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未來可能比晚清還不堪 結局更類似北宋
突如其來的憲政之爭，既不是新一屆中央全麵左轉的信號，也不是左派在毛澤東冥誕120周年之際重奪話語權的標誌，而是高層繼“南周-炎黃春秋事件”之後對自由派妄解中國夢的繼續阻擊，以便在秋季開會之前進一步統一思想：中國夢，隻能我解讀，你不能解讀，隻能我替你做夢，你不能自己做夢。擁憲派期待三中全會會深度涉及政治改革，是不現實的。
之所以下中央不會全麵左轉的結論，是因為其身份並未改變，仍然是黨和政府仍然是貪官和既得利益集團的代表。不管左右兩派怎樣解讀聖意，怎樣賣力地把總書記或總書記的父親往自己這邊拉，都是一廂情願。既得利益集團就是利益集團，它的最高準則是利益、是賺錢，哪怕坑害百姓、坑害子孫後代都在所不惜。既不是黨章上所宣揚的左派賴以為命的毛澤東思想，也不是憲法上所載明的右派勉強可作依靠的民主自由法條。經濟上開放，政治上封閉，隻能專政不能憲政，這就是正路，其它都是邪路或老路。利益集團明白：左轉，龐大的家族利益可能被清算；到手的幾十套房產會丟掉；右轉，不受限製的權力則可能會喪失。
普世派(“邪路”派)的最佳選擇是不參與，讓利益集團(“正路”派)和左派(老路派)自己鼓噪，他們能從理論上將82憲法都否定了才好。其實，對於反憲政這股逆流，即便是擁憲派不上陣反駁，當局也會叫停——利益集團才真正害怕無法無天。如同中美不能為敵不可開戰這樣一個大話題，不用普世派提醒，當局自己都會竭力維護——美國才是利益集團最放心的避風港。這一點，連王立軍都不會犯糊塗。
左右兩派的知識精英，都喜歡到利益集團刻意布置的話題中去扮演角色，陷入意識形態之爭的泥淖之中。每當高層提及不否毛時，左派便以為聖意要左轉，迅速跟進，鼓噪一通，幻想再舉毛的旗幟。其實，利益集團根本就不敢重返毛時代，隻是想利用左派階段性地壓製一下自由派而已。每當高層做出一點改革姿態時，自由派就會鵲起，不惜用溢美之詞把他們往改革神壇上推舉。其實，利益集團不過是想把他們重新拉回到對政改的期待與幻想之中而已。
借右抑左，縱左打右，是利益集團在左右兩派之間走鋼絲的基本策略，迄今是成功的、有效的。未來仍將采取這一策略，在趨勢性變革到來之前這一策略仍將有效。這不僅是由利益集團絕對掌控國家資源所決定的，也是由左右兩派的弱點所決定的——左派的主張脫離當代中國的實際，不知變通，固執地視右派為敵人;右派則從未擺脫對利益集團的幻想，同時又難以消除對左派的鄙視。“走鋼絲策略”自胡時代實行以來，已逾十年，除了實現了當局所追求的維穩目標以外，也帶來了極其嚴重的負麵結果。其一，利益集團惡性膨脹，吞噬了整個國家。他們不僅認為自己“盜者有道”，甚至還認為“不盜者無道”，公然要求為全民建立道德檔案，在平民臉上刺字。其二，中產階層慘遭剝奪，構建公民社會更加艱難。其三，政改無法啟動，共識幾近破裂，中右人士集體左轉，動蕩因子驟然增加。
深刻認識利益集團
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中國的政局將始終由利益集團所掌控，左右兩派對此都將束手無策。而在同樣長的一段時期內，左右兩派的交集仍然很少，仍然走不到一塊，仍將被利益集團分而治之。2009年12月20日，溫鐵軍在一次講座上說：“中央對付金融危機的辦法是印票子，通過通貨膨脹來轉嫁危機;中國接下來的趨勢會是東亞財閥模式。”聽眾之一的黃文治先生事後撰文分析道：“中共未來走向隻能是東亞財閥模式，中國的幾代人，尤其是大學生和中產階層隻能當默默無聞的犧牲者，成為轉嫁危機的對象。中國要想構建真正的公民社會很難。”近四年來的社會發展現實表明，溫的預言和黃的分析是切合的。中國的財閥集團已基本成型，顯性的是依附於官家的民營集團，隱性的也是主要的是那些由紅後們掌控的所謂國有集團。
東亞財閥模式最成功的首推日本，其次是韓國、台灣。犀利公對健康的財閥模式並不排斥。日本的六大財團(三菱、三井、住友、富士、三和、第一勸銀)，韓國的五大財閥(三星、現代、SK、LG、樂天)，都對戰後各自國家經濟的發展以及國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了極大貢獻。然而，中國大陸的情形卻不一樣，存在諸多問題：(1)幾百家紅色權貴的財富是在公有製幌子下竊取的。(2)日韓台財閥在成長的同時幫助實現了民富，而中國財閥的崛起是以剝奪民眾為代價的，積有民怨。(3)日韓台在財閥模式的構建過程中，注重公民社會的同步成長，以很小的代價結束了威權統治，最終形成了穩定的民主法治社會。而中國的執政者卻以迅速崛起的財閥勢力為依托，不斷強化威權體製，進一步加劇了官民對立和社會分裂。大陸財閥集團的不健康成長模式，也淫及香港。1997年以前，十大財閥治港，很和諧，而97之後每況愈下，原因就在於港閥也學會了官商一家，特首也學會了特權腐敗。港民稱之為“人民大會堂現象”。
對這個主宰中國命運的利益集團的特殊性，我們的認識還遠遠不夠。
利益集團的主體——各級官僚(新老紅後)，有三個特性：(1)信仰上，隻信利益，不信馬列毛鄧三科，也不信普世價值。(2)基因上，傳承自紅一代，崇拜實權，忽視人權，轉型成佛的可能性較小。普世派常常拿蔣經國、樸槿惠、昂山素季為例，以此來證明強人的後代也可能皈依普世價值。但他們忽略了一個基本事實，無論是前蘇聯、東歐，還是朝鮮、中國，紅色強人的後代，幡然醒悟者很少。有些紅後甚至在西方接受過較長時期的留學培訓，回國之後照舊走父輩祖輩的老路，極權的誘惑力之大可見一斑。(3)人格上，分裂型，一邊在西方法治國家將自己的子女和財產安排好後路，一邊向國民宣傳西方是罪惡的;一邊宣揚共產黨人沒有自己的利益，一邊拒絕財產公示。近年來還出現了一種很反常的現象，一些紅後，為了維持紅色身份以便於撈取特殊利益，不僅否認毛時代造成上百萬知識精英被殺和數千萬無辜平民的非正常死亡，甚至還否定毛對自己親身父母的極度侮辱和殘酷迫害，轉而站到為毛開脫乃至謳歌的陣營之中，大搞曆史虛無主義，反將帽子扣到曆史覺醒者的頭上。凡此種種，反映出他們在信仰上、基因上以及人格上存在的重大缺陷。依靠這樣的群體來引領中國走上真正的憲政之路，自然是不切實際的。
利益集團的最高代表——執政黨，也有很多特性，集中表現在對待政改這一重大問題上，就是“5+2”條件對它所形成的嚴重製約。前五個條件是榮劍先生提出的，簡述為：(1)改，有可能動搖國本;(2)改，有可能對現有的既得利益集團形成巨大衝擊;(3)改，意味著對重大曆史遺留問題的清算;(4)改，意味著傳統治理模式的重大調整;(5)改，考驗國家統一、民族團結。後兩個條件是筆者提出的：(6)政治的惰性——現體製隻要還能維持就不要輕易改變;(7)曆史的慣性——再不堪的體製在中國都有可能存續較長的歲月(由傳統文化和國民性所決定)。
通過對利益集團的主體及其最高代表的分析，對於主動政改的可能性，基本上可以得出否定性結論。排除了政改，中國的轉型還剩下革命和外戰兩途。吳思先生近期發表了兩篇文章(《中國不會爆發革命》、《政改的預測框架》)，通過對五級社會危機和八個社會群體的分析，得出未來十年中國不會爆發革命的結論。筆者以為是客觀的。從日韓台經濟起飛的經驗來看，在過了快速成長期之後，隻要還有3%的實際增長率，即可保障供給、穩定社會、抑製革命。對中國而言，還需加上2%的腐敗成本即利益集團準備金，再加上2%的統計水分，則GDP增長率達到5%(幹)或7%(濕)即可。未來十年，習李應該做得到。當然，還有一種革命，即執政黨的內鬥，如同左派所定義的薄事件那樣，未來十年也不能排除。執政如同股市坐莊，莊家做局，怕的不是散戶搗亂，而是其他莊家拆台。想把黨內各個莊家攏到一起，並不容易。基於立威的需要，習從毛那裏尋找一些手段資源也是有可能的，但這不代表向左轉。下連當兵、司令對調、洗澡治病，其實都是毛的發明。
中國特色專製體製的終結，不大可能緣於革命，更不可能依靠經國式自覺;有可能因於利益集團的內訌，也有可能肇啟於一場把控不了的外戰。外戰的可能性不能排除，是我在多篇文章中分析過的，此處不贅。若如此，則未來中國所走的道路將類似於晚清，而命運結局更類似於北宋。
晚清之路徑，北宋之命運
本文標題有兩層含義，或者說是兩個判斷，一是說未來中國政治的腐朽程度可能比晚清還不堪，二是說中國未來命運之結局可能比晚清還不如。
第一個判斷的依據是：晚清政治黑暗、吏治腐敗，但多少還存在一些抗衡因素，如地方大員擁有財權甚至是兵權，民間社會擁有經濟、出版、結社、言論、遷徙等自由，延續千年的鄉紳治理模式還基本健全。而今日之中國，權力的毛細血管已經深入到每一個村莊、每一條街巷，除官家之外不存在任何一種社會自發治理力量，嚴密的官方組織結構和強大的輿論控製體係，足以打造深不見底的貪腐與黑暗。
第二個判斷的依據是：入侵大清的列強十幾個，但真正想肢解中國的隻有日俄，而今天懷抱此心的至少還要加上印越菲三個。在美國等列強的幹預下，晚清的主要版圖得以保全。而未來外戰之時，還會有別國這樣堅持嗎?
晚清走過的路徑大致是：洋務運動34年(1861-1894年)，維新變法4年(1895-1898)，清末新政5年(1901-1905)，預備立憲5年(1906-1911)。從經濟改革的第一年即1861年起算，到辛亥革命興起預備立憲終止的1911年為止，晚清挺了整整50年。期間，政治改革經曆了“改革-停滯-倒退-再啟動”的曲折反複，最終夭折。原因就在於，在慈禧的僥幸拖延以及利益集團的頑固阻擾下，政改錯過了幾次最佳時機。到1906年慈禧決心想改時，她不僅沒有了時間，也失去了共識基礎。
把持晚清政壇的利益集團主要由兩部分人組成：以滿人為主的王公貴胄，以漢人為主的地方大員。太後皇帝是他們的招牌，改良立憲是他們的口號，其目的都是為了最大限度的攫取利益。擁戴太後是為了專權，鼓吹洋務是為了謀利。外強入侵時，大家都忙於自保，平日裏所言朝廷的利益、國家的安危，統統棄之不顧。在虛假的對黨(朝廷)負責對黎民負責的口號聲中，為了自身的利益，人民與國家便成為利益集團隨時可以出賣的對象。
晚清利益集團的最後代表是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集團。他們先期遊走於太後黨與維新派之間，後期又遊走於保皇派與革命派之間，口頭上喊的是忠於朝廷，私下裏還偶爾向維新派和革命派贈送一些銀兩，而骨子裏卻是謀劃攫取最大的利益。從他們聰明的表演，以及最終完成了替清廷收屍並攫取了辛亥革命勝利果實的大結局中，我們可以看清利益集團究竟是一群怎樣的貨色。
北宋的結局可以用慘痛來形容，也可以用想不到來描述。說慘痛，是因為兩任皇帝，諸多後妃、皇子、公主被擄去金國，受盡淩辱，慘死無數，靠精細農業和發達的手工業所積累起來的百年財富被洗劫一空。說想不到，是因為宋朝國富兵多。據測算，徽宗時期的宋朝GDP占到全球60%，常備軍在百萬以上。然而，自太祖成功上位之後，建設軍隊的宗旨就不是抵禦外敵，而是忠於朝廷，對內維穩，並形成祖訓。為了防止他人效法黃袍加身，宋官家主要選用外行當將軍，任命宦官做統帥。立國第167年(1127年)，國土被肢解，殘存的權貴渡江南逃，偏安一隅。
2010年中國的GDP約占全球的10%，樂觀者認為到2040年這一比例將上升到40%，而美國的GDP屆時僅占全球的14%，歐盟隻占5%。這一預測據說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福格爾作出的，筆者無從考證。按照林毅夫的“後發優勢”理論以及他的隻能重投資不能重消費的經濟刺激方略，這一數字有可能達到。即便是達到徽宗時期60%的高度，這種由利益集團享有、與平民福祉關係不大的輝煌數字，能夠為我們擺脫北宋式的厄運嗎?我以為，對於模仿能力比較強的中國人來說，一定時期內的後發優勢是存在的，但接下來便是“後發劣勢”。楊小凱先生在20多年前就已經發出過這一警告：後發國家在取得一定的成就之後，就會放棄製度改革的努力，一旦模仿空間消失，製度滯後的危險就會顯現出來。今天的經濟困境和社會危局似乎正在驗證楊小凱的預言。檢驗“宇宙真理”的時間或許不會太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