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中日戰爭，必將打出一個紅彤彤的、光明的新中國，懇請所有國人認真的讀完！
隻有日本人，能夠救中國
這是一個創造曆史的時刻，很少有人在一生中能夠碰上。1月31日，東海海域，日本護衛艦與中共軍艦發生對峙。突然之間，戰爭一觸即發：中方首先用火控雷達瞄準日艦，日方立即拉響戰鬥警報，導彈也對準了中共軍艦。
一方用引導導彈、艦炮的火控雷達瞄準另一方，就像拿槍口對準腦門，等於宣戰。想象一下吧，如果某個日本軍人，先下手為強，瞬間按下了導彈發射按鈕，這個無名小卒將即刻成為推動曆史的巨人，他的名字會永留青史。
曆史上的兩次中日戰爭都帶來了新中國的誕生：一次是國民黨的民國，一次是共產黨的中國。1894到1895年的中日甲午戰爭，逼出了慈禧太後的政治改革，不僅使中國成為自秦始皇以來最自由的國度，而且催生了革命，迎來中華民國。如果不是1930年代發生的第二次中日戰爭，中國早已實現民主、自由、憲政、早已成為世界強國。中國共產黨像所有的黑手黨一樣，趁火打劫，趁著第二次中日戰爭，竭力擴張軍隊和地盤，戰爭結束後依靠蘇聯的金錢和武器，推翻中華民國，建立起有史以來最黑暗最腐敗的政權。
如果第三次中日戰爭打響，哪怕隻是一場局部戰爭，結果不難預測：中國必敗，日本必勝。究其原因，無非就是兩點：一，極度腐敗又不受任何監督的共產黨軍隊，二，中國的房地產搞得燈紅酒綠、低科技的山寨有聲有色，但是高科技和世界先進水平越來越大，自己無法製造，隻能從俄羅斯買所謂高科技武器，實為俄羅斯人認為已經過時的垃圾貨。
以這次兩軍對峙為例：當中方瞄準日艦時，日方的反製係統自動啟動，幹擾了中方軍艦雷達的“瞄準準確度”。也就是說：即使中共軍艦首先開炮或發射導彈，命中目標的幾率不會大。而日方的迅急反擊，將會打沉對方。
日本人的勝利意味著中共政權崩潰。
從1949年中共建國的第一天起，曾有過多少次多少人預言著中共的即將垮台，然而，彈指之間六十三年過去，哪怕經曆了人為餓死三千萬、文革災難、六四屠殺，中共政權依然完好存在。眼下人們津津樂道的政治危機、社會危機、經濟危機，都動搖不了中共政權。原因很簡單：中共不僅握有充裕的金錢，而且統治手段既凶狠，又靈活、狡詐。
戰爭將改變一切。一旦開打，用不了多久，中國股市的股票將跌成廢紙，並觸發千萬股民的街頭抗議。數億儲戶因形勢不穩擠兌銀行，由於四十萬億元存款已被中共用盡，結果將是全民暴動。更不用說海洋運輸線被戰爭中斷後造成的經濟大亂。而中共內部你死我活的權力鬥爭、軍事政變，隨時都可能發生。即使共產黨有再多的軍警、特務，也控製不了局麵。革命爆發了可惜，發射按鈕未能按下，曆史性的時刻被錯過。但，這個按鈕遲早會按下去，因為中日之間，必有一戰。
全球支持收複釣魚島的同胞們，人不分男女老幼，地不分南北東西，為了讓共產黨早點垮台，請把愛國主義旗幟舉得更高，務必格外努力，催促中共開戰。
為了不丟麵子，為了不被罵成賣國政府，為了表現強硬，為了顯示大國已經崛起，中共將不得不戰，硬著頭皮開槍。
隻要中日一開戰，共產黨必敗，中共垮台後誕生的新中國，必定是一個民主、自由、強大的新中國。到那時，收拾小日本以及收回被俄羅斯霸占的四百萬中國固有領土才會有真正希望！
西安事變一直在我黨官方曆史上有重要地位，被說成是當時民心所向的標誌。但是官方宣傳一直故意忽略一個重要史實：很多積極策劃 和實行兵變的東北軍軍官後來都當了漢奸。這些漢奸先是在日本人和汪偽那裏做官，後來又在“新中國”安享榮華富貴。他們的人生軌跡就這樣清楚地描畫出了日本 侵華和我黨成功之間的關係。
這些漢奸中最出名的是孫銘九。孫西安事變前是張學良的警衛營營長，執行了張的捉蔣命令。西安事變後，張學良被國民政府軟禁在南京，東北軍的主要將領主張和 平解決，但企圖以營救張學良為名義趁機從高級將領手中奪權的孫銘九卻一意孤行，要和中央軍武力相見，為此他濫殺無辜，東北軍主要將領王以哲，蔣斌，宋學禮 等都死於他的手。這場東北軍的內亂不但直接導致了東北軍的解體，而且使得古城西安慘遭兵火之焚。為了個人野心闖下了這場彌天大禍後，……孫銘九幹脆投靠了 汪精衛政權，擔任汪偽駐河南的特派員，後來又跑到山東當了日偽保安副司令。
孫銘九這個漢奸的級別還不是最高的。張學良的參謀長鮑文樾擔任了汪偽政府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代理軍政部長等。抗戰後因漢奸罪被捕，1946年被國民政府處決。
西安事變前張學良那裏有個抗日同誌會，實際上是我黨的秘密組織，其書記應德田專門給張學良提供所謂的抗日思想和理論，還編寫過《抗日理論與實際》的小冊子，可以說嘴上比誰都更愛國，也因此深受中共讚賞。但西安事變後他投靠汪偽政權，當了河南省教育廳廳長。
在西安事變中最忠實執行張學良的捉蔣命令的東北軍騎兵六師師長白鳳翔後來擔任汪偽東亞同盟軍的指揮官。1943年失去了日本人的信任被毒死。
張學良副官兼機要秘書苗劍秋曾經一再鼓動張學良策動西安事變，說不要替國民黨打內戰。但西安事變後來卻順利出境到了日本，當了漢奸。
張學良的弟弟張學銘參與了西安事變，之後長期在海外，但到了1943年居然加入汪偽政權得了個軍事委員會委員的頭銜。
這些漢奸，凡是沒有死的，後來又愛上了“新中國”，1949年之後不是受到重用，如張學銘在天津市當高級幹部，便是安享晚年，如孫銘九苗劍秋等人老死在政 協。但在中共官方公開的資料中，他們當過漢奸的那段曆史常常被刻意隱瞞或淡化。不但如此，他們還舞文弄墨，美化自己，醜化國民政府和蔣介石，尤其是把那些 被孫銘九殺害的東北軍將領說成是蔣介石的特務，從而把自己的殺人罪一筆抹掉。他們關於西安事變的文字是1949年以後偽造和篡改的整個中國近代史的一部 分。
改變了中國命運的“西安事變”在海峽兩岸，國共兩黨的曆史中一向有著截然不同的敘述和評價。我黨說它是愛國的，國民黨說它是禍國的。究竟誰說的有理，外人 和後人隻要看一看這起事件的主要策劃者後來的言行就知道了。一個政治事件中的主要人物都成了日偽漢奸，它所策動的那個事件難道可能是愛國和抗日的嗎？
孫銘九這些所謂的“愛國者”，實際是政治流氓和軍事賭徒，“愛國主義”在他們那裏成了無法無天和隨意殺人的遮羞布。所謂“愛國主義是流氓最後的庇護所”用 在他們身上再合適不過了。他們所策動的西安事變，符合日本帝國主義的利益，因為事件的後果是中國名義上是抗日了，但日本人再也不用擔心一個政治統一上下齊 心的中國的存在了，有人在那裏合法地拆國民政府的台，起到了日偽軍起不到的作用。正是出於這個原因，日本人和汪偽都慷慨地收留了這些“愛國者”，按功領賞 嘛。
西安事變根本沒有什麽民意，就是一起兵變。它打著愛國的旗號，實際是誤國和禍國，最後主要參與者都順理成章地叛國做了漢奸。這個過程，也可以拿來對認識今天那些成天喊打喊殺的“愛國憤青”們做一個參考。
在“偉光正”那裏，“愛國”當然就是以自己的黨派利益為標準。西安事變時，“愛國”的標誌就是反蔣。愛國和反蔣是同義詞。隻要能削弱和損害中央政府的權威 和地位，隻要能幫助“偉光正”地方割據，這樣的事都是愛國的。哪怕那些“愛國者”後來都當了漢奸，他們幹的那些叛國事還是愛國壯舉。
