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員的“能力問題”是新疆形勢惡化的根源之一

2013-06-29 12:09:48

去年三、四月陪老婆做課題再次回到新疆。在公安任職的一位朋友向我講述了當年三、四月間發生的一件事。某派出所接報，說有南疆來烏魯木齊的東突嫌疑人藏匿於某寺院，派出所教導員隨即帶兩幹警趕赴調查。七五事件後，強大的社會壓力讓接受調查的人普遍能夠配合，寺廟在場的人也就紛紛掏出身份證接受驗證。當幹警來到一對夫妻麵前時，妻子遞上身份證但沒有解下麵紗，而幹警則強令其必須當場解下麵紗。這時她的丈夫憤怒地上前理論從而讓事態急速變化。教導員犧牲了，一場新的血案就這樣發生了。事後證明東突嫌疑人早跑了，這對夫妻隻是來烏市探親的。朋友感歎說，太沒經驗了，如果懷疑，完全可以把她們帶回所裏核實而不是在公眾場場合尤其是在寺院讓信教婦女解下麵紗。

新疆問題的複雜性是身在新疆之外的人難以想象的。東突勢力如此猖厥有著深刻的曆史根源，更有著廣泛的社會基礎。它們不僅僅有來自“疆獨”思想的曆史支持，不僅僅是對政治生活中一般意義上的平等、正義的渴求對腐敗的不滿，也不僅是對經濟落後，生活艱困的憤懣，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為習近平所說的所謂幹部的“能力問題”把本可爭取的更多的維吾爾人推向了敵對的一麵。屢次到新疆，不斷地聽到各種各樣那種自以為是自認高明而引發的大大小小的衝突故事，故事中真刀真槍的武裝分子，懷有刻骨仇恨的分裂主義者當然真實地存在，但更多的是，當官員們麵對眾多普通維吾爾人所表現的粗鄙無知簡單無禮，一次又一次地激化矛盾從而引發衝突。

執法過程中簡單粗暴的背後不僅暴露了執法者、管理者知識結構、執法經驗即管理能力的低下，它更暴露出整個隊伍思想能力的低下。對宗教的尊重對文化的尊重說到底就是對人，對人性的尊重。新疆問題越積越深固然有國際環境的因素，有疆獨勢力不甘沉寂，自以為梟雄的因素，但這30多年來，給官不行，反哺不行，一波接一波的“對口支援”仍然不行，民族團結不僅沒有獲得預期效果反而更加疏離，這究竟是怎麽了？這是新疆近一千萬維吾爾都想獨立抑或是東突勢力在改革開放的30多年反而積聚了如此強大的能量？當你真正深入田間地頭、學者書齋的時侯，你知道答案是否定的。那他們真正想要的是什麽？一名維吾爾學者告訴我，就經濟因素而言“”任何人都想獲得援助，即便受援的內容不同。但任何人都不想接受趾高氣揚的施舍，乞丐不想的事維吾爾人更不想。熱比亞的‘維族青年苦力論’之所以沒有市場，是因為數百萬維族青年正在失業而不是別的什麽。”

假如你對我們的傲慢我們的輕浮並無感受，那麽在內地一言蔽之地認定“新疆人都是小偷”完全可以提示你做點有益的思考，這與你對黑人、墨西哥人輕浮淺薄的評價一模一樣。在新疆不要多，隻要能踏實地生活三個月，你就能觸目驚心地感受我們對少數民族方方麵麵的輕蔑。在我看來，正是因為缺少對宗教的尊重對文化的尊重以及對經濟落後原因的探尋，我們的官員也就少有那種對人對人性的“深刻尊重”，這種由無知產生的惡效應，一方麵由於有了現實生活中的傷心體驗，在七五事件中一個韶關打鬥就能夠輕而易舉地被東突勢力發酵為一場驚世血案，另一方麵，一個以訛傳訛的“賣糕事件”就可以迅速成為全國人民口誅筆伐戲弄調侃另一個民族的狂歡。相向而行的兩股惡勢力可以是殺人也可以是誅心，而唯一的結果是讓兩個民族背道而馳，絕塵望遠。如果說社會管理是以“城管”的方式進行已然非常可悲，那麽一旦把“城管”的做派拖入民族問題之中，那麽我們還能期待什麽？

發生在東西方的無數事實屢屢證明，民族和解不能僅僅是單向的，交易性的，一味妥協的。胡耀邦的新疆政策之所以失敗，正在於簡單的以犧性公正為代價的妥協而不是對曆史與現實的“深刻尊重”，對於一心想要獨立建國的人你給再大的官也是徒勞，因為你的妥協在某些人看來，既是妥協就意味綏靖意味懦弱；既是“照顧”就自認我們可以自外於中國。而對於近千萬普通維吾爾人，他們要的是真正的尊重------------尊重他們的民族習俗，同情他們的生活境遇，體恤他們教育滯後的現實，而不是嘴上高喊團結心裏卻裝著無盡的鄙薄。以招工為例，私企按下不說，那麽多大中型國企落戶新疆，你的社會責任去哪兒了，這時候你強調技能強調學曆，甚至振振有詞地扯出了“公平”，共和國都要分裂了，你這共和國的“長子”就不能為國分憂恓性一點你那嚇唬人的“效率”？何況除了程序公平你可知道還有一種公平叫起點的公平？除了現實，你可知道共和國的發展過程中對“反修”邊疆的虧欠？

在中華複興的大背景下，東突、疆獨終究成不了大氣候，但如果我們缺乏對另一個民族的真情實意，那不僅是他們的恥辱其實更是我們的恥辱，對於一個國家而言，那是一種做孽般的自殘。如果我們真心認同維吾爾、哈薩克以及藏回等不同宗教不同習俗的人均為中華一員，就讓我們謙遜、禮貌地對待他們。舍此之外，”民族團結”隻能是忽悠人的空話，積重難返必然走向曠日持久的苦鬥。

2013-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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