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央辦公廳警衛局工作人員、總特灶夥食組組長張寶昌，此前回憶了食品特供製度的開端。
先搞“土”的，以後再搞“洋”的
早在1950年2月14日，中國和蘇聯簽訂為期30年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此後中南海多了兩位蘇聯客人。他們的正式身份是警衛和衛生專家，主要搞醫療保健與食品營養研究。香山農場初建時，專家對產品、規模、保鮮、消毒、化驗、防疫各方麵都提出不少建議。如：場地要大，物種要多，糧食、蔬菜、水果要有專業生產區，辦公區要獨立等。
洋專家的設想藍圖，是地地道道的蘇聯規範化模式，非常現代，而且具有一定的科學性。不過對當時經濟落後的中國而言，實在是太超前了。
香山農場籌辦小組很快接到公安部部長羅瑞卿傳達的毛主席意見：人家想搞一流的模範農場，說明他們有學問、有知識，心是好的。但好心不一定就能辦成好事。蘇聯工業發達，地方大、人口少、好辦事，我們比不了。現在弄吃的，也要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先搞“土”的，以後有條件，再搞“洋”的。
在北京市和香山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一個以荒地、土墩為主體，近600畝的農場就這樣迅速上馬了。一張存留至今的“香山農場區劃圖”，生動地告訴我們當時各類作物區麵積和房舍、道路、深井及糞場的方位。如：種青貯玉米260畝；青割玉米15畝；打籽玉米10畝；白薯110畝等。
農場食品專供副總理以上領導
時間不長，香山農場基本建成，歸中央警衛局管理。產品由局屬供應科收購，並專供副總理以上和部分老中央委員的需要。這種包括領導、生產、購銷為一體的三級管理體製，是十分安全和順暢的。但是，如何做到既要國家花錢少，又要東西質量好，成了農場一項非常突出的硬任務。
在供給製年代，首長沒有工資，大多在中南海西樓總特灶就餐。少數願在自己家裏吃的，由公務員打回去，菜肴變化不大。總體上是農場提供什麽，就做什麽。除了保證“五大書記”的需要外，其他首長隻能按照“先來後到”、多則多給、少則少供等辦法來解決。
進入薪金製年代，各家有了自己的廚房和公派廚師以後，情況就大不一樣了。夫人們為了有計劃地安排好生活，都希望買到物美價廉的農產品。農場領導想方設法加強田間管理，減少損失，並嚴把產品質量關，做到多產多銷。
在較長時期裏，首長宴請外賓或重要人士所用的農場小牛肉、筍雞、乳製品、肉鴿、鮮蛋等樣樣都是濃醇飄香的真材實料。各家日常用量較大的豆角、黃瓜等蔬菜，也是蟲害少、長勢好，其幹淨新鮮程度，絕非一般渠道的蔬菜可比。
不久，香山農場東西好、價錢便宜的讚揚聲逐漸傳開，有的首長開始前往視察參觀。很快，朱德的秘書通知警衛局：總司令說，農場的同誌工作時間長，文娛活動少，建議由局服務科，每月1-2次去農場放映專場電影，影片租費由首長開支。
中央機關幹部每年須在香山農場勞動20天
趕上農忙時候，香山農場單憑40餘名在編人員，很難完成任務。警衛局就從其他科室抽調幹部前去支援。這種做法非常管用，沒有影響機關正常工作，也解決了生產中勞動力的緊急需要，還能拉近同單位不同部門，特別是機關幹部與農場工人之間的距離。在同吃、同住、同勞動中大家的感情更好了。
一次，頤年堂會議上談到幹部問題時，劉少奇、陳雲指出：目前在中央、國家機關工作的許多幹部，特別是年紀輕的，幾乎都是“三門出身”(即家門、學校門、機關門)，走的是一條由父母、政府安排的人生道路，不用自己操心就變成了公職人員，而且是終身的。舒服倒是舒服，可經不起風吹雨打，容易摔跟鬥。警衛局組織幹部輪流到農場進行勞動鍛煉倒是個好辦法，要堅持下去，總結經驗，逐步推廣。
毛主席表示同意並說：“在延安我們就是這樣做的，成績很大。全國勝利後，當官的多了，官氣也來了，這就挫傷了群眾的積極性。隻有克服官氣，才能平息群眾怨氣！現在應當從中央機關做起，凡是‘三門幹部‘要有計劃地分期分批下去，在勞動生產第一線補上這一課。”
時隔不久，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在中南海居仁堂專門開了廳務會，研究布置幹部參加勞動生產的問題。為了便於考核、檢查，特以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勞動生產辦公室名義，印製了《勞動記工本》，人手一冊。內有姓名、日期、勞動項目、勞動時間、記時人簽名等詳細欄目。當時原則規定，每人每年必須要有20天時間，到農場參加勞動生產。
“黨中央一塊小小的自留地”
當臨時需要的勞動力問題解決後，香山農場的規模便日漸擴大了。至1956年後，國內安全形勢已大為好轉，北京市在商品收購、供應、藏儲、管理等方麵，已積累了不少成熟經驗。有一批精幹的專業隊伍“供應歸口”，香山農場的轉向也就成了曆史的必然。
經過一段時間準備，除稻田和人員外，農場全部歸北京市統一管理，自主經營。為了不影響生產和供應，警衛局事先還專門從部隊挑選20餘名戰士，轉業到農場熟悉情況，協助相關部門進行交接。爾後，中南海首長各家和總特灶的基本副食需要，就由北京巨山農場提供。
之後，在原有香山農場的基礎上，以部隊同誌為主，組建了一個常年生產班子，大家習慣叫它“玉泉山農場”。新農場除了種稻子外，還在沙土高墩上栽種“甜心白薯”，其中一部分窖藏起來，這白薯是周恩來總理最愛吃的雜糧之一。
玉泉山管理處的同誌，利用綠化改造機會，開墾了不少山坡荒地，栽種果樹，算是農場副業。到了收摘季節，果品分為一、二、三級。以蘋果為例：一級最好，專供首長，市場價每斤兩角五分；二級次之，供機關幼兒園，每斤一角五分；三級最差，供機關工作人員(包括首長孩子)，每斤一角左右。因為是自己種的，盡管普通，但味道不錯，大家總是爭相購買。
農場能提供的產品種類越來越多，警衛局領導根據玉泉山獨特的住地環境，開始著重研究毛主席等少數首長在飲食方麵的特殊需要。玉泉山農場的同誌專為毛主席試種了幾樣平時他愛吃的反季蔬菜和瓜果。如：苦瓜、青椒、木耳菜、南油菜、無籽小西瓜等等。
對於這種具體問題具體對待的方法，有人解釋為“專供中的特供”。有的則戲稱為：“我們種的是黨中央一塊小小的自留地”。
權力特供由來已久
中國的飲食文化曆來是與權力掛鉤的，先秦時期的飲食禮政已相當完備，從肴饌品類到烹飪品位，從進食方式到筵席宴饗等，都對等級之分有嚴格的規定，食品的消費也有嚴格限製。《禮記·王製》說：“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那意思分明是，珍饈美味不是你想吃就吃的。禮儀雖在不斷改變，但總的原則是不變的：我的官做得比你大，我的權力比你大，就要吃得比你好。孫中山先生說：我中國近代文明進化，事事皆落人之後，惟飲食一道之進步，至今尚為文明各國所不及。中國所發明之食物，固大盛於歐美；而中國烹調法之精良，又非歐美所可並駕。--中國飲食文化之所以如此登峰造極，是因為它是極權的產物。
關於特供食品爭論已久，以前的領導層特供，跟普通食品差別不大，然而現在的“特供”儼然成為了權力階層的劃分。政府機關熱衷於搞特供，其一是基於現實農產品的安全問題，為能最大程度的獲取利益，在農產品生產過程中，生產者往往大量使用化肥、農藥，甚至還違法使用一些國家禁止使用的藥品或者添加劑。此種模式下生產出來的農產品，雖然具備數量和產量上的優勢，但在質量上卻難以得到保證，甚至危害到公眾健康。正因為如此，處於對健康的考慮和對市場中農產品質量的普遍不信任，各地的政府機關才熱衷於搞“特供”。
另外一方麵主要源於政府權力不受製約的問題。盡管從法製和社會倫理角度而言，政府是為公眾服務的，政府手中的每一分錢都來自於公眾，所有開銷似乎都應該用在服務公眾上，也應該征得公眾的同意。但在現實中，權力缺少製約，政府行為得不到有效監督。搞一些特供，花高價采購優質農產品給自己享用。由此可見，權力有特供，借權力之手，借公共資源之力，卻隻給部分群體享用，這本身就是對社會法紀和公平正義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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