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第一把手吳德：毛澤東是怎樣縱容文革武鬥的
http://history.dwnews.com/news/2013-06-18/59233135-all.html
【多維曆史】北京市是在1967年春開始武鬥的，那時武鬥死亡最多的一天，根據火葬場的統計是七十多人。公安部長謝富治說：“由公安係統、（北京）市委分別發出通知，要求不準打死人。”北京市委的通知草稿還沒有發出去，謝富治打電話找我去。我去後他對我說：“公安係統擬的稿子送給毛主席了，毛主席批評了，大意說，你們還是想壓製群眾，文化大革命剛開始發動，你們不能像消防隊救火一樣。”這樣一來，混亂的局麵就無人敢加以製止了。
當權威倒下的時候，一般人的尊嚴也一同倒下。市委幾位書記的情況，一個個慘得很。
1966年的11月至1967年1月，北京新市委已經癱瘓，我們不能在市委正常辦公了，就搬到京西賓館辦公。這樣，又遭到中央文革小組的指責，他們說市委怕群眾，已經變成地下市委了。
我講—講市委幾位書記的情況，一個個慘得很：
李雪峰，主席要他避風頭，暫時到天津去了。
郭影秋，被人民大學的造反派揪回人大，關在地下室裏，天天遭到批鬥。郭影秋有病，我們好不容易和造反派談判後才把他接出來。
陳克寒，自殺了兩次。—次在萬裏的辦公室裏服了大量安眠藥，被發現後搶救過來；另一次他被商業學院的造反派抓走，遭到揪鬥後，他從二層樓上跳樓，沒有死，很多地方骨折。市委得到消息後，組織人把他很快送到醫院搶救，這一次他又被搶救過來了。有人為此竟批評我右傾，我想總不能見死不救吧牎粉碎“四人幫”後，陳克寒同誌病逝了。
萬裏，也被揪鬥得很厲害，屢經凶險，後來中央采取措施將他監護起來，由衛戍區執行。
趙凡，被整得死去活來，後來是否被下放到二七車輛廠了，我記不清，起碼被關了“牛棚”。以後我再也沒有見過他。
高揚文，在市革委會成立之後，被冶金部的造反派揪走。當時，曾經請示了謝富治。謝富治說：把高揚文交給他們，與冶金部的造反派談一下，告訴他們不準武鬥、打人，把問題交代完後要把人放出來。以後，我還派了—位由部隊到北京市幫助工作的同誌去看望了高揚文。高揚文是比較晚一點被衝擊的，前邊的幾位遭衝擊早一些。
這樣，新市委的領導陸續被整了下去。我還算幸運，繼續艱難地工作著。以後，市委又補進了劉建勳、雍文濤。劉建勳是從河南調來的，他任華北局書記，李雪峰走時，我提出我實在幹不了，李雪峰就把劉建勳調到市委，事實上讓他負責市委的常務工作。雍文濤是從廣州調來的，他是廣州市委書記，“文革”前調到國務院任文辦的副主任，好像兼任了中央宣傳部的副部長，然後又兼任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負責學校、學生工作。還從外交部調丁國鈺同誌到大學工作委員會工作，外事口先是調李清泉負責，後來改為丁國鈺負責，大學工作委員會撤銷後，丁國鈺被留下來了。又從北京衛戍區調黃作珍任市委書記處書記。
劉建勳後來被調回河南，雍文濤被揪鬥後提出回廣州，這時沒有辦法了，又調衛戍區的政委劉紹文任書記。
北京市沒有市委時，有黨的核心小組，核心小組的組長是謝富治，溫玉成任第一副組長，我是核心小組的成員。溫玉成調走後，我任核心小組的副組長，謝富治還任組長。
劉仁回來後，造反派就吩咐他搞衛生、刷廁所。過了幾天，劉仁忽然不見，後來才知道被拘捕了。
新市委成立後，李雪峰讓我找劉仁談一次話，問一問劉仁還有什麽問題要交代的。我和馬力一起去的，馬力當時任市委的秘書長。我和劉仁原來很熟悉，我們曾在晉察冀一起工作過。見麵後，我問他還有什麽問題需要說的，他說沒有什麽要說的了，彭真犯什麽錯誤我就犯什麽錯誤。談話不多，我也沒有說什麽就走了。
當時，葉帥是中央首都工作組的負責人，他看到北京很亂，提出要我們將劉仁和其他市委領導同誌送到外省監護。我對葉帥說：送到外省需要中央通知，北京市不好出麵直接與各省聯係。為了避免意外，我決定先將劉仁等同誌送到昌平清華大學的分校，建一個夥食單位，實際上保護起來，防止被造反派揪鬥和亂打。
有人直接給江青寫信，將這兩件事情報告了。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組的人把我找去，江青說有人來信揭發我和劉仁密談，她問我與劉仁都談了些什麽。我說沒有談什麽。她就我把劉仁等人送到昌平—事做了一頓訓斥，指責我包庇“黑幫”，保護“黑幫”。中央文革小組立令我們第二天將這些人弄回來，交給群眾，不許有誤。
第二天，劉仁等人被狼狽帶回市委。劉仁回來後，造反派就吩咐他搞衛生、刷廁所，累得他團團轉。過了幾天，劉仁忽然不見，後來才知道被拘捕了，看到劉仁朝不保夕的情況，對鄭天翔，我也十分擔憂，怕出問題，便寫了報告。小平等同誌批示監護，由衛戍區經辦的。
據楊成武同誌後來告訴我，在一次會議上，江青、王力、關鋒、戚本禹說我是壞人，說我包庇“黑幫”。周總理便問楊成武認識不認識吳德。楊成武說：“在晉察冀時就認識了，他不是壞人。”周總理說這個問題以後再研究。江青等人的文章沒有做成，我逃過了一關。
誰知粉碎“四人幫”後，市委有些同誌據此來批判我，說我搞了個“反修堡”。這件事，前後都被人批判了。
那時，劉仁同誌被整得很慘，家也被抄了。劉仁同誌是很堅強的，他隻是說彭真犯了什麽錯誤他就犯了什麽錯誤，別的沒什麽可說的牎劉仁同誌有心髒病，後來死在獄中，寧折不屈。
毛主席接見紅衛兵後，“破四舊”迎風而起。這件事到現在我也不明白。那時，已經產生了“西糾”，說“破四舊”是他們發起的，我懷疑。我估計是中央文革小組發動的，北京市委並不清楚，我問過李雪峰，李雪峰說他不知道。
“破四舊”超越了常規。在它的名義下，抄家、傷人、打死人的情況出現了。到處破壞，甚至破壞到了中南海裏頭。中南海紫光閣後邊的武成殿房，康熙題寫的一塊“下馬必亡”的碑石都被紅衛兵抬走了，後來四處找尋才找回來。紅衛兵還把中南海院子裏的一些石獅子抄走了。堂堂的國務院也在劫難逃。
首都一帶頭，“破四舊”運動便發展到全國，演變成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打、砸、搶”，塗炭生靈。
1966年“破四舊”後，一天，毛主席找我去匯報“破四舊”的情況。當時，林彪等人也在場。我在匯報前的想法是想向毛主席反映一些真實的情況，刹一刹這股風。我匯報說市委沒有力量控製局麵，解決不了“破四舊”產生的混亂局麵。
我的期望落空。雄才大略的毛主席，以他超乎常人的思維方式緩緩說：“北京幾個朝代的遺老沒人動過，這次‘破四舊’動了，這樣也好。”林彪也說：“這是個偉大的運動，隻要掌握一條，不要打死人。”
然而，毛主席哪裏知道，運動的發展由不得願望，豈止是動動而已，動刀動槍了。
武鬥死亡最多的一天，根據火葬場的統計是七十多人。
北京市是在1967年春開始武鬥的，那時武鬥死亡最多的一天，根據火葬場的統計是七十多人。李雪峰可能到天津去了。麵對這種情況，我很緊張，寢食不安。我去找公安部部長謝富治。我談情況時，謝富治也顯得很緊張，神色驚疑。我們認為要製止這種情況。謝富治說：“由公安係統、市委分別發出通知，要求不準打死人。”
我從謝富治處回來，就開始起草市委通知。公安係統的通知由謝富治打電話，讓市公安局來擬。
我們市委的稿子還沒有發出去，當天夜裏兩點鍾，謝富治打電話找我去。我去後他對我說：“公安係統擬的稿子送給毛主席了，毛主席批評了，大意說，你們還是想壓製群眾，文化大革命剛開始發動，你們不能像消防隊救火一樣。”
這樣，混亂的局麵就無人敢加以製止了。
然而，不斷傳來打死人的消息使我發愁。10月份，我又找到周總理和中央文革小組，我還找過陳伯達一次，提出是不是可以發個通告，製止打死人等無法無天的行為。中央文革小組不同意，還是說，這樣會約束群眾的革命活動，影響發動群眾。
一直到11月18日，我們當時都搬到京西賓館辦公了，中央文革小組才同意市委發布《重要通告》。《重要通告》說：“任何廠礦、學校、機關或其他單位，都不許私設拘留所、私設公堂、私自抓人拷打。這樣做是違反國家法律和黨的紀律的。如果有人在幕前或者幕後指揮這樣做，必須受到國法和黨紀的嚴厲處分。從今天起，如有再犯以上罪行的，要立即處理。”
這個通告的措辭是嚴厲的，但實際沒有管用。江青在以後又大講“文攻武衛”，她接見河南造反派還是安徽造反派時就宣傳“文攻武衛”。這樣，武鬥從“文攻武衛”的口號中找到了護身符，兩派都說自己是“左派”自衛，對方是挑起武鬥的罪魁禍首，武鬥問題非但不能製止，而且愈打愈激烈。
1967年至1968年期間，全國武鬥很厲害，不少地方具有相當規模，動用較大殺傷武器。相比之下，北京不算最嚴重的，但我估計，在武鬥中死亡的人數大概不下千人。
這時“破四舊”，先是發布通告發不出去，等通告發出去了，又來了一個“文攻武衛”。當時，水龍頭總趕不及點火的。
全國大串聯，坐火車不要錢，到處可以吃飯。
再說一說“大串聯”的情況。我調到北京來後，1966牛7月下旬就犯了“資反路線”的錯誤，開始檢討。市委就不靈了，以後就癱瘓了，可是，我還要工作。毛主席接連八次檢閱紅衛兵，大概接見了1300萬到北京的紅衛兵。全國大串聯，坐火車不要錢，到處可以吃飯。當時都叫紅衛兵，手臂上套一塊紅布就行，這給組織接見工作帶來很大困難。
第一次是在天安門舉行的。毛主席原想坐在汽車上繞天安門廣場一圈。但毛主席的車一出來，爭著和毛主席握手的人就把汽車包圍了，進不得，退不得。謝富治、汪東興都在毛主席的車上，他們都急了。我在後邊的另一輛車上，一看要出事，趕緊下車向前擠，但根本擠不過去，我被擠得前心貼後背，喘不過氣。
後來是組織了部隊手拉手把群眾分開，才把毛主席硬接出來。我也擠不出去了，虧得一批中學生開出一條道，方走出重圍。
我出來後，看見毛主席和劉少奇都在上天安門的電梯口坐著。我上氣不接下氣地向他們說，應該檢討，我組織得不好。
“楊、餘、傅事件”後，調溫玉成任衛戍司令。“九大”以後，溫玉成調走，吳忠任司令。吳忠是駐錦州的四十軍軍長，他調到衛戍區任衛戍司令後，又任市委書記處書記，分管政法工作。
當時，劉紹文、黃作珍、吳忠、楊俊生這四位軍隊同誌都曾進過北京市委書記處。
接受這次教訓，以後的檢閱改為紅衛兵坐大卡車經天安門受毛主席檢閱。結果也不行，很多人坐不上車。又改為像遊行似的，從天安門前走過，但秩序也很亂。很多人一走到天安門就停住不走了，都想看毛主席，隻顧喊“毛主席萬歲”的口號，熱淚盈眶。
每次都出現一些問題，特別是在西苑機場的檢閱，那次可能有一百多萬人，當時踩死了兩三個人，大家都沒命地往前擁，形成不由自主的強大人潮。
八次檢閱，每次都是周總理找我們親自布置，當時真是刻刻提著心，怕出事。
紅衛兵在北京，包括新到和原來沒有離開的，人數最多的一天達到300萬。當時北京市區的居民也就是300多萬，不到400萬人，一時增加了這麽多人，吃、住、行都很困難。南方的人要吃大米，北方的人要吃白麵，盡量調劑。其實不隻是食、住、行，衣也攤上，天涼了，南方來的人還得給他們發禦寒軍衣。北京市委紅衛兵接待站設在先農壇，負責人是國防科委的一位同誌，他很好，還有一些軍隊“支左”的同誌在做招待工作，大家忙得不可開交，昏頭昏腦的。這些吃、住等問題是不好解決的，接待站的同誌解決不了問題，紅衛兵就打罵他們，甚至抓他們去遊行，做“噴氣式”來批判。這些同誌很苦，見到我時委屈得哭，提出不幹了。那時，我也被揪鬥，但還要勸這些同誌，說工作是黨交給的任務，不能不幹，而且要幹好。
有一天，來的人特別多，前門那—帶都擠滿了，人山人海。實在沒辦法了，我去找周總理，說北京市各機關容納不了了，中央各機關我動員不了，如何是好牽周總理說通知中央各機關和市委各機關開一個會。於是，馬上在工人體育館開了個萬人動員大會。大家都到了，我一說話滿場起哄，沒人聽。無法，我就打電話報告周總理。周總理來了，他要求各機關派人去市委接待站領人，各機關能住多少就領走多少人，管吃管住。中南海也騰出一些地方住紅衛兵。
以後按這個辦法，一來就通知各方麵來領人安排住宿。那時，北京差不多家家戶戶都住了紅衛兵。上上下下，一片沸騰。
後來陶鑄提出，這樣串聯影響鐵路等交通的正常運輸，聽說把火車的窗戶都擠壞了，號召走路串聯，不坐車乘船，發揚艱苦奮鬥的精神。這才有效，慢慢來的人就少了。
大興、昌平發生了亂打亂鬥，—夜之間打死了幾十個人。
這個時候就發生了武鬥打死人的情況，城外開始是大興、昌平發生了亂打亂鬥，—夜之間打死了幾十個人。先是大興的哪個公社我記不住了。聽說以後，我們立即派人去製止，結果，派去的人進不了村子，村子邊都站了崗，不讓進，就像禹作敏一樣。我們說市裏派人去不行，讓衛戍區派人去。被派去的是衛戍區的政委劉紹文、張益三和市委的秘書長馬力。村子裏的人看到解放軍來了，就讓進去了。他們進去後，就做工作。見情況很慘，小孩都遭了毒手，村子裏的人就是用鋤頭、鎬把等東西武鬥。調查後知道，村子裏的支部書記為了避免鬥爭他，就反過來提出鬥地富，群眾一起來，就打死人了。接著，昌平也出現打死人的事情，我們也是馬上派人去製止了。
後來，形勢穩定以後，我們把這兩個村子的支部書記都抓起來了。
市裏第—次武鬥在地質學院，大概有“東方紅”這一派參加，我忘記另一派是什麽組織。一派保地質部的何長工，另一派反對。發生武鬥後，因為是北京市內發生的首次武鬥，大家都驚得什麽似的，我們就火急火燎地報告周總理了。周總理找我、鄭維山、丁國鈺去，讓我們三個人出麵與兩派談判，傳達周總理停止武鬥的指示，要文鬥不要武鬥。周總理還叫鄭維山從北京軍區派一支徒手部隊把雙方分割開。周總理派地質部的一位副部長鄒家尤和我們一起去，他做“東方紅”對立麵那一派的工作，我們做“東方紅”這一派的工作。
我們到地質學院後，就找兩派的頭頭來談，我們一再派人去叫，兩派的頭頭都不來，隻讓他們各派的參謀長來了。我們提出要文鬥不要武鬥，讓兩派罷兵。談不攏。我說，這是周總理的指示。但他們根本不聽。
夜晚時，有人送給我一張條子，條子的內容大意說，派關鋒、戚本禹同誌為聯絡員來解決問題，條子的署名是陳伯達。又過了一會兒，又有人送來一張條子，叫我們與戚本禹談談。我對送條子的人說：“不知道戚本禹在哪裏。”這個人便領著我找到了戚本禹。我向戚本禹傳達了周總理的指示。戚本禹聽完後說：“這個辦法不行，你們要支持‘東方紅’，他們是左派，中央文革小組支持他們。”戚本禹還說：“你們是站在支持中央文革小組一邊，還是站在另一邊牽口氣相當無理。”
戚本禹又說是否可以這樣，“東方紅”今晚有個大會，你代表市委主持“東方紅”今晚的大會，把那個姓鄒的地質部副部長交給他們批鬥一下就回去，他們隻批鬥半個小時。
我說是周總理讓這位副部長和我們一起來的，怎麽好來批鬥呢？
戚本禹說批鬥的時間不會長，不然解決不了。
我叫丁國鈺先回去了。鄭維山看到這個勢頭也借口走了。我留下參加“東方紅”的大會，他們說你先說幾句，然後批鬥一下地質部副部長，最後由關鋒宣布中央文革小組的意見。當時，朱成昭還不同意由我主持會議，我看見戚本禹與朱成昭嘀嘀咕咕地商量了一陣，最後，戚本禹對我說，你來主持。
開會後，他們派了兩個人先批判了鄒副部長，然後把他送回去了。以後，關鋒念了中央文革小組起草好的稿子，大意說：“東方紅”是革命造反派，中央文革小組支持“東方紅”這一派。關鋒念後，宣布大會結束。
我回來後，很不是滋味，強打精神向周總理匯報說武鬥已經停下來了。周總理聽後說那好，就沒有再說話。
事實上，北京的武鬥大都是中央文革小組操縱的。清華、北大、地質學院、七機部、文化宮、西單商場、棉紡廠、水泥廠的武鬥都很厲害。
當時，我說話沒有人聽，但—有武鬥，謝富治就讓我和黃作珍去製止。
民族文化宮發生武鬥，謝富治讓我帶著“五大領袖”去製止，一到民族文化宮，“五大領袖”都溜走了，武鬥實際上是他們操縱的。結果，武鬥沒有被製止，我反而被圍在那裏了。我看到武鬥的人員在集合。這時，戚本禹的秘書出現在我身邊，他說他正好經過民族文化宮，就來了。這位秘書是位軍人，很年輕。我對他說我處理不了武鬥，我本人也出不去了。這位秘書說，他幫我出去。他找了兩派的人，說他是戚本禹的秘書，是中央文革小組派他來的。他找兩派一談就解決了。
我不由暗歎，我一個北京市委第二書記，說話還不如人家的一個秘書頂用。
1972年，我任市委第一書記，又調了倪誌福同誌任第二書記。“文革”期間，市委的領導情況大概這樣。
本文選自《吳德口述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曆》，吳德（1913-1995），曆任燃料工業部副部長、吉林省委第一書記、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處書記。1966年後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北京市革委會主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北京軍區政委。為中共八屆中央候補委員、九屆中央委員，十、十一屆中央政治局委員，第四、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十一、十二屆中顧委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