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疆獨最大的問題是中國政府的民族政策嘚問題，特別是胡耀邦製定的民族政策的有問題,因為在文革時期.中國新疆等少數民族他們幾乎都被漢化了,漢人很多. 講普通話.但是胡耀邦的民族政策,使當地人可以不學漢語普通話.學維吾爾語言.又把文革時期幾乎滅絕的新疆那些文學,曆史,等挖掘出來,又特別照顧他們, 漢人其實在中國享受公民權利的待遇最差,.又可以讓他們配刀合法,又可以低分升學,培養大批人才,經過幾十年的發展,他們富了,有自己的民族意識,民族語言,民族文學,就有自己的民族觀念,生活富裕了,教育提高了.就有獨立出去的想法.中國政府對他們少數民族投入大量的財力,物力,最終結果是他們並沒有感謝中國政府,感謝你漢人,倒覺得他們自己受壓迫,
可以在全國各地為所欲為當街偷強,不怕你們漢人,因為他們隻知道漢人很軟弱的,中國政府民族政策很好,抓到派出所,幾個鍾後又可以放出來.殺人也沒什麽大不了事,中國政府對他們再好,
在中國民族學院裏,新疆人,西藏人個個可以合法配刀,很團結,一個有事,全部出動攻擊,因為他們知道他們是少數民族,公安,政府會優待他們,.漢人在他們眼裏隻是低等一級的中國國民.國外媒體也是說中國少數民族被你們漢人迫害.,中國漢人是該清醒的時候了,大家能在忍他們多久呢?
現在東北朝鮮民族多少人逃到韓國去,因為中國政府讓他們學朝鮮語,朝鮮文化,讓他們有了朝鮮韓民族的意識,覺得在中國是被壓迫.現在延邊那裏朝鮮族人口比列大大減少了,都逃到韓國去,西藏也一樣,就是因為中國政府的有問題的民族政策才讓他們也像新疆一樣想獨立出去,我們是該想想我們民族政策的缺陷了.,不然.內蒙古人也會讓他們培養起來的大蒙古主義的獨立意識,到時候,中國就四分五裂,
在中國我們對所有國民,不管漢人,少數民族都要一視同仁政策,我們為什麽要剝奪我們漢人的某些權利給他們少數民族呢?我們為什麽漢人在法律上隻能生一個孩子的權利,他們想生就生,?我們欠他們嗎?我們這一代沒有欠他們,但也沒必要給他們太多優待,給太多,隻會,某一天農夫由於自己的仁慈而被蛇咬傷或咬死的. 不信,等著吧!!
《中國疆獨、藏獨的成因：胡耀邦為何被稱為“胡亂邦”？》
毛澤東對胡耀邦的評語：此人好讀書不求甚解，好講話不得要領。
維護民族團結，必須認清某些錯誤思潮帶來的嚴重後果。中共的成功經驗就是：相信，依靠和動員群眾，而不是依靠精英，即使優秀精英也是群眾的一部分，但絕不是人民的全部。
建國60年，如果放到國家大戰略方麵，中共超過國民黨，甚至超過任何曆史統治者的地方，
一就是國家意誌的統一，對防止外來侵犯產生了巨大的作用，
二就是民族的團結，這在任何曆史階段都是難題的東西得到解決，而且讓少數民族一夜越千年，極大地縮短了本民族的曆史自然演變過程，從原始部落、農奴製社會進入了現代社會，
三就是鄉村社會的有效管理，鏟除了土匪和家族封建的非公道權力的影響
四就是婦女解放
而“亂邦”則陷入了依靠精英的道路，否決了群眾路線政策，將某些精英人物不分良莠，一律重用平反，具有巨大諷刺意味的是，某些精英從80年代以來在重視知識分子政策的翅膀下，集體性的往右轉，成了社會的混亂源泉。自由化、民族矛盾等問題的出現都說明亂邦思路的異化與定位的差異，缺乏戰略智慧的政治短板。雖然自命不平，時常用開明形象出現，但是管理國家從來是需要鋼柔相濟的，領導者遏止某些人的私欲滿足大多數人的權利，對知識分子既要重用信任，也要引導。好讀書不求甚解，好講話不得要領的弊端顯露了出來了。亂邦僅僅用一個錯誤來批判另一個錯誤，而不是繼承上的提高，也就陷入邦亂的混亂局麵了。
當提起胡耀邦的時候，不少少數民族兄弟有些敏感，這是很正常的。因為提及他便是要提到民族關係問題。但其實在這點上，漢族和少數民族是同一陣線的。胡耀邦的政策就是扶持上層精英並對各少數民族進行一定的“優待”。為什麽要給優待打上引號呢？主要是因為他這些優待算不上優待，卻讓漢族人氣憤，給部分少數民族抹黑。
這就是亂邦的“兩少一寬”政策：依據“反動網站”維吾爾在線論壇的交流來看，維族人根本就不認可這個政策。他們看到的是很多賓館在奧運期間不招待維族人，在車站對維族人查的更緊，而不是小偷小摸可以立即釋放。原因何在？一個民族的小偷小摸的人有多少？而普通的維族人民有多少被兩少一寬的機會？鼓勵和縱容這批人不但沒有惠及維族人民，還傷害了維族人的聲譽。對少數民族表現好的查的更緊，對表現壞的卻非常優待，這難道不是一個笑話？一個好的政策，是激勵那些為國家做出貢獻的人民，而不是那些禍害人民的人！
再說說胡耀邦對少數民族上層和下層的區別：
胡還親自聽舊貴族，農奴主控訴共產黨，滿足他們的要求，落實統戰政策，為大批舊貴族，農奴主，宗教界802名人士平反，仍在服刑的376名“西藏叛亂”分子全部釋放，戴帽監督改造的600人一律摘帽，清退過去被查抄的財產，大批昔日的階級敵人被請進各級人大，政府，政協，佛協，高官厚祿養起來，享受各種照顧特權。到1988年就安排了2100名上層人士當官。他們的兒女都要送進中央民族學院，西藏民族學院深造鍍金，畢業後也都當幹部掌權。1959年的叛軍司令拉魯坐牢6年，以後回鄉務農。胡耀邦請其出山，當上自治區政協副主席，其妻任政協常委，兒子任自治區宗教局副局長。舊貴族吉普，曾是達賴手下五品官，也當上了自治區政協副主席。與此同時，翻身農奴重新回到地獄，淪為弱勢群體，工作、收入無保障，非常困難。黨的積極分子失去了原有地位，淪為貧困階層。
就這樣，擁護中央的藏人下層積極分子被拋棄了，而農奴主卻殺回來了。中央所撥的款項，都被官員和喇嘛拿走了。試問，如果你是藏人，你會感激胡耀邦的恩情嗎？新疆也是一樣，熱比婭就有幸在他當政期間成為新疆首富，政協委員。但這些“精英分子”靠得住嗎？你給他們再多的恩情，也比不上他們自己掌權來的爽，這點道理難道很難去理解嗎？
還有那些支邊的各族人士，來到這麽艱苦的地方獻了青春獻子孫，反倒要被胡耀邦譴責，就因為他們的花的國家經費太多。難怪他們要起綽號“胡亂幫”。
毛對中華民族偉大貢獻之一是基本解決了困擾中國幾百年的民族問題。在新疆，百萬支邊漢族同誌和當地維吾爾同誌平等和睦相處，共同建設邊疆。我身邊的朋友，有的來自新疆，他們的父母是老一代支邊青年，他們自小在新疆長大。他們講，新疆人民待漢族青年如同一家人，非常和睦，他們從來也沒感到民族隔閡問題。甚至感覺不到他們是不同民族的人。老一代支邊人員為國家的安定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國家應感謝他們。目前國家對他們的肯定是遠遠不夠的。
而胡耀邦就是扶持各族上層人士，全麵拋棄各族下層。但因為他的“兩少一寬”，一個傷害雙方利益的政策，少數民族和漢族卻形成了分歧。殊不知，他的政策傷害了所有人 。
揭開了批判毛的蓋子，丟了毛的思想，就是根源所在也。導致了社會的信仰之塔的倒掉，少數民族信仰的坐標消失了，社會正義性的價值觀消弭，所以有了80年代的嚴打，少數民族地區的騷亂，民主分子、分裂分子在外部勢力豢養、庇護下的張狂。
胡耀邦上台後，與萬裏到西藏考察 9天。此行雖然也講了幾句共產黨的好話，但整體上卻是否定毛澤東時代黨中央的西藏工作政策和成績。公開指責當時的政策是極左路線。不尊重西藏民族自主權；漢族幹部多，壓迫了藏族幹部；中央對藏的撥款被漢族幹部職工吃了；中央對藏工作采取“一刀切”的錯誤做法；不尊重宗教工作和上層人士，對這些“極左”政策要徹底糾正。撤銷任榮西藏區黨委第一書記職務，任陰法唐為第一書記，解散人民公社，要將漢族幹部調離西藏。萬裏定調，藏族幹部要占80％以上。
後來，胡耀邦還表態，歡迎達賴在國外親自培養的所謂“教師”回藏執教（實際是分裂勢力人員）。達賴兄弟講先回來三、四十人。胡耀邦說、達賴回來，將擔任相當於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級別的職務。胡耀邦糾正毛時代的“極左”錯誤。胡還親自聽舊貴族，農奴主控訴共產黨，滿足他們的要求，落實統戰政策，為大批舊貴族，農奴主，宗教界802名人士平反，仍在服刑的376名“西藏叛亂”分子全部釋放，戴帽監督改造的600人一律摘帽，清退過去被查抄的財產，大批昔日的階級敵人被請進各級人大，政府，政協，佛協，高官厚祿養起來，享受各種照顧特權。到1988年就安排了2100名上層人士當官。他們的兒女都要送進中央民族學院，西藏民族學院深造鍍金，畢業後也都當幹部掌權。1959年的叛軍司令拉魯坐牢6年，以後回鄉務農。胡耀邦請其出山，當上自治區政協副主席，其妻任政協常委，兒子任自治區宗教局副局長。舊貴族吉普，曾是達賴手下五品官，也當上了自治區政協副主席。與此同時，翻身農奴重新回到地獄，淪為弱勢群體，工作、收入無保障，非常困難。當年，黨的積極分子失去了原有地位，淪為貧困階層。
胡耀邦的政策還引發了新一輪宗教狂熱。宗教活動場所，僧尼人員迅猛擴張。從1982 年的64座1288人增加到1987年的928座14320人，胡下台後擴張勢頭不減，到1994年達到1787座46380人。藏傳佛教成為藏獨的重要宣傳陣地，公開否定中國合法統治，喊出“西藏獨主，漢人滾蛋”的口號等等。陰法唐等一大批共產黨人強烈抵製胡耀邦的所謂西藏政策改革，遭到斥責，陰法唐 1985年6月被胡撤職，另派伍精華任西藏區黨委書記。伍精華變本加利推行胡的極右路線，讓更多的流亡海外活佛回藏原寺作法，還派高級轎車迎接。伍精華親自穿藏袍參加各種宗教活動，提拔重用舊勢力人員，實行“抑漢捧藏”政策。許多高級幹部出身於舊貴族家庭，同達賴分裂勢力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伍精華被稱為 “喇嘛書記”。藏獨活動日益囂張猖狂，在拉薩策劃了許多分裂事件，2008年大規模的打砸燒搶事件，正是多年來藏獨分裂活動的結果。藏獨勢力東山再起，越演越烈，中華民族麵臨分裂危險，鬥爭日趨激烈，其重要原因，就是胡耀邦親自操作，先否定毛，再否定中國模式，否定鬥爭理論造成的嚴重後果，這也是胡耀邦極右路線的慘敗。
7.包庇縱容西化，自由化頭目。胡耀邦掌權後他適應國內外否定毛，否定中共，否定中國模式的逆流，堅持對中央關於開除西化自由化頭目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黨籍和製止學潮的指示頂著不辦，結果引起一大批元老的不滿。老一代革命家認為胡不是真正的革命者，不具備領袖的素質，繼續擔任總書記是危險的。迫於元老們的壓力，1985年，鄧小平讓人傳話：“現在外麵有人說耀邦是黨內的開明派，打著他的旗子反對我們”，“耀邦不講反自由化，為什麽不講”？1986 年，鄧又對揚尚昆講：“陸鏗（香港《百姓》雜誌主編）打著奉承耀邦的幌子來反對我們。”“這幾年我如果有什麽錯誤的話，就是看錯了胡耀邦這個人。”鄧小平即用非常手段將胡耀邦拉下馬。
胡耀邦表麵看好象是堅持實事求是，堅持真理，光明磊落，其實不然。當他從華國鋒手裏奪權的時候，完全是在破壞黨章，背後搞陰謀詭計；所謂“真理標準”的討論，也是背著華國鋒搞，又突然捅向社會，搞臭華國鋒。而對“兩個凡是”的具體製造者鄭必堅，龔育之卻大加重用；平反冤假錯案，其實質就是翻案搞階級報複，徹底清理共產黨。其目的就是重組階級隊伍，為推行西化路線服務。胡耀邦批判華國鋒搞“兩個凡是”，胡耀邦卻又對資改路線搞了“三個凡是”。凡是資改路線處理錯的人不能複查與糾正。可見，胡耀邦為人處世處事，是為一已私利或小集團的利益。那有什麽堅持實事求是，堅持真理，光明磊落。
胡耀邦的重大貢獻，後果如何，對誰有利，如何評價，經過三十多年實踐的檢驗，已經一清二楚。隻是中國和西方立場不同，答案不同而已。
1.大搞唯心論和形而上學，全盤否定毛的革命理論與實踐；否定中國模式；全盤否定反霸權，防止和平演變的鬥爭。堅持右傾，攪亂了全黨全民思想，動搖信念，放棄原則，混浠是非標準，縱容反毛反共反中國模式勢力發展壯大，成為當時中國的主流力量，把中國推向被顛覆的邊緣。
5.平反所謂的冤假錯案。胡耀邦當上中組部部長，利用職權平反冤假錯案搞一風吹，得到國內反中國分子的支持與讚賞，評價甚高。從建立新中國起，到文化大革命，當年的敵人幾乎全部平反。為他們恢複名譽、職務、級別、補發工資，提拔重用。甚至雙手沾滿鮮血的國民黨特務頭子沈醉也平反了，享受共產黨離休幹部待遇。胡耀邦在為當年的敵人平反之時，又在全國開展了所謂清理“xxx”地方勢力運動。上至省委領導，下至基層機關企事業單位、街道、縣委、人民公社，貧協主席、民兵營、連負責人、積極分子統統被審查，很多人被處理。如，胡耀邦指派的中央工作組到廣西搞處理文革遺留問題運動，清理“xxx”勢力，大抓“三種人。”全廣西審查了上百萬人，立案23萬多人，核查“三種人”6.2萬，定性“三種人”4萬多，受各種處分116934人，判刑1894 人，判死刑22人，執行死刑12人，製造了大批冤假錯案。他們當中，有許多人是老紅軍，老八路，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老戰士，勞動模範。當年，他們南征北戰，抗日寇，打老蔣，剿土匪，清惡霸，抓特務，搞土改，鬥地主，批資本家，支援朝鮮、越南抗美鬥爭，開礦山，建工廠，築公路，修鐵路，造田地，修水利，搞科研，促生產，等等，為鞏固和建設新生的中國流血流汗，作出了巨大的貢獻。然而，1978年以後，這些革命和建設的功臣們，被胡耀邦推行的極右路線反攻倒算，統統打翻在地。而過去的敵人及其後代卻翻身作主人。胡耀邦的平反冤假錯案，重組了階級隊伍，為在中國全麵西化掃清了障礙，奠定了組織基礎。
6.否定中共的西藏工作政策和巨大成績，把翻身農奴重新打倒在地，讓舊貴族，農奴主翻身掌權，培養藏獨勢力，為達賴反共和分裂祖國提供了最重要條件，造成嚴重的後果。
胡耀邦否定中央的西藏工作政策和成績，讓本已哀落的達賴分裂勢力卷土重來，嚴重威脅中國的主權與領土完整。
《支邊者的親身經曆：見證新疆由治到亂的過程》
1970年7月，我被分配到新疆工作。母親不在了，所以沒有像多數同學一樣，先回家探親再報到，而是直接就去了烏魯木齊。那時候學生分配工作以後有派遣費可以領取的，主要就是交通費住宿費等，也就是說已經享受正式國家幹部的待遇，坐火車可以坐臥鋪了。
到了烏魯木齊，一下火車就有了一種到了異國他鄉的感覺，大街上喇叭廣播的是聽不懂維語，滿眼都是穿著五顏六色戴著頭巾少數民族婦女，還有處處的瓜果飄香。我們一起去同學十分亢奮，在烏魯木齊呆了三天時間，天天在街上，把烏魯木齊大街小巷逛了遍，少數民族同胞都十分友好，沒有碰到令人不快的事情。
分配到新疆的大學生要到部隊農場勞動鍛煉二年。新疆地廣人少，駐疆部隊的副食品大部分依靠自己生產，所以基本上每個團都有農場。等到人數夠了，我們就坐上部隊的汽車出發了。一大早上車，行程三百五十多公裏，到太陽快要落山的時候才到了當時我軍陸八師步兵二十二團在烏蘇縣一個叫古爾圖農場。
到了新疆才知道祖國疆土遼闊；到了新疆才知道什麽是荒涼。
我們來鍛煉的學生編成一個連，排行第十就叫二十二團十連。以我們學校的學生為主，因為我們學校位處西北，我們這兩屆畢業生和以往的分配不一樣，多數分配在西北，分配到新疆的學生不少。另外還有新疆藝術學校的部分學生。班長付班長由學生擔任，排長副排長，連長副連長以及指導員副指導員，還有衛生員通訊員均是團部派來的。農場比較大，有專門的機構。除了在烏蘇境內有很多土地外，在博樂州精河縣內還有一千多畝地。我們班十多個人在連副指導員和副排長的帶領下就去那裏負責播種管理那些土地。土地位於叫大河沿的一個鎮上，過去在那裏駐有一個營的部隊，後來撤走了，營房就一直空著，我們就住在那裏。
新疆種地的方法和內地完全不一樣，粗放型的。小麥由播種機播種下去，主要管理就是澆水。它那裏地不像內地，平平整整，而是高低不平，所以澆水很困難，水總是往低的地方流，放了半天水，澆不了什麽地。而且，當地使用的一種叫砍土饅的工具，我們根本不會用。副排長就帶我們去參觀學習當地維吾爾農民怎麽澆水的。隻看見水在他們的砍土镘下非常聽話，指到那裏水就流到那裏。當然，這農活不是馬上能熟練掌握的。後來，當地的生產隊長提出，說他們想試種水稻，他們插秧技術不行，問我們有沒有會插秧的同誌。我們很多人都是來自南方農村，插秧一點問題沒有。於是副排長和那位維吾爾族隊長商定，他們派二位維吾爾族農民來做我們的澆水顧問，我們去二位會插秧的同誌去當他們的顧問。我和來自鎮江的一位同學被派往生產隊做顧問。
我們和生產隊的社員同吃同勞動，不過晚上還是回營房住。那個生產隊全部都是維吾爾族。早上一早出去勞動，中午就在田頭吃飯，一般都是羊肉麵條，加一些洋蔥，因為在野外做麵條比較方便。他們不吃少吃蔬菜，說那是草嘛，牲口吃的。當然水果像西瓜哈密瓜蘋果還是吃的，胡蘿卜也吃。吃完中午飯稍微休息就開始政治學習。他們都是用維吾爾語說的，我們一句也聽不懂。隊裏有一位初中畢業生，會講漢話，他很願意和我們交流，於是他就當起了我們的翻譯。他說這是在批判一個“東突”分子，他從博樂州的一家印刷廠下放下來的。社員們都在發言，批判他分裂祖國的言行。這時我們明白，為什麽在烏魯木齊街頭，沒有警察武警巡邏，卻顯得那麽寧靜和諧的原因。隻有發動人民群眾才是反對民族分裂和民族分裂分子最有效的途徑。武力不可能保證長治久安。你看，這麽偏僻地方，最基層的群眾都發動起來了，新疆能不平安嗎？
我們在大河沿一直待到秋收結束，有七八個月吧。蔬菜自己種，葷菜就得買。星期天就下鄉買雞蛋和雞，改善夥食。維吾爾農民養雞但是不怎麽吃雞和雞蛋。我們就學了一句維吾爾語：“土紅巴媽約克？（有雞蛋賣嗎？)。我們甚至到過很遠很遠漢族人從沒有到過的偏僻居民點，從來沒有出過什麽事。副指導員和副排長也不覺得會出什麽事。如果是現在，我想我們根本不敢到那麽偏僻的地方。
1972年我被分配到新疆地震部門工作，和我們一起分配來的還有新疆大學和新疆工學院畢業的不少維吾爾族學生.雖然素不相識，因為沒有了語言障礙（他們都會說漢語），大家相處得非常融洽。
地震工作需要常常跑野外，興建新的地震觀測站、地震震後考察，地震前兆異常落實等等都需要到野外去。那時我既年輕有沒有什麽家庭負擔，所以一有什麽野外任務，首當其衝。由於新疆地域遼闊交通又不方便，所以出去都是單位派車，一般都是南京產的嘎斯車。新疆真是大啊，有時跑幾百公裏都看不到人，因此吃和喝就成了大問題。所以，好不容易看到牧民的帳篷或農舍，我們就迫不及待的停下車鑽進去了。老同誌有一套辦法；先給裏麵的人遞上香煙（當地少數民族同胞當時一般很少舍得抽香煙，一般都是抽自己產的莫合煙，。好像是煙的杆子分碎的小顆粒，用紙卷起來，然後用舌頭在紙邊添一添，包成一根煙，味道很嗆人），然後用半不拉子的維吾爾族語問候，你們好嘛！這時少數民族的家庭主婦就會端上奶茶和饢，招待我們。我們也就把客氣當福氣，大吃大喝起來。多少年我們跑野外都這樣，當然到了縣或鎮有招待所或飯店的居民點，不會這麽去蹭飯。一般在路途上沒有辦法的時候才這麽做。本人幾乎跑遍了新疆南北，從來沒有遇到過少數民族同胞傷害。在烏魯木齊上街，雖然和陌生的少數民族同胞少打交道，但是也從來沒有遇到過麻煩，即便到少數民族聚居的二道橋以及南梁一帶。和單位的少數民族同事相處也恨融洽，二個民族過年都放假，互相拜年。從我到新疆到毛主席去世，整個新疆是平安無事的。我認為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
第一，充分相信依靠發動群眾，和民族分裂分子作鬥爭。依靠人民群眾是毛主席的一貫思想，在戰爭年代是這樣，在建設時期也是這樣。僅僅依靠專政機關不可有效地和民族分裂分子作鬥爭。你用這種辦法可以暫時解決一點問題，但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隻有依靠絕大多數少數民族的群眾，才能長治久安。。
第二，關心邊疆群眾的生活，要使邊疆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關於這個問題，毛主席有過明確指示。他說，不但要使新疆人民的生活水平比解放前有較大提高，而且要高於新疆邊境那一邊人民的生活水平。為落實毛主席指示，中央在不斷發展新疆工農業生產的同時，每年給新疆相當數目的財政補貼，並且逐年增加。在毛澤東時代，新疆職工的平均工資大概比內地高一半左右，早年參加工作的職工還要高一些。
第三，充分發揮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在建設新疆保衛穩定新疆中的作用。從新疆最北部的阿爾泰到最南麵的和田，總共布下了兵團的十個師，一麵生產一麵保衛邊疆穩定。以前，他們都有武裝值班連。
第四，從少數民族娃娃抓起，在少數民族群眾中廣泛進行熱愛祖國熱愛黨和反對民族分裂的教育。
第五，采取各種措施使少數民族和漢民族不斷地接近，比如維吾爾民族文字的改革。在我的印象裏，新的維吾爾文字和漢語拚音有某些相似之處，在改革開放前的一段時間，新文字似乎馬上要取代老的文字了。改革開放以後，維吾爾文字改革連同已經取得的成果都被拋棄了。
第六，培養一批懂得馬列主義徹底反對民族分裂的少數民族幹部。其中，鐵木爾.達瓦買地是他們的代表。
1976年毛主席走了，像胡耀邦等對毛主席心懷不滿又政治眼光短淺的一批人上台了，他們自以為是，認為自己很高明，比毛澤東那當然更高明。處處事事和毛主席生前的指示和部署唱反調。具體哪一年記不清了，胡耀邦和鄧穎超到新疆，胡作了一次講話，其核心意思是說，在新疆漢族壓迫少數民族----主要是維吾爾族，，幾百年了，現在好像應該改變了，還規定了一係列做法，比如以前，各地各級機關書記一般都由漢族幹部擔任，從今以後不能這樣做了，等等。並且撤銷了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改成純農場，由各州管轄（試行了幾年，情況不妙，又改了回來）。經過這麽一折騰，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戰鬥力和內在素質已經大大不如以前了。
還有，就是限製中央財政對新疆的補貼。記得好像是從1981年開始吧，中央給新疆的財政補貼不再逐年增加，固定在上一年的數字。明顯，這肯定會影響到新疆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
然後就是以落實宗教政策為名大規模修建清真寺，其新建翻建的廣泛程度，連我們單位有些有良知的少數民族同事都看不下去了，他們說用這些錢多建一些學校不是更好嗎？
從此以後，民族之間的對立就產生了。首先是震驚全國新疆和田大案。後來是維吾爾“群眾”不斷上街示威遊行，什麽反對在新疆進行核試驗，反對計劃生育。後來發展到，在新疆人代會上，中央建議提名的少數民族藉自治區副主席遭到了維吾爾族人大代表的公開反對，在人代會上選不上。我們老百姓上街也遇到各種挑釁，後來甚至發展到公開叫囂，讓漢族豬滾回去。“新疆是我們的嘛，你們滾回內地去”。再後來就有爆炸等惡性案件發生了。把老新疆王恩茂調回來也沒有什麽顯著效果。過去新疆穩定，不是王恩茂有什麽天大本事，隻不過他認真貫徹落實了毛主席的一係列方針政策和解決民族問題的靈活巧妙的技巧。在新疆這麽多年，深深地懂得，要很好解決民族問題，保持民族團結，方針政策固然重要，技巧尤為重要。
毛主席走了沒有幾年，好端端的新疆就變成了充滿仇恨的是非之地。
我和妻子商量，新疆是堅決不能再待下去了，無論怎麽困難都得想辦法調回去。1988年，我們終於離開了本來是美麗和諧後來變成充滿仇恨的是非之地。和我們一樣逃回來的很多很多，我們一起分配到新疆在一個農場鍛煉的同學，多數回來了。單位裏走了一批。我們回來後，新疆的民族分裂活動就愈演愈烈了。
附：鄧力群回憶錄：為什麽胡耀邦被稱為胡亂邦？
(1)胡耀邦闖了一個亂子
1980年12月，胡耀邦、萬裏到西藏，闖了一個亂子。當時他們了解到中央補貼給西藏的錢每年5、6億元，80％用於在西藏的漢族幹部，包括在西藏進行工業交通等各種事業建設的漢族職工。這本來是很自然的，要搞工廠、修路隻能用這個錢啊，從事工廠生產和修路建設的漢族工人工資也隻能用這個錢啊，但胡卻錯誤地作出結論：中央一年給的5、6億元錢，80％用在西藏的漢族幹部。為了使中央的補助真正用於藏族人，要把80％的漢人從西藏撤出來。另外，本來陰法唐在那裏工作得很好、很深入，工作中或許會有點“左”的東西。胡就抓住這點進行批判，同時，陰法唐在搞土改時從農奴中培養起來、提拔起來的藏族積極分子和幹部也一起挨批，使得這些積極分子抬不起頭來。
後來趙紫陽派伍精華去西藏，伍是彝族人，出身很好，但接受了胡、趙的影響，去了西藏後，專走上層路線，和廣大的藏族幹部都不沾邊，影響很不好。直至胡錦濤去了之後，原藏族積極分子受壓的狀況才得到糾正。
(2)“紀要”與“電報”
當時在全國影響最大的是80％的漢族幹部要從西藏撤出。這個消息一傳到新疆、內蒙......跟著就發生了類似問題。特別是新疆，那時的書記是汪鋒。1980年時，搞防蘇備戰，汪對戰爭形勢估計得很嚴重，驚慌失措。在伊犁邊界，要很多漢族幹部往東撤，縣級以上幹部都要回內地。有些漢族幹部樂得回去，而少數民族幹部中有民族主義思想的則乘機鼓噪要擠走漢族幹部，成為一種風潮，而江鋒同誌又隻是依靠少數幾個人，既得罪了漢族幹部，又得罪了少數民族幹部，在新疆鬧得不可開交。到了1980年，新疆的區黨委擴大會議都開不下去了。
沒辦法了，胡耀邦就把他們找到北京開會，搞了個紀要。其傾向是壓漢族幹部、抬民族幹部。這個紀要一傳達，雙方的矛盾更加激化，會也開不下去了，他們來電報向中央請示怎麽辦。不知趙和胡是否商量過，趙找到我說：新疆問題，搞得這麽僵，他們來了個報告，要中央給他們回電。於是，趙叫我起草了一個複電。這裏比較公道地講了一下漢族幹部、解放軍所起的作用，還講到新疆黨組織成立以後漢族幹部所起的作用，強調民族幹部和漢族幹部要互相尊重、互相團結。這個電報到了那裏，反應各異，民族幹部比較冷淡。這樣就形成所謂民族幹部要“紀要”，漢族幹部要“電報”。問題解決不了，後來要我負責起草一個新疆問題的決定。當時用了比較多的時間來搞這個東西，但後來因文件太長，實際上沒用上。
到了這個時候，胡耀邦感覺到在民族問題上出了毛病，要收拾這個局麵，於是提出“兩個離不開”。在醞釀過程中，我聽說(沒看到文字)，原來的紀要上他講過在新疆問題上，黨中央隻要三個權：國防權、外交權、內政否決權。即除了國防、外交歸中央管外，新疆自治區範圍裏的內政都由你們決定。決定了以後，中央隻有這一點權，即看到有哪些不妥當，可行使否決權，其他事情都由你們決定。我就問胡，在民族地區怎麽能夠做出這樣的決定呢？除了三個權，其他都由民族自治區自己管，這怎麽行呢？他和我說，這不是他說的，這話是萬裏說的。
這件事情後遺症太大了，很長時間都沒有安定。後來新疆又出了一件事：我們要提鐵木耳，新疆要提司馬義；中央采取了一個措施，即把司馬義調到民委當主任，當時烏魯木齊有一、兩千人(民族人員)上街擁護司馬義。在這種情況下，王震出了個主意：汪鋒不能再呆下去了，要調出，把王恩茂調回去，又調穀景生去當區黨委第二書記。從此之後，新疆的局勢才逐步穩定下來。
(3)胡耀邦的兩個問題
在處理民族問題上，我看胡耀邦有兩個問題，一是對帝國主義要分裂中國這樣的大問題，他沒有警惕：對百多年的曆史，即英國、印度總是想把西藏搞過去，英國、美國、過去的沙俄及蘇聯要把新疆搞走，他可能沒有這方麵的曆史知識，即便有，在他的思想上並不重視，或者說完全忽視這種大問題。在民族地區，反對民族分裂是頭等、特等的大事。一切內政都與此有關。你對帝國主義分裂中國的事情不提高警惕，人家卻天天在打我們的主意，多危險啊！另一個問題是，對民族地區的民族分裂主義危險沒有認識。
《一個民族工作部門工作人員眼裏的回民》
首先，我是一個漢族，另外，還有一個身份，就是我是一個在民族工作部門工作的漢族，嗬，這就知道兩個身份可能讓我的話具有一點特別的意義吧。
我一直以來是一個民族主義者，當然不是大漢族主義者，而是中華民族主義者，所以，我對漢族之外的少數民族沒有任何的成見，在來這個民族工作部門之前，我幾乎沒有什麽這種國內的民族意識，隻是知道信仰伊斯蘭教的回族和維族不吃豬肉，當然，進了民族工作部門以後，就知道了還有其它八個民族是信仰伊斯蘭教的。但是，進入民族工作部門以後，坦率的說，我的民族意識被增強了，就是漢族意識被增強了，這也是我今天要說的很重要的意思之一。
在社會和學校裏的時候，我沒有民族意識，因為不管是我接觸的漢族，還是回族，大家都一樣的相處，隻是和回族相處的時候，要特別小心不提到豬啊，豬肉之類的，其它的都一樣。而進了民族工作部門(我是東部的，主要的少數民族就是回族)之後，聽到了“我們回族”這個詞，一些同事，包括回族的領導，都會用到這詞，當然更多時候是“我們回回”，這樣，我就逐漸意識到還有一個“我們漢族”，而我是其中的一分子。
民族工作部門其實平時事並不多，我自己概括，主要是兩件，一是要錢，向政府要少數民族扶持專項資金。二是處理突發事件，就是當回族群眾和政府或者漢族群眾發生群體衝突的時候，去協調處理。
先說要錢，每年都給一些，這些錢，主要都被用來支持農村的回族村了，修路，打井，貼息貸款啊。當然，我也知道，這些錢雖然明著是撥到村裏搞建設了，但一樣也有很多是被村幹部們吃喝揩油了，但是，即使是這樣，至少也是省了群眾的錢。有一次，跟領導下鄉，坐在飛馳的車上，看到掠過的漢族村莊，心裏突然就有點發酸，這些村莊很多都比回族村窮的多，可是我們的材料上卻在永遠寫著回族村經濟發展落後，需要特別的幫助。我當時是想到自己的家鄉，一個更加貧窮的漢族村莊，如果也能得到一年十幾萬的額外幫助該有多好啊。
再一個是突發事件。這些所謂的突發事件，其實99%都是普通的民事糾紛，或者政府和群眾的矛盾，隻是因為一方是回族，就成了民族事件，就需要我們出麵。而我自己在機關裏的幾年的感受是，我們出麵，基本上不是使問題更簡單，而是更複雜，因為如此一來，一件普通的民刑事案件或者官民矛盾，就被套上了民族問題的外衣。
由於，近幾年因為這類所謂突發事件的關係，而使回族群眾的社會形象受到很大破壞，我很想多說幾句。這些事，基本上可以分為下麵幾類，
一是普通糾紛，由於我們的出麵，常常導致有利於回族的解決方案，公安司法部門一般是采取勸說乃至威脅方式，迫使漢族一方作出讓步。這種情況經常發生的結果是，使一部分回族群眾感覺隻要打出自己的回族身份，就可以在矛盾糾紛中得到利益，在客觀上使一些本來很小的事，最後嚴重化。並且這種錯誤的感覺也在回族群眾中漫延。
二是涉及回族的經濟、治安、民事違法行為，乃至刑事犯罪案件。一般我們部門到場後第一位的是說情，保人，這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現在的地方政府中，乃至公檢法部門中，不知道為什麽流傳一種風氣，就是對凡是涉及回族的案件，都避之唯恐不及，處理起來非常軟，甚至幹脆往民族部門身上推。致使相當一部分回族的違法犯罪之徒逍遙法外。在這件事情上，我發現，從民族工作部門，到回族群眾，普通的回族上層人士，都經曆了一非常有意思的變化。就是從以“沒人敢惹”為榮，到因為這個所謂“沒人敢惹”的名聲而頭痛，甚至痛心疾首。因為，這些逍遙法外的犯罪分子，危害的其實不僅僅是社會，同事，其中的許多人，也是回族村的麻煩製造者，傷害的不僅僅是漢族，也有回族。前些年的時候，回族群眾很容易被這些人所迷惑，一有了事，就說漢族欺負咱們回回了，政府欺負咱們回回了，處理不公正了，大家都跟著鬧，而鬧了幾年以後，大家發現，鬧的好處都被這些人沾了去，而大家夥卻還是老樣子，甚至可以說，回族村的貧富分化，要嚴重於周圍的漢族村。更重要的是，大家越來越跟著這些人倒楣，社會上都認為回族惹不起，普通人不敢和回族做生意，銀行不也貸款給回族，因為有膽貸，沒膽要，甚至執法人員都進不去回族村。現在的情況是，我每次跟領導下鄉，都能聽到幹部群眾呼籲政府嚴厲打擊害群之馬的呼聲。有一次，和一位回族的副區長下鄉，和大家座談，就有人當場質問副區長，對那些害群之馬你們政府為什麽不管？為什麽不抓？一些回族幹部談起來，也頗為頭痛，當然他們有自己的苦衷，前些年的時候，他們嚇唬執法部門，嚇唬領導，現在人家正好有了借口，就是不管，什麽事都推民族工作部門，現在自己卻又要去向領導呼籲打擊害群之馬。有一個身份很高的老回族在會議上甚至講了那個非常著名的被母親溺愛而導致被判死刑的兒子，臨死前咬掉母親乳頭的故事，足以說明他對這種現象的痛心疾首。
而現在的情況已經是越來越複雜，因為這些回族的害群之馬已經和政府和執法部門裏的害群之馬勾結起來了，這是我周圍的很多回族領導分析後的結論，就是民族因素，正在成為一些政府部門和執法部門不作為、徇私舞弊、包庇縱容小部分回族違法犯罪分子的擋箭牌。
但是，追根究底，是前些年回族幹部和群眾的短視害了自己，我是這樣認為的，要糾正這個錯誤，也隻有靠他們自己同樣長時間，甚至更長時間的反複呼籲和澄清。
再講一個故事吧，它給我的印象非常之深，可能要記一輩子。嗬嗬，不過，講了這個故事，可能就要被同去的那個同事認出我來了，當然，也無所謂。
時間大概在2003年，我和一位回族同事為了寫一篇稿子自己跑到村裏去調研。當時我們坐公交車去的，走著進村。由於對於情況不熟悉，就象街邊一戶人家(那個男的一看應該是所謂場麵上的人)打聽村主任家，開始我問的，沒想到他竟然連理也不理我(自信在禮貌上沒有任何問題)，後來那個同事就對他說了一句什麽，他立刻問：“你也是回回？”，我同事立刻說自己是別一個縣哪個村的，那人馬上熱情起來，不僅詳細的指了路還自告奮勇騎車去找，又讓我們進屋喝茶。這件事，對我刺激挺大的，一方麵是覺得自己竟然如此的被排斥，其實我不需要他幫我找，也不需要進去喝茶，隻需要指一下路，但是作為一個非回回，連這樣基本的對待也受不到，而一聽說是回回就立刻見了自己親人一樣。天下回回是一家，此言不虛也，但天下回回是一家，也不必把非回回視若無物吧？另一方麵是為他這樣的處事方式感到擔憂，我始終認為排斥別人，也就是排斥自己，封閉別人，也是封閉自己。天下回回是一家，可是普天下的回回才有幾人？而普天下非回回又有多少？
另一個故事是一位同事給我講的。時間應該大約在七八年以前吧，至今他講到這事時還是比較氣憤，我在這裏講，隻是覺得比較有代表性吧。他是漢族，一次跟著一位回族的老領導出差，一路上當然都是吃清真飯。但是，這位老兄是個大胖子，而且是不能一頓無肉的那種(當然是豬肉)，因此，也算是饞了一路。後來，好不容易住到一個酒店，早餐是自助式的，沒有特別的清真廳，大家在一起吃，他以後得到了一個機會，就自己偷偷跑到另一個桌子上，吃起豬肉來了。結果被那位老領導看到，訓了一頓，說是你跟著大家出來，怎麽能吃大肉呢。我同事後來說，為什麽他隻知道讓我尊重他不吃豬肉的習慣，而不知道尊重我吃豬肉的習慣呢？況且我已經刻意躲開了。
囉囉嗦嗦說這麽多，其實是一個意思，一個是所謂民族意識，其實在一定程度上是被強調出來的，大家生下來有什麽民族意識？政府部門的一些不當的作為，客觀上反倒使這種意識被不恰當的強化了。但是不管怎麽強化，平等意識永遠都是不能被忽略的。法律麵前要平等，否則隻會是始害人，終害已。對人要平等，無論是回族還是漢族，乃至其它民族，都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生活在這個社會中，出了小圈子，都是人生地疏，需要大家的熱情幫助。風俗習慣也要平等，隻有相互的尊重才是真正的，可持久的尊重。
其實，實事求是的說，每個民族都差不多，可以套用一句俗話，純粹的好人和壞人都不多，普通人最多。
回族中有害群之馬，漢族裏的害群之馬就少嗎？回漢裏麵的好人壞人比例，我想是不會差太多的。
但是，大家不妨想想，為什麽單獨是回族近年來的社會形象在惡化呢？我說這話，可能又要招來一些回族兄弟的惡罵了，嗬嗬，無所謂了，我隻是希望大家能冷靜的想一想，畢竟這至少在部分上是事實。
根本原因其實就是我在主貼裏說的原因。
從民族特性說，回族比較抱團，而一旦抱起團來，往往就是漢族裏的所謂哥們義氣差不多了，隻問民族不問是非，隻問親疏不顧公理。這是所謂“回族惹不起”的肇因，當然後來又被政府的錯誤政策所誤導和縱容，以致今天這個狀況。
我們這裏，曾經有兩件在回族村裏比較集中發生的違法現象，從這個現象裏大家可以看到這種惡果。
一種是造假煙。我自己想，最初肯定和地方政府的包庇有關係，為了發展地方經濟，對一些回族村的造假行為睜眼閉眼，到後來，威脅到整個市的財政了，急了，想抓的時候，就來不及了，有一段時間公安根本進不了村了。最後，就是采取非常嚴厲的措施。有次我到一個當時造假非常嚴重的民族村去，村裏一個幹部就非常痛心的提起這件事，當時，很多家庭都沒有了男人，被抓起來，或者被判了死刑，有一個家裏，兄弟四個，結果他們的父親和兄弟四個都被抓了起來，有的判了死刑，最輕的也判了十幾年，家裏剩下一堆寡婦或者活寡婦，非常可憐。
另一個是運輸車輛闖卡逃費。有一段時間，回族車上掛“杜哇”的，過橋，上高速，都不交費，收費員也不敢管，公安也不管，最後，從本市一直向外市漫延，從貨運車向客運車漫延，最後是，從回族車，向漢族車漫延。最後發展到，一些漢族車主專門雇回族壓車，就是也不讓他們幹什麽活，隻要在車被警察攔住的時候，下車對警察說一句“我是回族”就可以了。據說，一張本地伊協印的杜哇，在黑市被炒到一萬元一個，就是為了掛在車上，闖崗逃費的。
嗬嗬，關於闖崗逃費這件事，在執法部門裏還流傳著一個笑話。說是有一天，一個在收費站的警察喝多了酒，看到一輛車逃費，立刻衝上去攔，那車上司機下車說“我是回族”，那警察立刻罵到“去你媽的，一看你就是個假回族，我從來就沒攔住過回族的車”。
當然，由於這件是最近發生的，民族工作部門吸取了一些教訓，在治理過程中，沒有發生類似假煙治理那樣的悲劇。從這件事上我就想，到底是誰第一個闖崗的？又到底是誰第一批闖崗的那些人？如果第一批人闖崗就被執法部門堅決製止，還會有後來的大麵積漫延嗎？還會有那樣的傷害回族形象的笑話廣為流傳嗎？
《怎麽樣才能治理好新疆？》
總體而言，新疆社會最為安定、民族矛盾最為緩和的時期應該是毛澤東時代，幾乎所有生活在新疆的國民都有同感。八十年代以前，恐怖主義基本翻不起什麽大浪，而且那裏曾作為我國戰略縱深的大後方進行過重點建設，如我們著名原子彈研發基地馬蘭基地就是在南疆。後來個別中央領導對民族分裂勢力沒有意識到嚴重性，政策比較寬鬆，甚至是綏靖縱容，結果慢慢就演變到90年代以後的恐怖活動。
認真反思一下，我們不難發現，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實際上是“東突”勢力惡性膨脹的二十年。這既與外部的國際環境有關，又與國內的政策有關。坦率地說，過去我們政府治理新疆的一係列方針政策，有很多地方確實值得商榷，尤其是八十年代以後的政策。今天，“東突”分裂主義勢力越演越烈就是最好的證明。客觀上講，正是這些方針政策，加劇了民族矛盾，慫恿了疆獨問題的蔓延和發展。
尤其在胡耀邦同誌執政時期，曾製定了一個對中華民族貽害無窮的“新疆六條”（當然，如果把所有責任都推到“新疆六條”和胡耀邦同誌身上，也有失偏頗。因為我們的執政方式是集體領導，再加上當時的政治現實，不可能是他一個人說了算，但畢竟他是始作俑者）。大致內容是：充分自治；修養生息；支援大量經費，促進農牧業生產用於新疆各族人民的迫切需要；恢複新疆文化教育科學事業；進疆幹部分批分期調回內地等（同樣的政策也用於西藏）。
一時間，中共新疆自治區黨委在全區範圍內大規模調整各級領導班子，增加少數民族幹部比例，漢族幹部可以提前退休，也可以協助調回內地。結果是新疆的政局越來越不穩定、民族矛盾愈來愈深，中央在新疆的一係列政策既得不到包括維吾爾在內的穆斯林民眾的支持，也得不到占新疆不到40％人口的漢族民眾的擁護，很多政策實際損害了全體新疆民眾的共同利益。胡耀幫等同誌大概以為隻要政策對新疆傾斜，經濟發展了，少數民族就會自然而然地心向中央，自然而然地維護國家統一。其實，這完全是一廂情願。事實上，很多維族人根本就不把中國當成自己的國家。有個西方記者講述了這樣一件事：一個負責保管國旗的維族小學生，每天都要在收回的國旗上踩一腳！大家想想，要怎樣的教育和仇恨才能導致這種舉動？
分析“新疆六條”的失誤，主要產生了3個方麵的惡果：
1.動搖了中央在新疆的政權基礎。
“新疆六條”中有幾條是直接傷害漢族利益和中央政令權威的，如60%政策——招工，參軍和上大學新疆人要占60%，領導幹部中，一把手必須是維族。這幾條，把新疆的漢人置於事實上的二等公民地位。而即使這種政策也未能增加維族人對漢族的好感，尤其90年代後，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政府機構的精簡，國有企業陷入困境，這種60%的政策正在製造一個個包袱。如，下崗包袱。下崗的人很多是維吾爾人，因為工作人員中它們的比例本來就大，素質又相對偏低；甚至連考大學的60%政策，也隨著大學生就業需麵向市場，開始變成了一個包袱，而且是一個危險的包袱。他們掌握了一定的知識，卻又因為找不到工作而對社會不滿。曆史上，任何一次動亂任何一個組織的成功，單靠一群文盲是無法成事的，都需要大量知識分子參與。而現在的新疆各大學，客觀上正在製造著這樣的知識分子。而要求各級領導幹部“一把手”必須是維族人的規定，則直接導致了中央在新疆政權基礎的動搖。胡耀邦執政時曾講過：少數民族地區應該由該民族自行管理，要下放權力，新疆軍區、北疆軍區、南疆軍區和各地軍分區的“一把手”都換成維族人，各地、州、市的領導班子也要向民族同誌靠攏。所有這些言論和據此形成的政策，都無形中加劇了民族矛盾（即使“一把手”的政策在某些地方沒有落到實處，但其造成的危害性也是顯而易見的。落到實處的地方，漢族幹部不滿意；沒落到實處的地方，維族同胞有意見），也從客觀上助長了“東突”勢力的囂張氣焰。曆史上新疆有很多維族高官參與過“東突”的活動，或明或暗地支持“東突”。在平暴的很多時候，開槍的命令必須要征得維族“一把手”的同意才能下達，結果無辜犧牲了很多戰士。在巴仁鄉平暴時，一位戰士因為遲遲沒接到開槍的命令，手持著壓滿子彈的衝鋒槍卻被暴徒活活砍殺，死不瞑目。實際上，很多時候維族領導總是有意無意地偏袒維族，使漢族的生存環境大大惡化，使中央的政令權威大大降低。
2.損害了新疆漢民族的基本生存權利。
按照新疆一些警察的說法，目前法律事實上對維族基本失效，如果真正嚴格按法律辦事的話，一半以上的維族青年都要進監獄。話雖然有點過分，但卻反映了新疆治安的無奈。如果說60%的政策隻是損害了經濟利益的話，那麽，這種治安狀況的惡化，損害的卻是基本生存權利，如果聽之任之，必然會引發大規模的種族仇殺和人口異常流動——新疆漢人向內地的流動！據來自新疆的漢族群眾反映，目前在新疆，漢族百姓基本命不如草。1993年在新疆喀什市發生了一件血案，一漢族女大學生因保護妹妹免受一維族流氓侵害，結果被當場刺死。最後，雖然凶犯被抓捕審判了，但卻是按酒後過失傷人判兩年徒刑完事。還是在新疆的喀什市，兩名漢族婦女隻因為嫌一個維族肉販的羊肉質量不好，就遭到那個維族人的瘋狂追殺，路邊五六個無辜的漢族人也被砍倒在血泊之中。有人想打電話報警，可是巴紮內看守公用電話的維族人就是不讓打，報案人直到跑出巴紮才找到電話報警。110接警後趕到現場，一個剛剛工作一年半的漢族警察上前製止時，被其一刀捅入心髒，當場犧牲；另一名警察也被刺傷，其後又有兩三人被刺傷。如果按110出警條例，警察遇到這種情況，本應立即執法，可是在新疆，對待穆斯林，警察卻沒有這個權力！法律在執法者身上都如此不平等，何況普通漢族百姓！在“法律麵前人人平等”的今天，新疆的漢族同胞卻在法律麵前低人一等地生活著。
3.縱容了分裂文化的複興。
每個民族的文化基因，都有其狹隘、自我的一麵，中華民族有56個成員，如果個個都無視國家民族大義，過分強調特殊性、強調自我發展，那麽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民族永遠也不會成為真正和諧的大家庭。因此，必須站在中華民族的大局上，理性客觀地對待每一個民族的文化發展。胡耀邦等同誌最大的失誤，就是讓一部分有損於民族團結的維族文化放縱發展。
1980年，在中共十屆三中全會決定重新開放少數民族地區的寺院、重印伊斯蘭教《古蘭經》之後，新疆、寧夏、青海等省，紛紛重開過去被封閉的寺院和經堂，重修毀壞的寺廟和宗教遺跡。農村和城鎮中的經文學校，如雨後春筍，幾乎遍布各個城鄉，成千上萬的學齡兒童進入經文學校，學習念經和老文字。不少維吾爾族和回族家長索性讓孩子不再去上漢文學校，或是政府辦的少數民族語言學校，而隻到經堂去誦習伊斯蘭教經文。一時經文學校人滿為患，而公立學校卻學生不足。
從這一點來看，當時的中央領導人拍拍腦袋就想當然地以為，宗教在偉大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麵前不堪一擊，結果卻是恰恰相反，在經過三十年的無神論宣傳和意識形態灌輸後，宗教對少數民族仍有如此巨大的號召力。更讓人扼腕的是，1982年9月13日，以自治區立法的形式，宣布全麵恢複使用維吾爾族和哈薩克族老文字，並使老文字與漢語並列，成為新疆自治區的官方語言文字，從而斷送了毛澤東時代開始的文字改革——融合新疆的最重要的一環！
維吾爾族的文字改革，始於1971年。經過一段時間試行，由中央和自治區強行規定，廢止使用維吾爾族老文字，而在全自治區境內使用羅馬字母改編的新文字，由小學到初中的教材，也一律改用新文字印刷。這種強迫推行的文字改革，使得維吾爾族文化和宗教傳統麵臨後繼無人的局麵——在公立學校教育出來的年輕一代，不識維吾爾老文字，不能閱讀老文字的曆史文獻，而諳熟老文字的上一代，大都又不熟悉新文字，結果當然是文化斷層現象日益嚴重，漢化越來越普遍。而維吾爾族老文字，是載負本民族文化和宗教傳統最主要的工具，它也是使維吾爾族與其它信奉伊斯蘭教的少數民族區別開來的特征之一。如果這種政策持續下去，今天的新疆，也許會好辦得多。畢竟，當年的中國在封閉中發展，可以不考慮國際的壓力，而今天的我們，卻經常不得不在國際壓力麵前退卻，
這種文字改革的事情，雖然還可以繼續以別的形式開展，但卻已經不太容易。胡耀邦等人，靠著“拍腦門”，天真地以為恢複維吾爾族的老文字，就能向維族同胞示好，結果搬起石頭砸了國家和中華民族的腳，更貽害給後來的繼任者。就因為此事，一些新疆和西藏的幹部稱呼胡耀邦。而維吾爾人對這些政策也絲毫不領情：“中共在新疆對維吾爾人的高考教育實行‘照顧製’，實際是變相地剝奪了維吾爾人生存和受教育的權利，想想看，維吾爾人從小學到高中受的是維吾爾教育，上大學學一年的預科漢語，其後再上四年的漢語專業課程，能學到什麽。”其意很明顯，從小受到維吾爾教育，結果不會說漢語，知識水平上不去，畢業找不到工作，原來都是中國共產黨的錯。當然，造成“東突”組織日益做大、民族矛盾日益突出，除了民族政策的失誤外，還有其它方麵的原因。比如，狂熱的維族沙文主義、部分政府官員的腐敗等，但失誤的民族政策確實難辭其咎。
如果說狂熱的維族沙文主義是恐怖產生的根源，官員的腐敗是恐怖發生的導火索，那麽失誤的民族政策就是恐怖裂變的催化劑。
王震，人稱“王胡子”，中國人民解放軍上將，率部解放新疆，後來主動向中央請命，將部下10萬人集體轉業，成立農墾兵團，亦兵亦工亦農，戍邊西北，功不可沒。
其實，在王震之前還有一個“新疆王”，就是解放前新疆省督軍盛世才。其在新疆當政時期，如果有一個漢族人莫名奇妙地死在維族聚居區，那麽方圓5公裏之內的維族人不管男女老幼都要牽連其中，後果往往是全部人沒有一個能活著看到第二天的太陽。這種情況雖然是曆史原因造成的，但其時，新疆民族勢力確實不敢興風作浪。與盛世才比起來，王震雖然也強調鐵腕治疆，但針對的卻隻是少數恐怖分子。
1.鐵血反恐。
對待新疆建設和普通維族群眾，王震將軍是滿腔熱忱；但在對待民族分裂分子，尤其是恐怖骨幹方麵，卻是毫不姑息。
當時南疆一些維族貴族不滿特權被取消，和一些地痞、教士屢屢發起騷亂。對此等屢教不改的頑固分裂分子，包括敢於包庇者，王震是絕對的鐵血政策，其態度之強硬、下手之無情，令今天的維族分裂勢力談起也膽顫心驚。
在王震將軍經營新疆期間，什麽“東突”、“西突”，統統沒“突”。看來，不用霹靂手段難顯菩薩心腸，隻有給那些鬧事分子以恐怖，才能消滅恐怖。所以對待有分裂傾向的少數民族地區，一定要學學王胡子，該出手時就出手，而且絕不手軟，才能維護穩定，以最小的代價換取最大的收益。比如諸葛亮討伐南蠻，七擒孟獲，才鎮住了那裏的反叛。首先是七擒，沒有七擒，誰理你？一味地懷柔，隻能是綏靖，到最後害了國家也害了自己。在國家利益麵前，強權就是真理。
有人認為王胡子治疆太過“鐵血”。這真是好了傷疤忘了痛，想想當年那些被維族分裂分子砍頭、挖眼、剖心、點天燈的漢族同胞和解放軍戰士，我們為什麽不“鐵血”？
2.創建新疆建設兵團。
王震將軍沿襲左宗棠治理新疆的“屯兵戍邊”的政策，主動向中央請纓，將十萬大軍就地轉業，組建新疆建設兵團。
這個平時為民，戰時為兵的機構為新疆的統一和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可謂“呼之即來，逢戰必勝”，養百萬大軍而不費一粒糧餉。平時，建設兵團基本以連隊為單位分駐在最邊遠地方，地理形勢就是將其它民族處在建設兵團的包圍之中，一旦發生叛亂，建設兵團隻要封鎖道路就能關門打狗。
伊犁叛亂那次，叛亂分子滿街殺漢人，提出“殺漢滅回”的口號，並焚燒人民幣。庫爾勒建設兵團、博樂建設兵團、伊犁建設兵團馬上派人發放武器，包圍了叛亂的維族分子。當年建設兵團少壯派強烈要求殺光被包圍的維族叛亂人員，保證伊犁不再叛亂，被中央硬壓下去，但是中央折中同意如果戒嚴後任何三個維族成年男人一起上街就殺掉。最後抓了20多名頭目，宣判槍斃，維族人要劫法場，在出發前作了道場，意思是再死就可以升天了。但是真正到法場，看到武警毫不猶豫地放倒前麵幾個領頭的，動了真格，其它人一下都作鳥獸散了。可以說，新疆建設兵團的創建和長期屯田駐墾，就像一張網，牢牢地將新疆網在了中華民族的懷抱裏。
3.嚴格落實民族政策。
王震將軍既有鐵腕，也有柔腸。
其率領大軍入疆時，對維護國家統一、擁護新政府的維族群眾真正做到了秋毫無犯，並廢除買賣農奴現象，無償給維族人民開墾土地，取消多妻製等陋習。即使對待民族分裂思想和分裂分子，剛開始時也是先以教育為主，以嚴懲首惡為主，隻有對那些經說服教育無效的頑固分子，才實施高壓政策。
在他的建議下，中國人民解放軍序列裏還有了第一支成建製的維族軍隊。眾所周知的原因，他們的夥食標準比我們一般軍隊都要高。這些真心維護廣大維族同胞利益的切實舉措當年都獲得了新疆絕大多數人民的擁護。
而由王震將軍一手創建的生產建設兵團，更是數十年如一日致力發展當地經濟：開荒造田，興修水利，在戈壁高原上建起了一座座新興城市（如石河子，奎屯等），同時從內地經濟發達的省市引入技術人才……正是王震等老一輩人的辛勤工作和勞動，才使新疆的經濟突飛猛進，特別是幾個工業城市如烏魯木齊、石河子等與內地城市發展相比基本沒有差別。
從這些事實中我們不難看出，王震將軍作為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始終在團結我們的維族同胞，始終在努力發展新疆地方經濟建設。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王震是真正有膽有識的英雄，正是他堅決打擊分裂主義勢力的鐵血政策，才確保了新疆幾十年的太平；正是他成立新疆建設兵團的創舉，才促進了新疆全麵建設的長期穩定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講，無論曆史怎樣發展變化，王震將軍平疆治疆的偉大意義都將給中華民族帶來無窮的惠澤。
當前，新疆問題正在慢慢地成為中國政府麵臨的最大的問題之一，隨著阿富汗戰爭結束，美軍進入中亞，這一問題的嚴峻性日益凸顯。美國正在以慣用的挑動民族問題的手法（科索沃模式）幹涉中國內政，有確切情報顯示，美國中情局已經直接插手中國西藏和新疆分裂問題。新疆幅員遼闊，資源豐富，一旦失去，後果不堪設想。新疆自治區黨委書記入選中央政治局，正反映了中國政府對新疆的擔憂和重視。牢固地掌握新疆，開發新疆是我們的目標，為此，中央政府必須有一套中長期和短期的計劃。從長遠來看，最終目標是讓維族人民徹底融入中華民族大家庭，兄弟並肩共創國家的繁榮與發展。這當然有很多工作要做，需要一個長期過程。但當前，我們應急需做好以下幾個方麵的工作：
（一）鐵血打擊，堅決粉碎“東突”和其它民族分裂行徑
（二）多管齊下，徹底鏟除恐怖分子產生的根源
1.要打響一場揭批“東突”恐怖罪行的輿論持久戰。要在國際國內打響一場輿論持久戰，用翔實的鐵證，通過新聞發布會、記者招待會、記錄片、圖片展覽等形式，以及各種外交途徑向全世界深入揭露“東突”的恐怖嘴臉和犯下的種種反人類罪行。同時，在國內、尤其是新疆各民族中開展長期的輿論揭批教育工作，一刻也不放鬆地揭露“東突”妄圖分裂國家、分裂中華民族的陰謀，揭批其對內地人民群眾犯下的滔天罪行。這場輿論戰是戰略性的，必須長期堅持下去。
2.要徹底切斷恐怖主義組織的資金來源。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的資金來源，一經查實有支恐行為，要毫不猶豫地予以收繳或凍結、製裁，對有條件抓捕的國內支恐分子，要堅決實施打擊。
3.要在國際上積極防堵。事實上，如果沒有國際勢力的支持，“東突”恐怖主義組織永遠無法成氣候。這一點，“東突”自己也認識得很清楚，他們背後所依靠的是“泛伊斯蘭主義”勢力和“泛突厥主義”勢力。日前俄羅斯在格魯吉亞深陷泥潭，對中國而言是既喜既憂。喜的是俄羅斯陷得越深，那它再次成為中國的威脅的時間就越晚，而且，格魯吉亞問題的久拖不決為中國收回外蒙及北方的國土提供了一線希望；但憂的是南奧賽梯獨立運動恐怕在中亞會引發骨牌效應，那時候，中亞的這些世俗政權還能不能保得住真是難說。而且中國還有台灣問題、西藏問題、新疆問題，一旦發生連鎖反應後果將不堪設想。但目前，中國在國際上還有很多牌可以打，比如，對土耳其有旅遊經濟牌、庫爾德人牌可打；在中東，可以有伊朗和沙特導彈牌可以打；在中亞，最近成立的上海合作組織更是對付分裂主義者的利器……當然，如果眼光僅局限於“東突”恐怖主義分子，那無疑太膚淺了點，最終剔除美國在中亞的武力存在才是真正的目標。
4.要維護普通話在新疆的重要地位。這其實並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情，新疆經濟的發展，和內地交流的增多，會自然而然地增強普通話的重要地位。畢竟，普通話占據著主導的經濟地位。在維族中要從小推行普通話、維語雙語教育，政府公務員應該使用普通話，懂一定程度的維語（或者把學好漢語作為一個提職的獎勵條件）。內地的企業和各種基金也應該做出自己的貢獻，如向維族的學生提供普通話獎學金等。當然，這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得到的，但長其堅持下去意義重大。同時，要潛移默化地、甚至雷厲風行地消除不利於民族團結的部分狹隘維族沙文主義文化的影響。
5.製定民族政策不要以犧牲漢族的利益為代價。如前所述，犧牲漢族利益的政策不可能真正維護民族團結。尤其是“三個60%”政策和要求政府“一把手”必須是維族的規定，更是在新疆各民族群眾中引發了極大的不滿。而正是這一係列的“拍腦門”政策，動搖了大量漢族群眾紮根新疆的決心，形成八十年代回歸內地的風潮。因為他們認為，自己不但和內地民眾相比是中國的二等公民，而且和新疆穆斯林相比又是新疆的二等公民！盡管中央和地方政府一再出台“原則上新疆的畢業生一律回新疆”、“南疆三地州大學畢業生一律回去，不得留在烏魯木齊”、“發達地區不得從新疆招聘人員”等一係列不得人心的違背人權的政策，但新疆的社會動蕩一天比一天嚴重。從“孔雀東南飛”到“麻雀東南飛”，政府真應該對以往的民族政策進行認真反思和檢討。否則，即便借世界反恐的東風，將新疆問題暫時壓製，但隻要這種政策不改，問題終歸難以根治！
6.要依法治疆。要切實推行法律的執行，堅決落實“法律麵前人人平等”，從法律上改善新疆漢人的生存環境，改變漢族事實上的二等公民待遇，以安定新疆漢族的人心。
7.要加強新疆地區的軍事力量。要加強新疆的正規軍力量，增強蘭州軍區的實力。這些正規軍，當然不單單是對付疆獨，而是為了對付在中亞的美軍和南邊的印度。除正規軍事力量外，民兵組織也是軍事力量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新疆建設兵團自然不必說，另外，在城市中，如烏魯木齊，也應該加強民兵力量建設。一個可行的方案就是以街道為骨幹網絡，依托企業為力量單元，建立有效的訓練和武裝機製。一旦事變發生，召之即來，來之即戰。
8.要依靠回族、蒙古族、哈薩克族扼製維吾爾族的分裂勢力。如果分析一下新疆各地區人口結構的比例，我們不難發現，建國後新疆行政區的劃分正是這一原則的體現。如巴音郭楞州的蒙古族人口隻有4.5％，維吾爾人卻占34.3％；在另一個蒙古人的自治州博爾塔拉，蒙古族人口的比例僅為6.8％，維吾爾人卻為13％。這無疑是當年政府精心設計的結果。在伊犁地區，則可以依托哈薩克人來製約維吾爾人。如果考察自然資源的分布，如幾大油田的分布則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這一點。
9.組建新的建設兵團。每年在全軍範圍內，征召一批有誌紮根新疆、建設西部的複轉軍人，並在複轉費、安家費、土地、住房、配偶，甚至醫保、提幹等方麵給予全方位的政策傾斜。每年征召的人員可控製在一個師編製左右，這樣不用十年，就可以有近十萬的準軍事力量進駐新疆。同時，積極鼓勵他們與當地少數民族通婚，凡娶當地少數民族女子為妻者，要大力在各種政策方麵予以支持，特別是在經濟方麵、從政方麵，獎勵力度要大，提職晉升要快。
10.要加強國際協作，讓恐怖主義失去生根發芽的土壤。要借國際上反恐的東風，積極進行國際協作聯合反恐，讓恐怖主義在世界各國無立錐之地。目前，世界上美、俄、英、法等主要國家都遇到了恐怖主義問題，彼此在反恐方麵都有強烈的合作願望。對此，我們要積極響應，尤其要積極尋求政治外交支持，通過情報信息共享、聯合反恐軍演、引渡恐怖分子等多種手段，在全球範圍內打擊恐怖主義行為。
（三）釜底抽薪，積極改變人文環境
治理一個地方最好的辦法，就是改變這個地方的人文環境。這需要有兩個要素，第一是人口結構，讓真心擁護國家民族統一的人口占據大多數和管理地位，包括管理階層和管理者所依賴的大眾階層，也就是力量源泉；第二是生態環境，也就是人生存的條件。
關於第一點，有兩個方法，第一就是團結和扶持當地愛國的少數民族力量，分化和打擊具有分裂傾向的人員和頑固分子。如乾隆皇帝所說“修一座廟勝養用十萬兵”。然而，由於狹隘的民族沙文主義思想在作怪，總有一部分民族異已分子不願融入中華民族大家庭的懷抱。國家富強的時候，他們會勉強留在國家的範圍內；可是一旦國勢衰落，他們就會鬧著獨立，試圖獲得更大的利益。所以這種以單純“示好”為目的的“修廟”、“供養”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也就是說，並不能很好地融合、團結當地民族；第二就是大量移民，使得愛國愛華的人口成為人口的主體，並且逐步團結、融合當地民族。這其實是張作霖控製東北的不二法門。每天幾列火車從山東等地拉人到東北，這恐怕是近代東北沒有被分裂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建國後生產建設兵團的成立，考慮的主要也是這條思路。讓我們來看看新疆建設兵團的分布：兵團共轄13個農業師，1個建工師，共計174個農牧團場及眾多的工、交、建、商企業。截止到2000年底，總人口242.79萬人，在崗職工70.37萬人。兵團所屬單位遍布全疆13個地、州、市，相當於在每個地區中都打下了一枚楔子，是掌握新疆政權的力量基點。可是，移民的政策目前在新疆也遇到了現實問題。第一就是物質基礎，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水。沒有水，顯然人就沒法活。新疆雖然大，但實際上多數是沙漠戈壁，按照新疆政府公布的數字，新疆95%的人口集中在占新疆麵積3.5%的綠洲上，在綠洲的區域上，人口密度已經200人，部分地區達到500人，已經與內地的地方人口密度相近，如果沒有新的水源，那麽，繼續移民的空間不大。
第二個問題是人口回流的問題。人口的回流是與社會的經濟發展水平、社會的治安狀況息息相關。據報道，新疆在過去的20年中，流失了超過20萬的高級技術人才。這固然是沿海地區經濟發展的磁吸效應，但它帶來的問題卻不容忽視。西部地區人才本來就相對匱乏，而這些流失的人才又是國家政權的依賴對象。因此，人才的流失直接削弱了統治階層的力量。事實上，人才的流失還將不可避免地導致經濟發展放慢，而流失的人才的示範作用，又必然會引起進一步的人才流失，這就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除非有外力製止——如西部大開發，否則不會停止。現在流回內地的人才主要是知識分子和技術人員，這還不太可怕。可怕的是漢族普通居民的大規模向內地回流，如科索沃塞族居民大規模向南聯盟內部移動一樣，那才是中國的噩夢，那也是前蘇聯失去中亞的前兆。當然，中國的特殊國情（如戶籍製度，暫住證製度）使得這種移動暫時不可能發生，但如果“東突”恐怖主義遭不到有效打擊，新疆的經濟水平遲遲得不到提高，那麽，這種人口的自發方向性移動將不可避免。
總之，反恐治疆，鐵血與懷柔兩手都要硬，絕不可有所偏廢。對待民族分裂分子和分裂思想，就是要敢於用鐵血手段予以無情打擊；同時，要恩威並重，大力加強新疆基礎建設，全麵發展新疆經濟，使新疆絕大部分民眾從思想上、感情上、行動上自覺融入中華民族大家庭懷抱。另外，對待“東突”恐怖主義和民族分裂思想，任何時候都不要放鬆警惕。有人曾經斷言，新疆分裂力量真正能夠起事的時機，隻有在中國內地出現嚴重的動亂，一時無法顧及新疆的時候。這種情況極有可能發生在在中國進入民主轉型期，中央政權控製力大幅衰減，整個中國社會陷入動蕩和紛爭之時。屆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肯定會利用各種手段，迫使當時處於軟弱狀態的中國政府讓步，同時扶持新疆的分裂主義勢力，整合其力量，然後再利用民族自決、全民公決、“人權高於主權”等說法，進一步幹涉新疆事務，等到聯合國維和部隊進駐以後，那也就是新疆分離之時。三十年代，新疆可以出現幾萬蘇式裝備的正規軍，我們自然而然可以想見出現幾萬美式裝備的正規軍也不是不可能。所以，一切的一切，最後歸結為一點：隻要我們內部不亂，隻要我們始終保證鐵血、懷柔兩手都要硬，那麽新疆就永遠不會分裂出去。
請閱讀更多我的博客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