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楊早
清華大學副教授易延友終於道歉，刪除了幾條微博，包括那句千夫所指的話：“即便是強奸，強奸陪酒女也比強奸良家婦女危害性小”。而有些評論員還在嘴硬，他們說，易教授隻是說出了人們“心中默認的看法”（@黃章晉ster），還有人將這種看法稱之為“實質正義”：“從實質正義上來說，強奸妓女與強奸良家婦女，對被害人的傷害程度大不同。這無需多解釋，隻取決於你是個誠實的人還是個*****的人。”
看了好多批評甚至詈罵易延友的評論，我想再次感慨一下這個社會太缺乏信任，尤其是累積多年泛濫一時的“磚家叫獸過敏症”。結果是憑一句話就開噴，然後是大罵清華，然後是感慨中國高等教育完全失敗，最後是自己孩子考上清華也不讓去上——最後一句當然是幻想，懶於思考的人哪有如此的節操。
我非常不讚成易延友這句結論。但是我主張先作分析，再看語境，想想為什麽一位法律學者會說出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韙的話？
“強奸陪酒女也比強奸良家婦女危害性小”這句話，可以認為是一種主張（應然），也可以看作一種客觀描述（實然）。鑒於易延友後來將自己這句話說成“真理”，這句話有價值主張的成分。但這種價值主張，也確實基於某種事實，需要分層次討論。
強奸對受害者生理、心理造成的傷害，當然會有不同，但那是個案、個體的差異，你決不能說因為這個是陪酒，那個是良家，就肯定前大後小。是的，有人是這麽想的，比如評論員李鐵 那隻沙豬。但我覺得身為法律學者的易延友不會犯這種太明顯的邏輯錯誤。他想說的，應該是確實在從蘇聯到中國法律中存在過的“社會危害性”。
強奸不是危害公共安全罪行，所謂社會危害性的衡量，其實是強奸案本身造成的社會影響。正如同樣是殺人搶劫，如果死者是兒童，如長春劫車殺嬰案，一定會引發公眾更大的同情與憤怒，以及更多的恐懼。這種情緒基於一種共同道德的假設：人應該更同情弱小的兒童，即使是殺人凶手。反過來說，殺戮兒童之社會危害性，甚於殺害成人。
“強奸陪酒女也比強奸良家婦女危害性小”這個推論，在某種前提下是成立的，這前提就是整個社會的道德標準（尤其是性道德）都比較嚴苛。在這種道德標準下，陪酒女等性工作者，本身就帶有原罪，她們被強奸被殺害，雖然也不合法，卻可以視為某種道德審判或因果報應，因此在公眾心中不會激起太多的負麵情緒，甚至收獲如雷采聲也不一定。
易延友的這句話，與其說是男性霸權主義，不如說是功利主義，蓋功利主義以社會整體的福祉為衡量標準，像妓女這樣的職業，在道德層麵上冒犯了大多數人，當然會造成更大的社會危害性，她們受到侵害，屬於“壞人打壞人”，社會危害性就小。
說到這裏，可以重讀王小波的雜文《“奸近殺”》，“奸近殺”正是古代社會的道德觀念，道德水準與生命價值建立了連帶關係。王小波講了一個故事道：
“小時候，我有一位小夥伴，見了大公雞踩蛋，就揀起石頭狂追不已，我問他幹什麽，他說要製止雞耍流氓。當然，雞不結婚，搞的全是婚外戀，而且在光天化日之下做事，有傷風化；但雞畢竟是雞，它們的行為不足以損害我們——我就是這樣勸我的小夥伴。他有另一套說法：雖然它們是雞，但畢竟是在耍流氓。”
王小波由此感慨道：“不知為什麽，傻人道德上的敏感度總是很高……在道德方麵，全然沒有靈敏度肯定是不行的，這我也承認。但高到我這位朋友的程度也不行：這會鬧到雞犬不寧。”
在我看來，易延友等輩，包括去年反對地鐵清涼女裝的秋風等論者，都是道德敏感度過高之人。這裏麵甚至包括一些為“陪酒女”辯護的，因為他們使勁強調“很多妓女是為生活所迫”。是不是為生活所迫，不該是應否保護其身體、尊嚴及性自主權的前提。
中國當下的性道德狀況，是有史以來最混亂的時期。嚴苛者與寬容者並存於世，持戈相爭。我無意分辨其中高下，但主張這種價值判定的差異僅限於性領域，一旦涉及到法律領域，既不應當以被害人的職業為考量前提，也不當遽爾認定個人職業、私生活形象等因素會決定案件的“社會危害性”，更別提什麽“實質正義”。否則，正如有些法律學者指出的，此閘一開，性工作者就沒有被強奸一說了。
我們都是從道德敏感度過高的時代走過來的。小時候如果聽聞李天一案，你都能猜出大部分人會怎麽說：“女孩子也不檢點，去那種地方，跟那種人鬼混，被人害了，活該！”其實現在這樣想、這樣說的人，也自不少。隻是，畢竟也有很多人站出來對道德過敏症說不了。
如果大部分人都不再因受害者的職業，改變對受害者權利的維護與支持，所謂的“社會危害性”自然就小下去了。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回頭關注強奸案中的個體，而不是先給她貼上某種符號，先就著符號亂戰一場。竊以為，這才是“任個人而排眾數”的文明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