廈之類的商貿城裏，還能找到很多為黑人提供家政服務、機票預訂、貨幣兌換、美容美發等常用業務的店麵。
“我可以跟你說說這些黑人的來曆。”大衛說，“有一些黑人是像我這樣的留學生，在中國讀完書以後發現有賺錢機會，就留下來做生意。更多的是很早就在非洲做生意的商人，他們以前在迪拜、東南亞和香港拿貨，大概2004年到2005年的時候，很多人像發現新大陸一樣，發現了中國內地的市場。”
而按照阿裏的說法，商人們發現有利潤的地方同時有吃有喝，就會蜂擁而至，迅速建立起各自民族和種族的商業圈。“哪裏有錢賺，我們就到哪裏去。”阿裏已經在浙江義烏開了新的餐廳，他雇傭的中國員工超過150人。
淘金年代
從2005年到2007年，那是最好的時代。在對中國意義非凡的2008年到來之前，雲集在天秀大廈的商人們快樂地數著口袋裏的錢，每個人對未來都信心滿滿。“一條牛仔褲進貨價2美元，運到非洲賣5美元，利潤是150%，我認識的很多客戶一單就訂幾萬條。”大衛說，生意最火爆的時候，每天上午10點鍾，商人們要排隊進天秀大廈買貨，每個檔口前都擠滿了人。
“一個20平方米不到的檔口，要租下來你猜多少錢？”李秋麗伸出兩根手指：“20萬人民幣—這是轉手費！租金還要每個月五六千塊。”天秀大廈由三棟樓組成，中間一棟是商用，兩邊兩棟本來是住宅樓，後來都被高價租出去開公司用了。即使這樣，當年想在天秀大廈租間檔口也非常困難。喧鬧的市場，洶湧的客流，是廣州的中非貿易極盛時期的景觀，也是黑人移民“擠走”本地業主的商業能量。
大衛是跟著他的非洲同胞學會做生意的。在華南理工大學讀書期間，經常有坦桑尼亞商人來找大衛，請他做向導，一起去市場裏看貨。大衛講中文很流利，能幫這些非洲商人和中國人討價還價，老鄉愛找他的另一個原因則是對同胞的信任感：很多非洲商人都吃過中國人的虧，在他們看來，“中國商人太擅長騙人了”。
“本來在市場裏看好的貨，交完定金，等貨發過來發現換成了另一種，或者是發過來的貨物數量不對。甚至有些中國商人收完定金遲遲不發貨，等你再去看的時候，他的檔口都不見了。”
類似的事情每天都在市場裏發生，大衛慢慢也長了心眼，“我不再單純相信檔口老板的話，大額生意成交之前，我一定會去看他們的工廠，如果那個工廠看起來不夠好，我就不做生意。”大衛說，但是有些貌似可靠的供應商也會出問題。有一次他訂購了兩千台電視機，因為是熟悉的廠家，大衛沒有認真驗貨。兩千台電視機運到非洲才發現，“最多有四百台能用，其他都是垃圾。”
“出現這樣嚴重的質量問題，廠家不負責賠償嗎？”我問大衛。
“他們根本不會承認這種事，反而會責怪我為什麽不驗貨。”大衛很無奈，說在非洲做生意，大多數情況下人們並不會簽訂規範的合同，雙方都是基於淳樸的互相信任來合作，這種商業習慣到中國來很容易吃虧，有了麻煩也不願訴諸法律。那筆生意讓大衛虧了不少錢，最後廠家同意提供一些電視機零件給大衛，讓他一邊維修一邊折價清貨。
“這就是為什麽非洲人來中國，還是要找非洲人合作。”大衛幫了同胞的忙，那些老板也不虧待他，經常會給大衛幾百上千美元作為酬勞。有些人建議大衛，既然你這麽熟悉中國市場，為什麽不自己做生意呢？
在2007年的天秀大廈，剛剛畢業的大衛和李秋麗賺到了第一桶金：這是來自坦桑尼亞政府的訂單，為一條正在修建的幾十公裏長的公路提供路燈。大衛在廣東中山找到了符合要求的廠商，這筆生意為他打通了與非洲國家政府合作的門路。後來碰到總統大選，大衛還接了一單訂製幾十萬件宣傳T恤和圍巾的生意。
“像這樣的項目，交易額都在幾千萬美元的級別。”大衛眨眨眼睛，“我不能告訴你我賺到了多少錢，這是商業秘密。”
隔閡難消
簡姐在寶漢直街守著一個中介攤位。這條街上的房產中介都沒有門麵，隻是在路邊豎塊硬紙牌子，上麵寫滿出租房的簡介和價位，城中村的房子較為老舊所以價格低廉，比如“寶漢直街二樓二房一廳家電齊1250元”、“村前街一樓單房有床獨廚500元”等等。簡姐的攤位比別的中介還要豪華些，有兩塊大牌子，一塊寫著“租房找簡姐”，另一塊寫著“租房找簡姨”。我問她：“外國人來租房子，有什麽麻煩嗎？”
“沒有麻煩，給錢就可以。”
“可是你說過不租給外國人。”
“房子不是我的。”簡姐或者簡姨說，“我隻是中介無所謂啦，是房東都不願意租給外國人。”
“那這滿街的黑人都是從哪冒出來的？”
“我們這裏都是民房，有錢的黑人不住這裏，他們都住好點的小區裏啦。”
大衛和阿裏應該屬於“有錢的黑人”，能夠脫離聚居狀態，有自己的家庭，和中國人做鄰居，努力融入本地社會，他們是黑人移民族群裏的成功人士。更多的黑人則是像小吳這樣，在聚居區租個房子暫且安身，並隨時準備拎包離去，奔向下一個“有錢賺”的地方。登峰賓館的客房幾乎永遠客滿，但住客們總是來去匆匆。我在賓館裏轉了幾圈，看到一些敞開的房門，裏麵是堆積如山的編織袋，黑人們拿著手機大聲講話。小北甚至廣州，都隻是他們的倉庫，不是家。
阻礙移民和原住民溝通的因素，不僅有語言和地域文化的天然差異，有時還來自本地居民對黑人一些莫名其妙的猜疑、恐懼和妖魔化。在搜索引擎裏用“廣州黑人”作為關鍵詞搜索，很容易看到許多聳人聽聞的傳言，“販毒”、“搶劫”、“輪奸”、“傳播艾滋病”……諸如此類的負麵消息好像都和黑人有關。“以前我看這些帖子也覺得好害怕，其實了解情況後就知道很多說法都太誇張了，哪有那麽危險。”蔡曉純說，“有時候我會一個人去小北那邊和黑人聊天，請他們填寫調查問卷。大多數黑人都很熱情、友好。”
蔡曉純是暨南大學新聞學院的大三女生，為了參加學術競賽，她和幾個同學一起準備了名為《在穗國際移民的生活狀況和文化認同調查》的調研課題。這個課題主要的研究對象，就是生活在廣州的黑人族群。從2012年10月開始，蔡曉純和她的同學們在廣州市內幾個主要的黑人聚居區隨機發放了幾百份問卷。這樣的田野調查做了四個多月。“從結果來看，相當多數的黑人表示，他們在廣州的生活缺乏安全感。”蔡曉純說，“就像我們害怕他們一樣，他們也害怕我們。”
“確實有一些黑人在廣州會惹出麻煩。”大衛說，“非洲的50多個國家幾乎都有人住在廣州，可是尼日利亞人的名聲就不大好。他們很早就跑到中國來，有些人很窮，以為隻要到了中國就有生意做，來了以後才發現要從零開始。沒辦法，這樣的人可能就會做些非法的事情。結果在中國人看來，黑人長得都是一樣的，他們就認為黑人都不好。”
“廣州人好像很不喜歡黑人，我不知道這是為什麽。”尼日利亞人小吳說，“很多中國人覺得我們來這裏是為了賺中國人的錢，錯了，我們是來幫中國人賺錢，把你們生產的貨物賣到世界各地。”這個說法得到了廣州社科院城市管理研究所所長黃石鼎的認同，“廣東作為世界製造業中心，有很多過剩的產能和庫存，被天秀大廈、陶瓷大廈這些中非貿易集散地消化了。”
“你們新的國家領導人前不久剛去非洲訪問。”小吳問我：“這是不是意味著，中國會對非洲更好？”
他指的是今年3月下旬，中國國家主席對坦桑尼亞、南非、剛果三國的訪問，給非洲帶去了多個重要的經貿合作項目。我倒想知道，小吳對在非洲工作生活的大量中國人有何看法。
“我的同胞都很喜歡中國人。”小吳說，“中國人在非洲修建鐵路和通信設施，對我們幫助很大。當然，你們也會拿走我們的一些東西，比如石油，這很正常。”他的想法讓我稍稍有點意外，小吳解釋說，非洲有很多石油和礦藏，比起給美國人和歐洲人拿走，他倒更希望給中國人。
“雖然我有個兄弟在美國，但我不喜歡美國，因為美國人喜歡打仗。而中國是發展中國家，這點和非洲一樣。我在非洲的時候以為中國人都很友好，來到廣州卻發現不是這樣。”
小吳舉例說，假如我和他同時站在路邊打車，的士司機一定會選擇我而拒載他—這我相信，剛到廣州那天，我就問過的士司機阿強：“為什麽你們不喜歡黑人乘客？”
“鬼佬很多麻煩啦。”阿強說，“有些人坐車不給錢，還有些人會砍價，說我多收他們錢。拜托，廣州會堵車啊，我怎麽敢保證每次都走最近的路？”
“我告訴你非洲人的習慣。”李秋麗說，“在非洲，人們認為每樣東西的價錢都是固定的。今天買了一條褲子50元，那好，以後每次買褲子都是50元。要是有人賣60元，非洲人覺得那是騙子。要是你敢降價到30元，哇，非洲人會想，以前賣50元的都是騙子。”她說現在很多中國商人到非洲去做生意，也打價格戰，結果把市場都搞亂了，誰也賺不到錢。
簽證！簽證！
聽說我是記者，沙巴餐廳老板阿裏很激動，他緊握拳頭，無名指上的戒指閃閃發亮。談話開始之前，他先用幾分鍾時間表達了對中國簽證管理製度的抱怨：“在廣州我有兩套房子，兩輛車，三個小孩都在中國出生，我全家都在這裏，我給中國政府納稅，可是政府卻不給我綠卡，這是個大問題，”阿裏說，“我很不高興。”
雖然依舊聲稱自己熱愛廣州，阿裏現在卻花更多的時間待在義烏。“廣州警方對黑人簽證的檢查太嚴格了，同樣的簽證，在廣州隻能待一個月，義烏卻能待一年。”一旦被警察查到簽證過期，阿裏就得千裏迢迢回到他的祖國也門去辦理續簽，對商人來說，這樣的旅途浪費的不隻是時間和金錢，還有很多潛在的機會。
針對外國移民的嚴格管控始於2008年，黑人商戶的離開讓這一年成了天秀大廈由盛到衰的轉折之年。“那時候很恐怖的，警察在街上見到黑人就要檢查護照，發現問題就會抓到派出所去。”李秋麗說，“甚至有些本來沒問題，還有幾個月時間才到期，警察拿過去用筆一劃，七天！給你改成七天，到期必須出境，沒有任何理由，警察就是希望趕你走。”
大衛有個黑人朋友當時因為簽證過期被抓了，在拘留所裏蹲了一個月。“出來以後他說，中國的拘留所不是人待的地方。”2008年，大衛也經常在街頭遭遇警察，即使檢查不出什麽問題，他也覺得，在生活多年的廣州，自己一夜之間成了不受歡迎的人，隻是因為身上的黑皮膚。
很多黑人在2008年離開了廣州，天秀大廈也不複往昔繁榮。大衛和李秋麗都記得，曾經有個非洲富商，每年都到天秀大廈拿貨。他來的時候，整座大廈都會轟動。“這個老板總是提著整箱的美金，從一樓開始，挨個檔口轉過去，一邊看貨一邊付現金。天秀大廈裏所有人都認識他。”李秋麗說，“2008年之後，他再也沒有來過。”
簽證，成為廣州黑人族群的隱秘傷痛。2009年7月，位於廣園西路的礦泉街派出所被上百名非洲黑人包圍，這次群體性事件讓廣州的黑人再度成為敏感話題。事件起因就是警察檢查護照，一些黑人慌亂逃跑，在貓捉老鼠一樣的追逐中，有個黑人墜樓身亡。
做調研的時候，蔡曉純最喜歡去石室聖心天主教堂，在這裏她能遇到最友善的黑人。每個禮拜天的下午，廣州黑人中的天主教徒會聚集在石室教堂，虔誠地做禱告。等他們禱告完畢，蔡曉純就過去找人聊天，請他們填寫問卷，她就這樣在教堂巧遇了同在暨南大學讀書的坦桑尼亞留學生安娜（Anna）。
安娜是個漂亮的黑人姑娘，來中國四年了，但對這個神秘的東方國度還是有很多困惑。“比如，為什麽廣州的黑人小夥子都想追求中國女孩，卻沒有中國小夥子追求黑人女孩？比如，為什麽中國人能做出以假亂真的山寨iPhone，卻懶得自己努力創新？還比如，中國人居然沒有信仰，天啊，上帝教人行善，那麽沒有信仰的人，不是很容易做壞事嗎？”
“我有一些建議給廣州市政府。”蔡曉純給我看她特別收藏的一份調查問卷，在卷尾的空白處有歪歪扭扭的圓珠筆字跡。填寫這份問卷的黑人叫科恩（Cohen），他認真答完了所有的選擇題，還用英文額外寫了一封信，希望蔡曉純能把他的意見轉達給政府。“我在廣州待了一年了，由於我的家鄉正處於危機之中，我無法回家，但是我在廣州遇到了簽證過期的問題。”科恩寫道，“我去移民局向他們解釋，請求延長我的簽證。可是他們拒絕了我，要求我回非洲去辦理。但是我沒錢回家。請你們記住，假如政府延長我們的簽證，那麽黑人在這裏就不會繼續犯罪。”
科恩認為，簽證問題事關廣州的治安。“因為我如果犯了罪然後跑到移民局要求延長簽證的話，你們就會立刻把我抓住。”
理想生活
2008年李秋麗懷孕了，大衛和她決定結婚。
女兒領回來一個黑女婿，這讓李秋麗的父母一度很難接受。論家境，大衛的媽媽是坦桑尼亞政府公務員，爸爸在大型國企工作，按照中國家長的考量標準，這些都是加分項。“大衛和我家人的矛盾主要還是因為膚色，其次是生活習慣。”李秋麗說，“沒辦法，隻能慢慢說服父母。我去非洲也一樣要麵對這些問題。”
非洲人生活節奏慢，大部分人沒什麽時間觀念，如果非洲人告訴你見麵時間在“午飯後”，就意味著“等我什麽時候吃完飯再說”，搞不好就到天黑了。尤其讓李秋麗納悶的是非洲人的審美觀：中國女人崇尚“以瘦為美”，非洲女人卻剛好相反，“非洲人的標準就是，女人的體型要像阿拉伯數字8。你長得怎樣無所謂，隻要有個8就行。”苗條的李秋麗跟著大衛到坦桑尼亞婆家，坐在一群說斯瓦希裏語、胖得像個8的非洲女人中間，感覺莫名的自卑。
婚禮是李秋麗自己籌備的，在潮汕老家的父母沒來幫忙，李秋麗就在廣州找了間酒樓，擺了十幾桌，夫妻倆分頭去請自己的朋友。“那個婚禮我一生都不會忘記。”李秋麗說，當天來的全是年輕人，因為大衛的朋友很多，來自非洲各個國家的黑人們把婚禮當成了歡樂的派對。他們喝著酒唱著歌，跳起非洲的傳統舞蹈，直到午夜都不願散場。
“最後酒樓要打烊了，服務員來催我們走。”李秋麗記得，那天喝了幾萬塊錢的酒，還有個黑人喝多了，拉著服務員問：“你們是不是把酒藏起來了？”
現在，讓我們回到現在，大衛已經成了被潮汕家庭接納的女婿，他和李秋麗的混血兒子都上幼兒園了。幼兒園的小朋友覺得這個黑黑的小孩子跟別人不一樣：“你的皮膚好黑，你好髒。”兒子回家委屈地告訴媽媽，別的小朋友說我髒。李秋麗說：“乖孩子，你的爸爸是黑人，所以你的皮膚就是黑的，黑皮膚並不髒，再說了，難道黃色皮膚就幹淨嗎？”
兒子說，“小朋友們還說我是外國人，應該說外國話。”
李秋麗說，你告訴他們，你在中國長大，當然就是中國人。
寫完了調查報告，關於廣州黑人族群的研究也告一段落，蔡曉純還是對科恩寫在問卷上的信印象最深。“一個月內我的簽證就要過期了。”信的末尾，科恩寫道，“我真的想在中國多待一段時間，拜托了。”
“你的理想是什麽？”我問尼日利亞商人小吳。他沉吟了一會兒，大概在想詞。最後他看著我說：“我想成為一個好人。”
“什麽樣的人叫好人？”
“就是善良，富有，Open（開放）。”小吳說，“我對你好，你對我好，大家都好。中國人為什麽不明白這個道理呢？”
“我能給你拍照嗎？”對於這個請求，小吳拒絕了，而沙巴餐廳老板阿裏反問：“如果我同意拍照，你能幫我獲得中國綠卡嗎？”
聽說我是記者，沙巴餐廳老板阿裏很激動，他緊握拳頭，無名指上的戒指閃閃發亮。談話開始之前，他先用幾分鍾時間表達了對中國簽證管理製度的抱怨：“在廣州我有兩套房子，兩輛車，三個小孩都在中國出生，我全家都在這裏，我給中國政府納稅，可是政府卻不給我綠卡，這是個大問題，”阿裏說，“我很不高興。”
雖然依舊聲稱自己熱愛廣州，阿裏現在卻花更多的時間待在義烏。“廣州警方對黑人簽證的檢查太嚴格了，同樣的簽證，在廣州隻能待一個月，義烏卻能待一年。”一旦被警察查到簽證過期，阿裏就得千裏迢迢回到他的祖國也門去辦理續簽，對商人來說，這樣的旅途浪費的不隻是時間和金錢，還有很多潛在的機會。
針對外國移民的嚴格管控始於2008年，黑人商戶的離開讓這一年成了天秀大廈由盛到衰的轉折之年。“那時候很恐怖的，警察在街上見到黑人就要檢查護照，發現問題就會抓到派出所去。”李秋麗說，“甚至有些本來沒問題，還有幾個月時間才到期，警察拿過去用筆一劃，七天！給你改成七天，到期必須出境，沒有任何理由，警察就是希望趕你走。”
大衛有個黑人朋友當時因為簽證過期被抓了，在拘留所裏蹲了一個月。“出來以後他說，中國的拘留所不是人待的地方。”2008年，大衛也經常在街頭遭遇警察，即使檢查不出什麽問題，他也覺得，在生活多年的廣州，自己一夜之間成了不受歡迎的人，隻是因為身上的黑皮膚。
很多黑人在2008年離開了廣州，天秀大廈也不複往昔繁榮。大衛和李秋麗都記得，曾經有個非洲富商，每年都到天秀大廈拿貨。他來的時候，整座大廈都會轟動。“這個老板總是提著整箱的美金，從一樓開始，挨個檔口轉過去，一邊看貨一邊付現金。天秀大廈裏所有人都認識他。”李秋麗說，“2008年之後，他再也沒有來過。”
簽證，成為廣州黑人族群的隱秘傷痛。2009年7月，位於廣園西路的礦泉街派出所被上百名非洲黑人包圍，這次群體性事件讓廣州的黑人再度成為敏感話題。事件起因就是警察檢查護照，一些黑人慌亂逃跑，在貓捉老鼠一樣的追逐中，有個黑人墜樓身亡。
做調研的時候，蔡曉純最喜歡去石室聖心天主教堂，在這裏她能遇到最友善的黑人。每個禮拜天的下午，廣州黑人中的天主教徒會聚集在石室教堂，虔誠地做禱告。等他們禱告完畢，蔡曉純就過去找人聊天，請他們填寫問卷，她就這樣在教堂巧遇了同在暨南大學讀書的坦桑尼亞留學生安娜（Anna）。
安娜是個漂亮的黑人姑娘，來中國四年了，但對這個神秘的東方國度還是有很多困惑。“比如，為什麽廣州的黑人小夥子都想追求中國女孩，卻沒有中國小夥子追求黑人女孩？比如，為什麽中國人能做出以假亂真的山寨iPhone，卻懶得自己努力創新？還比如，中國人居然沒有信仰，天啊，上帝教人行善，那麽沒有信仰的人，不是很容易做壞事嗎？”
“我有一些建議給廣州市政府。”蔡曉純給我看她特別收藏的一份調查問卷，在卷尾的空白處有歪歪扭扭的圓珠筆字跡。填寫這份問卷的黑人叫科恩（Cohen），他認真答完了所有的選擇題，還用英文額外寫了一封信，希望蔡曉純能把他的意見轉達給政府。“我在廣州待了一年了，由於我的家鄉正處於危機之中，我無法回家，但是我在廣州遇到了簽證過期的問題。”科恩寫道，“我去移民局向他們解釋，請求延長我的簽證。可是他們拒絕了我，要求我回非洲去辦理。但是我沒錢回家。請你們記住，假如政府延長我們的簽證，那麽黑人在這裏就不會繼續犯罪。”
科恩認為，簽證問題事關廣州的治安。“因為我如果犯了罪然後跑到移民局要求延長簽證的話，你們就會立刻把我抓住。”
阿強說的這片地方屬於越秀區，聚集著大量來自非洲和中東國家的客商，他們大多膚色黝黑，身形壯碩，幾乎都從事同一種職業：國際貿易。珠三角是中國規模最大的製造業基地之一。來自非洲的黑皮膚的商人們在廣州林立的商貿城裏穿梭，批量訂購服裝、電器、日用品甚至汽車和摩托車零配件，運到非洲去賣。
圍繞著天秀大廈的小北路、登峰街、環市中路等街區，一直延伸到三元裏、廣園西路一帶，聚集了無數黑皮膚的商人。“2008年以前最多的時候，常住廣州的黑人大約有兩萬人，流動人口可能還有六萬人左右。”
中山大學地理科學與規劃學院教授李誌剛是研究廣州外來移民問題的學者，但他也無法準確統計黑人的數量，因為很多黑人並沒有在中國的出入境管理部門登記備案。坊間流傳著另一種未經證實的說法：廣州有大約20萬黑人。“因為這裏的貨物足夠便宜，在非洲很暢銷。”一個尼日利亞商人說，“我來中國就是為了賺錢。我不知道北京在哪裏，在我看來，廣州才是中國的中心。”
他的中文名字叫“小吳”，2008年來中國，現在漢語說得很流利，這在廣州的黑人族群裏不多見。但是除了談生意，小吳也沒什麽機會運用他的漢語技能，“本地人不愛和我們打交道。”在寶漢直街的城中村，每當夜幕降臨，霓虹亮起，街頭幾乎全是黑人，宛如非洲市集。
“我們晚上都不去那邊，全是鬼佬。”在的士司機阿強看來，即使取個中國名字，黑人也還是“鬼佬”。這個帶有歧視意味的稱謂背後，是外來移民和本地居民之間難以彌合的心理鴻溝。“我們的房子一般不租給黑人。”
房產中介簡姐說：“他們太吵，又髒，我不會講外語，管理很麻煩。”黑人一般睡到中午才出來吃飯，下午逛市場、談生意，然後和朋友聚會、喝酒到深夜。黑人和廣州本地人“習性”不同，導致黑人聚居的街區被形象地稱為“巧克力城”—廣州人眼中的城中之城。
黑色愛情
在珠江新城附近的“Sports”酒吧，李秋麗翻著酒水單，點了一瓶紅酒。“這是我最近的愛好。”她熟練地開啟瓶塞，“沒準哪天有機會做做紅酒生意呢。”
珠江新城地處廣州的CBD，緊鄰繁華的天河北，酒吧裏坐滿了老外，很多人認識李秋麗，過來跟她打招呼：“嘿，薩米拉！”他們叫她的英文名字，李秋麗也熱情地和對方握手、擁抱。
“看不出來吧，我是潮汕人。”李秋麗說，父母從小教育她，女人要以家庭為重。在民風保守的潮汕地區，同齡的女孩們通常都在家相夫教子，很少有人像李秋麗這樣外出打拚。“你知道我們家鄉的傳統有多恐怖嗎？”李秋麗說，“潮汕人家一定要生男孩，我有個表姐嫁了人，已經生了三個女兒了，還在拚命生，非要生個男孩不可。她現在一懷孕就跑去香港檢查是男是女，女孩就打掉，現在已經打到第七胎了，嚇死人。”李秋麗有三個弟弟，都在潮汕老家待著，“二十幾歲了還活在我爸的翅膀底下。”這種“被掌控”的生活方式讓李秋麗“隨時受不了”。
所以等到在廣州讀大學時，她終於有機會離開父母的視線，過自己想要的生活。“裙子能穿多短就穿多短！”李秋麗暗暗發誓，要徹底改變已經被長輩鋪設好的人生軌道。“在家裏我媽媽從來不讓我穿超短裙，從來不讓我穿吊帶背心，從來不讓我化妝，從來不讓我做的好多事情，我到大學裏都趕緊做。”她在華南理工大學攻讀國際貿易，每天打扮得很摩登，在校園裏招搖過市，夢想做個成功的女商人，靠自己努力賺很多很多錢—這是當年她能想到最出格的生活，現在看來已經實現了：李秋麗在珠江新城的高檔小區買了房，經營一家電器貿易公司，晚上收工後可以到酒吧裏喝酒，和來自世界各國的朋友們聊天。
“隻要你想改變生活，你就能做到。”李秋麗說。
而她生活最大的改變卻連自己都沒想到：嫁給一個黑人。
李秋麗的丈夫大衛來自坦桑尼亞，31歲，2002年拿到中國政府的獎學金來廣州留學，兩人是在學校裏的派對上認識的。黑人表達感情往往很直接，在小北路一帶黑人聚居的街區，中國女孩子很容易遇到黑人小夥子搭訕。“他們經常開口就問你要電話號碼，或者直接說我喜歡你，你能不能做我女朋友之類的話。”李秋麗說，她和身邊的女伴都知道不能輕易答應黑人的邀請，否則被糾纏起來很麻煩。
大衛追求李秋麗用了三個月，起初沒少碰釘子。“我覺得這個女孩子很活潑、漂亮，就問她能不能做我女朋友，她回答不行。後來我才知道，東方女人喜歡含蓄，追她們需要多些時間和耐心。”大衛開始動腦筋，在校園裏處心積慮地製造“偶遇”。吃飯的時候，李秋麗能看到大衛，買東西的時候又能看到他，站在宿舍陽台上看風景，這個黑黑的小夥子還是會出現在視野裏，李秋麗開始對他有了興趣。
“當時我以為他是有女朋友的，因為有次去他宿舍的時候看到門口有女孩子的鞋子。”有兩個廣外的女孩經常去找大衛，李秋麗以為其中一個是他女朋友，心想黑人果然不可靠，有女朋友了還說喜歡我。
“聽說非洲黑人可以娶四個老婆，你當心被騙哦。”女伴提醒李秋麗。
說起往事，大衛哈哈大笑：“穆斯林才可以娶四個，我信基督，隻能有一個老婆。”再次表白的時候，他很慎重，先請李秋麗去酒吧喝酒，然後請她去宿舍坐坐，放浪漫的音樂，兩人又喝了點酒。估計氣氛差不多了，大衛說：“請你相信，我真的沒有女朋友……”
“好吧。”李秋麗回答。
吃在廣州
天秀大廈矗立在雨中。
這座36層高、鑲滿綠色玻璃的大廈，是小北路的地標建築，也是廣州最著名的中非貿易集散地。大廈裏密布的幾百家商鋪和寫字間，大部分經營者是非洲人，剩下的也是和非洲人做生意的中國老板。天秀大廈門前是三條主幹道的交叉口，高架橋和鐵軌縱橫交錯，有個造型扭曲的天橋連接各個路口，天橋上有舉著“PHOTO”牌子的攤販。很多黑人來到廣州，第一件事就是站在天橋上，以天秀大廈為背景拍張照片，寄給遠在非洲的家人，告訴他們廣州有多麽繁華，遍地是金，發財指日可待。
不過2000年天秀大廈落成時，業主大都是中國人，廣州還沒有現在這麽多黑人。“我是天秀大廈最早的租戶。”沙巴餐廳老板阿裏·伊士麥爾萊說，他已經在中國生活了十五年，如果可能，他希望永遠不要離開中國，“我會在這裏待到死為止。”
阿裏來自也門，這是阿拉伯半島西南端的國家，隔著狹窄的紅海和亞丁灣，與非洲大陸毗鄰。在廣州，因為各種機緣巧合，阿裏本人也像他的國家一樣，成了阿拉伯世界裏連接中東和非洲的樞紐—在天秀大廈一層的沙巴清真餐廳裏，四百多平方米的空間坐滿了邊吃東西邊談生意的穆斯林，除了幾個中國服務生，餐廳裏幾乎全是黑皮膚。
“這裏是黑人的據點，很少有中國客人來吃飯。”阿裏的助手盧小姐說，“但是我覺得我們餐廳的食物很好吃，你也可以嚐嚐看。”餐廳的菜單上有幾十種地道的清真菜品，價格不便宜，但確實很受附近的黑人歡迎。開業至今，沙巴餐廳的生意一直很紅火。
阿裏原本經營一家國際貿易公司，曾經在印度尼西亞待了十年，十五年前第一次來廣州，在陶瓷大廈租了一間檔口批發服裝。2002年天秀大廈的商鋪開始營業，距離陶瓷大廈隻有五百米，阿裏敏銳地意識到了商機。“陸續有一些非洲商人到這邊來做生意，因為在廣州拿貨比香港更便宜。做生意的人需要一個見麵談話的地方，需要一起吃飯，有飯吃才能穩定下來。”越來越多的黑人客商來到廣州，而能滿足他們基本生活需求的服務業鏈條還未建立起來。當時整個廣州的清真餐廳都很少，阿裏就因為找不到習慣的食物而倍感痛苦，他決定自己開家餐廳。
大衛和李秋麗也選擇天秀大廈作為生意的起點，兩人租下了大廈裏的一間檔口。那已經是2007年了，隨著黑人的大量進駐，天秀大廈的本地業主開始紛紛搬走，以前定位商住一體的高檔樓盤，逐漸變成非洲商人的貿易中心。
有需求的地方就會有市場，如今在小北一帶，大大小小的阿拉伯餐廳有幾十家。在天秀大廈、登峰賓館、陶瓷大廈之類的商貿城裏，還能找到很多為黑人提供家政服務、機票預訂、貨幣兌換、美容美發等常用業務的店麵。
“我可以跟你說說這些黑人的來曆。”大衛說，“有一些黑人是像我這樣的留學生，在中國讀完書以後發現有賺錢機會，就留下來做生意。更多的是很早就在非洲做生意的商人，他們以前在迪拜、東南亞和香港拿貨，大概2004年到2005年的時候，很多人像發現新大陸一樣，發現了中國內地的市場。”
而按照阿裏的說法，商人們發現有利潤的地方同時有吃有喝，就會蜂擁而至，迅速建立起各自民族和種族的商業圈。“哪裏有錢賺，我們就到哪裏去。”阿裏已經在浙江義烏開了新的餐廳，他雇傭的中國員工超過150人。
淘金年代
從2005年到2007年，那是最好的時代。在對中國意義非凡的2008年到來之前，雲集在天秀大廈的商人們快樂地數著口袋裏的錢，每個人對未來都信心滿滿。“一條牛仔褲進貨價2美元，運到非洲賣5美元，利潤是150%，我認識的很多客戶一單就訂幾萬條。”大衛說，生意最火爆的時候，每天上午10點鍾，商人們要排隊進天秀大廈買貨，每個檔口前都擠滿了人。
“一個20平方米不到的檔口，要租下來你猜多少錢？”李秋麗伸出兩根手指：“20萬人民幣—這是轉手費！租金還要每個月五六千塊。”天秀大廈由三棟樓組成，中間一棟是商用，兩邊兩棟本來是住宅樓，後來都被高價租出去開公司用了。即使這樣，當年想在天秀大廈租間檔口也非常困難。喧鬧的市場，洶湧的客流，是廣州的中非貿易極盛時期的景觀，也是黑人移民“擠走”本地業主的商業能量。
大衛是跟著他的非洲同胞學會做生意的。在華南理工大學讀書期間，經常有坦桑尼亞商人來找大衛，請他做向導，一起去市場裏看貨。大衛講中文很流利，能幫這些非洲商人和中國人討價還價，老鄉愛找他的另一個原因則是對同胞的信任感：很多非洲商人都吃過中國人的虧，在他們看來，“中國商人太擅長騙人了”。
“本來在市場裏看好的貨，交完定金，等貨發過來發現換成了另一種，或者是發過來的貨物數量不對。甚至有些中國商人收完定金遲遲不發貨，等你再去看的時候，他的檔口都不見了。”
類似的事情每天都在市場裏發生，大衛慢慢也長了心眼，“我不再單純相信檔口老板的話，大額生意成交之前，我一定會去看他們的工廠，如果那個工廠看起來不夠好，我就不做生意。”大衛說，但是有些貌似可靠的供應商也會出問題。有一次他訂購了兩千台電視機，因為是熟悉的廠家，大衛沒有認真驗貨。兩千台電視機運到非洲才發現，“最多有四百台能用，其他都是垃圾。”
“出現這樣嚴重的質量問題，廠家不負責賠償嗎？”我問大衛。
“他們根本不會承認這種事，反而會責怪我為什麽不驗貨。”大衛很無奈，說在非洲做生意，大多數情況下人們並不會簽訂規範的合同，雙方都是基於淳樸的互相信任來合作，這種商業習慣到中國來很容易吃虧，有了麻煩也不願訴諸法律。那筆生意讓大衛虧了不少錢，最後廠家同意提供一些電視機零件給大衛，讓他一邊維修一邊折價清貨。
“這就是為什麽非洲人來中國，還是要找非洲人合作。”大衛幫了同胞的忙，那些老板也不虧待他，經常會給大衛幾百上千美元作為酬勞。有些人建議大衛，既然你這麽熟悉中國市場，為什麽不自己做生意呢？
在2007年的天秀大廈，剛剛畢業的大衛和李秋麗賺到了第一桶金：這是來自坦桑尼亞政府的訂單，為一條正在修建的幾十公裏長的公路提供路燈。大衛在廣東中山找到了符合要求的廠商，這筆生意為他打通了與非洲國家政府合作的門路。後來碰到總統大選，大衛還接了一單訂製幾十萬件宣傳T恤和圍巾的生意。
“像這樣的項目，交易額都在幾千萬美元的級別。”大衛眨眨眼睛，“我不能告訴你我賺到了多少錢，這是商業秘密。”
隔閡難消
簡姐在寶漢直街守著一個中介攤位。這條街上的房產中介都沒有門麵，隻是在路邊豎塊硬紙牌子，上麵寫滿出租房的簡介和價位，城中村的房子較為老舊所以價格低廉，比如“寶漢直街二樓二房一廳家電齊1250元”、“村前街一樓單房有床獨廚500元”等等。簡姐的攤位比別的中介還要豪華些，有兩塊大牌子，一塊寫著“租房找簡姐”，另一塊寫著“租房找簡姨”。我問她：“外國人來租房子，有什麽麻煩嗎？”
“沒有麻煩，給錢就可以。”
“可是你說過不租給外國人。”
“房子不是我的。”簡姐或者簡姨說，“我隻是中介無所謂啦，是房東都不願意租給外國人。”
“那這滿街的黑人都是從哪冒出來的？”
“我們這裏都是民房，有錢的黑人不住這裏，他們都住好點的小區裏啦。”
大衛和阿裏應該屬於“有錢的黑人”，能夠脫離聚居狀態，有自己的家庭，和中國人做鄰居，努力融入本地社會，他們是黑人移民族群裏的成功人士。更多的黑人則是像小吳這樣，在聚居區租個房子暫且安身，並隨時準備拎包離去，奔向下一個“有錢賺”的地方。登峰賓館的客房幾乎永遠客滿，但住客們總是來去匆匆。我在賓館裏轉了幾圈，看到一些敞開的房門，裏麵是堆積如山的編織袋，黑人們拿著手機大聲講話。小北甚至廣州，都隻是他們的倉庫，不是家。
阻礙移民和原住民溝通的因素，不僅有語言和地域文化的天然差異，有時還來自本地居民對黑人一些莫名其妙的猜疑、恐懼和妖魔化。在搜索引擎裏用“廣州黑人”作為關鍵詞搜索，很容易看到許多聳人聽聞的傳言，“販毒”、“搶劫”、“輪奸”、“傳播艾滋病”……諸如此類的負麵消息好像都和黑人有關。“以前我看這些帖子也覺得好害怕，其實了解情況後就知道很多說法都太誇張了，哪有那麽危險。”蔡曉純說，“有時候我會一個人去小北那邊和黑人聊天，請他們填寫調查問卷。大多數黑人都很熱情、友好。”
蔡曉純是暨南大學新聞學院的大三女生，為了參加學術競賽，她和幾個同學一起準備了名為《在穗國際移民的生活狀況和文化認同調查》的調研課題。這個課題主要的研究對象，就是生活在廣州的黑人族群。從2012年10月開始，蔡曉純和她的同學們在廣州市內幾個主要的黑人聚居區隨機發放了幾百份問卷。這樣的田野調查做了四個多月。“從結果來看，相當多數的黑人表示，他們在廣州的生活缺乏安全感。”蔡曉純說，“就像我們害怕他們一樣，他們也害怕我們。”
“確實有一些黑人在廣州會惹出麻煩。”大衛說，“非洲的50多個國家幾乎都有人住在廣州，可是尼日利亞人的名聲就不大好。他們很早就跑到中國來，有些人很窮，以為隻要到了中國就有生意做，來了以後才發現要從零開始。沒辦法，這樣的人可能就會做些非法的事情。結果在中國人看來，黑人長得都是一樣的，他們就認為黑人都不好。”
“廣州人好像很不喜歡黑人，我不知道這是為什麽。”尼日利亞人小吳說，“很多中國人覺得我們來這裏是為了賺中國人的錢，錯了，我們是來幫中國人賺錢，把你們生產的貨物賣到世界各地。”這個說法得到了廣州社科院城市管理研究所所長黃石鼎的認同，“廣東作為世界製造業中心，有很多過剩的產能和庫存，被天秀大廈、陶瓷大廈這些中非貿易集散地消化了。”
“你們新的國家領導人前不久剛去非洲訪問。”小吳問我：“這是不是意味著，中國會對非洲更好？”
他指的是今年3月下旬，中國國家主席對坦桑尼亞、南非、剛果三國的訪問，給非洲帶去了多個重要的經貿合作項目。我倒想知道，小吳對在非洲工作生活的大量中國人有何看法。
“我的同胞都很喜歡中國人。”小吳說，“中國人在非洲修建鐵路和通信設施，對我們幫助很大。當然，你們也會拿走我們的一些東西，比如石油，這很正常。”他的想法讓我稍稍有點意外，小吳解釋說，非洲有很多石油和礦藏，比起給美國人和歐洲人拿走，他倒更希望給中國人。
“雖然我有個兄弟在美國，但我不喜歡美國，因為美國人喜歡打仗。而中國是發展中國家，這點和非洲一樣。我在非洲的時候以為中國人都很友好，來到廣州卻發現不是這樣。”
小吳舉例說，假如我和他同時站在路邊打車，的士司機一定會選擇我而拒載他—這我相信，剛到廣州那天，我就問過的士司機阿強：“為什麽你們不喜歡黑人乘客？”
“鬼佬很多麻煩啦。”阿強說，“有些人坐車不給錢，還有些人會砍價，說我多收他們錢。拜托，廣州會堵車啊，我怎麽敢保證每次都走最近的路？”
“我告訴你非洲人的習慣。”李秋麗說，“在非洲，人們認為每樣東西的價錢都是固定的。今天買了一條褲子50元，那好，以後每次買褲子都是50元。要是有人賣60元，非洲人覺得那是騙子。要是你敢降價到30元，哇，非洲人會想，以前賣50元的都是騙子。”她說現在很多中國商人到非洲去做生意，也打價格戰，結果把市場都搞亂了，誰也賺不到錢。
簽證！簽證！
聽說我是記者，沙巴餐廳老板阿裏很激動，他緊握拳頭，無名指上的戒指閃閃發亮。談話開始之前，他先用幾分鍾時間表達了對中國簽證管理製度的抱怨：“在廣州我有兩套房子，兩輛車，三個小孩都在中國出生，我全家都在這裏，我給中國政府納稅，可是政府卻不給我綠卡，這是個大問題，”阿裏說，“我很不高興。”
雖然依舊聲稱自己熱愛廣州，阿裏現在卻花更多的時間待在義烏。“廣州警方對黑人簽證的檢查太嚴格了，同樣的簽證，在廣州隻能待一個月，義烏卻能待一年。”一旦被警察查到簽證過期，阿裏就得千裏迢迢回到他的祖國也門去辦理續簽，對商人來說，這樣的旅途浪費的不隻是時間和金錢，還有很多潛在的機會。
針對外國移民的嚴格管控始於2008年，黑人商戶的離開讓這一年成了天秀大廈由盛到衰的轉折之年。“那時候很恐怖的，警察在街上見到黑人就要檢查護照，發現問題就會抓到派出所去。”李秋麗說，“甚至有些本來沒問題，還有幾個月時間才到期，警察拿過去用筆一劃，七天！給你改成七天，到期必須出境，沒有任何理由，警察就是希望趕你走。”
大衛有個黑人朋友當時因為簽證過期被抓了，在拘留所裏蹲了一個月。“出來以後他說，中國的拘留所不是人待的地方。”2008年，大衛也經常在街頭遭遇警察，即使檢查不出什麽問題，他也覺得，在生活多年的廣州，自己一夜之間成了不受歡迎的人，隻是因為身上的黑皮膚。
很多黑人在2008年離開了廣州，天秀大廈也不複往昔繁榮。大衛和李秋麗都記得，曾經有個非洲富商，每年都到天秀大廈拿貨。他來的時候，整座大廈都會轟動。“這個老板總是提著整箱的美金，從一樓開始，挨個檔口轉過去，一邊看貨一邊付現金。天秀大廈裏所有人都認識他。”李秋麗說，“2008年之後，他再也沒有來過。”
簽證，成為廣州黑人族群的隱秘傷痛。2009年7月，位於廣園西路的礦泉街派出所被上百名非洲黑人包圍，這次群體性事件讓廣州的黑人再度成為敏感話題。事件起因就是警察檢查護照，一些黑人慌亂逃跑，在貓捉老鼠一樣的追逐中，有個黑人墜樓身亡。
做調研的時候，蔡曉純最喜歡去石室聖心天主教堂，在這裏她能遇到最友善的黑人。每個禮拜天的下午，廣州黑人中的天主教徒會聚集在石室教堂，虔誠地做禱告。等他們禱告完畢，蔡曉純就過去找人聊天，請他們填寫問卷，她就這樣在教堂巧遇了同在暨南大學讀書的坦桑尼亞留學生安娜（Anna）。
安娜是個漂亮的黑人姑娘，來中國四年了，但對這個神秘的東方國度還是有很多困惑。“比如，為什麽廣州的黑人小夥子都想追求中國女孩，卻沒有中國小夥子追求黑人女孩？比如，為什麽中國人能做出以假亂真的山寨iPhone，卻懶得自己努力創新？還比如，中國人居然沒有信仰，天啊，上帝教人行善，那麽沒有信仰的人，不是很容易做壞事嗎？”
“我有一些建議給廣州市政府。”蔡曉純給我看她特別收藏的一份調查問卷，在卷尾的空白處有歪歪扭扭的圓珠筆字跡。填寫這份問卷的黑人叫科恩（Cohen），他認真答完了所有的選擇題，還用英文額外寫了一封信，希望蔡曉純能把他的意見轉達給政府。“我在廣州待了一年了，由於我的家鄉正處於危機之中，我無法回家，但是我在廣州遇到了簽證過期的問題。”科恩寫道，“我去移民局向他們解釋，請求延長我的簽證。可是他們拒絕了我，要求我回非洲去辦理。但是我沒錢回家。請你們記住，假如政府延長我們的簽證，那麽黑人在這裏就不會繼續犯罪。”
科恩認為，簽證問題事關廣州的治安。“因為我如果犯了罪然後跑到移民局要求延長簽證的話，你們就會立刻把我抓住。”
理想生活
2008年李秋麗懷孕了，大衛和她決定結婚。
女兒領回來一個黑女婿，這讓李秋麗的父母一度很難接受。論家境，大衛的媽媽是坦桑尼亞政府公務員，爸爸在大型國企工作，按照中國家長的考量標準，這些都是加分項。“大衛和我家人的矛盾主要還是因為膚色，其次是生活習慣。”李秋麗說，“沒辦法，隻能慢慢說服父母。我去非洲也一樣要麵對這些問題。”
非洲人生活節奏慢，大部分人沒什麽時間觀念，如果非洲人告訴你見麵時間在“午飯後”，就意味著“等我什麽時候吃完飯再說”，搞不好就到天黑了。尤其讓李秋麗納悶的是非洲人的審美觀：中國女人崇尚“以瘦為美”，非洲女人卻剛好相反，“非洲人的標準就是，女人的體型要像阿拉伯數字8。你長得怎樣無所謂，隻要有個8就行。”苗條的李秋麗跟著大衛到坦桑尼亞婆家，坐在一群說斯瓦希裏語、胖得像個8的非洲女人中間，感覺莫名的自卑。
婚禮是李秋麗自己籌備的，在潮汕老家的父母沒來幫忙，李秋麗就在廣州找了間酒樓，擺了十幾桌，夫妻倆分頭去請自己的朋友。“那個婚禮我一生都不會忘記。”李秋麗說，當天來的全是年輕人，因為大衛的朋友很多，來自非洲各個國家的黑人們把婚禮當成了歡樂的派對。他們喝著酒唱著歌，跳起非洲的傳統舞蹈，直到午夜都不願散場。
“最後酒樓要打烊了，服務員來催我們走。”李秋麗記得，那天喝了幾萬塊錢的酒，還有個黑人喝多了，拉著服務員問：“你們是不是把酒藏起來了？”
現在，讓我們回到現在，大衛已經成了被潮汕家庭接納的女婿，他和李秋麗的混血兒子都上幼兒園了。幼兒園的小朋友覺得這個黑黑的小孩子跟別人不一樣：“你的皮膚好黑，你好髒。”兒子回家委屈地告訴媽媽，別的小朋友說我髒。李秋麗說：“乖孩子，你的爸爸是黑人，所以你的皮膚就是黑的，黑皮膚並不髒，再說了，難道黃色皮膚就幹淨嗎？”
兒子說，“小朋友們還說我是外國人，應該說外國話。”
李秋麗說，你告訴他們，你在中國長大，當然就是中國人。
寫完了調查報告，關於廣州黑人族群的研究也告一段落，蔡曉純還是對科恩寫在問卷上的信印象最深。“一個月內我的簽證就要過期了。”信的末尾，科恩寫道，“我真的想在中國多待一段時間，拜托了。”
“你的理想是什麽？”我問尼日利亞商人小吳。他沉吟了一會兒，大概在想詞。最後他看著我說：“我想成為一個好人。”
“什麽樣的人叫好人？”
“就是善良，富有，Open（開放）。”小吳說，“我對你好，你對我好，大家都好。中國人為什麽不明白這個道理呢？”
“我能給你拍照嗎？”對於這個請求，小吳拒絕了，而沙巴餐廳老板阿裏反問：“如果我同意拍照，你能幫我獲得中國綠卡嗎？”
聽說我是記者，沙巴餐廳老板阿裏很激動，他緊握拳頭，無名指上的戒指閃閃發亮。談話開始之前，他先用幾分鍾時間表達了對中國簽證管理製度的抱怨：“在廣州我有兩套房子，兩輛車，三個小孩都在中國出生，我全家都在這裏，我給中國政府納稅，可是政府卻不給我綠卡，這是個大問題，”阿裏說，“我很不高興。”
雖然依舊聲稱自己熱愛廣州，阿裏現在卻花更多的時間待在義烏。“廣州警方對黑人簽證的檢查太嚴格了，同樣的簽證，在廣州隻能待一個月，義烏卻能待一年。”一旦被警察查到簽證過期，阿裏就得千裏迢迢回到他的祖國也門去辦理續簽，對商人來說，這樣的旅途浪費的不隻是時間和金錢，還有很多潛在的機會。
針對外國移民的嚴格管控始於2008年，黑人商戶的離開讓這一年成了天秀大廈由盛到衰的轉折之年。“那時候很恐怖的，警察在街上見到黑人就要檢查護照，發現問題就會抓到派出所去。”李秋麗說，“甚至有些本來沒問題，還有幾個月時間才到期，警察拿過去用筆一劃，七天！給你改成七天，到期必須出境，沒有任何理由，警察就是希望趕你走。”
大衛有個黑人朋友當時因為簽證過期被抓了，在拘留所裏蹲了一個月。“出來以後他說，中國的拘留所不是人待的地方。”2008年，大衛也經常在街頭遭遇警察，即使檢查不出什麽問題，他也覺得，在生活多年的廣州，自己一夜之間成了不受歡迎的人，隻是因為身上的黑皮膚。
很多黑人在2008年離開了廣州，天秀大廈也不複往昔繁榮。大衛和李秋麗都記得，曾經有個非洲富商，每年都到天秀大廈拿貨。他來的時候，整座大廈都會轟動。“這個老板總是提著整箱的美金，從一樓開始，挨個檔口轉過去，一邊看貨一邊付現金。天秀大廈裏所有人都認識他。”李秋麗說，“2008年之後，他再也沒有來過。”
簽證，成為廣州黑人族群的隱秘傷痛。2009年7月，位於廣園西路的礦泉街派出所被上百名非洲黑人包圍，這次群體性事件讓廣州的黑人再度成為敏感話題。事件起因就是警察檢查護照，一些黑人慌亂逃跑，在貓捉老鼠一樣的追逐中，有個黑人墜樓身亡。
做調研的時候，蔡曉純最喜歡去石室聖心天主教堂，在這裏她能遇到最友善的黑人。每個禮拜天的下午，廣州黑人中的天主教徒會聚集在石室教堂，虔誠地做禱告。等他們禱告完畢，蔡曉純就過去找人聊天，請他們填寫問卷，她就這樣在教堂巧遇了同在暨南大學讀書的坦桑尼亞留學生安娜（Anna）。
安娜是個漂亮的黑人姑娘，來中國四年了，但對這個神秘的東方國度還是有很多困惑。“比如，為什麽廣州的黑人小夥子都想追求中國女孩，卻沒有中國小夥子追求黑人女孩？比如，為什麽中國人能做出以假亂真的山寨iPhone，卻懶得自己努力創新？還比如，中國人居然沒有信仰，天啊，上帝教人行善，那麽沒有信仰的人，不是很容易做壞事嗎？”
“我有一些建議給廣州市政府。”蔡曉純給我看她特別收藏的一份調查問卷，在卷尾的空白處有歪歪扭扭的圓珠筆字跡。填寫這份問卷的黑人叫科恩（Cohen），他認真答完了所有的選擇題，還用英文額外寫了一封信，希望蔡曉純能把他的意見轉達給政府。“我在廣州待了一年了，由於我的家鄉正處於危機之中，我無法回家，但是我在廣州遇到了簽證過期的問題。”科恩寫道，“我去移民局向他們解釋，請求延長我的簽證。可是他們拒絕了我，要求我回非洲去辦理。但是我沒錢回家。請你們記住，假如政府延長我們的簽證，那麽黑人在這裏就不會繼續犯罪。”
科恩認為，簽證問題事關廣州的治安。“因為我如果犯了罪然後跑到移民局要求延長簽證的話，你們就會立刻把我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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