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複：強烈懷疑後人托偽。如此雄文咋早沒發現？

網上熱傳了一篇據說是毛澤東青年時代的一篇“新發現”的文章，題為《心之力》。我不研究毛澤東，但粗看此文，顯然不可能是青年毛澤東的作品。

首先，1917年，正是一次世界大戰進行之際，在這篇橫論中外時局和抒發作者誌向的文章中，竟然無一字涉及如此重大事件。

其次，“封建”一詞，在馬克思主義未傳入中國之前，多指周代製度。文中的“封建”顯然指專製中央集權的時代，顯然不可能成文於1917年。“洋務運動”也是後人的提法，在1917年根本不可能有這個詞匯。

最後，行文許多地方修辭、造句，不合古文習慣多多。例如：“貪腐國賊舉家富貴，萬眾民脂民膏皆被劫掠”，古文正反對比講究對仗，上下句字數不等，“萬眾民脂民膏”與“貪腐國賊”不對仗，“皆被劫掠”與“舉家富貴”不對仗。“今無人於海內查處、治罪，於海外統計、堵截”，簡直就是大白話。

據此，可以基本判定，此文必係後人托名之作，甚至是近年的作偽。“於海外統計、堵截”貪官，不就是近十幾年才可能有的想法和做法嗎？

鑒別托偽，是曆史學的基本工作之一。鑒別方法很多，最基本的就是看偽作所涉與時代背景是否一致，包括事件、器物、詞匯、景物和人事等等。後人托偽，與當時畢竟多有隔膜，難於事事吻合，總有破綻之處，隻不過露多露少而已。像《心之力》這樣的偽作，從作偽技術上論，可以說十分拙劣。既拿不出“原件”，又在文字上不斷露出大破綻，所以一眼便能看出。但有不少托偽之作，高手所為，史家非經千辛萬苦，嚴密論證，難作定判，在古文獻中至今仍有一些真偽難辯。

托偽之作，動機十分複雜。恐人微言輕，高論卓識難以布世，假古聖先賢之名而作者有之；情懷高遠，非借古人之名難以抒悲情雄風者有之。這些詩文雜側於古代經典、文集之中，未嚐不是精品，但造成後人誤判史實之不良後果，亦複不小。今人托偽，影響最大的莫過於“總理遺囑”。《心之力》，隻是托偽而已，掀不起浪，也不會給後人造成真相如何之煩惱。曆史專家的造偽，有時會引起一些麻煩。記得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有位曆史工作者造了幾件石達開的文書，連“原件”都能拿出來，曾引起小小的轟動。過兩年還是被其他專家證偽了，結果身敗名裂。《坎爾曼詩簽》的作偽，讓郭沫若先生看走了眼，認為是唐代真跡，那是因為輕信這個東西直接出自文物部門的“發掘”。至於新出現的“李自成登極詔書”，我想史學界不會沒有警惕性。這類為名為利而托偽，古已有之，於今為烈。至於賣價以萬計的文物作偽，如果沒有文物部門的“後台”，大多隻能進入收藏者的房櫃，一般是進不了曆史學家的“法眼”的。作偽，是人類曆史活動中的一種常態，鑒別真偽，也就成為史家的經常性工作之一。

經常有先生對文獻、文物作偽幹擾曆史研究而憤慨不已，我想，這不必要。既然在搞曆史研究，你就不得不麵對曆史上和現實中的作偽。隨著證偽的事實越來越多，人類作偽的曆史也就可以成為“專門史”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作偽與證偽較量、演變的曆史，可以成為這個“專門史”的主要內容，其中所反映的曆史信息同樣是十分豐富的。

《心之力》顯然不是為名為利的托偽，其動機究竟是什麽呢？我想，看一下原文，讀者不難作出判斷，無須我囉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