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水邊，拿著一塊石頭甩入水中，會看到被石頭濺起的水花，以及往四周擴散的波浪，當然這是因為你站的位置，視線開闊能看到整體的情況，但想像一下如果你是處於水麵上的一粒浮萍，那麽當波浪來臨的時候，能體會到的更多卻隨著波濤的沉浮，以及隨之發生的很多事情。其實在生活之中，我們大多數人的情況正是如此，大環境或者全貌可能隻是知道一點點，知道和看到更多的卻是身邊人在那個大環境下的不同反應及表現等。文革時期在遠離北京的四川西南小城鎮裏，自己見到的一些老師當時的情況是這樣的。
在我很小時，有幾天晚上我媽不在家，於是將我送到同住那個小院的張GX老師家裏，讓她幫忙照看我一下，她是一位性格很善良的老師， 平時就她一個人在家，住她家那幾天晚上印象比較深的是，每到半夜睡得正熟的時候，被她多次的叫起來去撒尿，而且每次撒完尿之後回去睡的時候，睡覺的位置總是要換了一個地方，那好像是個秋冬季節，天氣很冷，在冰冷的被窩中需要很長時間才能睡得著，當然我也不知道她是不是很擔心我晚上會尿床，所以一直不停地叫我起來去撒尿。
張DK夫婦倆都是學校的老師，不過張老師比她老公塊頭大很多，兩口子經常打架，說是打架，其實不是很準確，應該說是張老師在修理她老公才對，每次打架的結果都是，張老師把她老公的手臂反剪著，然後往上提，很像當時批鬥會上的場景，她老公這時隻能低頭彎腰，然後聽到張老師大聲的數落著老公的不是，而她老公在那兒低聲的求饒。
從學校後門出去後翻過山坡往下走，那個地方以前叫做少湖塘，那兒有個院子裏住著幾戶一中的老師，那時應該是在文革的時候，某天傍晚突然聽說家住那兒的一個女老師上吊自殺了，於是自己跟著大夥一塊跑去看，但實際上什麽也沒看到，她家的房門關著，有人打開房門後看到裏麵空蕩蕩的，但有一種很陰森的感覺， 那位老師有一位是十五六歲的女兒，當時還在讀中學， 但沒過多久就瘋了，在寒冷的冬季光著身子在外頭唱“東方紅”，最後學校好像是把那個女孩送回鄉下她外婆家去了。
胡CZ老師以前住在學校食堂的旁邊， 平時其實也沒有多少印象， 他有個小孩比我小一歲，某一天突然聽說他是反革命份子被抓到公安局了，當我們一大幫小孩聽到這個消息之後趕去了他家， 好像當時的意思是說，看能不能去揍他個小孩一頓， 也體會一下打狗崽仔的感覺， 但去的時候好像他全家己被掃地出門了，房門開著，裏麵空蕩蕩的一個人也沒有， 大家隻好非常失望的離開了。幾年之後胡CZ老師平反出獄之後又回到了一中，原來他是語文老師，文采非常好， 在那個時候任何人有一點自己的思想和看法都很容易變成反革命的，更不用說這些出生於地主家庭的臭老九們，本身就是潛在階級敵人的候選人，這是那個時代的悲劇。
吳老師是我媽的朋友，她是縣城附近化工廠子弟中學的老師，我小時候有時看到她找我媽聊天，之所以對她印象很深那是因為，她給毛主席寫信說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待遇，這按古代的說法這叫告禦狀，而且她寫信告狀之後，上邊真有派工作組去他們學校做調查，有幾次她找我媽聊天，似乎說的就是在那個調查組裏有幾個人是站在同情她的立場那一邊， 但最後結果好像還是說她不對，結局不太妙，再往後似乎再也沒有見過那位吳老師。
那個時候老師之間也會發生衝突，很多時候都是由小孩引起的，小孩之間發生打鬧是經常發生的事情，但和好也是特別快，但有時雙方家長參與進來，那事情就有點滑稽了，那就是雙方家長還在吵，但小孩又己經湊在一起玩了，這時家長看到就會很不爽，會禁止小孩之間的來往。記得有一次劉SJ老師同她隔壁的朱老師吵架，應該是創造了記錄，吵了三天三夜，在晚上的時候雙方是在自家後院那兒放個凳子坐在那裏，隔著牆罵，你一句我一句，沒有停的，劉SJ老師是重慶人，重慶人打嘴仗是出名的，而朱老師先生己經去世，自己帶著兩個小孩，那也是個厲害的角色。聽到一個笑話是說，一個女人等於五百隻鴨子，那一千隻鴨子在吵吵，三天三夜也不算啥了 。
劉老師是地理老師，她患有高血壓，身體看起有點虛胖，每次在大聲地叫她小孩的時候似乎都顯得中氣不足，那時候有段時間全國流行甩手運動，所以經常看到她晚上在她屋子外麵作甩手鍛煉。記得當時還流行過一段時間的喝水療法，就是每天早晨喝一大缸冷開水，可以讓身體變好，但卻不明白怎麽會有這種方法，當時的人民就像現在的北朝鮮人民一樣，人人瘦得像猴子，絕大部分的人營養不夠，喝再多的涼水也是白搭。
劉YK老師小時候出過天花，所以臉上坑坑包包的，大家背後叫他劉麻子老師，那個時候老師的社會地位很低，所以大家基本上出門在外都是灰溜溜的，但劉老師卻高調的發了一次脾氣。那時候的豬肉是定量供應的，城鎮居民每人每月500克，要用豬肉票到固定的攤位購買豬肉。豬肉供應短缺，買肉要排隊，同樣去買豬肉的人都希望買的那塊肉中瘦肉多一些，每人都是這個要求賣肉的自然就不好辦，但賣肉的總有辦法把肥肉和一些邊角料一起賣出去。那次當劉老師去買肉的時候人很多， 大家都在排隊，在這個時候有個認識肉店員工的人插隊，劉老師看到很不高興，所以說了插隊的人幾句， 結果讓賣肉的也感到沒有麵子， 隨後當輪到劉老師買肉的時候， 那個賣肉的肉店員工故意給了一塊肥肉很多的給他，劉老師非常生氣，於是抓起肉店的杆稱轉身離開了，賣肉的一下呆住了，他沒想到這一招，另一個肉店的員工一看這也不是個事，於是切了兩斤好肉，趕快追了過去，追到劉老師之後先是道歉，說了不少好話，最後才把稱要了回去。俗話說不打不相識，以後劉老師去買肉時， 肉店的員工也對他客氣了很多。
屈ZL老師，當時在管校辦工廠，當時學校的校辦工廠在用模具壓製塑膠蓋，但成品率不是太高，做壞了的需要重做，塑膠原料原本是米粒大小，一粒一粒的，現在變成了一個整塊，所以需要剪碎才能重新利用，於是在某一個學校假期裏，他組織了一次打工活動，學校老師稍大一點的小孩全都參加，用剪刀將做壞的塑膠蓋剪成小塊，以便於材料的重新利用，那是一個極受大家歡迎的打工活動，因為最後每個參加的人都收到幾塊打工錢。
周YS夫婦倆都是學校老師，學校黨支部委員，家庭出身是中農，這個成分在學校老師裏很難找，周老師當時作班主任，在那個政治掛帥的年代裏，周老師顯然非常成功的把握著時代的脈博，她組織她班上的學生讀毛選，事情非常成功，上麵有派人到他們班上去照像，宣傳他們學毛選的事跡，當然學校其他班也開始了學毛選的活動。
廖老師住我家隔壁，以前沒有注意到她有什麽很特別的地方，不過在1976年4月5日天安門事件發生之後，才發現她們母女的歌唱才能，那段時間她們天天在屋裏唱歌，那嘹亮的歌聲真是響徹雲霄，其中有一首歌是歌唱當時的首都工人民兵的: “獻上潔白的雪蓮花，獻上潔白的哈達，獻上翻身農奴的一片心啊，英雄的首都工人民兵請你收下吧！” 那充滿深情的歌聲， 至今都還記得。
在那個時候住院開刀，有極高的死亡率，哪怕是僅僅作一個闌尾手術。曾XZ老師就碰到這種情況，做完腹部手術之後，總是不放屁，出現當時聞之色變的腸梗阻，還好家屬當即立斷立刻轉去瀘醫，在那做了第二次手術，才轉危為安，過了一段時間後，又回學校上班了。
記得小時候去前麵學校的辦公室時，對一位長有落腮胡子的叔叔印象比較深，因為他用胡子紮在自己臉上時的感覺好比較奇特，有點微痛並且很癢，但我不太確定他就是中學的沈校長。沈校長是南下幹部，可能是在文革後期才調到這所中學當校長，應該是比較受老師們的尊敬與愛戴，當他因病去世的時候，在學校裏舉行的葬禮非常隆重。當然後麵還有一段小插曲，沈校長有三個小孩，老二是個男孩，小時候得過小兒麻痹症，所以走路時稍有一點一拐一拐的，在那個年代，縣城裏的就業機會基本上是等於零，但當時流行著一種參加工作的方法就是頂替，比如說誰的老爸老媽退休之後，他的兒女可以頂替老爸老媽參加工作，解決小孩的就業問題，所以當沈校長去世後，他夫人也是希望學校解決他二兒子的工作問題，但當時麵對的問題是，他家老二隻有不到14歲，年齡是個大問題，那時候好像學校及教育局那邊猶豫了很久，不過最後事情還是圓滿解決，好像是保留名額，沈二16歲高中畢業後就可以在學校參加工作。隨後的那幾年裏，學校裏有很多位老師去世，好像都用這個辦法解決了幾個教師子女的就業問題。沈校長去世後，他的骨灰盒埋在了校園東麵的那個斜坡上，上麵種了一棵小小的柏樹，當我後來上大學後每個假期回家時，看見那兒的小柏樹數目越來越多，後來去世的老師也都把骨灰盒一起埋在了那兒。幾年前，當我再一次回到一中時，整個校園己是麵目全非，完全沒有舊時的模樣，當然那些柏樹也已經沒有了，可能他們的家屬已經找到新的地方重新作了安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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